一種線索 楊富閔、鍾秩維
本書的編輯起因於楊富閔、鍾秩維對郭松棻、李渝文論與文獻的長期關注。我們留意到郭松棻寫過不少文藝評論，至今仍散見於報刊；同時也陸續發現一些此前未及編入《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二〇一六）的李渝文評：這批稿件若能彙編結集，對於後之來者的吾人重新描繪郭、李文業的版圖，當能發揮正面功效。當我們將此一構想向郭珠美老師提案時，珠美老師非常樂見其成。除了願意共同承擔編輯工作之外，珠美老師進而通過家人的視角，為郭松棻何以如此寫小說的養成軌跡，提出寶貴的第一手觀察。郭松棻少談家庭狀況，珠美老師的補述毋寧難能可貴，有助於讀者遊歷郭松棻晦澀的文字花園時撥雲尋徑。
李渝一直以來都有撰述文藝評論的習慣，甚至曾出版多本文論集。本書在既有成果上補充佚文，共收錄〈讓文學提昇政治，讓文學歸於文學：「江行初雪」不是政治宣言〉（一九八四）、〈寫實主義和先進風格：從繪畫到文學——兩種筆法，兩種文字〉（一九八六）、〈明燈〉（一九八七）、〈索漠之旅〉（一九八七）、〈月光傾向：有月光的三篇小說〉（一九九五）五篇文章。〈讓文學提昇政治，讓文學歸於文學：「江行初雪」不是政治宣言〉與〈索漠之旅〉夾敘夾議，李渝一方面評論臺灣文學現況；另一方面對島嶼文化狀（病）態剴切陳詞。其餘三文則更專注於文藝文本的探討，分析對象從西方現代主義大師，談到中國三〇年代作家作品，乃是典型的李渝文論取樣範疇。言在此而意在彼，儘管大部分時候都沒有直接、深入地解析臺灣文本，但是李渝文藝批評最內核的參照系統，她啟動議論的出發點，始終圍繞此間文壇狀況。換句話說，李渝文論的洞見與不見，她對特定議題——譬如政治強納文學為禁臠——的「過敏」，應當重新脈絡化以臺灣文學史的發展，兼及再度座標化以文學場域的位置，始能更周延地評估。
相較之下，郭松棻所留下的評論文字在數量上頗為有限，前前後後不過本書所輯錄的九篇文章。此九文斷斷續續寫於一九六〇至一九九三的三十餘年間；並且，雖在廣義上，九文都可視為郭的文藝論述，不過倘若細究寫作方式，或者釐清為文目的，各篇文章實際上不完全同調。九文大致可分為四類：
其一為文學評論，包括〈荒謬論者卡繆〉（一九六〇）、〈談談臺灣的文學〉（一九七四）、〈蓋世比：美國七十年代的英雄典型？〉（一九七四）和評述木心散文的〈喜劇・彼岸・理性〉（一九八六）四篇文章。
其二為藝術評論，以〈大臺北畫派一九六六秋展〉（一九六六）與〈一個創作的起點〉（一九八九）為代表，分別討論好友黃華成、父親郭雪湖的畫展／作品。
其三大可視為一種文評結合政論的混雜文體，這類文章大抵都寫於保釣時期，例如〈文學與風土病〉（一九六八）、〈阿Q與革命〉（一九七一）二文。
其四為〈小說初讀九則〉（一九九三）。本篇原本署名「董維良」，收於前衛版《郭松棻集》充當附錄。不過根據晚近家屬捐贈臺大圖書館的郭松棻手稿，我們終於得知原來董維良竟是郭松棻化名；此文實為郭松棻自評之作。睽諸本土或世界文學史，作者戴上他人的面具為自己著作發言的例子絕非少見。〈小說初讀九則〉為我們鉤沉郭松棻創作的動機與軌跡留下珍稀線索。
