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推薦序──李茂生（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名譽教授）

　　一九九一年回國任教後不久，我接觸到了當年年初發生的蘇建和案，撲朔迷離的新聞報導，讓我完全無法掌握整個的案情與偵查、審判過程。之後，多次的更審，開始引起我的注意，且在剛剛成立的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主導下，參與了救援活動，主要是擔當蘇案的事實認定與證據調查部分的評鑑。在公布這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評鑑報告（〈蘇建和案事實認定及證據調查述評〉，《月旦法學雜誌》十四期，一九九六年六月）前，我已經將自己對於蘇案偵查與審判過程的觀察所得，以學術論...

台灣版作者序

本書發行於二○一八年八月，已經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在這五年間，本書所提到的案件，最近終於有了很大的變化。

第一件是本書第二章所提到清水事件。這個事件之前都是用死刑犯袴田巖先生的名字，取名為「袴田事件」。事件發生在一九六六年，袴田巖先生的死刑確定判決是在一九八○年。之後的四十年間，辯護團不斷重複聲請再審，在今年三月二十日，終於裁定開始再審。日本在一九八○年代有四件死刑犯的再審案件，此後就再也沒有裁定開始再審的案件。如果袴田先生這次獲得再審無罪，那麼他就是從斷頭台上生還的第五位死刑犯。即便如此，從事件發生後，已經過了五十七個年頭，至今的過程並不單純。

袴田先生是在一九六六年被逮補，在連日嚴苛的偵訊下落入自白而被起訴。經過靜岡地院、東京高院的審理，於一九八○年最高院確定了死刑判決。其後，在什麼時候突然被執行死刑也不意外的日月裡，他持續喊冤，但最後因為罹患拘禁性精神病，連自己是袴田巖也不知道了。我接到鑑定委託分析袴田巖先生的自白，是在一九九○年。靜岡地院對袴田先生的再審聲請做出開始裁定，是在那之後又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二○一四年。當時，因為就袴田先生人權上來看，已經是無法容許的事情，法院遂停止其死刑執行，將其從看守所釋放。然而，檢方對此提起即時抗告，受理此抗告的東京高院，於二○一八年六月撤銷地院的開始再審裁定，之後辯護團又對此聲請特別抗告。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到了二○二○年十二月，對於辯護團的特別抗告，最高法院部分肯認其見解，將案件駁回至東京高院。第一審審理中所謂從味噌桶裡發現染了血的五件衣物，當時認定那些衣物已經浸在味噌桶超過一年以上，辯護團表示，發現的時候，是可以馬上知道染了血的程度的鮮紅色，主張若是在味噌桶浸了一年以上的衣物有可能那樣嗎？最高院肯認辯護團這樣的主張。這項物證成為了唯一的爭點，東京高院認定這其中有偽造的過程，裁定肯認之前的開始再審裁定。檢方這次也終於放棄了向最高院聲請特別抗告。這是二○二三年三月二十日的事情。

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一件事情，日本的審判制度，即使裁定開始再審，檢方還是能夠抗告，而常常有案件因為如此，開始裁定又被推翻。雖然形式上是說維持「法安定性」，但是從人權的觀點來看，這樣落後的狀況實在令人驚訝。也有人認為正是因為如此困難的案件所以才會這樣，但是就我看來，單純至極。從袴田先生偵查階段自白的過程看來，不禁會覺得這怎麼可能是真凶的自白呢？只要有正直的偵查人員，就算一位也好，在偵查階段早就確認了袴田先生的無辜。是一個這樣的案件。但是，發現這件事情，居然花費了五十七年的歲月。

日本的刑事訴訟法規定「發現推翻有罪確定判決的明確新證據」時，可以開始再審。反過來說，就是經過地院、高院、最高院三次審判確定的法院判斷，絕對不會有錯，而在此如果出現了應該要判其無罪的「明確」的「新」證據，那麼就開始再審吧。這次的清水事件，也是從「五件衣物」上血跡的顏色來判斷該證據是偽造的，決定開啟再審。但是，如果這個證據是偽造的，那麼袴田先生就是無辜的，偵查階段的自白就是虛偽自白。也就是說，法官們從第一審開始，就一次又一次地在解讀「虛偽自白」這件事情上失敗了。而因為這樣的錯誤，袴田先生花了超過半世紀以上的時間，抱著這樣苦不堪言的辛酸。

