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台籍老兵的歷史是國史的重要成分
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十幾年前阿扁總統執政時期，曾有「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的設置，由呂副總統擔任主任委員，個人忝為委員之一。有一天通知我們幾個委員開會，就是要和來訪的許昭榮先生談話。當時就覺得許前輩僕僕風塵為台籍老兵權益奔走，令人敬佩，可惜限於種種因素，似沒有具體結果。
所謂台籍老兵可以包括：為日本政府作戰的台籍日本兵、為國民黨作戰的台籍國軍及為中國共產黨作戰的台籍解放軍。其中以台籍日本兵為最大多數。台籍日本兵經歷了太平洋戰爭、台籍國軍經歷了國共內戰，在國共內戰中被共軍俘虜的台籍國軍轉身變成了台籍解放軍。部分的台籍解放軍之後更被送往韓國戰場。同樣身為台灣人，卻在國際情勢劇變的關口，分別為不同國家而戰。其中一人三役（日本兵、國民政府軍、人民解放軍），亦不在少數。更有台籍日本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留在印尼、加入當地的民族獨立武裝勢力，為印尼獨立而戰。
根據現下的調查，約有20萬台灣人投入太平洋戰爭，而戰殁加上生死不明者，共有5萬3千餘人。以當時台灣約600萬的總人口數來計算，平均每30位就有1人從軍；而從軍的台灣人之中，平均每4位就有1位成為「戰歿者」，這對其本人及所屬家庭，也就是所謂的「遺族」都造成了無可回復的傷害。
然而台灣人這段為不同國家作戰、死傷慘重的歷史，在政權的轉換下，不僅不被承認，還長期被刻意遺忘。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戰後台灣由經歷了「抗日戰爭」的中華民國政府所統治，造成台籍老兵集體「失聲」、數十年來台灣人對自我戰爭經驗的社會性「失憶」。不同於其他國家在戰後自動給予「戰歿者」補償、為其立碑，並積極尋找在海外戰歿者的屍骨，台籍老兵在中國的抗戰史觀下，成為無法被公開追悼的對象，自然也就沒有補償、立碑或尋蹤了。尤有甚者，當倖存的台籍日本兵試圖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時，不僅得不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原宗主國日本政府亦不把台籍日本兵視為本國人。日本政府以「國籍條項」為由，將台籍日本兵排除於戰後日本「恩給法」的保障範圍之外。這種戰爭時為「國」
赴戰場，甚至捐軀，戰後卻乏人問津的悲慘境遇，不僅顯示出「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及無奈，更使得曾經歷這段戰爭歷史的台灣人，不知為何而戰、同袍為哪國而亡？
許昭榮先生不忍台籍老兵長期被政府與社會所漠視，其悲慘的戰爭經歷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及尊重，因此窮盡餘生致力於守護台灣人的戰爭歷史記憶、台灣兵的生命價值，最後更用犧牲自己性命的方式，促成了市級「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的設立，終於讓台灣有了一處紀念台籍老兵的場所。而其友人也為了紀念許昭榮先生生前的志業，成立了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用以蒐集台籍老兵相關的珍貴文史資料，希望能盡力留住台灣戰時記憶，深根於台灣社會並推廣台籍老兵的故事。
終於，2016年蔡英文總統參加了「征戰屬誰——追思‧紀念台籍老兵」的秋祭活動，且公開向台灣兵致意。這是一個嶄新的里程碑，代表政府正式承認台灣兵的歷史。台籍老兵終於等到國家領導人願意正視台灣兵歷史的這一天。
個人任職國史館館長以來，一直致力於重建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個人認為台籍老兵的故事、台灣人的戰爭歷史，是國史重要的成份。台灣人特有的從軍史，是犧牲無數台灣人的生命與青春書寫出來的歷史，它曾經被奪走、被噤聲、被掩埋、被遺忘，現在應是趁著少數當事人還在時，深入挖掘、整理這段歷史並進行書寫的時刻。我也相信這是一段在形塑台灣人集體認同時不可缺少的珍貴歷史。