扼要言之，郭松棻的文論——如同他的政論——基本上都寫於一九七〇年代投身保釣運動的時期，其文立論遂多鏗鏘言詞，藉以背書一己左翼的意識形態信念。然而較之於一般政治文宣，郭松棻畢竟腹笥寬闊。其人論述的雄辯姿態尤可透過發表於同一年的〈談談臺灣的文學〉以及〈蓋世比：美國七十年代的英雄典型？〉領略：這兩篇文章都通過犀利的筆觸，表達對於時局和世情的明徹剖析；其中，〈談談臺灣的文學〉的主要意見更輾轉經香港折返臺灣，成為七〇年代下半葉，鄉土派文史認識的關鍵基礎。
其餘發表在六〇與八〇年代的文論亦同樣深具價值：前者為青年郭松棻富於沉思的前衛行動留下紀錄；後者所鎔鑄的關鍵字（譬如「彼岸性」），則裨益於我們管窺在淡出保釣後，郭松棻文藝思想的轉變。歸根究柢，若欲更整全立體地繪測郭松棻文學理念演變的輪廓，這一些文獻不可或缺。
比較特別的是，本書同步規劃「手稿文獻」編，收錄郭松棻兩篇未出版的手稿：〈一次沒有參加的座談會〉以及〈介紹《沸騰的群山》〉。自從郭松棻手稿捐贈臺大圖書館（二〇一九）以來，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顯露對這批材料的高度興趣。然而實際上，容或程度有別，郭松棻手稿絕大多數皆為斷簡殘篇，並不容易整理出版。〈介紹《沸騰的群山》〉是少數例外：郭松棻可能曾經有意要出版此文，故而在檔案中已有打字版；此文錨定紅色經典《沸騰的群山》（一九七一）為分析對象，從行文中洋溢的肯定中共革命的激情來推敲，當完成於郭松棻熱衷保釣活動的時候。《沸騰的群山》座落在中國東北的寂天寞地，主旨在敘述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方礦區如何打破階級偏見，合力復興生產的曲折故事。而人在太平洋另一端的郭松棻賴此書以遙想中國革命，以認可傳統勢需推翻的不可逆，其精神史途徑毋寧同樣複雜。
〈一次沒有參加的座談會〉則是一份完成度頗高，思路亦屬明朗的手稿。如篇名所示，這篇文章交織對於一場座談會發言的設想與否想。在出席與缺席的辯難中，郭松棻娓娓道來一己難以／創作的始末，兼以藉由長短不一的段落，聊述本身投射在文業的隨想期許。以內容論，這篇文章無疑是難得一見的郭松棻對於「何為寫作」，又「寫作何為」的反思自剖，應當得以和〈小說初讀九則〉，以及他的小說名篇〈論寫作〉對照研讀。而以形式論，〈一次沒有參加的座談會〉將完未完的曖昧時態，在場復消失的撲朔情形，乃至本書呈現上，手稿原文與編著註解共同（不）在的（不投機）對話，在在彰顯寫作／閱讀作為「多重渡引」的後設本然：書寫以「彼岸」——在技術上是抽離的視點，在倫理上是救贖的接駁——作為預設；但是書寫對於「彼岸」的承諾卻是模稜兩可。
即使隨時可能遭遇書寫的背叛，文學對於郭松棻、李渝而言，興許還是反抗陳規，護持存有的「最後壁壘」。基於文字的磐石，寫作仍嚮往知音的閱讀；讀與寫推到極致，竟是「有痛苦，有高興，甚至只要認為對方是自己人，還可以掀起衣服讓他看看自己身上的瘡疤」般的生死與共。在郭、李的情況，寫作不啻為本真賴以棲居、藉以展開的行動。
本書故而以此篇名之。
本書各篇文章散落海內外刊物之中，蒐集的工作並不容易。編者由衷感謝許明德、陳芳代、張詩勤與鍾夢婷諸位朋友的惠予協助。我們同樣感謝李秉樞在手稿謄輯與文章校對上的幫忙。最重要地，感謝九歌出版社在出版業爭取轉型之際，仍願意支持這樣一本厚重文學評論集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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