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曾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2005年獲頒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這個獎專為四十歲以下對經濟學思想與知識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而設，是僅次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耀，也是未來最熱門的諾貝爾獎人選。2016年再獲BBVA基金會前沿知識獎（BBVA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表彰他在經濟、財務金融與管理學上的傑出貢獻。艾塞默魯是全球經濟學文獻引用次數最多的前十名經濟學者，他的論文產量驚人，是經濟學界最猛悍的新秀。 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 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既是政治學家也是經濟學家。他是世界知名的非洲與拉丁美洲專家，目前在玻利維亞、剛果、獅子山共和國、海地與哥倫比亞各國皆主持研究計畫，每年夏季會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安地斯大學授課。
第二段：認識影響自由有無的紅皇后效應 自由和國家的終極能力，不僅取決於信任和合作，也取決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權力均衡。如果國家和菁英變得太強大，最後就會形成「專制巨靈」的國家；如果國家和菁英落在後面，結果就會變成「巨靈並不存在」的國家。因此，我們需要國家和社會同時並進，彼此都得不到優勢。這種情形就像是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在《愛麗絲鏡中奇遇》（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描述的紅皇后效應。在這本小說中，愛麗絲遇見紅心皇后後，兩人一起賽跑。「愛麗絲事後回想時，根本不大記得她們是怎麼開始比賽的」，但是她注意到，即使她們似乎都拚命地跑，「她們四周的樹木和其他東西，似乎根本都沒有改變過位置；不管她們跑得多快，她們似乎從來沒有超越過任何東西」。最後，紅皇后叫暫停。
自從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一書之後，坊間有不少人嘗試撰寫「大歷史」的類似分析。當年，賈德．戴蒙觀察幾億年來的地理環境，加上他的演化生物學知識，推論出物種遷徙、病菌傳播、圈養畜牧、移民分佈的可預期模式，驗之於最近五百年的人類歷史，頗有說服力。由於他的分析涵蓋範圍極廣且時間極長，所以稱之為「大歷史」。 另外，英國籍的歷史學家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二○○一一年寫了《西方憑什麼》（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一書，也算是另一種大歷史。摩里士比較幾千年來東、西方文化與社會制度的發展，據此推論為什麼航海發現新大陸與工業革命都發生在歐洲，又為什麼西方能在最近五百年主宰世界秩序；這也是一種「分析幾百年大問題」的大歷史著作。哈佛大學語言學教授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最近寫了《當下的啟蒙》（Enlightenment Now）一書，記述中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的種種人類成就，從民主法治到抗生素與量子力學，儼然也涵括了幾世紀一整箱的人類文明；這也是一個文明演進的大歷史。 《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一書是另外一種大歷史。此書想要解釋「民主自由」是如何產生的？孕育民主自由的土壤環境是什麼？民主自由為什麼在某些國家能生根、在其他國家又不行？這種跨文化的政治體制發展史，時間縱向數千年，地理橫向跨越北美、南美、非洲、西歐、中國、北歐、中東等地，當然也是不折不扣的大歷史分析。 然而大歷史分析畢竟是不容易的。也因為不容易，過去數十年也就只有《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本廣受好評的作品，得到普立茲獎；其他幾本書即使有些正面書評，但都稱不上是鉅作，頂多是力作（tour de force）。我自己也寫過《西方憑什麼》以及《當下的啟蒙》的書評，欽佩之餘還是有些保留。 所謂大歷史，當然就是要在時間軸線或地理軸線或是跨領域理論軸線廣闊延伸。賈德．戴蒙的書與其說是大歷史，不如說是「大地理」、「大生物演化學」；他把地表特徵、動物遷徙、馴養畜牧、寄生蟲、傳染病等，對照地理特徵研究得清清楚楚，細緻串連。然後，他才能發驚人之論，寫下具有絕對說服力的作品。