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由與弒親
英國現在正在失去印度的主權，而這是長久以來無法想像的事。英國將被一個或數個印度政府取而代之，這實在是狂想中最瘋狂的夢想……等到最後一位英國士兵駛離孟買（Bombay）或喀拉赤（Karachi）的港口之後，印度就會成為敵對的種族和宗教勢力的戰場……〔而且〕大英帝國緩慢但穩當地帶入印度的和平進步的文明，也會在一夜之間消逝無蹤。
──加爾各答前主教，威爾頓（J. E. Welldon），一九一五
我從不懷疑，如果英國在一九○○年應允但同年否決的事並沒有等到一九二○年才兌現；或者是英國在一九二○年應允但同年否決的事並沒有等到一九四○年才兌現；又或是英國在一九四○年應允但同年否決的事並沒有等到一九四七年才兌現，那麼百分之九十發生在印度的苦難、仇恨、暴力、拘禁和恐怖行動、謀殺、鞭笞、槍殺、暗殺，甚至是種族大屠殺，這一切都將可以避免。權力的轉移極可能會平和地完成，甚至可能不會出現印巴分治的情況。
──李奧納德．吳爾芙（Leonard Woolf），一九六七
I
印度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獲得自由，但是愛國的印度人早在十七年前就慶祝了第一個「獨立日」。在一九三○年一月的第一週，國大黨通過決議，確定在該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發動全國遊行來支持印度宣布獨立（purna swaraj）。人們覺得這項行動會激起國族主義的渴望，並且迫使英國政府慎重考慮放棄主權。聖雄甘地在自己的《年輕印度》（Young India）期刊發表了一篇文章，闡明應該如何看待遊行日。「一切將會很好，」這位領袖寫道，「只要〔獨立〕宣言是所有的村莊、甚至是所有的城市所完成……只要能同時在不同地點一同召開集會，一切就會順利。」
甘地建議以點點鼓聲的傳統方式來通知集會時間，慶祝活動則從升國旗開始，當天的其他時間都要用來「進行一些建設性工作，不論是從無到有、為『賤民』服務、聯合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禁酒工作，甚至是以上都做，那都不是不可能的事」。參與的人都將發誓，確認「印度人就如同其他人民一樣，擁有自由和享受自身心血結晶的不可被剝奪的權利」，以及「倘若政府剝奪了人民的這些權利並壓迫人民的話，人民有權進一步將之改變或廢止」。
這個決議使得一九三○年一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成為獨立日，其通過的地點是國大黨舉行年度大會的拉合爾市（Lahore）。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就是在這裡獲選為國大黨黨主席，確立了他在印度國家運動中快速升高的地位。出生於一八八九年的尼赫魯比甘地年輕二十歲，於英國的哈羅（Harrow）公校和劍橋大學求學，那時已經是甘地的親密門徒，不僅聰明且口才流利，還熟悉外交事務，更對年輕人有獨特的吸引力。
尼赫魯在自傳中回憶到：「一九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獨立日到來之際，印度在一瞬之間向世人展現了誠摯和熱烈的情緒。讓人印象極為深刻的是，到處都是偉大的集會，在沒有演說或勸誡之下和平嚴肅地宣示獨立。」在次日發布的新聞稿中，尼赫魯「恭敬地為嚴肅且井然有序的遊行向全國獻上祝賀」。城鎮和村莊「競相展現彼此對於獨立的熱烈堅持」。不僅加爾各答和孟買舉辦了巨型集會，即使是在較小的村莊，人們也踴躍參與聚會。