今年適逢終戰77週年，欣聞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即將出版台灣兵：重尋一段被歷史遺忘的血淚青春」一書，書中除了清楚地梳理了台籍老兵如何被納入日本軍隊中及其戰後之遭遇，更重要的是訪談了10位高齡90歲以上、未曾受訪的台籍老兵，為台籍老兵的故事及歷史留下了十分珍貴的史料。因此特為之序。而這篇序也可視為十幾年前沒能為許昭榮先生的志業提供協助的致歉之意。期待此書的面世能讓更多人認識台籍老兵的歷史、更強化台灣作為一獨立國家的重要性。
推薦序
以「留守部隊名簿」還原老兵經歷的時空背景與歷史脈絡
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所長
一講到「老兵」，浮上您腦海的是什麼？是昔日退除役官兵輔導會照顧的老兵？是偶爾出現在特殊集會上、高唱日本軍歌的「台籍日本兵」？
如果您曾經造訪高雄旗津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將會發現「台灣人老兵」遠比想像的更複雜。在那裡，「台灣人老兵三國志」訴說著大時代的悲歌，那裡有以各種身分為日本帝國效力的「台灣人日本兵」，有捲入中國內戰的「台灣人國民黨兵」，以及韓戰時被派往韓國戰場的「台灣人共產黨兵」，身分雖個個不同，卻有著共同的命運，都是被忽視的、即將凋零卻仍然爭取不到合理補償的台灣人。其中人數最多的是「台灣人日本兵」。
由於眾所周知的歷史問題，直到90年代台灣逐漸民主化、本土化後，台灣人日本兵才能擺脫做為日本兵的「原罪」，公開的為自己發聲。然而，除了人數高達8,000人的少年工所組成的「高座會」外，很少人能為自己的經歷清楚陳述，描繪出完整的圖像。論其原因，時代的變化讓當事人噤聲當然是主要原因，而缺乏得以佐證的資料，也讓圖像難以清晰。足以佐證的最基本資料是什麼？我認為是紀錄每一個人聯絡資料的「留守部隊名簿」。
我曾經因為某些因緣，調查1964年在澳洲考拉（Cowra）設立的「日本人戰爭墓園」的台灣人，那裡埋葬著524名二戰期間在澳洲國內死亡的戰俘與民間人士，包括被從印尼帶到澳洲集中營的民間人士11名、戰俘14名、合計25名的台灣人。何以展開調查？這是由於因緣際會地認識了居住墨爾本的台北人郭先生，他對埋骨異域的台灣人戰俘非常關心，擔心家屬未被告知，先人成為孤魂，因此利用各種機會陳情，向政府官員或民代提起考拉墓地的台灣人，希望促請政府關心。由於官方反應冷淡，於是他們決心自己尋找14位原戰俘的後代或關係者，我也成為參與者。這14位原戰俘都是在新幾內亞戰場被捕獲的軍屬，對於埋骨於此的人，澳洲政府都留有資料，也可由網站查詢每個人的資料。然而，當我比對澳洲資料與日本政府提供的「舊陸海軍在籍台灣出身死歿者名簿」（「中華民國台灣省青年二次大戰被日本政府征僱死亡者」的名冊），以及入祀靖國神社的《祭
神簿》時，卻意外發現14人中，沒有哪一位3種資料完全一致，當中有兩人的名字甚至無法在日方提供的資料中尋獲。使得看似檔案資料齊全的戰歿者，事實上卻是迷霧一團。
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之一，是無法真實掌握台灣人被動員的情形。被軍方動員者理應可在「留守部隊名簿」中找到基本資料，然據目前調查所得，還沒有日本政府將這份資料交付給台灣的紀錄。這使得台灣人被動員的情形，無法像韓國被「強制連行」的研究般，有突破性進展。如果我們與韓國相較，可發現台灣人被動員參戰的比率遠較韓國高。1990年9月，日本厚生省援護局業務第一課公布，參與二戰的台灣出身者20萬7,183人中，戰歿者3萬306人，朝鮮出身者24萬2,341人中，戰歿者2萬2,182名。
以死亡率計算，台灣人將近15%，高於朝鮮出身者的9%，負傷者更是不計其數。若再以當時的人口數計，朝鮮半島人口約2,500多萬，而台灣人口約600多萬人，可知二戰期間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繳納的「血稅」之苛重。
但是我們連這個基本資料都沒有，以至於對老人家訪問時，難以為他們找到更多的線索，也難以讓我們對他們的親身經歷有更多的時空與歷史脈絡的認識。這實在是令人遺憾的事。但願有關當局日後藉著不斷的交涉，取得所有台灣人被動員的資料，再比對其他不同資料，才能真正掌握台灣人的戰爭動員狀況，也才能讓世人重新認識台灣人在二戰時期犧牲之慘烈。
推薦序
打破戰爭框架的盲點，重構台灣兵當事者記憶
天江喜久／早稻田大學 國際和解研究中心 研究員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研究員
恭喜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與國家人權委員會合作出版《台灣兵：重尋一段被歷史遺忘的血淚青春》大作。這一本書的內容相當豐富。
在第一章，楊文喬、吳博臻兩位年輕學者把台灣人參與二戰的各種方式及時代脈絡整理得很詳細。第二章，陳婉真整理她與協會同仁採集的11名老兵的口述歷史。最後，陳咨仰與吳祝榮整理台籍老兵的補償運動及許昭榮的角色。口述的主角們，都已年過90歲高齡，其中最高齡的黃德成為110歲！在老兵將要凋零殆盡的今日，這有可能是最後一次的訪談。
