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帶一路國際發展合作新型模式／林毅夫
林毅夫
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耶魯大學博士後；第七、八、九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兼副行長。現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國務院參事。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二○一三年提出的中國對外經濟和外交的新倡議，這個倡議通過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和經貿往來，促進各國間的政治互信、經濟融合和文化包容。「一帶一路」沿線的許多亞歐國家經濟發展水準較低，基礎設施普遍落後，是其經濟發展的瓶頸，這種國際發展合作短期可以為其創造就業和增長，長期可以提高其經濟增長的潛力，發達國家「輸血」的發展援助模式為「造血」的發展合作新模式。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建設也有利於全球經濟的復甦，既有利於發展中國家，也有利於發達國家，是一種多贏的國際發展合作。
二○○九年二月，我在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期間，面對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的挑戰，為了推動全球經濟的復甦，我曾提倡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內涵的「新馬歇爾計畫」。雖然這一倡議和「一帶一路」的出發點不同，但是，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抓手則是相同的。基礎設施建設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好處，我在「新馬歇爾計畫」中有詳細的分析。
二○○八年九月，美國雷曼兄弟倒閉，促發了自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發達國家是這場危機的導火線，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才能真正復甦。但是結構性改革的內涵是降低工資、福利、金融機構去槓桿、政府減少赤字，這些措施在短期內會壓低消費、擴大失業，在危機後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推行起來政治上面臨很大阻力。
過去的危機通常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爆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建議發生危機的國家以貨幣貶值、增加出口對沖結構性改革的收縮，給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此次危機在發達國家同時爆發，發達國家都有結構性改革的需要。一個國家想以貶值增加出口為其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必然引來其他發達國家的競爭性貶值，結果大家都不能增加出口，也難於進行結構性改革。預見到國際貨幣組織的傳統措施失效，我在二○○九年初提出了一個全球復興的「新馬歇爾計畫」，主要內容是對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進行大量投資。這些基礎設施投資不僅會消除增長瓶頸，促進所在國的經濟增長，還會拉動其他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的出口，給發達國家創造和貨幣貶值一樣的結構性改革的空間，是一個既有利於發達國家也有利於發展中國家、有利於當前也有利於未來的多贏戰略。
之所以提出這個全球復興的「新馬歇爾計畫」，是因為不僅中國以外的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非常差，而且，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也還有改進空間。發達國家與其以財政赤字為代價來發失業救濟，不如把同樣的資金用來投資本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這樣短期可以啟動需求、創造就業，長期可以提高增長潛力、增加財政稅收、彌補財政赤字。另外，主權基金、退休基金，中國及一些石油輸出國用外匯儲備大量購買政府債券，收益率很低，不如用於基礎設施投資。
上述建議在提出以後，被愈來愈多的人接受。二○一○年二十國集團首爾峰會將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列為發展共識的第一項，二○一三年的聖彼德堡和二○一四年的布里斯班峰會也再次強調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二○一四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也倡議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經濟復甦的措施，但是到現在尚未有國家採取實際行動，為全球復甦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的基金。如今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設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絲路基金，率先推進亞歐間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全球做出了榜樣，這是一個既有利發展中國家也有利於發達國家的共贏倡議，歡迎其他國家包括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加入。
「一帶一路」倡議有利於全球經濟的復甦和發展，更有利於亞歐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在建設期間能為工程建設國啟動需求、創造就業、提高經濟增長率，建成後消除了增長的瓶頸，能為工程建設國及互聯互通的國家「造血」，增加後續發展的潛力。這個倡議也有利於中國，除了營造友好的外部環境，還可以擴大中國外匯儲備的使用範圍；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可以培育中國出口增長點；「一帶一路」沿線有許多資源豐富的國家，這一倡議也有利於中國獲得發展所需的資源。
在推動為發展中國家「造血」的發展合作新模式上，中國還有一項法寶，即巨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由於國內工資上漲，中國在這方面的比較優勢正逐漸消失，大量的勞動力密集產業將逐漸轉移出去。自工業革命以來國際上類似的轉移已有多次，為承接國創造了工業化、現代化的視窗機遇期。能夠抓住這個視窗機遇期的發展中國家，就能夠實現二十年、三十年的快速發展，擺脫貧困，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中國這次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轉移的新特點在於規模龐大。按照二○一四年公布的第三次工業普查，中國製造業的就業人員是一點二四億人，相當於在一九六○年代日本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時的十二倍，一九八○年代「亞洲四小龍」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時的二十二倍。世界上能夠承接這麼大規模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地方只有非洲。非洲有十億人口，大量剩餘勞動力在農村，年輕人比例高，工資水準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在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到非洲方面，中國已有成功案例。二○一二年，東莞的華堅鞋業集團以「兩頭在外」的方式在衣索比亞投資設廠，當年創造二千個就業，當年就盈利，當年使衣索比亞鞋業出口翻一番，成為衣索比亞最大出口企業。
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從中國轉移到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僅能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實現不斷增長，擴展國民生產總值（GNP），也有利於中國附加值較高的中間部件和相關機器設備出口，為中國的產業升級開創國外的市場。所以，和「一帶一路」一樣，這也是一個雙贏的發展合作模式。
「一帶一路」以亞歐國家間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為主，以經貿合作為輔。在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轉移上，我們可以以落實習近平總書記二○一三年就任國家主席以後，第一次出訪到非洲時提出的「中非命運共同體」戰略為目標，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作為主要內容，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輔助內容。這兩個戰略都可以為與中國進行合作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造血」。
這種以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轉移為主要抓手的發展合作新模式，對國際發展有很大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達國家設立了很多多邊、雙邊的發展機構，比如聯合國開發總署、世界銀行、美國援外總署、英國國際發展部等，但並沒有真正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然在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中掙扎。
從二戰以後到現在，在近二百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當中，只有韓國和臺灣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行列。只有十三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其中八個是西歐周邊的國家，另外五個為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發達國家對外援助之所以未能取得成效的原因，在於發達國家已經走完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階段，在這兩方面不具比較優勢，對於發展中國家只能採取「輸血式」的援助，並附帶許多額外的和發展無直接關係的條件。透過「一帶一路」和「中非命運共同體」戰略，中國可以説明發展中國家消除增長瓶頸，提供發展機遇，引入「造血機制」。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可以真正發展起來，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所描繪的「百花齊放春滿園」願景。
當然，在推行對外發展合作新模式方面，中國也面臨不少挑戰。一方面，中國企業還沒有做好「走出去」的準備。「走出去」戰略在二○○一年才提出，國內外的政治、金融、法律環境都不一樣，很多走出去的企業最終失敗。這需要企業提高素質，也需要政府提供説明。另一方面，中國對外合作政出多門，有商務部、外交部、財政部、農業部等，管理有些混亂。在對外援助資金方面，有進出口銀行、開發銀行、中非基金、絲路基金等，結果是力量非常分散，不能集中使用。有必要借鑑發達國家經驗，成立一個統一協調對外合作關係的國際發展合作部，把資源組合起來，推動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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