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續篇：霸權移轉的動盪時代，當今的...

第二章　通向世界心臟之路
近年來發生的事件讓人們很難對西方的時代正處在十字路口上的評斷加以反駁。在美國，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川普獲得了總統大選的勝利。美國方向的轉變是至關重要的，他在競選過程中反覆地重複這一點。國家的未來已經命懸一線。「要麼是我們贏得這場選舉，」投票日的三個星期前他在科羅拉多泉這樣告訴選民，「要麼我們就是丟掉這個國家。」
美國正在自由落體，他在競選期間一次又一次地重申。川普在二○一五年宣布成為大選候選人的時候，提出有需要採取孤注一擲的手段來拯救國家。「我們的國家正處在嚴重的麻煩中，」他這樣說道。「我們不再有優勢了。我們過去曾享有勝利，但現在沒有了。」其他國家正在以美國為代價富裕起來。「我們上次在任何事情上贏過日本是什麼時候的事？」川普這樣問。「他們把數以百萬計的汽車送到美國來，然後我們做何反應？你上次在東京看到一輛雪佛蘭是什麼時候的事了？這是不存在的事啊，兄弟們。他們總是把我們打趴下。」
墨西哥和中國也是問題。是時候該採取激烈手段了──否則美國就完了。在和共和黨內對手的電視辯論中，川普說：「我將會把水刑帶回來，還會把比水刑狠得多的一堆東西帶回來。」
隨即還有臭名昭著的墨西哥邊境牆計畫，川普許諾要蓋一道「堅不可摧的、實實在在的、高大雄壯、強壯有力、漂亮的南部邊境牆」。還有，要對中國做出行動來，川普反覆地這麼說。「我們不能允許中國強姦我們的國家，這就是他們正在幹的事情。」
在川普的就職演說上，據說川普準備從許多前任政府簽署的協議中退出，將美國從國際主流進程中脫離出來。這包括在上任的第一天就簽署一份命令，「永久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他堅信這是「推動美國工業，保護美國工人並提高美國人薪水」的必要一步。
接下來的是巴黎氣候協定，川普把它描述為「華盛頓進入一個對美國不利，卻唯獨嘉惠其他國家的協定中的最新例子，它讓我所深愛的美國工人和納稅人以失業、低薪、破敗的工廠和大量減少的經濟生產的方式來消化其代價」。因此，他在二○一七年六月宣布，美國「將停止履行（這份協定的）所有內容」，立即生效並從而避免「這份協定給我們國家造成的嚴厲的金融和經濟負擔」。
除了這些退出協定的步驟之外，還有例如簽署行政命令禁止來自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利比亞、索馬利亞、蘇丹和葉門的所有國民旅行至美國的行為；下指令取消「上一屆政府（和古巴達成）的（即刻生效的）徹底單邊協定」；以及給超過一千種商品增加關稅，這將最終影響到來自中國的五百至六百億美元的進口商品，而且這只是「未來多次的一個開始」。
這些劇烈的方向轉換所應對的是一個迅速變化的世界，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政治領導人和選民都要求和選擇了激烈的方法變化。隨著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和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以二○一七年中期在議會中最高階的兩名候選人之一的身分角逐法國總統大選，歐洲已經見證了右翼的興起；在德國，德國另類選擇（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不僅在同年九月的聯邦選舉中贏得了首個席位，而且還在隨後進程中成為了第三大黨──有九十四名議員獲選進入了議會。
在歐洲發生的摩擦集中在關於移民和國家認同的問題上。但是這些摩擦是受恐懼所驅動的──無論是真實的恐懼或想像中的恐懼──想要以激進的行動來延緩變化或是逆轉變化。在匈牙利，隨著確保司法獨立和媒體自由的失敗，以及對少數族裔越來越少的保護，有刺的鐵絲網已經沿著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邊境修建起來。這已經導致了歐盟對自己的成員國施加制裁的呼籲出現──「在歐盟之所以成立的價值之上的……清晰的漏洞」已經如此劇烈。
