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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康乾盛世與小說的變遷
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收復臺灣，朝廷理國重心從軍事轉移到修齊治平。農業、手工業在幾十年恢復的基礎上有了長足的發展。據《清實錄》，全國耕地面積，雍正初已達八億九千萬畝，超過明朝的最高數值；乾隆六年（西元一七四一年）「會計天下民數」，達到一億四千萬之巨。城市的數量和規模也都創造了空前的記錄。文化方面，大力宣導程朱理學，獎掖所謂理學名臣。《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總目》等編纂告成，是其文化方面的巨大成果。這一百多年，史稱「康乾盛世」。
這一時期，朝廷推崇朱熹，將他對「四書五經」的詮釋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推崇朱熹，卻又閹割朱熹「以天下為己任」的行道精神，禁止士人結社和議論朝政，在拔擢理學名臣之時，接二連三地製造文字獄。朝廷文化政策之核心，就是禁錮天下人的頭腦，以維持自家的統治。這種政治文化專制之下，詩文創作的主流風格是醇雅，講求含蓄蘊藉、溫柔敦厚，凡與盛世氣象不相合，有「怨望譏訕」傾向的文詞，不止遭到責難，且有陷入文字獄而家破人亡的危險。肅殺之風，籠罩於士林。
第一節 文字獄對小說的禁錮
清初四十年曾發生慘絕人寰的《明史》案，但波及小說者甚微。儘管《續金瓶梅》和《無聲戲二集》也曾被刑事追究，可是作者丁耀亢逃過一劫，李漁安然無恙。蒲松齡在他的《聊齋志異》中毫不遮掩地描寫清軍的暴行，並直言不諱地談論文字獄，代表當時的小說基本上還在統治者監視的範圍之外。
康熙二十三年（西元一六八四年）以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理學家和朝廷重臣高揚道學的旗幟，主張嚴禁「淫詞小說」。康熙二十五年（西元一六八六年）江寧巡撫湯斌有，〈嚴禁私刻淫邪小說戲文告諭〉，康熙二十六年（西元一六八七年）有刑科給事中劉楷請除小說淫書的奏疏，至康熙五十三年（西元一七一四年）遂立法禁止「小說淫詞」。這是歷史上首次將禁毀小說淫詞法律化。爾後，雍正二年（西元一七二四年）、乾隆三年（西元一七三八年）一再重申此禁。何謂「小說淫詞」，朝廷並未給出一個定義，實際操作完全是主觀認定，各級官員在實施中寧願將它擴大化，以致影響到一般的小說創作。
乾隆十六年（西元一七五一年）八月發生了所謂的孫嘉淦「奏稿案」。孫嘉淦（西元一六八三至西元一七五三年），歷官刑部、吏部尚書，直隸、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以敢於直諫而聞名。盛傳朝野的奏稿乃是假託他的大名，指責乾隆皇帝種種失德。乾隆皇帝獲悉大為震怒，在全國展開持續一年七個月的大規模追查。由是，文字獄進入高潮時期。對於小說的查禁，已不再限於「淫詞」一類，凡被視為譭謗聖賢、編捏時事、不利當朝的作品，都在追究之列。
乾隆十八年（西元一七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上諭內閣：「滿洲習俗純樸，忠義稟乎天性，原不識所謂書籍。自我朝一統以來，始學漢文。皇祖聖祖仁皇帝欲俾不識漢文之人通曉古事，於品行有益，曾將《五經》及《四子》、《通鑑》等書翻譯刊行。近有不肖之徒，並不翻譯正傳，反將《水滸》、《西廂記》等小說翻譯，使人閱看，誘以為惡。甚至以滿洲單字還音抄寫古詞者俱有。似此穢惡之書，非唯無益，而滿洲等習俗之偷，皆由於此。如愚民之惑於邪教，親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於滿洲舊習，所關甚重，不可不嚴行禁止，將此交八旗大臣、東三省將軍、各駐防將軍大臣等，除官行刊刻舊有翻譯正書外，其私行翻寫並清字古詞，俱著查核嚴禁，將現有者查出燒毀，再交提督從嚴查禁，將原板盡行燒毀。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經查出，朕惟該管大臣是問。」
