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元寇」的真相
與「元寇」的對立
然而，此一時期的中日關係，應該也有受到政治的影響。雙方的政治權力變動，引發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統一了歐亞中央大草原綠洲世界的蒙古帝國，也著手展開征服、管理東西雙方農耕世界的事業。這個事業在十三世紀後期達到頂點。蒙古帝國的建立者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與旭烈兀兄弟，攻克了中國世界與伊朗伊斯蘭世界。其中忽必烈在發動奪權政變後，於西元一二六○年成為整個蒙古帝國的君主。之後的漫長三十年治世裡，忽必烈致力於稱霸東亞。
蒙古帝國是蒙古土耳其系游牧軍事力，搭配伊朗伊斯蘭系商業經濟力而成的強大政權。透過這樣的關係，蒙古帝國沿著草原，掌握了當時橫跨歐亞大陸東西的交通幹線，對南方的農耕地帶展開波浪般的攻擊，將其納入統治下。忽必烈治世的最後階段，就是把蒙古帝國的版圖延伸至沿海地區。
在蒙古帝國的政權裡，負責經營東方中國的人是忽必烈。忽必烈先是往東征服了朝鮮半島的高麗，往南併吞了南宋，也接收了沿海的勢力，下一步就是跨海出擊。而海的彼方就是日本列島。日本所說與「元寇」的軍事衝突，就這樣開始。
與「元寇」的軍事衝突，就是「蒙古襲來」。發生於十三世紀末的「蒙古襲來」，若用日本的年號來表示，又稱為文永弘安之役，但這樣的說法，其實並不正確。本書使用「元寇」來表現「蒙古襲來」的目的有兩個。
其中之一便是日語裡沒有其他更適切的說法。「蒙古襲來」是從日本「被襲」的角度來看的，但「襲來」的當事者卻不是只有蒙古人，所以「蒙古襲來」的這個說法，不能涵蓋整個亞洲。既然如此，就不如用「元寇」來表示或許更恰當吧！
「寇」是指侵犯了不該侵犯之人的侵犯者，是貶意的用語，是蔑稱。所以「元寇」自然不是中立的詞彙，而且可能是日本人才能理解的用語。「元寇」是模仿後面將提到的「倭寇」一詞，日本人創造出來的用語。明知如此，我還是使用了「元寇」一詞，因為想用它與「倭寇」對照，從側面觀之所造成的歷史現象。
對立的經過
首先來確認一下兩次武力衝突的過程吧。在此姑且以年表的方式，大略記述如下：
一二六八年／蒙古從高麗派遣使節到日本列島，送來國書。
一二六九年／蒙古派遣使節，在對馬登陸。
一二七一年／趙良弼等使節團到日本。
一二七二年／趙良弼等使節團再到日本。
一二七四年／文永之役。
一二七五年／杜世忠等使節團到日本。
一二七九年／南宋舊臣范文虎派遣的使節團到達日本
一二八一年／弘安之役。
雙方的私下接觸應該從以前就有了，但直接的正式接觸，則是蒙古帝國攻下高麗後，於一二六八年從高麗派遣使節送國書到日本列島才開始的。
但日本方面並沒有回覆國書，還把中國來的使者趕走了。之後蒙古王朝又反覆派遣使者到日本遞交國書，但都遭到漠視。在多次派遣使者到日本的這段時間內，蒙古也進行軍事整備，聯合高麗的軍隊，攻打日本的壹岐、對馬，並在博多登陸日本。這就是所謂的文永之役。
戰役之後，蒙古帝國再度派遣使者到日本，但這些使者卻不幸遭到鎌倉幕府處刑。雙方依舊沒有進行任何交涉，於是蒙古政府編組了大規模的遠征軍，再一次攻擊日本。這是弘安之役。
雙方展開激戰，但蒙古軍因為暴風雨的打擊而兵敗。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不過，日本方面也沒有獲得軍事上的全面勝利，所以蒙古計畫第三次遠征，而日本政府也積極備戰。這種情形持續了很久。但最終由於蒙古帝國內部的政情不安定，情況不允許派兵遠征，所以蒙古第三次遠征日本之事，胎死腹中。
