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棄民世代今後將何去何從
棄民世代無法期望老後的收入（年金）
第一章快速回顧了冰河期世代所處的情況，接下來我們將說明不得不將這個世代稱為「棄民世代」的理由。棄民世代意即來不及拯救的世代，連政府也實際上放棄的世代。
理由雖有千百種，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支撐這個世代老後生活的年金，比前一個世代少到難望其項背，而且這是一個既定的事實。
二○一九年六月因為一份日本金融廳金融審議會「市場工作小組」彙整的報告書內容，引爆了所謂的「老後兩千萬日圓的問題」。
審議會的成員在這份報告書中，以「家中只有六十五歲以上男性和六十歲以上女性的無薪家庭」為例，來模擬老後的生活，夫妻的主要收入為公共年金約二十一萬日圓（參見七十頁），與之對比，支出約為二十六萬日圓，所以推算出每月約有五萬日圓的赤字。因此，若這對夫妻從年金給付日開始活了二十年，就約有一千三百萬日圓的缺口，若活了三十年，則約有兩千萬日圓的缺口，所以預估這對夫妻必須挪用預備儲金等金融資產。媒體對此的批判聲浪不斷：「一邊高唱年金制度可以讓人安心百年，事到如今卻建議『只靠年金不足以生活，所以請自己想想辦法。』」
正巧一個月後是參議院的選舉，事情甚至發展到負責財務與金融的大臣麻生太郎拒絕聽取報告書，這樣的局面可謂前所未聞。自民黨政權在二○○八年也曾經放大檢視過「年金消失」的問題，但因為曾遭當時最大在野黨民主黨奪去過政權，自民黨也得防範一旦年金問題浮現，就算平時對政府施政毫無怨言的國民，也可能觸動到他們敏感的神經。
更大的原因是，高齡化的腳步比當時加快許多，高齡人口持續增加，對所謂的年金生活深感窘困的人也不斷增加。
但是冰河期世代面臨的狀況是，不足的年金額度可不只「兩千萬日圓」。
日本年金制度的營運方式是以在職世代（二十至六十四歲）的稅收給付高齡者（現年六十五歲以上）年金。也就是說，現在高齡者請領的年金，籌措自每月向在職世代徵收的年金保險費，其中當然也包含冰河期世代。因此，冰河期世代請領的年金，將籌措自現在的年輕世代、或之後出生的世代每月賺取的薪資。
在課稅上，越是高齡者多、在職世代少的少子高齡化社會，財政稅收越是吃緊。日本以世界史上前所未見的腳步邁向少子高齡化，因此財政稅收更顯窘迫。
在一九六○年的社會架構中，一位高齡者的生活是由十一．二位的在職世代支撐，這個比例到了二○一七年變成二．二位在職世代支撐一位高齡者。接著當來到二○三五年，冰河期世代開始請領年金的年齡，這個比例變為一．七人支撐一人，二○四五年為一．四人支撐一人，這幾乎已是可預見的未來。
當然，也不是只有在職世代在支撐高齡者，高齡者中也還有持續工作的人，並且移工也急速增加，同樣成為支撐社會的一份子。社會環境的變化相當明顯。雖然如此，高齡者持續增加、小孩持續減少的情況再繼續下去，一定會對社會結構帶來影響。
現在冰河期世代為了扛起包含嬰兒潮世代高齡者的年金，每月都必須負擔不小的金額。但是在現在的比例結構已處於近乎一比一的狀態，社會結構卻依然不變，並且連在職世代的生活都出現裂痕，所以不得不減少給高齡者的給付額度。
由於這些因素，日本厚生勞動省為了定期檢驗年金制度長期的健全性，基於《厚生年金保險法》和《國民年金法》的規定，最少每五年要編制〈國民年金及厚生年金相關財政現況與預測〉，進行財政檢驗。
這份財政檢驗結果通常於六月發表。只有在二○一九年不知何故於八月發表，或許是因為對政府來說，這個結果顯示出來的狀況遠比金融廳的報告書還糟。
這份財政檢驗結果公開之後，代表年金將來給付水準的「所得替代率」，遠比有識者預估的還要糟，這點被大幅地渲染報導。