乾隆皇帝此諭針對的是漢籍的滿文翻譯問題，但關鍵在他對小說的看法。他認為《水滸》、《西廂記》等小說是「穢惡之書」，敗壞習俗，誘人入邪教匪類，必須嚴查禁毀。
乾隆三十八年（西元一七七三年）二月，《四庫全書》纂修工程正式啟動。朝廷對全國各地公私所藏書籍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全面調查，凡抵觸清朝的著作或被刪削修改，或被銷毀，小說概莫能外。次年乾隆皇帝就指出，「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此等筆墨妄議之事，大率江浙兩省居多，其江西、閩粵、湖廣亦或不免，豈可不細加查核？」這條上諭點明了要清查銷毀題材涉及明末清初時政的小說，而且提示這些小說主要產自江浙兩省，江南諸省「亦或不免」。
聖旨一下，江南諸省地方官員聞風而動。江西巡撫郝碩、兩江總督薩載、湖南巡撫劉墉、浙江巡撫陳輝祖等紛紛踴躍上奏收繳書目，如《剿闖小說》、《樵史演義》、《鎮海春秋》、《英烈傳》、《精忠傳》、《說岳全傳》、《歸蓮夢》等。
而此前，乾隆皇帝在二十二年（西元一七五七年）就處死過私藏明末野史的彭家屏，彭家屏是在籍二品大員，乾隆皇帝偶然發現他家藏書中有明末野史，指斥說：「在定鼎之初，野史所記，好事之徒，荒誕不經之談，無足深怪。乃迄今食毛踐土，百有餘年，海內縉紳之家，自其祖父，世受國恩，何忍傳寫收藏？此實天地鬼神所不容，未有不終於敗露者。」
乾隆四十六年（西元一七八一年）尹嘉銓為父求諡，其名利熏心之態令乾隆皇帝厭惡之極，著令查辦，搜出他的著作有《名臣言行錄》一書，顧名思義，此書是記錄本朝所謂「名臣」言行的志人小說。乾隆皇帝認為：「以本朝之人，標榜當代人物，將來伊等子孫，恩怨即從此起，門戶亦且漸開。所關朝常世教，均非淺鮮……今尹嘉銓乃欲於國家全盛之時，逞其私臆，妄生議論，變亂是非，實為莠言亂政。」尹嘉銓被處以死刑。志人小說自《世說新語》開創以來，歷朝歷代作品連綿不斷，是文言小說歷史悠久的一大流派，尹嘉銓《名臣言行錄》一案定讞，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斷絕了志人小說的編撰。
文字獄直接使時事政治小說和志人小說的創作頓時沉寂下來，然而對文學、對小說影響更深刻的是乾隆皇帝羅織罪名的索隱法。乾隆二十年（西元一七五五年），內閣大學士胡中藻因其《堅磨生詩鈔》獲罪問斬。《堅磨生詩鈔》刊行數年，讀者並未發現有譭謗、叛逆的問題，唯乾隆皇帝的感受異於常人，他說：「朕見其詩已經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囂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
乾隆皇帝如何看出詩中的叛道之意的呢？他用的是索隱法：「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莫如漢、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皥蓋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
乾隆皇帝不厭其詳地挑出詩中句子，斷章取義，在個別字句刻意引申，強作解釋，從而定下其大逆之罪。從文字中索隱以羅織罪名，這種無中生有的方法，使天下握筆寫作的人無不提心吊膽。龔自珍詩曰：「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就反映該時代的文人心態。
第二節 時事政治小說和志人小說的沉寂
清初時事政治小說，現知最晚的一部是《樵史通俗演義》，成書在順治八年（西元一六五一年）或稍後。康熙二年（西元一六六三年）發生的《明史》案，受牽連者約七百家，被戮者不止一千人。編撰野史、時事成為一大禁忌。康熙三年（西元一六六四年）《續金瓶梅》被立案查處，小說有諷喻清朝之嫌，作者亦有被處死的可能。時事政治小說創作之熱度，很快便冷卻下來。