但是，生物演化或地理變遷是冷冰冰的事實，少有前因後果的隱密、也沒有人云亦云的猜測、更沒有眾說紛紜的莫衷一是。是以大地理學好寫、大生物演化論也早就由達爾文一鎚定音，但是關於民主演變的大制度論、關於文明演進的大啟蒙論、關於現代史的大環境決定論，還真不容易形成一套令大家服氣的論述。 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都是赫赫有名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著作等身，論述質量絕佳。由他們共同撰寫關於「民主自由」的大歷史論，恐怕是地表上能夠找到的最佳人選了。如果他們處理不了這個議題，我懷疑當今學界還有誰能處理。此外，民主自由涉及政治，而政治又涉及最醜陋最會勾心鬥角的政客，實在是詭譎多變又細緻陰柔的課題，幾乎需要有相當的文化社會背景，才可能進入狀況。作者之一的羅賓森長年研究拉丁美洲、非洲，已經是極為博學廣泛了。艾塞默魯則是經濟成長理論的權威，對於過去數十年各國政經多所涉獵。這樣的黃金組合，他們的論述是什麼呢？ 艾塞默魯與羅賓森認為，民主是在一條「窄廊」中孕育出來的。既為「窄廊」，表示進入廊道不容易、進去之後也有極大的機率震盪溢出，因此民主自由多少有「路徑依循」（path-dependent）的偶然性與不可測性，甚至也不穩定。艾塞默魯與羅賓森指出，廊道之所以窄，是因為一邊有基於私慾亟思擴權的政治菁英，而另一邊則是抑挫政治巨靈的社會力量，但是這股力量卻又始也疏、動也緩，未必是政治巨靈的對手。更嚴重的是，就算社會力量發動了、抑制菁英了，也要抑制得恰到好處，稍有不慎又會落入另一種政府效能不彰的困境。要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我們既需要有效能政府的服務，也需要抑制其政治脫軌的社會機制。兩者之間過猶不及，所以廊道極為狹窄。 前述「理論」有沒有道理呢？我認為很有道理。但是要成為大歷史論述，就要把這一套理論拿到現實世界做檢驗。歐洲、亞洲、非洲、美洲；中國、印度、菲律賓、美國；古代、近代、現代……這樣的檢驗工程何其困難！以我這樣一個熟讀中國歷史、臺灣歷史的人來說，若要我爬梳這些地方的巨靈政治勢力與社會約制，我都會覺得力有未逮。我也做過三年駐外大使，與各國外交官討論聊天上百次，對世界各地有些瞭解。但是即使如此，要討論古今中外政治制度的大歷史，大部分時間我也只能瞠目結舌，插不上話。兩位作者學識遠勝於我，但是除非他們智商是我智商的平方，否則這樣的研究工作也是極為艱鉅的。 至少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分析，我認為艾塞默魯與羅賓森的分析還有補充的空間。兩位作者認為，中國歷史幾千年來在法家與儒家之間擺盪，我覺得太過簡化了。儒家，誰說不是一種「以禮義束框架，協助君主控制臣民」的法家？儒家、法家，有分得那麼清楚嗎？法家也許像是霍布斯所說的巨靈，但是若說儒家是約制巨靈的社會力，我認為還需要輔助論述。許多人都說，政治菁英其實是儒、法交互為用的，沒有誰制約誰的問題。 此外，書中也提到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分析這兩個地方為什麼無法產生民主自由體制。我自己的想法是：共產黨與共產主義是最近一個世紀的「異形」怪獸。它是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怪獸所反彈出來的變種，既有集中財產的強制，又加上變種孕育時期法西斯主義的污染，遂形成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以集體主義為名的集權控制體系。時至今日，全世界控制思想最嚴重、封鎖網路最嚴重、濫用暴力最嚴重、洗腦民眾最嚴重的政府，一是中國二是北韓。如果硬要用「窄廊」框架分析中國與北韓，就像分析「狂犬病為什麼會咬人」一樣，我總覺得辛苦了一點。 如前所述，我基本上是同意兩位作者的「窄廊說」的，也認他們的理論是坊間「民主起源論」最精彩的一說。但是大歷史不容易研究，制度大歷史更是涉及複雜的文化社會背景。我們讀這本書，既要欣賞其大框架，也要仔細觀照其與現實現象的對比；既要學習也要思考。這樣，你才能體會「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道理。讀書求知能否使自己成長，恐怕也是在一條「窄廊」中掙扎的過程。
【推薦序】 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特聘研究員）
自從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一書之後，坊間有不少人嘗試撰寫「大歷史」的類似分析。當年，賈德．戴蒙觀察幾億年來的地理環境，加上他的演化生物學知識，推論出物種遷徙、病菌傳播、圈養畜牧、移民分佈的可預期模式，驗之於最近五百年的人類歷史，頗有說服力。由於他的分析涵蓋範圍極廣且時間極長，所以稱之為「大歷史」。 另外，英國籍的歷史學家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二○○一一年寫了《西方憑什麼》（Why the West Rule...