「所得替代率」是指，四十年來都參加厚生年金的人，在年金開始請領時的年金金額（二○二○年是從六十五歲開始請領）與在職時期稅後實際收入的比較，是代表兩者差異比例的指標。目前二○二○年的所得替代率為六一．七%，這表示現在高齡者請領的年金為在職時期稅後實際收入的六一．七%。
但是厚生勞動省從財政檢驗的結果中預測，這項所得替代率未來一定會下滑。預測明顯指出，即便在最好到最差的六種預估情境中，位於中段、相對穩健的情境下，二○二四年的所得替代率都將來到六○．二%，到了二○四○年會更下降為五○．八%。多家媒體接到這項資訊後，隨即發出「年金將下降兩成」的報導。
之前就有專家指出這點，但重新看到數值更令人深感衝擊。原本我們就沒有被正確告知實情，如果自己還不關心，那麼即使身處在資訊化的社會中，也沒有機會知道實情。
在這個報導之後，主要是年輕族群，開始熱烈討論股票投資與小額金融投資，帶動了購買金融商品的熱潮。看來年輕族群之間即使懷疑年金制度，也不想探究原因，但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種覺悟般的悲壯，認為若不再好好為自己老後打算，一定會後悔莫及。
上班族年資到達退休後給付的厚生年金，現在一個人的平均給付金額大約為十四萬日圓至十五萬日圓。而未來年金減少兩成則意味著，二十至三十年後金額將降為十一萬日圓至十萬日圓左右。
不過與「減少兩成」相關的始終只是所得替代率下降，絕對不等於未來年金給付的額度。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即使高齡者的年金給付金額變成兩倍，但若在職時的薪資提升到三倍，所得替代率也會大幅下降，所以這就是不能等同視之的原因。
但是在討論冰河期世代的老後時最重要的是，厚生勞動省舉的範例都是四十年之間都有參加厚生年金的案例。對此我只能說不愧是「厚生勞動省的官員」，才會未汲取教訓地以此為範例提出報告。大家都不斷議論，這些人不但不了解冰河期世代的艱難，還將長達四十年的時間都持續參加厚生年金視為理所當然。
長達四十年都可持續加入厚生年金的人，這樣的人在冰河期世代中，實際上有多少人呢？
顯然身為冰河期世代的我，早已不可能四十年都參加厚生年金。我在學的期間和打工期間都很長，只加入國民年金的時間也很長。雖然出版了拙作《下流老人》（朝日新聞出版，二○一五年），但也是因為想積極面對自身的問題。像我這樣的同世代有很多，同學會好友相聚，總談論著薪資的議題還有對未來不安的話題，一邊喝酒一邊自我安慰地度過每一天。
(中略)
四十歲年齡層每四人有一人為零儲蓄
如果老後可獲得的收入（年金），比現今的高齡者世代明顯要少，支出相反地變多，那我們仍然在職時，要不盡可能存錢，要不只能到老後仍持續工作。但是如同我在第一章曾經敘述過的，冰河期世代的收入比起上一個世代簡直少到望塵莫及。在這樣的狀況下，存錢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根據日本總務省二○一八年五月發表的〈家計調查報告（儲蓄與負債篇）〉結果
指出，四十歲年齡層的雙人家庭，每一個家庭現有儲蓄金額（除了儲蓄金還包括保險或有價證券等金融資產）的平均值為一千零七十四萬日圓，但另一方面，每一個家庭現有負債金額的平均值為一千零五十五萬日圓。
冰河期世代與其他世代相比，原本就是勝利組與失敗組兩極化的世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取儲蓄額平均值就已失去意義。
其實這反而更能反映現實，會這麼想是來自一份SMBC Consumer FINANCE二○一九年的網路調查。
該公司在同年一月七日至九日三天針對三十至四十九歲的男女，以網路搜尋方式進行「三十年齡層與四十年齡層對金錢感的意識調查」，得到一千名的有效回答。其中所有回答者對於「現時點能存多少錢」這項問題，回答「零萬日圓（無法儲蓄）」的人有二三．一%，其他回答「一至五十萬日圓以下」的人也有二四．六%，一百萬日圓以下合計有六○．五%。