清代前期的時事政治，今存唯一的一部是《臺灣外志》。此書三十卷，以章回小說的體例，敘述自天啟元年（西元一六二一年）鄭芝龍海盜發跡，到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鄭克塽降清，前後六十三年的歷史。此書作者江日升，字東旭，福建珠浦人。其父江美鼇曾是鄭氏部屬，跟隨鄭氏征戰多年，於康熙十六年（西元一六七七年）歸附清朝。江日升撰寫此書，主要得自其父「口授耳傳」以及某些當事人的回憶。江日升〈自序〉署時為康熙四十三年（西元一七〇四年），成書應當不晚於此年。
有《明史》案之前車，江日升何以敢於撰寫這部野史？《臺灣外志》「凡例」曾有所說明。「鄭氏未奉正朔，事在化外，臺灣未入版圖，地屬荒外」，是為「外」志。又援引康熙帝命修《明史》，應「直書實事」和「從公論斷」的旨意，即「凡例」所謂「無避興朝忌諱，誅犯順不屈之人，存盡忠亡國之事」的聖世公論。再者，此書效《列國志》、《三國志演義》「體義」，跡近小說，而非真正意義的史籍。更重要的是，此書記臺灣開闢及收入版圖，頌揚康熙皇帝神功聖烈的宗旨十分鮮明，其間敘及忠臣義士、節婦烈女，亦在宣揚名教，於風化大有裨益。故而此書竟成為清朝前期時事政治小說之絕響。
此書用編年方式連綴史實，敘事用淺近文言。三十卷每卷有目，目用七字聯句，如章回小說。但敘事方式基本沿襲史傳，如「凡例」所說：「紀其一時之事，或戰或敗，書其實也；不似《水滸》傳某人某甲狀若何，戰數十合、數百合之類，點寫模樣，炫耀人目，以作雅觀。」換句話說，他不描狀，不藻飾，不渲染，不以形象炫耀人目。其實就是史家筆法。陳祈永〈臺灣外志序〉就說：「是書以閩人說閩事，詳始末，廣搜輯，迥異於稗官小說，信足備國史採擇焉。」所謂「詳始末，廣搜輯」是作者追求對事件真實的完整的敘述，雖然不是作者親歷，但多半得到親歷者口傳。比如卷五記黃道周被俘及殉節經過頗為周詳，作者在「附記」中特別加以說明，此事得知於黃道周的密友陳駿音，作者康熙十七年（西元一六七八年）在廣東韓江訪問陳氏，八十多歲的陳氏敘及黃道周時，「涕泗沾襟」。
因此，《臺灣外志》的史料價值要高於文學價值。咸豐年間徐鼒編撰《小腆紀年附考》，其記載南明魯監國及鄭成功史實，就採用了《臺灣外志》的一些資料。
仿《世說新語》，記當代名人言行的作品，僅見康熙年間的《今世說》，作者王晫（西元一六三六年生，卒年不詳）。此書八卷，體例悉按《世說新語》，以「容止」、「政事」、「言語」、「雅量」、「德行」、「文學」、「自新」、「儉嗇」、「任誕」標目，記敘了明末清初錢謙益、龔鼎孶、陳子龍、夏允彝、黃宗羲、侯方域、施閏章、陳維崧、朱彝尊、屈大均等四百人的言談舉止。嚴允肇〈今世說序〉稱此書「自清興以來，名臣碩輔，下逮岩穴之士、章句之儒，凡一言一行之可紀述者，靡不旁搜廣輯，因文析類，以成一家言」。
《今世說》學步《世說新語》，卻未得《世說新語》之精神。《今世說》只是記錄了自己幾十年中對這些人物的片段見聞，未能以形寫神，表現人物的神韻風采。如〈德行‧王介人還妾〉：
王介人與郡司李嚴方公善。王無子，嚴贈之妾。妾故有夫，兵驅散後，訪至王所。王哀憐，立還妾，重妻其夫。
明清鼎革戰亂中夫妻離合的故事，白話小說多有描述，此篇記敘簡約，旨在表現王介人成人之美的德行，不失為當時社會實況的一點寫照，但並未畫出王介人的神貌。又如〈言語‧沈稽中代父入獄〉：
沈稽中父君化，有怨家詣軍門，誣以大逆。遣吏捕。時方治反獄，誅殺日數十百人。吏到門，舉家惶懼，稽中挺身出曰：「我即君化也。」訊時顏狀不變，詞理條暢，竟得釋。君化嘆曰：「兒之身，我生之。自今日以往，我之身，乃兒生之。」
此段文字寫人亦平平，但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惡劣和恐怖的情勢。《世說新語》勾勒的人物形象，超越時空而至今不朽，《今世說》僅記事而已。
品鑑當代人的寫作沒有延續多久，乾隆四十六年（西元一七八一年）尹嘉銓因《名臣言行錄》被處絞立決，志人小說立即成為寫作禁區。乾隆五十四年（西元一七八九年）定稿的《四庫全書總目》秉承乾隆皇帝旨意，將王晫《今世說》定性為「標榜聲氣之書，猶明代詩社餘習也」。這也是朝廷對志人小說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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