在這件事之後發生的是出於相似疑慮而對波蘭進行懲罰，由於波蘭對自由價值的拒絕是如此強烈，歐盟在二○一七年年十二月祭出了《里斯本條約》，要求華沙方面放棄司法改革。「我們和波蘭政府存在爭議」，歐盟委員會主席尚－克勞德‧榮克（Jean-Claude Juncker）說；但至少，他用使人寬慰的口吻補充說，「我們不是在打仗」。
歐洲內部的壓力和緊繃態勢，各成員國對於面臨的困難和對重大內部問題、沒能有效處理難民和歐洲以外的經濟移民到來問題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們認為難民和移民的到來給歐盟本身的理想和統一帶來了巨大壓力。義大利副總理路易吉‧迪‧梅歐（Luigi di Maio）在二○一八年夏天表示，歐盟看起來在「成立的根本原則上有了嚴重問題」。也許，不再給歐盟的年度預算做貢獻的時候已經到了。
然而，信心崩潰的縮影已經顯現出來，英國在二○一六年夏天舉行了公投，儘管脫離歐
盟的過程和結果仍然晦暗未知，有五二％的投票者仍選擇聽從離開歐盟的建議。
在為全民公投做準備的過程中，歐盟被當作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英國未來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按照博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的說法， 歐盟是一個「摧毀工作崗位的引擎」，已經給英國經濟造成了深深的損害。所有歐盟成員國的海關聯盟是「對英國國家利益的完全出賣」，一位重要的脫歐支持者說道；但「幸運的是」，另一位高級政治人物表示，英國和其他國家保持著可以重新點亮的「悠久友誼」，可以跟這些國家達成更好的貿易條款──就像以前那樣，這些國家幾乎都曾是英國的殖民地。向未來躍進意味著回首過去。
無論脫歐將呈現出怎樣的長期後果，既成的事實是，在西方已開發世界中的許多國家、政治人物、選民和政府都正在採取行動來減少彼此的合作，解除那些現在看來已經不受歡迎、有問題，而且事實上起到了反作用的過去達成的協議。充滿希望地為共同利益展開協作的樂觀主義已經被懷疑和不信任所取代，而且更重要的是，事情正在向各自為戰的方向發展。二○一六年夏天，梅伊（Theresa May）在她作為首相任內的第一次G20峰會上，向世界最強大國家的首腦們傳達令他們大吃一驚的訊息，英國將成為「自由貿易的全球領導者」──這樣雄心勃勃的想法或是衝動並不現實：一個家裡亂成一團的人是無法帶領別人的。
對白宮、對英國脫歐和對熟悉的西方權力走廊上的頭條新聞一刻不停的關注，意味著對世界其他地方的關注十分有限，當在其他地方發生了具有地區性，事實上是具有跨大陸效應的大規模發展變化時，這種無知就來得特別強烈。在追逐和關注同樣的事情和人物時，付出的代價是喪失對宏觀圖景的把握。
西方孤立和破裂的主題與自二○一五年開始沿著絲綢之路發生的事情，形成了尖銳對比。在連結太平洋至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域中，正在發生的事情是鞏固和尋找能夠更高效合作的方式；這個趨勢是關於化解緊張關係和建立聯盟；正在這裡發生的討論是關於互惠互利的解決方案以及提供長期合作的平台。
多個機構促進了這些合作與討論，既讓對話成為可能，又能採取實際的手段來加深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像亞洲發展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和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之類的多邊金融機構，還有像上海合作組織、亞歐經濟聯盟、金磚國家峰會、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儘管沒有美國參加）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後者包括來自東南亞的國家和中國、印度、南韓、日本、澳洲和紐西蘭。這些國家的GDP總和高達將近三十兆美元──或是占據全球GDP的三○％並代表了三十五億人口。創造一個現代、綜合、高質量、互惠的經濟合作協定的磋商，已經緊鑼密鼓地進行起來，讓人們看到了如一個經濟學家所言的有史以來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的前景。