零工經濟讓僱用不穩定加速
收入減少，就只有支出一味增加，就職期間如果無法存錢，除了老後仍持續工作之外也別無選擇。但是冰河期世代即使想要老後工作，也應該會感受到現在高齡者所沒有的艱難。因為往後的十年、二十年，「僱用」結構有極大的可能性逐漸邁向崩解。
企業在委託貨物配送或拜訪照護這類勞力密集型工作時，現在一般多僱用兼職等方式的非正式勞動者，在這個關係中資方與勞動者（員工）的僱用關係變相扭曲。
在現在世界中，一種稱為「零工經濟（一次性承攬型經濟）」的勞動型態正快速擴張，企業利用網路將工作外包給個人業者，不再締結僱用關係，取而代之的是簽訂業務委託契約或加盟連鎖契約。
二○一九年底上映了一部英國電影《抱歉我們錯過你了》（導演肯•洛區），並在日本長期放映。電影中既完整又真實地刻劃出，勞動者一家人受零工經濟擺布的樣貌。
劇中故事開始於主角決定從建築工人轉業為宅配送貨員，他與送貨公司之間沒有僱用契約，而是加入以貨物送達件數計酬的加盟連鎖（業務委託契約），之後開始了這份工作。
因為是加盟連鎖，主角在名義上成了自營業者，必須自己準備送貨車輛，可是只要他一開始工作，送貨路線就透過手機受到嚴格掌控，每件配送可花費的時間極短，工作期間甚至無法抽空上廁所，只能隨身帶著寶特瓶（代替尿壺）。
不只如此，如果收件者不在家，還要再次配送，所以即使一天工作十四小時也難以消化龐大的目標件數（上面所提電影的英文原名即為「Sorry We Missed You」，是英國宅配業者投遞招領單時的定型化文字，意思類似「可惜未能遇見你」）。
主角一週六天被工作苦苦追趕，同期間妻子也為到宅照護的工作疲於奔命，因此夫妻倆總是彼此錯身，終於這種變相的工作型態，也開始影響到他們正值敏感期的孩子──這就是電影的劇情。
我個人是決不贊同這樣的僱用方式，也覺得應盡可能不要存在。雖然如此，但這股潮流早已是無法抑止的全球走向，甚至波及到日本，我也認為這是一股無法阻擋的趨勢。
日本各行各業其實也已經有了邁向零工經濟的潮流。登記成「合作外送夥伴」的人，可以代理承接地區內各家餐飲店的宅配，「Uber Eats」就是其中的代表。但UberEats 的外送員在外送過程中發生意外不但不算勞災，甚至會被公司處以罰金、不能分配到工作（註2）。
照護服務或家務勞動等的工作，一次性的委託也早就都是普遍型態，「支付數千日圓只在這天這段時間工作」，外送產業同樣早已走向如電影《抱歉我們錯過你了》真實呈現的勞動樣貌。
另外，以Uber Eats進軍日本的Uber，本來是歐美普遍的叫車服務，是一家急速成長的企業。Uber與擁有自用車的一般民眾沒有簽訂僱用契約，而是以業務委託契約讓他們登記為Uber的司機，透過app 載送叫車的民眾到目的地，再收取該趟車費的一定比例當作報酬。
在日本沒有取得營業許可的司機，用自用車（白牌車）從事計程車的工作是違反法律（經營所謂的「白牌計程車」）的行為，因此Uber無法插足計程車業界，但是日本現今已經有各種行業走向零工經濟，如果認為這個領域的管制不會鬆綁，這種想法過於樂觀。
零工經濟的腳步不會停止
零工經濟從勞方的角度來看，不過是一種無法取得社會保障的不穩定僱用，從資方的角度來看，是一種極好壓榨的結構。如果真的想停止零工經濟，必須以置身這樣工作形式的當事人為主，集結成一個工會，為確立自身的權利共同抗爭。不對，其實這類行動早就已經一點一滴地展開了，只是抗爭所需的力量依舊過於薄弱。
法國在二○一七年五月艾曼紐•馬克宏就任總統後，持續削減、限縮公共服務，引起中產階級的不滿，總統馬克宏甚至在二○一八年十一月發布燃料稅調漲的決策，直接衝擊了民眾生活，進而引爆市民每週六穿上螢光色背心加入抗爭行動的「黃背心運動」。