其實，就在這次袴田先生開始再審裁定之前，還有一個很大的動向，是關於同樣也在本書第三章介紹過的日野町事件。這個事件發生在一九八四年，阪原弘先生在一九八八年被逮捕後自白，於一九九五年第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二○○○年最高法院有罪確定。其後於再審聲請途中的二○一一年阪原先生過世，遺屬繼續承接了聲請再審的程序。大津地院對這個案件做出開始再審裁定，是在二○一八年七月。但是對於這個裁定，檢方也做出即時抗告，二○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大阪高院駁回該抗告，在此，似乎真的可以朝向開始再審踏出下一步了。孰知，檢方於三月四日又提起特別抗告，審理的戰場整個移往最高法院，會變得怎麼樣，又無法預測了。其他，於本書也提到的名張事件及狹山事件，辯護團現在也持續呼籲讓再審趕快開始，但是法院仍無動靜。事件發生已經超過六十年的現在，案件處理的方向仍然不明。

如此，我本身至今仍然更加、不得不去重新思索咀嚼「解讀虛偽自白」的意義。

　　　　　　　　　　　　　　　　　二○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濱田壽美男

前言
案件在某處發生了。在那個地方，遺留下某些證據。若是殺人事件，屍體上可能會留下傷痕，凶器遺落在現場，周圍有可能採集到指紋、血跡或體液等其他跡證，調查人員根據這些「物證」識別出犯人。但是，光靠物證就能確定犯人、偵破案件的狀況並不多。

調查人員會向案件關係人或者案發現場周圍的人問話，嫌犯出現的話，會帶到偵訊室偵訊，嘗試解開現場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這就是所謂的「供述」。不管是目擊者供述、被害者或關係人的供述、又或者嫌犯的自白，在偵查階段一般都是做成文書紀錄，即供述筆錄。此外，近來，在偵訊過程中，部分會用錄音錄影的方式記錄。但是，供述都是以「話語」被敘述。

然後，加上物證，人的「話語」所形成的供述被一個一個地累積，檢察官就會確定案件的犯人並起訴之。至於被告是因為什麼樣的動機，如何實行該犯罪行為，檢察官會把這些整理成一個犯罪故事。這些也是用「話語」的方式呈現。在法庭，檢察官窮盡「話語」，舉證被告有罪，另一方面，辯護人也用「話語」去主張檢察官的有罪舉證不足。更進一步，檢察官與辯護人分別讓己方的證人站在證人席，將自己的體驗用「話語」來描述，而被告則用「話語」的累積來為自己防禦。最後，法官及裁判員互相將自己的意見用「話語」來評議，判決也用「話語」來為事件下最終判斷。

如此一來，案件從發生開始，到偵查、審判為止，被人們口中大量的「話語」所編織出來，四處大大小小的「敘述」混合著，彼此競合，最後彙集成一個故事，用判決來看到其結果。所謂的審判，是將案件發生後留下的物證為基礎，連接「話語」去認定事實，再由該事實認定來決定被告在這之後會受到何種處置，這樣的一個人類現象。然而，人類現象總是伴隨著錯誤。事實認定一旦發生錯誤，將會產生無法回復的結果。

我們是否正確地了解這樣的人類現象呢？當錯誤發生時，我們是否設法尋找錯誤的根源，確實地糾正錯誤呢？從過去的審判案例來看，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實際情況不一定如此。

人以「話語」來敘述的故事裡，經常混合著歪曲與扭曲。無論如何，「話語」既可以敘述現實，也可以敘述疑似現實的虛偽。偵查過程中，有時候會發生目擊者指認無辜者是犯人的奇怪情事，也會發生無辜者因為受不了嚴厲的偵訊而自白，說出不真實的犯罪經過的情況。如果無法看穿藏在供述裡的虛假，最終，無辜的人就會被當作有罪者被審判，沒緣由地嘗盡痛苦。這就是所謂的「冤罪」。