一九三○年之後，每逢一月二十六日，支持國大黨的人都會把這一天當作獨立日來加以慶祝。不過，英國離開印度半島的時刻終於來到，他們選擇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這一天移交主權。當時的英國總督蒙巴頓勛爵（Viceroy, Lord Mountbatten）之所以會選在這一天，是因為該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向聯軍投降的兩週年紀念日，而對於蒙巴頓勛爵和等候接收政權的政治人士來說，他們不願意延遲到有些人更喜歡的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就是這樣，迴盪於自由終究來臨的日子的是帝國的驕傲，而不是國族主義情感。在英屬印度和自由印度的首都新德里，正式活動自午夜快來臨前就已經開始。顯然占星學家斷定了八月十五日是個不祥的日子，於是決定慶典活動要從十四日開始，舉行了制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的特別集會，印度的人民代表就此制定新憲法。
舉行制憲會議的地點是昔日英國殖民立法會（Legislative Council）的挑高圓頂大廳，廳內相當明亮且裝飾著旗幟，有些旗幟被嵌放入相框中，而這些相框在一個星期前都還裝裱著歷屆英國總督的肖像。會議在晚上十一點整拉開序幕，伴隨著愛國聖歌〈母親．向您致敬〉的歌聲，以及兩分鐘的靜默來紀念「印度和其他地方為了爭取自由而死去的人」，並於印度婦女代表展示國旗中結束慶祝活動。
在聖歌和展示國旗之間則穿插了演說，那晚有三個主要演說家。一位是被推選為印度穆斯林代表的康利克塞曼（Chaudhry Khaliquzzaman），他適時地宣示了少數族群對於這塊剛獲得自由的土地的忠誠。另一位是哲學家拉達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其演講的才能與調和東西方的著作讓他雀屏中選，而他也適當地讚許了英國人決定離開印度所展現的「政治智慧和勇氣」，不像荷蘭人要繼續留在印尼，而法國不願意離開中南半島。
不過，自由印度的第一位總理尼赫魯的演說才是當晚的重頭戲，他的演說富含情感與華美詞藻，後來更為人廣泛引述。「就在午夜鐘聲響起，全世界沉睡之際，印度將要覺醒，獲得重生與自由。」尼赫魯說道。這是「一個歷史上少見時刻的到來，我們從舊時代跨入新時代，一個時代就此結束了，一個長久受到壓迫的民族的靈魂，就此可以發聲了」。
演說地點是圓柱聳立的市政廳，至於街道上的景象，一位美國記者做了如是報導：
猶似瘋人院般喧鬧，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錫克教徒都同歡慶祝……就像是新年除夕的紐約市時代廣場一樣。群眾不要見其他人，他們要見的就是尼赫魯，即使還不到他出席的時間，滔滔的人潮就已經衝破了警察封鎖線而直接湧進會議廳的出入口。好不容易，各出入口的厚重大門都給關上了，為的是防止可能出現橫掃會議廳搜刮紀念品的人潮。尼赫魯神情愉悅地從不同的出口逃脫了，我們其他人則在不久後才離開了那裡。
在印度，只要是重要活動，從開始到落幕沒有不出岔子的，而這次活動只發生了相對輕微的狀況。在制憲會議的午夜集會之後，尼赫魯向英國總督遞交出自己的內閣成員名單，但他所遞交的其實是一只空信封，等到進行就職宣誓的時候，不見蹤影的名單及時找到了。除了總理尼赫魯，名單上還有十三位部長，包括國族主義的忠實擁護者帕特爾（Vallabhbhai Patel）和毛拉納．阿扎德（Maulana Abul Kalam Azad），以及國大黨年輕世代的四位政治人士。
更引人注意的或許是非國大黨的內閣成員，包括了兩位商界代表和一位錫克教代表。此外，還有國大黨的三位長期政敵：印度最佳財金頭腦之一的馬德拉斯商人契提（R. K. Shanmukham Chetty）、種姓制度「賤民」出身的傑出法律學者安貝卡（B. R. Ambedkar），以及隸屬於（當時）印度教大齋會（Hindu Mahasabha）的重量級孟加拉政治家慕克吉（Syama Prasad Mookerjee）。雖然這三個人都曾經與英國統治者合作，而國大黨成員當時卻是在英國監獄服刑，但是尼赫魯和其同僚現在都很明智地放下這些歧異。甘地提醒過國大黨：「自由降臨給全印度，而不獨厚國大黨。」敦促內閣組成要不分黨派廣納賢才。