並不出人意料的是，走向合作的過程在亞洲和世界是不一致的。民族之間不容忽視的重大隔閡、敵對和競爭仍然存在，以及那些對於地區和有些時候對全世界造成不安影響的個人也還存在。但無論如何，看到世界正在向兩個不同方向旋轉仍是一件引人驚嘆的事情──一邊正在拆夥、各走各的路，另一邊加深聯繫並試著彼此協作。
例如，中亞許多資源豐富的國家已經開始探索展開務實合作的方法並取得了一些實效。在二○一七年三月，土庫曼和烏茲別克兩國的總統揭幕了跨阿姆河（Amu Darya River）的新建鐵路橋。這座橋位於土庫曼納巴德－法拉布（Turkmenabat-Farab），是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這個工程不僅能改善兩國之間的交通，同樣能打開遠距貿易的可能。然後還有中亞共和國提出的展開協作的倡議，例如那些旨在幫助塔吉克鞏固其南方和阿富汗的邊境，包括一個目的是阻止毒品走私的行動，或是於二○一七年下半年在吉爾吉斯的奧什（Osh）、巴特肯（Batken）和賈拉拉巴德（Jalalabad）地區增設新的檢查點，讓跨越邊境到烏茲別克變得更容易、更快捷。
關係的改善會促進交換行為。例如，在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之間的雙邊貿易，光是在二○一七年一年就增加了三一‧二％，同時還有新的倡議提出來，目標在接下來的幾年中讓貿易更進一步增長。無論是哈薩克宣布二○一八年是烏茲別克年，還是烏茲別克相應地將二○一九年提名為哈薩克年，兩國之間的長遠關係還有待觀察。雖說聲明「兩個博愛的民族……肩並肩地邁向經濟發展的道路」和尋求以「永恆友誼和戰略夥伴關係」為基礎的互惠互利，是不能太嚴肅對待的悅耳漂亮話，但儘管如此，他們的確努力地強調了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歷史和未來相互支持的共同論述。

第二章　通向世界心臟之路
近年來發生的事件讓人們很難對西方的時代正處在十字路口上的評斷加以反駁。在美國，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川普獲得了總統大選的勝利。美國方向的轉變是至關重要的，他在競選過程中反覆地重複這一點。國家的未來已經命懸一線。「要麼是我們贏得這場選舉，」投票日的三個星期前他在科羅拉多泉這樣告訴選民，「要麼我們就是丟掉這個國家。」
美國正在自由落體，他在競選期間一次又一次地重申。川普在二○一五年宣布成為大選候選人的時候，提出有需要採取孤注一擲的手段來拯救國家。「我們的國家正處在嚴重的麻...

在二○一五年《絲綢之路》這本書面世以後，它可謂引起了一陣躁動。很自然的，作為一名作者，我希望人們可以讀我的作品並且喜歡我寫的內容；但作為一名學術界的歷史學家，很久以來，我發現我想要研究的內容常常引不起他人的興趣。在宴會、酒會上，關於我研究內容的談話總是沒辦法持續很久，甚至和我的同事聊天的時候也是這樣，話題總是直接聯繫到我們共同感興趣的時代或領域上去。
因此，《絲綢之路》一書獲得的成功讓我大吃一驚，從結果看起來，就像我年輕的時候一樣，很多人想要更多地學習和了解世界。我並不是唯一一個對此有興趣的人，畢竟還有很多人想要了解其他的那些在過去享受了輝煌時代的人、文化和地區，這些內容已經被更後來的歷史中引人矚目的故事沖刷得掉色了。很快，很明顯地，我就成了一個把關注點從人們熟悉的歐洲和西方故事上移開的人，對很多讀者來說，亞洲和東方的故事就像是一股清新的空氣。
同樣的，關注在一千年之久的時間裡把各片大陸聯繫起來的溝通角色，也同樣讓人耳目一新。在十九世紀末的時候，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想出了一個專有名詞來描述連接漢朝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交換網絡。他把這些聯繫網稱為「die Seidenstraßen」──也就是絲綢之路，這個名詞抓住了學者和一般公眾的想像力。
在一片地理範圍明確的區域內，理解商品、思想和人是如何在亞洲、歐洲和非洲之間移動，解釋太平洋和南海是如何與地中海和最終的大西洋聯通時，李希霍芬的這個「絲綢之路」的概念是模糊、曖昧的。實際上，「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意涵具有的鬆弛性讓這個概念可以很寬泛，不僅是因為它們不是現代語意中的「路」，而且也因為它的意涵模糊了短途和長途貿易之間的區別，再者除了絲綢以外，還有許多其他商品和貨物在這個網絡中流通，甚至在一些案例中，這些商品的貿易量比昂貴的紡織品更大。