在偵查與審判過程中，人們將過去的案件以「話語」再度形塑，當試圖建立一個故事時，其中隱藏許多錯誤的這件事情，從某個角度來說，是無法避免的。但是，無辜者被當成真實犯罪事件的主角被處罰，這種誤判的情況絕對必須防止。尤其會有問題的是在偵訊室裡產生的虛偽自白。至今仍有無數人因為沒能被看出那樣的虛偽自白，而飽受冤罪所苦。

虛偽自白說到底做為一種人類現象，在審判的世界有被充分地理解嗎？無辜的人偽稱自己是犯人，用「話語」敘述他根本沒做的犯罪行為。這樣的虛偽是從哪裡出現以及如何產生的呢？然後，為了揭露那樣的虛偽，我們應該怎麼做才好呢？這是法律實務界為了防止冤案的悲劇發生所必須解決的問題，同時，就一個深刻的人類現象來說，也是心理學領域必須解決的問題。本書就從這樣的問題意識為出發點開始探討。

（摘文）
想用「想像」來陳述但仍「說不出來」的案件

與仁保事件不同，成為足利事件核心的真實小妹妹案件，是在菅家先生的生活圈範圍內發生的案子，由於菅家先生有地緣關係，所以菅家先生透過報導就可以大略掌握案件概要。因此，落入自白後，即配合偵訊人員追問，不僅可以具體想像犯罪過程，也可以將此想像與從偵查方所取得的資訊加以組合，因此可以某程度的說出犯罪內容。實際上，菅家先生落入自白當日，即做出了相當詳細的自白書。

關於這一點，耐人尋味的地方則在於菅家先生在其他案件的偵訊過程。在其他兩案中，雖然說同樣是發生在足利市的案件，但案發年代更早，菅家先生沒有地緣關係，對於案件報導也沒有清晰記憶。這兩案裡，菅家先生也分別在足利事件起訴前後接受偵訊，並承認是自己所為。

關於其他兩案的自白，在再審審理中才發現尚存少少幾卷的偵訊錄音帶（如表三中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的警察偵訊），經要求開示，才得以獲知菅家先生一部分的自白過程。在此，先由錄音帶內容討論萬彌小妹妹案件中的自白場景。

萬彌小妹妹，是在真實小妹妹案件發生前十一年的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在住家附近神社玩耍時被誘拐，並於六日後在渡良瀨川河床中發現其屍體。關於這起案件，若真凶進行自白，並自行將親身犯罪經歷說出的話，無論是多早以前發生的事情，都可以大略說出事件核心部分。但菅家先生卻完全講不出具體的事情。以下是菅家先生自白後與刑警的對話。

P刑警：對於萬彌小妹妹案，你老實說，是怎麼回事。
菅家：真的……（哭泣聲）非常抱歉。
P刑警：非常抱歉是什麼意思？
菅家：是的。
P刑警：因為你是殺害萬彌小妹妹的犯人，所以想要道歉？
菅家：（哭泣）
Q刑警：菅家，別再哭了。
菅家：是的，我就是犯人。
P刑警：最初你是在哪邊把萬彌小妹妹帶出去？
菅家：最初是在，那個，是在神社嗎？
P刑警：是什麼季節的時候？大概就可以了。
菅家：（沉默五秒）
Q刑警：到底是什麼時候？春天？夏天？秋天？還是冬天？
菅家：（沉默七秒）
Q刑警：到底是很冷的時候還是很熱的時候，或是什麼都想不到，或是涼快的時候？
菅家：（吐氣聲。沉默五秒）冬天剛結束，那個春天……我想是春天左右。
Q刑警：冬天剛結束啊，是春天。那麼具體的時間呢？

在這個階段，菅家先生大概已經徹底放棄了吧。關於他案的萬彌小妹妹案件中隨即就承認，並附和著偵訊人員的追問。但從我們已經知道菅家先生是無辜的觀點來看，菅家先生在此處的回答僅是猜測程度的「想像」。無辜的嫌犯進行自白的話，除了只能如此進行想像而回答外，別無他法。