自由印度的第一個內閣呈現了超越政治的普遍性，成員則盡可能地納入了五個宗教團體（還含括了幾名無神論者），並且來自印度不同地區；其中還有一名女性代表凱爾（Rajkumari Amrit Kaur）及兩位賤民代表。
至於八月十五日的議程，首件事就是向當時的英國總督蒙巴頓勛爵宣誓就職，前一晚他仍是最後一任的總督。當天的行程如下：
八點三十分 部長們在政府大樓向總督宣誓就職
九點四十分 預備接送各部長至制憲會議
九點五十分 國家禮車開至制憲會議
九點五十五分向總督致上皇家禮炮
十點三十分 制憲會議升上國旗
十點三十五分國家禮車開抵政府大樓
十八點 於印度門舉行國旗升旗典禮
十九點 彩燈秀
十九點四十五分 燃放煙火
二十點四十五分 於政府大樓進行國宴
二十二點十五分 於政府大樓舉行接待會
印度人看來就跟即將離去的英國統治者一樣喜歡儀式和典禮。整個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區，從政府到人民，大家都歡欣鼓舞地慶祝著獨立的來臨。單就首都德里而言，據報就舉行了三百場升旗儀式。在商業中心孟買，該市市長在奢華的泰姬瑪哈旅館（Taj Mahal hotel）作東舉行了一場盛宴。在印度教聖城巴納拉斯，有間廟宇就意味深長地由一位穆斯林來執行揭旗儀式。西隆（Shillong）是東北方的山城，當地地方首長主持了一場升旗儀式，升旗的四個年輕人是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兩對男女，「印度朝氣蓬勃，理當象徵性地由年輕人來升起剛誕生的新印度旗幟。」
人們認為一九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首次──可以說是幻想的──獨立日當時，群眾是「嚴肅而有秩序的」（尼赫魯的觀察即是如此）。然而，當真正的獨立日於一九四七年來臨之際，印度人表達出來的反而是更為赤裸的情感。援引一個外國人士的觀察，在印度各地，「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精力充沛的群眾爆發出排山倒海的情緒，宣洩出壓抑多年的沮喪。從磨坊廠區到黃金海岸，民眾來回流連，四處可見他們狂歡作樂……在遺忘了以抗拒歐洲白人的遮陽帽為象徵的幾十年陰鬱怨恨之中，無處不是感染人心的歡樂慶典。」
而印度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加爾各答所發生的事，展現的即是這種氛圍。過去幾年以來，儘管這個城市受制於布料短缺的情況，但是那樣的跡象現在卻奇蹟地消失在「從房屋和建築物竄出的旗海之中……汽車和腳踏車上，連孩童和還在吃奶的嬰兒手上都有國旗」。與此同時，新的印度省督在政府大樓宣誓就職，但是看在即將卸職的英國省督的私人祕書眼裡卻挺不是滋味。他抱怨道：「從服裝的角度來看，集會所表現的普遍混雜特點實在是太不莊重了。」看不到晚宴外套和領帶，有的只是纏腰布和白色甘地帽。「會客室滿是閒雜人等」，整個宣誓典禮就是英國人離開印度之後「將會出現的情景的預示」。而整個典禮的最低潮，無非就是卸職在即的孟加拉省督巴洛斯爵士（Sir Frederick Burrows）頭戴一頂白色甘地帽走出房間的剎那。
II
在會議開始之前，制憲會議的主席援引印度國父聖雄甘地的話，德里就此響起了「久久不歇的掌聲」。會場外的群眾呼喊著：「聖雄甘地勝利！」然而，甘地並不在首都慶祝活動的現場，那時他人在加爾各答，但也沒有參加那裡任何一場慶典或升旗活動。他對展示在政府大樓的甘地帽一無所知，也沒有允許。在十四日的晚上，西孟加拉的省督拜訪了甘地，詢問他隔天該如何舉辦慶祝活動。「到處都有人餓死，」甘地回答，「你竟然想在這樣的浩劫之中舉行慶祝活動？」
