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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春秋：管仲的舞臺
春秋時期，由於王室實力的衰退，對各諸侯國都想壯大勢力提供了機會。「血而優則仕」漸漸地被「學而優則仕」所衝擊、取代，有才能的人，迅速脫穎而出、大展宏圖。春秋時期也正是因為有了人才觀的變革，爭霸才得以如火如荼地展開。
「管仲射小白」是一個經典的故事，說的是西元前六八五年，齊襄公的兩個弟弟公子糾與姜小白為搶奪王位時發生的事。為了阻止小白趕回齊都臨淄，管仲帶兵堵截，並趁眾人不注意，突然射箭，命中小白胸部。當然這一箭只射中了小白的帶鉤，小白急中生智，咬破舌尖裝死倒地，騙過眾人，然後日夜趕路，搶先到達臨淄。
津津樂道之餘，人們往往不會注意這樣一個細節。
我們說到管仲的時候，眼前浮現出的一定是一個氣宇軒昂的文士形象，可是，他的箭法居然如此之好，一箭射去，竟能正中公子小白胸口，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從一個敵人到他的宰相
我們來看看管仲的身世。
管仲，周王同族姬姓之後。但到了管仲這一系，早已喪失了貴族身分，家道中落。等到管仲出生的時候，管家只是齊國一戶貧困商人家庭。但管仲命好，生逢其時。恰遇到從西周到東周的社會根本性轉變的良機。
夏商周時代，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各式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於是便形成了貴族子弟才有資格入學、當官這樣一種定規。所謂「血而優則仕」，也就是一種世襲制。
然而，西元前七七〇年，新繼位的周平王遷都洛陽，即史書所說的「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為了謀生，只能私自教學，於是「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學生入學條件較西周時大為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就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脩」（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範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人」。
春秋以前，貴族子弟入學的課程是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禮有大射、鄉射，樂有軍樂，射、御除田獵外，也都是作戰技術，這四科皆為軍事課目，只有書、數才為數學、文字、典章等民政知識。由於國家教育體制的推薦，全社會也崇尚六藝之學，管仲的出身有點類似八百多年後的劉備——知道自己出身卑微，只能透過能力和努力來博取功名富貴，因此管仲自幼刻苦自學，通詩書，懂禮儀，武藝高超也就不足為奇了。
齊桓公姜小白的「新政府」成立的時候，小白的師父鮑叔牙是最有競爭力的主政大臣人選。鮑叔牙不僅教育並擁立小白有功，而且能力出眾，群臣基本上對由他出任「新政府的總理」沒有意見。齊桓公在任命前例行徵詢鮑叔牙的意見，誰料到鮑叔牙固辭不受，反而極力建議國君將國家大權託付給好友管仲。當年他們曾一起做生意、走南闖北，鮑叔牙對他十分了解， 也十分欣賞。
齊桓公一聽，立刻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一樣。
齊桓公對管仲的排斥，除了射向胸前的利箭和難以忘卻的仇恨外，更是出於維護齊國政治傳統和宗法制度的考量。
管仲出生於商人家庭。在世卿世祿的貴族政治風氣還很濃的春秋早期，任命一個商人擔任主政大臣匪夷所思。勢必遭到巨大的人力和制度障礙。
此外，管仲的人品也有些問題。齊桓公對鮑叔牙說：「我聽說，從前管仲和你一起作戰的時候，總是躲在陣後，或者搶先逃跑；管仲和你一起做生意的時候，出力少卻總是拿得最多； 管仲的仕途非常不順，三次被國君排斥。你憑什麼向我推薦這樣的人呢？」
鮑叔牙回答道：「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夷吾即管仲，鮑叔牙此番話的意思是，如果您只是想讓齊國成為強國，那麼任命我或者高傒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想讓齊國成為春秋霸國，那就非把國事託付給管仲不可。「管仲做生意時的確很在意錢財，那是因為他家境窮困，需要養家；管仲在戰場上不敢衝鋒在前，那是因為他家裡有老母親。」
鮑叔牙重本質輕小節的一番話，最終打動了齊桓公。不唯身分論英雄，管仲就這樣鯉魚躍龍門，從齊桓公的敵人，變成他的宰相。