對經歷過亞洲太平洋戰爭、九死一生的台籍老兵而言，終戰不是苦日子的終結，而是新苦難的濫觴。當過日本兵的他們，被國民政府視為「漢奸」，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受了不少折磨。因此，許多人隱瞞自己的日本軍經歷，直到1996年李登輝當選總統後，才願意公開講述自身的二戰經驗。不過，筆者還是遇過因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而不願揭露原日本兵身分的長者。「皇民」的標籤，在近70年後，民主選舉時仍被拿來操作；歷史記憶的錯綜歧異，反而帶來社會分裂。
筆者有幸在台灣認識不少「台籍老兵」，包括少年工、從軍看護婦及助手，及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的同仁，只可惜來不及認識台籍日本兵的精神領袖——許昭榮先生。出生於戰後日本，從小受「和平教育」觀念長大的我，剛認識台灣老兵們時，心中不免錯愕。老兵們每次參加活動時，很愛穿日軍軍服或戴軍帽；和日本來的偏右翼團體交流時，還會拿太陽旗，一起唱軍歌，十足傅柯式的異空間（heterotopia）。剛開始我不太願意被視為他/她們的一份子，因此刻意保持距離，低調地觀察。不過幾次後漸漸地習慣，當我開始聆聽台籍日本兵的戰爭/戰後故事後，轉而同情他/她們的處境。對於從小被教導「成為日本人」的他/她們而言，戰後變成中華民國的「故鄉」才是異鄉。
日本政府的「誠意」，來得又薄又遲——1988年才開始向戰死者遺族及重傷殘者支出200萬圓；1994至2000年，以120倍基數補償原日本軍人軍屬未支付薪津、軍事郵便諸金等五項。在認識台籍兵之後，我發現他/她們真正念茲在茲的不是經濟賠償，或日本政府的道歉。台籍日本兵要的是一份尊重與平等待遇。日本籍的日本兵補償基數為7,000倍、韓國士兵400倍、台灣兵120倍（本書204頁）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前日軍看護婦廖淑霞曾經跟筆者抱怨：「慰安婦可以領日幣500萬圓，1（戰死或重傷的）台籍日本兵僅能領200萬圓，我們活著的從軍者卻領不到任何補償，這有道理嗎？」
她講的這一句話讓我思忖許久。慰安婦通常被視為日軍的「被害者」，卻把台籍日本兵當成「加害者」。結果沒有人質疑兩者在補償方式上的差別待遇。這就是「戰爭框架」所造成的盲點。我們從老兵的口述得知，很多人也並沒有「志願」。他們如同慰安婦，被誘惑、欺騙，甚至摻雜許多莫可奈何的不得不。「志願」不等於「自願」，「志願」跟「強迫」沒那麼涇渭分明，兩者之間有一片很大的灰色地帶才對。誰能說慰安婦承受的痛苦比台籍日本兵還要大？國家強迫慰安婦以身體為祭、要日本兵以生命為祭，獻給國家。對當事者而言，痛苦、創傷是絕對的。而且，我個人認為帝國慰安婦也是「台籍日本兵」，因為與日軍一起行動的她們算是非正式的「軍屬」。日本兵或慰安婦，貧困的社經地位，是迫使他/她們走上戰場的主要因素。
「框架」使某些人被看見或隱翳，歷史敘述則界定了這些人被如何看待。戰後的國族框架把舊帝國臣民分成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韓國人。慰安婦、日本兵都在國族或女權主義論述中被重構、重讀，當事者似乎喪失了話語權。此外，記憶本身，不管是個人或集體的，皆會受到環境之影響，也跟著人一起成長、變化。記憶是有機體。
在記憶與「框架」的眾聲喧嘩中，筆者認為我們不應該以台灣主體性的美名，忽略或打壓外省老兵的歷史記憶。最懂老兵艱苦的，就是老兵。
在這裡沒有任何國界：沒有中國、台灣、日本、美國等等。戰爭當事者，昔日的敵對者，才會同理因戰爭而離開家鄉的痛、還有喪失家人及戰友之痛、被社會國家遺忘的痛、詮釋權被剝奪的痛及無奈。戰後世代的我們不僅不懂，而且常只聽見自己想聽的聲音。我們該要反思，戰爭結束77年後的今日，要如何紀念他/她們？我們該怎麼接近他/她們的苦難？我們不應該只抵抗遺忘，而是為了捍衛反戰、和平、公義、主權獨立等價值。這才是向台籍老兵行的「最敬禮」吧！
1 1995年村山內閣所設立的「亞洲婦女基金會」發給慰安婦受難者200萬圓賠償金與300萬圓醫療費。然而在韓國與台灣，日本政府的心意被污名化，支援團體展開了拒領運動，因此最後出來領這筆錢及接受日本首相的道歉函的人沒有預期來得多。該基金會於2007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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