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曾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2005年獲頒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這個獎專為四十歲以下對經濟學思想與知識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而設，是僅次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耀，也是未來最熱門的諾貝爾獎人選。2016年再獲BBVA基金會前沿知識獎（BBVA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表彰他在經濟、財務金融與管理學上的傑出貢獻。艾塞默魯是全球經濟學文獻引用次數最多的前十名經濟學者，他的論文產量驚人，是經濟學界最猛悍的新秀。 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 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既是政治學家也是經濟學家。他是世界知名的非洲與拉丁美洲專家，目前在玻利維亞、剛果、獅子山共和國、海地與哥倫比亞各國皆主持研究計畫，每年夏季會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安地斯大學授課。
第二段：認識影響自由有無的紅皇后效應 自由和國家的終極能力，不僅取決於信任和合作，也取決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權力均衡。如果國家和菁英變得太強大，最後就會形成「專制巨靈」的國家；如果國家和菁英落在後面，結果就會變成「巨靈並不存在」的國家。因此，我們需要國家和社會同時並進，彼此都得不到優勢。這種情形就像是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在《愛麗絲鏡中奇遇》（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描述的紅皇后效應。在這本小說中，愛麗絲遇見紅心皇后後，兩人一起賽跑。「愛麗絲事後回想時，根本不大記得她們是怎麼開始比賽的」，但是她注意到，即使她們似乎都拚命地跑，「她們四周的樹木和其他東西，似乎根本都沒有改變過位置；不管她們跑得多快，她們似乎從來沒有超越過任何東西」。最後，紅皇后叫暫停。
自從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一書之後，坊間有不少人嘗試撰寫「大歷史」的類似分析。當年，賈德．戴蒙觀察幾億年來的地理環境，加上他的演化生物學知識，推論出物種遷徙、病菌傳播、圈養畜牧、移民分佈的可預期模式，驗之於最近五百年的人類歷史，頗有說服力。由於他的分析涵蓋範圍極廣且時間極長，所以稱之為「大歷史」。 另外，英國籍的歷史學家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二○○一一年寫了《西方憑什麼》（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一書，也算是另一種大歷史。摩里士比較幾千年來東、西方文化與社會制度的發展，據此推論為什麼航海發現新大陸與工業革命都發生在歐洲，又為什麼西方能在最近五百年主宰世界秩序；這也是一種「分析幾百年大問題」的大歷史著作。哈佛大學語言學教授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最近寫了《當下的啟蒙》（Enlightenment Now）一書，記述中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的種種人類成就，從民主法治到抗生素與量子力學，儼然也涵括了幾世紀一整箱的人類文明；這也是一個文明演進的大歷史。 《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一書是另外一種大歷史。此書想要解釋「民主自由」是如何產生的？孕育民主自由的土壤環境是什麼？民主自由為什麼在某些國家能生根、在其他國家又不行？這種跨文化的政治體制發展史，時間縱向數千年，地理橫向跨越北美、南美、非洲、西歐、中國、北歐、中東等地，當然也是不折不扣的大歷史分析。 然而大歷史分析畢竟是不容易的。也因為不容易，過去數十年也就只有《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本廣受好評的作品，得到普立茲獎；其他幾本書即使有些正面書評，但都稱不上是鉅作，頂多是力作（tour de force）。我自己也寫過《西方憑什麼》以及《當下的啟蒙》的書評，欽佩之餘還是有些保留。 所謂大歷史，當然就是要在時間軸線或地理軸線或是跨領域理論軸線廣闊延伸。賈德．戴蒙的書與其說是大歷史，不如說是「大地理」、「大生物演化學」；他把地表特徵、動物遷徙、馴養畜牧、寄生蟲、傳染病等，對照地理特徵研究得清清楚楚，細緻串連。然後，他才能發驚人之論，寫下具有絕對說服力的作品。但是，生物演化或地理變遷是冷冰冰的事實，少有前因後果的隱密、也沒有人云亦云的猜測、更沒有眾說紛紜的莫衷一是。