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
新官上任前，管仲和齊桓公有一次長談。
管仲微笑著對齊桓公說：「臣雖蒙受主公恩寵信任，但賤不能臨貴，臣爵位卑下，恐難施政。」管仲這個要求，真有點匪夷所思。齊桓公轉念一想，卻是實情，既然國家要託付與他，他要實權就該給他。於是齊桓公答應了這第一個要求，封國相管仲為「執政之卿」，位在高、國二卿之上。
「謝主公恩賞。臣雖已貴為上卿，然貧不能使富。」原來是要錢，管仲還真是「貪得無厭」啊！
「臨淄各市，有司所得稅賦十分之三歸國相所有，國相富可敵國了。」齊桓公說，然後得意地看著管仲。
「臣蒙主公賜以富、貴，然疏不能治親。」管仲謝恩後又提出了第三個要求。
齊桓公一聽，愣住了。齊國姜姓，高、國二氏及其他大夫，要麼出自公族，要麼有聯姻之親，雖齊國任人用政不像魯國那般強調親貴，但以管仲貧寒士族出身，族中又無近親與權貴聯姻——在宗法關係尚存的時代，起用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外人來主管事務，周圍這些沾親帶故的大臣會怎麼想？
齊桓公沉吟一下，突然想到齊國開國之君太公姜尚的故事， 當年太公為周文王師，後又輔佐武王，一個外姓人，後來被武王尊稱為「尚父」，可依此例吧。「這樣吧，寡人敢稱國相為『仲父』，寡人執晚輩子侄之禮，命國人不得稱國相之名，皆稱字，國相以為如何？」
霎時間，一股從心底最深處湧動的熱血，在管仲胸膈之間開闔鼓蕩，以致言語艱難：「昔日罪臣，辱蒙主公託付國事，逾格恩寵，粉身難報。」
當時間過去兩百多年後，孔子如此評價這個歷史片段：「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伯。」——即便如管仲之賢，如果不能得到這三大權力，就不能使齊國面南稱霸。
稱霸是前無古人之事，當用非常手段。管仲這麼想，可以理解。齊桓公能答應這三個「離譜」的要求，就很令人深思了。 不僅是他個人性格使然，天子衰微禮崩樂壞，宗法制度受到巨 大衝擊，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齊桓公才勇於開先河，做前人從未做過之事。歷史上，齊國曾是一個多災的國度，齊襄公亂政更使齊國幾近崩潰的邊緣。當齊桓公登上了高高的君主寶座， 照理講他應該感到高興才對，然而恰恰相反，面對齊襄公留下來的一片殘山剩水，齊桓公產生了深深的憂患意識。對此，《管子·小匡》記載齊桓公語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不聽國政。……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正是這種憂患意識，賦予了齊桓公敢為天下先的氣勢。
多少政治人物夢想著擁有施展拳腳的權力和平臺。管仲奇蹟般地得到了。
朝秦暮楚，飛黃騰達
其實，不僅是管仲脫穎而出，當時無數有賢才的士人，在春秋爭霸的土壤裡，也得到了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
「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這是管仲關於稱霸的語錄。按今天的話來理解，就是一個國家要想做大做強，首先必須爭奪人才。齊桓公不計前嫌，重用管仲就是最好的例子。此舉也開了春秋時期的「養士」之風。一批有志之士，紛紛成為王侯公卿競相招攬的對象，他們朝為布衣，夕為卿相，成為春秋時期各國謀取霸主政治地位的有力援助。
後來，養士甚至成為當時上層社會競相標榜的一種時髦風氣，「朝秦暮楚」就是對此的總結、提煉。戰國時期，養士之風愈演愈烈，達到高潮，只要是有實力的國君或權臣都盡可能多地收養門客，像魏國的信陵君、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就是以養「士」眾多而著稱的「戰國四公子」。
春秋時期，都有哪些三教九流飛黃騰達？我們還是從管仲身邊說起吧。
主管齊國經濟工作的甯戚的發現和任用，比管仲的任命更具有傳奇色彩。
甯戚（生卒年不詳），姬姓，甯氏，名戚。春秋時期萊棠邑（今青島平度）人，衛國（今河南境內）人，早年懷經世濟民之才而不得志。齊桓公二十八年（西元前六八五年）拜為大夫。後長期任齊國大司田，為齊桓公主要輔佐者之一。
甯戚雖然也是姬姓，但他的出身還不如管仲，是道地的平民。
不過平民有了知識、有了才能，就成了士人。甯戚便是士人中的佼佼者，雖然未到得志之時，已名聲在外，引得管仲慕名而來。
管仲的車隊尋到了甯戚安身之處——一處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管仲親自上前叩門，門開了：「請問貴人有何事？」甯戚探出腦袋。
「先生就是甯戚吧？」管仲問道。
「是的，小人就是甯戚。」春秋時禮法尚嚴，甯戚在衛國是 「庶民」，所以要自稱為「小人」。