甘地的心情無疑是低落的。當主要的國族主義報紙《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的記者請求他就獨立時刻發表言論的時候，他的回答是：「無話可說。」當英國廣播公司（BBC）請他的祕書幫忙錄製一段他的談話，畢竟他是全世界認可真正代表印度的人，他卻要對方去找尼赫魯。BBC並沒有因而被勸退，反而要使者回去勸甘地，強調錄製的談話會翻譯成多國語言在全球播送。甘地卻還是無動於衷地說道：「就請他們忘了我會英語吧。」
甘地紀念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的方式是進行二十四小時的禁食。他奮鬥了這麼久才獲得的自由，卻要付出讓人無法接受的代價。獨立也意味著印巴分治。過去十二個月以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騷亂幾乎沒有停止過；從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的加爾各答開始，暴力先是蔓延至孟加拉省的鄉村，再到比哈爾（Bihar），隨後是聯合省（United Provinces），最後則是旁遮普省，那裡的暴力程度和殺戮範圍甚至超過了之前的恐怖事件。
一九四六年八月到九月發生的暴力事件，是由煽動巴基斯坦分治運動的政黨穆斯林聯盟（Muslim League）率先唆使的。聯盟是由真納（Mohammad Ali Jinnah）所領導，他嚴峻而不易親近，但是個傑出的政治謀略家。如同尼赫魯和甘地，真納也是在英格蘭接受律師的養成教育；他也跟他們兩人一樣，曾經是國大黨的一員。由於感受到國大黨是由印度教徒領導而只求印度教徒利益的政黨，他毅然退黨。儘管是國族主義的抗爭，真納卻認為國大黨並無法真正代表印度最大少數族群穆斯林的利益。
透過一九四六年於加爾各答發起的暴動，真納和穆斯林聯盟希望能夠進一步分化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以便迫使英國人最終撤離時能夠分割印度，他們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可以說是相當成功。比哈爾省的印度教徒則是凶殘地報復，而他們的行動得到了當地國大黨領導成員的支持。當時的英國人已經說明，英國不會把權力移交給「遭到生活在印度這個國家的龐大有力的群體直接否定其權威」的政府。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的流血事件，似乎表明了穆斯林就是這樣的一群人，他們絕不會輕易地、也不會心甘情願地接受在印度教徒主導的國大黨統治下生活。現在發生的「每一次社群暴動，都被人援引是進一步替兩國理論（two-nation theory）和印度終將實行印巴分治背書」。
目睹暴力的甘地是不會就此沉默的。當孟加拉鄉下的第一手報導傳出之後，他放下一切前往當地。這位七十七歲的男性長者走過滿是爛泥和石頭的艱困地區，沿途安慰了慘遭暴亂蹂躪的印度教徒。這趟七週的旅程，他走過一百一十六英里的路，大多是赤腳行走，並且在近百個村落聚會上發表談話。後來，他也拜訪了受害者多是穆斯林的比哈爾省，之後行至德里，那裡湧入了大量的旁遮普難民，他們是在大屠殺中失去一切的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心中充滿了復仇情緒，而這正是甘地想要抑止的，為的無非是害怕那樣的情緒會讓那些選擇分治後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遭到報復。
甘地在預定獨立日的兩週前離開了德里，先是在喀什米爾待了四天，接著搭火車轉往加爾各答，那裡的動亂已經持續一年多了卻沒有停歇的徵象。在十三日的午後時分，他在穆斯林主導地區的貝利亞卡塔（Beliaghata）住了下來，那是「一個擁抱群眾的簡陋住所」，他想要看看是否「能夠在首善之都加爾各答為理智的恢復貢獻自己的心力」。