菅家先生在被問到萬彌小妹妹被誘拐的場所時，雖然回答「是神社嗎？」，但這類與案件相關的資訊，從最初階段就包含在偵訊人員追問的問題中，大概是那時候的記憶還殘留在菅家先生的腦海中吧。但菅家先生卻不知道案件發生在哪個季節。菅家先生對該問題無法回答，經偵訊人員的反覆詢問，菅家先生終於說出「好像是冬天剛結束，那個春天……我想是春天左右。」然而這個案件是在盛夏八月發生的，這和菅家先生的自白完全不同。若確實是實際經歷案件的犯人，很難答錯這個問題。聽到菅家先生回答的偵訊人員應該要有「咦？」的反應，但可能是認為畢竟是十一年前的案件，菅家先生或許忘記了，因此偵訊人員接下來就問「那麼具體的時間呢？」來轉移話題，而不再深入追問。

嫌犯的「說不出來」與偵訊人員的「誘導」實態

與萬彌小妹妹案件有關，無辜的菅家先生的自白過程中，更耐人尋味的部分是關於屍體遺棄狀況的自白。在渡良瀨川河床發現萬彌小妹妹的屍體，是裝入黑色塑膠袋中、以繩子綑綁，並整袋被塞在大背包中。這是個極為特殊的狀況，如果是真凶的話絕對不可能答不出來。但無辜的菅家先生卻無法順利回答。認為菅家先生是真凶的偵訊人員，將在現場確認的屍體狀況置於腦海中，並一再追問菅家先生，菅家先生則是依照偵訊人員的追問，承認了是把屍體綑綁成小包再放到大塑膠袋中。但是菅家先生並未說出有將該塑膠袋放到大背包中。以下是當時的對話內容：

Q刑警：那麼，那個大塑膠袋又被放進哪個地方呢？
菅家：自己的話，那個……放到另一個塑膠袋中。是普通的透明塑膠袋。
Q刑警：喔。所以是透明，看不到內容物的塑膠袋吧？
菅家：是的。
Q刑警：之後，放入萬彌小妹妹的塑膠袋又被放進哪個地方？包包或其他東西內？
菅家：……
Q刑警：用包袱包起來之類的。你還做了什麼事情嗎？
菅家：我……
Q刑警：嗯？
菅家：那個……那個塑膠袋，放入塑膠袋後，那個塑膠袋是透明的。
Q刑警：嗯，看不到內容物的塑膠袋吧？
菅家：是的。
Q刑警：那個放入的塑膠袋，不是這樣就丟棄，是怎樣……
P 刑警：是放入手提包之類的……
Q刑警：將塑膠袋包起來呢。
菅家：是的。
Q刑警：話說回來，包起來後就放到這樣的袋子中，對吧？
菅家：是的。
Q刑警：放到塑膠袋中，那個，放著萬彌小妹妹的屍體。
菅家：是的。
Q刑警：我要聽的是你這個塑膠袋是不是放進哪個地方。沒有放進任何地方，是不是只放入那個塑膠袋內？
菅家：我好像放入塑膠袋中。
Q刑警：只有裝在塑膠袋中就放在腳踏車上，不會破掉嗎？
菅家：那個，是不是厚的塑膠袋……也就是有好好地綁起來。
（敲門聲）
Q刑警：嗯。嗯。原來如此。有好好地綁起來。那麼，稍等一下。

在此錄音帶就中斷了，再度錄音則是大約三十分鐘後。中斷後的錄音內容，就變成「將放入萬彌小妹妹的塑膠袋放入背包，再放在腳踏車上，並丟在河灘」。錄音中斷之前，大概給菅家先生看了照片等，給他某些暗示，並使其可以推導出「背包」這個答案。這時，偵訊人員就詢問菅家先生「你說的背包到底在哪裡啦」。從結果來看，雖然不得不說是偵訊人員的誘導，但問題在於誘導的方式。

有意的誘導

如同這裡引用的對話內容，偵訊人員一邊將裝著屍體的塑膠袋「放進背包內」這件事放在心上，但不從自己的口中說出這句話，而是期待由菅家先生的口中說出。實際上進行「又放進哪邊」這樣的詢問後，又提供「手提包內有什麼」、「用包袱包起來」、「放入箱子中」等具體的提示。但縱使是這樣，也無法從菅家先生口中得到具體的答案。最後，偵訊人員只有聽到塑膠袋「放在腳踏車的後座貨架上，而且沒有破。」這樣的回答。但菅家先生無法想像屍體的狀況，只有說塑膠袋是「厚的」，而且「有好好綑綁」之類的話。若由這樣的過程觀之，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菅家先生並沒有體驗這起案件。