「不合乎常理」的日本
前述過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就不在此贅述了。想多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坊間有很多優秀著述可供參考。
但是，即使是前面那樣簡單的敘述，還是有引人注目、讓人覺得有必要多思考的地方。以下就對日本與蒙古，各舉一點來說明。
先說日本對蒙古的使者與國書的態度。鎌倉幕府對國書置之不理，甚至處刑了來使，這樣的舉止可以說太不合乎常理了？別說現代社會不會那樣做，即使以當時的標準、慣例來看，一定也會覺得不符合常理。用置之不理與處刑的態度來面對對手，根本就算不上有什麼交涉。
也有人認為鎌倉幕府威嚇、脅迫送國書來的使節，是正當的反應。但是，認為這種「勇於對抗大國，不屈服於大國」是「正當」，恐怕只存在於英雄主義色彩濃厚的日本，並不是共通的常理吧？以當時整個東亞的角度來看，日本的作為非常讓人無法理解。
總之，問題不在日本的行動是否「正當」。若以彼此的對錯或正義與否，就論斷事情的全貌，只會得到片面的結果。為什麼日本會做出那麼不合適的行動，以致產生眾多認知的差距與分歧呢？定位好問題，有益於全面性地了解歷史的事實。
如此一來，因孤立而不熟悉東亞常識與習慣的日本社會的模樣，就會清楚地浮現了。由武士團組成的政權體制，在亞洲中原本就是極為特別的異例，而京都與鎌倉這種雙重政府的體制，也可以說是非常稀有。
日本人看自己的歷史時，因為自小就習慣了幕府政治的存在，認為幕府是理所當然的體制；但是縱觀亞洲歷史，就會發現幕府體制是不合常理的體制，「幕府」這個和式漢語，也很難理解。這樣的日本政權，應該不會懂統治了歐亞的大帝國的思考、理論、組織與行動。
不過，這不是日本單方面的問題。因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陸和朝鮮半島也同樣對日本列島的情形很不了解。這是事實。不了解日本的風土民情，當然就不明白日本會做出何種反應。一再受挫卻仍然不顧一切地派遣使者到日本，難道沒有什麼企圖嗎？所有的戰爭都是因為互不了解而起的，「元寇」也是同樣的情形。
弘安之役的意義
現在必須思考的，是弘安之役。蒙古的遠征軍是由東路軍與江南軍組織而成的。前者從朝鮮半島出發，是蒙古軍與高麗軍的聯合軍，與文永之役時的編組相同，容易理解。問題是後者，江南軍是新加入的部隊。
說到文永之役與弘安之役間蒙古的變化，就是蒙古在那段期間併吞了南宋。江南軍的「江南」就是南宋，也就是說江南軍是舊南宋的軍隊編制而成，這支軍隊是號稱有十萬人的龐大水軍。江南軍從寧波出發，橫渡東海，攻打平戶。
在當時來說，這是很驚人的！人數實在太多了。真的組織了這麼多人的軍隊嗎？這個龐大的隊伍的確是軍事上的力量嗎？這是非常可疑的。也有人認為這個數量有誇大之嫌；也不能否認這個數字可能只是在比喻規模之大。還有，這支龐大的軍隊，為何要冒險選擇橫渡波濤洶湧的大海呢？這也超越了理解的範圍。
這些問題都與以舊南宋為基地密不可分。舊南宋領地有很好的經濟與高超的技術，人口又多，是有可能組織一支龐大的隊伍。另外，因為是從「江南」直接前往日本，所以非航行危險的海路不可。