事實上，「絲綢之路」作為一個專有名詞所提供的是一個描述方法，在絲綢之路中，人、文化和大陸都交織在一起，而且透過這種描述，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宗教和語言在過去的傳播方式，同時也清晰地表明了關於食物、風尚和藝術的觀念是如何彼此融合、競爭和借用。絲綢之路讓我們更清晰地看到了對資源和遠途貿易加以控制的重要性，因此解釋了那些穿越沙漠和大洋的遠征的背景和動機，這些遠征改變了帝國興起的樣貌。絲綢之路表現了技術創新是如何刺激到數千英里以外的人，也表現出了暴力和疾病是如何以相同的模式順序造成破壞。絲綢之路讓我們得以了解過去發生的事情並不是彼此孤立、互相截然不同的一系列時期和地區，它讓我們看到歷史的節奏脈動，世界在一千年來都是彼此相連的，我們生活的世界一直是更大、更廣闊的全球歷史的一部分。
如果我是在二十五年前寫成了《絲綢之路》這本書的話，它具有的話題性也一定絲毫不差。在九○年代初，柏林牆的倒塌和蘇聯解體不僅在俄國造成了重大波動，同時也波及蘇聯解體後紛紛獨立的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九○年代初還發生了第一次波灣戰爭，這場戰爭和二十一世紀初對伊拉克的軍事介入緊密相連。這一時期也是中國發生重大變動的時刻，一系列的改革讓中國不僅作為一股地區力量而崛起，更成為了一個全球超級強權。隨後的風向改變也出現在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整個中東地區──因為這是絲綢之路永遠不變的狀態，這一片網絡是世界的中樞神經系統的所在地。
當我的書在二○一五年夏天出版上市的幾個星期後，我和一個朋友在倫敦吃午飯，他是那本書的最初讀者之一。「我感到了一種陌生的慰藉，」他告訴我。「這本書讓我認識到變化是常態，全球力量中心的大轉移十分正常，當前這個混亂又不熟悉的世界或許並不是那麼奇怪，也並非多麼的不尋常。」
甚至在《絲綢之路》這本書出版後的短短幾年中，許多的事情都已經發生了變化。以我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視角來看，出現了一系列讓我們可以了解過去的新進展，這是極其令人激動的事情。在不同領域耕耘的學者們，他們研究不同的時期和地區，也都得出了既有說服力又有創新性的成果。考古學家利用衛星圖像和空間分析認定了組成蓄水池、運河和大壩的灌溉系統，這些設施可以追溯到西元四世紀，並且能為我們解釋為什麼農作物可以在中國西北的荒涼條件下生長，在那個時候，與其餘的世界進行交換的時代正在到來。
來自商業衛星和間諜衛星的數據，以及在阿富汗用於軍事監視活動的無人機所提供的數據，已經被阿富汗遺產繪圖聯合計畫（Afghan Heritage Mapping Partnership）中的研究者利用起來。這讓人們可以對貿易客棧、水道和定居建築群的基礎設施有更詳盡的了解，這些設施都曾是中亞旅行者的居住地，這些研究成果轉變了我們對於過去絲路是如何連接的理解。這些研究的大部分都是在極偏遠的地方進行，這件事本身也表現出了二十一世紀的學術研究本身取得的發展。
在學術研究方法上的進展，也給研究前現代時期在亞洲心臟地區的游牧民和定居民之間的關係帶來了新的啟示。對中亞十四個墓葬中遺留的七十四具人類遺體進行的碳和氮同位素分析，有助於科學家揭示出在定居民和游牧民之間，存在著截然不同的飲食習慣，這種分析也指出游牧民的飲食種類範圍要遠比那些定居在村、鎮和城市中的人更廣泛多樣。這個研究發現也反過來提出了一些重要問題，關於流動人口在數百甚至數千英里外的地方推廣新潮流和在傳播文化變革中所扮演的角色。
與此同時，基因和民族語言學上的證據也被用來展示核桃樹林的散播是如何在亞洲大部分地區與語言發展重疊的。乾枯的核桃種子化石遺跡指出，核桃樹是被沿著絲路旅行的商人作為長期農業投資而有意種植的。這項發現反過來開啟了更好的理解方式，讓人們看到自然世界之間的關係以及越來越高的本地交換、區域交換水平所造成的影響。就像是其他的各種事物一樣，絲綢之路的作用也是一個「基因走廊」，對人類、植物和動物都是如此。
後來又有了新的研究將意第緒語的起源和跨越亞洲的商業交換聯繫了起來，新的研究聲稱它的發展和保護交易安全的方法有關，是為了只讓特定的少數人明白而發明的語言。
這和二十一世紀產生了明顯的共鳴，祕密貨幣和黑鏈技術也是為了解決貿易商人如何安全地完成交易的問題。人們驚人地發現，利用新一代的冰芯技術可以為人們了解黑死病造成的毀滅性影響提供新線索，這項技術可以顯示出在十四世紀中葉的鋼鐵生產曾大幅度衰落。