另一方面，偵訊人員在此也沒有告知菅家先生屍體遺棄的實際狀況。而是認定菅家先生是犯人，認為他應該會知道才對，想要從本人口中得到這樣的內容。但不是犯人的菅家先生並沒有說出來，就算是獲得提示，也無法想像實際狀況。最後，偵訊人員雖然有用某些方式誘導其說出正確答案，不過至少在每個過程中，對於無辜的嫌犯並沒有採取直接告知答案這種「有意的誤導」。

關於被害人是真實小妹妹的足利事件的本案，那個時候已經取得菅家先生的自白並已經起訴。另一件萬彌小妹妹的案件中，菅家先生也是很快地做出自白，這時偵訊人員已經認為菅家先生就是犯人。在此，為了喚起真凶的記憶，雖然給予許多暗示，但並未直接告訴他答案。冤罪事件中偵訊室裡所發生的「誘導」，正是這種形式。

台灣版作者序

本書發行於二○一八年八月，已經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在這五年間，本書所提到的案件，最近終於有了很大的變化。

第一件是本書第二章所提到清水事件。這個事件之前都是用死刑犯袴田巖先生的名字，取名為「袴田事件」。事件發生在一九六六年，袴田巖先生的死刑確定判決是在一九八○年。之後的四十年間，辯護團不斷重複聲請再審，在今年三月二十日，終於裁定開始再審。日本在一九八○年代有四件死刑犯的再審案件，此後就再也沒有裁定開始再審的案件。如果袴田先生這次獲得再審無罪，那麼他就是從斷頭台上生還的第五位死刑犯。...

▍推薦序──李茂生（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名譽教授）
▍台灣版作者序
前言
第一章 何謂虛偽自白？
一、因自白而生的事件
二、足利事件與解讀虛偽自白的理論
　［圖一］新型態的虛偽自白過程模式

第二章 落入自白：足利事件、狹山事件、清水事件
一、僅只一天的陷落
二、長時間訊問的後果
　［表一］狹山事件．筆錄製作經過
［圖二］恐嚇信與石川當時的筆跡
三、完全不傾聽的偵訊
　［表二］清水事件．筆錄製作經過

第三章 自白內容的展開
一、無辜的人「說不出來」
　［表三］足利事件．偵訊過程
二、說不出的犯罪內容
三、說不出的大量事實
　［圖三］現場平面圖、屋內的狀況
四、由事後「事實」編織出的奇妙自白
［圖四］屍體被遺棄的狀態
［圖五］芋頭洞穴（狹山辯護團提供）
［圖六］被認為是殺害現場的樹林與芋頭洞穴，屍體所埋藏的農業道路
五、修補「不合理的自白」使其合理
［圖七］內側出入口圖
［圖八］勘驗內側出入口通行狀況
六、現場勘驗時猜中的「正確答案」──日野町事件
　［表四］日野町事件．偵查經過
［圖九］丟棄保險箱現場的地圖
七、事後製造的「犯罪計畫」──名張事件
　［表五］名張事件．偵訊的經過

第四章 自白的撤回：解釋自白的時刻
一、從維持自白到撤回自白
二、過去的自白要如何解釋說明呢？

結語 為了斷絕冤罪的深根
後記

▍推薦序──李茂生（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名譽教授）
▍台灣版作者序
前言
第一章 何謂虛偽自白？
一、因自白而生的事件
二、足利事件與解讀虛偽自白的理論
　［圖一］新型態的虛偽自白過程模式

第二章 落入自白：足利事件、狹山事件、清水事件
一、僅只一天的陷落
二、長時間訊問的後果
　［表一］狹山事件．筆錄製作經過
［圖二］恐嚇信與石川當時的筆跡
三、完全不傾聽的偵訊
　［表二］清水事件．筆錄製作經過

第三章 自白內容的展開
一、無辜的人「說不出來」
　［表三］足利事件．偵訊過程
二、說不出的犯罪內容
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