是以大地理學好寫、大生物演化論也早就由達爾文一鎚定音，但是關於民主演變的大制度論、關於文明演進的大啟蒙論、關於現代史的大環境決定論，還真不容易形成一套令大家服氣的論述。 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都是赫赫有名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著作等身，論述質量絕佳。由他們共同撰寫關於「民主自由」的大歷史論，恐怕是地表上能夠找到的最佳人選了。如果他們處理不了這個議題，我懷疑當今學界還有誰能處理。此外，民主自由涉及政治，而政治又涉及最醜陋最會勾心鬥角的政客，實在是詭譎多變又細緻陰柔的課題，幾乎需要有相當的文化社會背景，才可能進入狀況。作者之一的羅賓森長年研究拉丁美洲、非洲，已經是極為博學廣泛了。艾塞默魯則是經濟成長理論的權威，對於過去數十年各國政經多所涉獵。這樣的黃金組合，他們的論述是什麼呢？ 艾塞默魯與羅賓森認為，民主是在一條「窄廊」中孕育出來的。既為「窄廊」，表示進入廊道不容易、進去之後也有極大的機率震盪溢出，因此民主自由多少有「路徑依循」（path-dependent）的偶然性與不可測性，甚至也不穩定。艾塞默魯與羅賓森指出，廊道之所以窄，是因為一邊有基於私慾亟思擴權的政治菁英，而另一邊則是抑挫政治巨靈的社會力量，但是這股力量卻又始也疏、動也緩，未必是政治巨靈的對手。更嚴重的是，就算社會力量發動了、抑制菁英了，也要抑制得恰到好處，稍有不慎又會落入另一種政府效能不彰的困境。要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我們既需要有效能政府的服務，也需要抑制其政治脫軌的社會機制。兩者之間過猶不及，所以廊道極為狹窄。 前述「理論」有沒有道理呢？我認為很有道理。但是要成為大歷史論述，就要把這一套理論拿到現實世界做檢驗。歐洲、亞洲、非洲、美洲；中國、印度、菲律賓、美國；古代、近代、現代……這樣的檢驗工程何其困難！以我這樣一個熟讀中國歷史、臺灣歷史的人來說，若要我爬梳這些地方的巨靈政治勢力與社會約制，我都會覺得力有未逮。我也做過三年駐外大使，與各國外交官討論聊天上百次，對世界各地有些瞭解。但是即使如此，要討論古今中外政治制度的大歷史，大部分時間我也只能瞠目結舌，插不上話。兩位作者學識遠勝於我，但是除非他們智商是我智商的平方，否則這樣的研究工作也是極為艱鉅的。 至少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分析，我認為艾塞默魯與羅賓森的分析還有補充的空間。兩位作者認為，中國歷史幾千年來在法家與儒家之間擺盪，我覺得太過簡化了。儒家，誰說不是一種「以禮義束框架，協助君主控制臣民」的法家？儒家、法家，有分得那麼清楚嗎？法家也許像是霍布斯所說的巨靈，但是若說儒家是約制巨靈的社會力，我認為還需要輔助論述。許多人都說，政治菁英其實是儒、法交互為用的，沒有誰制約誰的問題。 此外，書中也提到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分析這兩個地方為什麼無法產生民主自由體制。我自己的想法是：共產黨與共產主義是最近一個世紀的「異形」怪獸。它是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怪獸所反彈出來的變種，既有集中財產的強制，又加上變種孕育時期法西斯主義的污染，遂形成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以集體主義為名的集權控制體系。時至今日，全世界控制思想最嚴重、封鎖網路最嚴重、濫用暴力最嚴重、洗腦民眾最嚴重的政府，一是中國二是北韓。如果硬要用「窄廊」框架分析中國與北韓，就像分析「狂犬病為什麼會咬人」一樣，我總覺得辛苦了一點。 如前所述，我基本上是同意兩位作者的「窄廊說」的，也認他們的理論是坊間「民主起源論」最精彩的一說。但是大歷史不容易研究，制度大歷史更是涉及複雜的文化社會背景。我們讀這本書，既要欣賞其大框架，也要仔細觀照其與現實現象的對比；既要學習也要思考。這樣，你才能體會「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道理。讀書求知能否使自己成長，恐怕也是在一條「窄廊」中掙扎的過程。
【推薦序】 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特聘研究員）
自從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一書之後，坊間有不少人嘗試撰寫「大歷史」的類似分析。當年，賈德．戴蒙觀察幾億年來的地理環境，加上他的演化生物學知識，推論出物種遷徙、病菌傳播、圈養畜牧、移民分佈的可預期模式，驗之於最近五百年的人類歷史，頗有說服力。由於他的分析涵蓋範圍極廣且時間極長，所以稱之為「大歷史」。 另外，英國籍的歷史學家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二○○一一年寫了《西方憑什麼》（Why the West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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