抗爭運動的情勢一度升高，罷工隊伍破壞巴黎香榭麗舍大道的店家，並出現燃燒汽車等類似暴動的行為，以致於警察動用催淚彈或橡膠子彈鎮壓衝突。總統馬克宏為了挽回情勢，發表放棄預定於二○一九年執行的燃料稅調漲決策。但是黃背心運動這項抗爭在之後仍舊持續，成為二戰後法國為期最久的一場罷工活動，據說截至目前法國全國共有三十萬以上的民眾參加。
這個事件就像個象徵，展現了歐洲市民運動或工會擁有的傳統力量執行力之堅強，日本完全無法與之比擬。然而即便是這樣的歐洲，現實上仍舊無法阻擋零工經濟的潮流。
從Uber或英國美食外送服務戶戶送（Deliveroo）興起的零工經濟，也在法國引發了促成了「勞動貧困層」的批評，其他還經常發生計程車司機為抗議Uber進行罷工、戶戶送（Deliveroo）外送員的罷工等。但是總統馬克宏在當選總統之前就一直不斷宣稱，零工經濟正好為多是居住在都市近郊地區（郊區，Banlieue）的失業者，創造僱用的機會，可以降低法國長期居高不下的失業率。
根據《新聞周刊日本版》（網路版）（News Week）二○一七年四月十三日的報導，調查（波士頓顧問公司）顯示在二○一六年前半，光是Uber等叫車服務業，即所謂的「專用司機租車服務」，就創造了巴黎地區新僱用總數的二五%，該行業甚至也占了法國整體新僱用總數的一五%。
另外，根據美國信用卡公司萬事達卡的調查，零工經濟會持續每年成長，在美國的經濟規模二○一八年時達到了兩千零四十億美元（以二○二○年的匯率換算約為二十二兆日圓），並預測在二○二三年將達到四千五百五十二億美元（約四十九．五兆日圓）。
零工經濟的浪潮如暴風般持續增強，將它與反抗勢力的成長速度放在天秤的兩端，前者明顯處於優勢。日本最終不得不走向零工經濟的道路，結果就是資方在勞資角力戰中握有壓倒性的優勢，將來或許會產生遠比歐美更為殘酷的局面。
隨著零工經濟的正式到來，會產生哪些變化呢？這對於我們來說，並非難以想像。畢竟日本經過勞動者非正式僱用與派遣中止的洗禮（參見三十二至三十六頁），而這些都源自在經濟學者竹中平藏（現為保聖那會長）的主導下，小泉純一郎政府於二○○一年起推動的「結構改革」。
沒錯！簡而言之，零工經濟就是讓日本社會處處產生大批的日僱勞動者，而且讓全日本發展成如東京山谷、大阪釜崎般的「寄場」（註3）。
我曾在大學和研究所時期透過支援新宿區與西城區的活動，與聚集在這些「寄場」的勞動者與高齡者共同生活，詳細觀察過他們的生活模式。這些日僱勞動者天天穿梭於各個建築工地，晚上喝酒賭博發洩壓力，藉以維持身心平衡繼續生活。他們不知道明天在哪裡有甚麼工作。近身觀察之後我覺得，這或許就是他們感到極大壓力的原因。
當然他們沒能組織家庭就已年老，也沒有能夠依賴的家人，現實中也有很多人像他們一樣，住在宿民街周邊的狹小屋內，請領生活保護費維生。日本社會不論在哪一個時代，在現場工作支撐社會的勞動者處境都很惡劣。但如果沒有他們，日本也不可能有高度的經濟成長，不要說榮景了，應該也無法享受富足的生活，可是日本未來的盡頭正展現一幅令人不忍直視的殘酷景象。
這些或許就是冰河期世代成為高齡者時，更為普遍、常見的景象。要我說冰河期世代老後可設想到最典型的模式，基本上就是現今宿民街高齡者身上發生的事，以更多面、更險惡的樣貌展現。
很多人都同樣描繪出了這幅可輕易預測的未來圖像，也認為必須要反抗使得狀態惡化的社會結構、政策和僱用型態。現在這股力量或許還很微小，但是我們必須要有危機意識，即便力量微薄，也必須讓這股力量更為強大。
（註2）此為日本二○二○年四月當時的規定。
（註3）日本日僱勞工聚集的地方，是著名的貧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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