在二○一七年解密的文件記載了一九五二年英國大臣和美國官員在華盛頓會面的內容，克里斯托弗‧斯提爾（Christopher Steel）爵士和美國助理國務卿亨利‧拜羅德（HenryByroade）討論了推翻伊朗總理的政變，這份文件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臭名昭著計畫的形成過程。
與之類似的，先前解密的冷戰初期美國祕密核武攻擊計畫的文件，也幫助我們揭示出美國軍事和戰略部署的重要內情，以及當時對戰爭爆發後如何最好地消除蘇聯武裝的評估。
這些只是歷史學家不斷地使用不同技術來精煉和改進對過去歷史的理解區區幾個例子。這就是讓歷史成為一個如此動態性和激動人心的學科的地方：受到以不同的方式考慮事情的刺激的過程中有一種感動，在發現人、地區、思想和主題之間存在著聯繫時也會讓人激動。
過去的幾年已經讓一些事情顯現得十分清晰了：無論是英國脫歐時代的創傷、引人發笑的政治生活、當代歐洲政治的混亂或是唐納‧川普，真正對二十一世紀有重大影響的是那些絲綢之路上的國家。真正對今天的世界造成影響的決定並不是像幾百年前一樣，在巴黎、倫敦、柏林或是羅馬制定，而是在北京和莫斯科，德黑蘭和利雅德，在德里或伊斯蘭堡，在喀布爾和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地區，或是在安卡拉、大馬士革和耶路撒冷定案的。世界的過去已經被絲路沿線發生的事情所塑造；同樣的事情也會在未來發生。
隨之而來的是一張細節詳盡的當代事物快照，但這張快照是透過一個廣角鏡頭，拍攝的目的是為了提供世界事務的大環境和背景，並且突出一些和我們的生活和生計息息相關的主題。絲綢之路就位於這張快照的正中央──它的位置如此重要，事實上，如果我們不把位於地中海東部和太平洋之間的地區納入考量的話，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對今天或明天擺在商店裡的商品有真正的了解。因此，這本書就是為了把故事更新到最新，來解釋在過去幾年的重大轉型時期中發生的事情。
自從二○一五年以來，世界發生了劇烈變化。對西方來說，生活變得益發艱難，也有更多的挑戰，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時間。毫無疑問的，在脫歐投票和圍繞在歐盟未來的不確定性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我在此刻所討論的感受。在川普當選後，美國也處於同樣的軌道上，川普是一個讓人迷惑又難以評估的人。問題並不在於他發推特的高頻率──他的很多推文內容都成了評論人的笑料來源，但問題在於試著理解白宮是否想要從全球事務中退出或是要重塑全球事務──以及白宮打算這麼做的原因。
而且還有俄羅斯，雖然普丁總統和他的內部小圈子已經連續執掌國家二十年了，但這個國家和西方的關係已經開啟了一段新篇章。在烏克蘭的軍事介入，遭到指控介入美國和英國大選，以及試圖暗殺前情報官員的事蹟，已經讓俄國和西方的關係來到了柏林牆倒塌之後的最低點，而且，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將會給莫斯科的南向和東向的重新配置整合打下基礎。

在二○一五年《絲綢之路》這本書面世以後，它可謂引起了一陣躁動。很自然的，作為一名作者，我希望人們可以讀我的作品並且喜歡我寫的內容；但作為一名學術界的歷史學家，很久以來，我發現我想要研究的內容常常引不起他人的興趣。在宴會、酒會上，關於我研究內容的談話總是沒辦法持續很久，甚至和我的同事聊天的時候也是這樣，話題總是直接聯繫到我們共同感興趣的時代或領域上去。
因此，《絲綢之路》一書獲得的成功讓我大吃一驚，從結果看起來，就像我年輕的時候一樣，很多人想要更多地學習和了解世界。我並不是唯一一個對此有興趣的人，...

前言

第一章　通向東方之路
第二章　通向世界心臟之路
第三章　通向北京之路
第四章　通向對立之路
第五章　通向未來之路
感言
注釋

前言

第一章　通向東方之路
第二章　通向世界心臟之路
第三章　通向北京之路
第四章　通向對立之路
第五章　通向未來之路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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