甘地決定在十五日就只是進行禁食和祈禱。他在當天下午聽到了這樣的消息（此處引用一份新聞報導），在加爾各答一些受害最深的地區出現了「幾乎令人匪夷所思的友愛同歡的場面」。「當印度教徒開始在街道和巷弄的入口架起勝利拱門，並用棕櫚葉、標語、旗幟和彩旗加以裝飾，穆斯林店家和住戶也不遑多讓，他們用印度自治領（Indian Dominion）的旗幟點綴起店鋪和住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開著敞篷車和貨車在街上呼嘯而過，大聲對人群喊著「印度萬歲」（Jai Hind）的國族主義口號，「大批的友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群眾蜂擁上街，也欣然給予回應。」
這個社群自發性融合的消息，似乎讓甘地的心情好了一些，他決定要在當天發表聲明，但不是透過BBC，而是用他自己喜歡的祈禱集會的溝通方式。有個報導說有一萬人，另一個則說三萬人，總之就是有廣大的群眾聚集在貝利亞卡塔的拉什蒲甘廣場（Rash Bagan Maidan），聆聽他的公開談話。甘地談到自己寧願相信，當天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所展現的友愛，應是「發自內心而不只是一時的衝動」。這兩個社群共飲了「騷亂的毒酒」，現在總算和好如初，「友善的甘露」嘗起來不啻更加甜美，天曉得，或許這樣的結果恰好可以讓加爾各答「永遠不再受到社群病毒的毒害」。
八月十五日的加爾各答的平和態勢讓人欣慰，但是也令人意外，畢竟這個城市在獨立日來臨的幾週前一直是處於戰戰兢兢的狀態。根據印巴分治仲裁條款，孟加拉省將被分割，東半部歸屬巴基斯坦，西半部則續留印度。加爾各答是當時該省分的第一大城，自然成了爭奪的焦點。由於邊界委員會（The Boundary Commission）決定把加爾各答分給印度，故而讓人擔憂在獨立日前夕可能出現暴力衝突。
而在印度半島的另一頭，旁遮普的首府拉合爾也出現了麻煩。如同加爾各答，拉合爾也是一個宗教和文化多元的城市，擁有許多最雄偉的精緻建築物，巴德夏希清真寺（Badshahi mosque）即是其中之一，它是偉大的蒙兀兒帝國末代帝王奧朗哲布（Aurangzeb）所興建完成的。不過，拉合爾也曾經是錫克帝國的首都，而在較近的時期更是印度教改革派雅利安社（Arya Samaj）的中心所在。如同旁遮普的所有其他領地，這個城市的命運現在是掌握在英國人手上，由他們來進行該省的分割工作。雖然十五日之前就公布了孟加拉的分割決定，但是旁遮普的「仲裁」結果的宣告則被延到獨立日之後。到底拉合爾及其鄰近地區會分給印度，還是會分入巴基斯坦呢？
後者似乎是比較可能的結果，也更符合邏輯，畢竟穆斯林是該城市最大的社群。確實如此，這個在西旁遮普地區（West Punjab）的巴基斯坦新省分早就任命了一位新省長，並且已經搬入拉合爾的政府大樓。在十五日的傍晚，該省長為了慶祝就職而舉行了派對。
他後來回憶道：「絕對沒有人辦過比這個更糟糕的派對了……電流斷電，電扇和電燈都不能用，我們有的唯一光源是半英里之外燃燒的拉合爾市區的火光。花園四周則是槍響不斷──不是零星的槍聲，而是大量的射擊。至於是誰在對誰開槍，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想要問。」
沒有人想要問。或許要問也不會在省長的派對上問。但是在貝利亞卡塔的聖雄甘地卻對「仍在拉合爾肆虐的瘋狂」表達了自己的憂慮。要到何時、應該怎麼做，才能將之終止呢？或許我們可以期盼，「加爾各答能夠作為影響旁遮普省和印度其他地區的寶貴例子──倘若真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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