「管夷吾冒昧登門，想與先生交個朋友。」
甯戚長揖作禮，管仲見其不卑不亢，舉止有度，更相信自己的判斷。命隨從將飲食酒餚搬入，就在甯戚家中邊吃邊談。屋內極淺窄，眾隨從只得在門外休息，惹來眾村夫圍觀。門外人聲如市，甯戚卻彷彿充耳不聞，意態安詳。
管仲有心而來，於是開門見山，問道：「正要請教先生，齊國百廢待興，應從哪一方面入手呢？」
「治國綱略，仲父恐怕已早有籌謀，甯戚不敢忝言，只從 一些末技來談吧。」甯戚本有統籌全局的宏論，卻怕時間倉促， 難以細談，而且他要用一些時務實用之學，來回答管仲的「考核」。
「甯戚一入齊國，就聽聞百姓交口稱讚仲父的新政，尤其是不侵奪農時，改公田為賦租，實在是安國富民之策，這些想必已在仲父意料之中。只需區區數年，齊國將粟米滿倉，民眾繁衍。但粟雖為固國之本，但還不足以使民眾安居樂業。」甯戚稍微停一下，再說：「百年之前，農夫使用的農具是木、石所制的耒、耜之類。農夫一戶只能耕種百畝（約合今三十畝），畝收四斛。後為鑄鐵發明，價廉物美，用於農具後，農夫一戶可耕種兩百畝（約合今六十畝），畝收十斛。人口繁殖後，自然又有了餘力開墾荒地。今仲父新政，更使農夫不遺餘力，外民遷入。可數十年後，齊國已無可開墾之地，民多地狹，豈非亂之源？仲父不可不慮。」
「哦？請先生暢言。」管仲仔細聆聽著。
「此時應獎勵農夫不離鄉土，謀求副業。近海之濱的蓬萊一帶，漁獲豐盛，使民入海捕魚而向國庫納海租。而在營邱之帶，夏秋高熱少雨，可煮海為鹽。故近海之男，可為魚鹽之業，內陸之處，應使之育養六畜。我觀齊國六畜之種，不如關中、河北之帶的肥壯。可遣商賈前往引入種群，逐步改良。」
原來甯戚的觀點是在農業之外，另開闢副業生產。
管仲發現甯戚在經濟方面很有見地，有心向齊桓公舉薦，於是問起甯戚的身世。甯戚苦笑一下說：「先祖亦曾位列大夫，然國破之後，人為藏獲（即戰俘奴隸），沒入衛國野鄙，世為庶民。先父在日，家道尚為小康，親授聖王治道。後變賣家產，作為旅資，命甯戚行遊各地，留意山川形勢，民生風俗，期待日後為明主所用，光復家聲。前年甯戚遠遊回家，方知先父已經貧困病逝，家徒四壁，棲皇孤獨。後聞齊國禮賢下士，今日得見仲父，可見此言不虛。」
試問天下千百年來，多少君子賢才，有大智慧而無小機運，徒然埋沒鄉間，而身在高位，識見不能謀其政者，則誤國誤民。甯戚出身貧賤而志存高遠，比照自己曾為桎梏之囚，管仲感同身受，更能體會箇中滋味，於是修書一封，讓他去找齊桓公。
次日一早，甯戚依舊穿著短褐單衣，駕著牛車，懷揣管仲的薦書直入齊都臨淄。他邊走邊想：自己出身低微，雖獲管仲賞識，卻不知齊桓公是個怎樣之人，若以薦書入稟，即使能獲官職，他日豈不被人譏諷攀援富貴？於是打定主意，直奔宮門外，放開嗓門唱道：「南山燦，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短褐單衣才至骭（音 ㄍㄢˋ）。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歌詞傳到齊桓公耳中，奇怪啊，一個車伕也感嘆懷才不遇， 就將他召入。經過交談，齊桓公確信自己淘到了一塊真金，於是任命甯戚為大司田，掌管農業生產。當時的齊國地廣、資源豐富，但人少，土地需要整治，農業既是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 又是極有潛力的領域。在甯戚的努力下，數十年後，齊國農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形成了成熟的農業生產管理經驗，為國家的崛起打下了扎實的經濟基礎。管仲死後，甯戚接任相國。
這就是甯戚的才能，這就是士人的才能。和天子諸侯大夫相比，他們可以一無所有，但他們只要有一條就足夠了，那就是：本事。
甯戚可以說代表了春秋時期一大部分士人的特點：有能力， 沒負擔，有自由。當時尚未形成民族的概念，這決定了他們可以東奔西走，在自由寬鬆的氛圍中，齊人去魏，魏人入秦，燕人南下，楚人北上，人才頻繁流動。有才能的士人擇主而事。誰賞識他們的才幹，誰給予的報酬待遇高，他們就為誰效力。合則留，不合則去。士為知己者死而不是為國死，成為很平常的事情，也並不被看作是道德上的缺陷。至於家庭出身、個人品行，自然也被淡化了。
從春秋到戰國，士人作為一個特殊的階層而崛起，成為當時社會的中堅力量，尤其是那些重量級的士人，投身到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會興旺發達；離開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內外交困。正所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釁魏魏傷」（《論衡·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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