蒙古併吞南宋十年不到，就展開這次遠征行動。要訓練出戰鬥力高的軍隊，編制龐大的隊伍，是很困難的。所以，與其說這支大隊伍是來打仗的，還不如說這支大隊伍是一個「移民團」。這是專長於蒙古史、中亞游牧民族史的歷史學者杉山正明，對蒙古遠征日本所做的解釋。或許確實如此。中國建造、組織了龐大的船團、艦隊，載了很多人到日本，這是事實。
從印度洋延伸到中國海的伊斯蘭商圈，也擴展到中國南方，建立了一大勢力。阿拉伯裔的蒲壽庚原本是南宋政權的官員，但後來投靠蒙古，還幫助蒙古帝國掃除南宋的殘存勢力；他是一位穆斯林大商人。忽必列的蒙古帝國利用以蒲壽庚為首的穆斯林海上勢力，以及這些海上勢力背後的舊南宋海上交易。
蒲壽庚在根據地泉州打造船艦，幫助編組江南軍，這對後來蒙古帝國遠征越南南部與爪哇島，有極大的助益。蒙古帝國因為遠征東南亞，而創造出穆斯林的通商網絡。所謂的東南亞遠征也帶著濃濃的「貿易船團」、「開拓貿易事業」的色彩。所以說，認為江南軍的最終目的在於通商，或許是很合理的想法。
蒙古帝國就是一個以穆斯林經濟為中心的政權，原本就對商業與貿易非常敏感而且積極。在併吞了南宋後，蒙古政權的勢力也伸展到南中國海，又看到了海上交易活絡的情形，自然想要把海上交易納入體制之中。組織江南軍之事，不可能與此無關。
中日關係的原型
如此看來，雖然同是弘安之役的遠征軍，東路軍與江南軍的基本性質卻不相同。前者經過北方的朝鮮半島，是真正的武裝部隊，準備以政治、軍事的力量來壓制日本；相對的，後者經由南海，從其性質看來，經濟面的用意遠大於軍事面。
這兩支部隊的不同，可以說如實地反映出中國的構成。也就是說，宋代以前的中國，是由南北兩個單元合成的。北方是游牧民族縱橫天地，時而君臨天下的政治軍事世界，南方是漢人移民開發，擴大生產力的新經濟文化世界。「元寇」時期蒙古帝國對日本的攻打行動，具體來說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經過朝鮮半島的東路軍，另一條是從寧波出發，在日本平戶登陸的江南軍。這是取決於中國地域構造的進攻方式吧。後來渡海前往中國的日本人，也不得不走兩條路線。
「元寇」暗示了此後的中日關係。日本擊退了來襲的蒙古帝國，讓大陸方面知道日本是獨立存在的個體。同時，日本也登上了東亞的舞台，在世界史上有了固定的角色。
因為貿易上的往來而加深的中日經濟關係，在「元寇」事件之後，政治上的關係也凸顯了出來。相對於經濟上相互依賴、互補的關係，中日的政治關係則完全相反，是需要特別注意的敵對相剋、武力衝突。這似乎與中國南北不同的結構有關，也可以說中日關係的基本形態就是在此形成的。
造成這種形態的力量，就是中日雙方的互不理解。在「元寇」事件中，日本的言行是亞洲與中國的常識所無法理解的。這可以說是過往歷史累積的必然結果。
經常說「日本汲取了中國文化」，但這句話其實是非常片面的說詞，因為汲取並不等於理解。日本人把漢語文明依照自己所需地融入到自己的社會裡，未必理解漢語的真正意思，而且也沒有把本身的真實模樣傳達給漢語的國家。只要看漢文訓讀的漢話讀解法與和式漢文這種日本語表記法，就可以明白了吧！沒有使用漢語的文明人士，更能清楚中日的差異。
中國的情形也一樣。打從內心看低外國，認為沒有必要了解外國的中華思想，所以一向不在意日本，也不想了解日本的特殊國情。這種情形在中國上層的知識分子階層尤其明顯。應該說中日之間的關係，是彼此都沒有在政治上對對方更進一步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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