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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路分析」在現代漢語歷史小說研究中的應用初探——以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為例（摘錄）
趙薇
一、社會網路分析與小說研究
近年來，在社會學和資訊網路科學的強勢滲透影響下，社會網路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成為頗受矚目的一門交叉學科，它的迅猛發展為研究人類社會的組織關係和網路提供了量化、視覺化分析的綜合方法，可以伸展的範圍相當廣泛；從日常生活中社群媒體（如臉書〔Facebook〕）上人際關係網路的繪製到對恐怖行動的偵破，從對好萊塢明星演員與導演合作關聯式資料庫的分析到坦尚尼亞自然保護區農村自然資源自治系統的建立，可以說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無不用武之地。
儘管社會網分析的方法在上述社會科學領域已大展身手，但興許是研究對象的複雜性，它在人文領域（特別是文學研究）中的應用至今仍處在起步階段，而為筆者所關心的小說研究，能見到的更屬罕見。僅就目前非常有限的視野而言，文學研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斯坦福大學Franco Moretti所在的語言文學實驗室，近十年來做過大量試驗性研究，研究結果結集成「Literary Lab Pamphlet」系列小冊子，並定期在網路出版。他所提倡的「遠讀」（distant reading）概念，與傳統文學研究的「細讀」（close reading）相對，在歐美文學界已廣為人知。而在這一系列研究中，最迷人、也最為筆者所注意的是將網路理論（network theory）應用於情節分析（plot analysis）（Moretti, 2012）的設想。除了Moretti團隊，芝加哥大學Richard Jean So等人正在籌建的語言實驗室也致力於將SNA和文學社會學理念結合起來，展開一系列對跨太平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活動方面的研究。此外，一些富有創造性的學者大都從事著散兵游勇或者小團隊式的獨立探索，比較有代表性的如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Andrew Piper等人最近所做的關於偵探小說的研究，及其如何用詞頻共現的技術發明出半自動的人物網建構工具。
當今時代，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無疑是一門基於大規模資料統計，呼喚跨學科合作才能開展的前衛研究。誠如Moretti所言，對於那些個人能量有限的人文學者，大規模的資料分析是困難的，其所最擅長的細讀專長便很可能讓他在最初回避掉量化分析，而更傾向於選擇質化研究成分居多的「情節分析」，轉向對文本中的空間與時間結構、網路區域、核心角色等等方面的關注。在此，Moretti實際上涉及到了「情節分析」與用於敘事性文本的傳統研究方法的對接之處：一張網路結構圖，可以帶來情節的視覺化，即把隨時間發展的「情節流」用一個二維的符號系統共時性地呈現出來，簡化和抽象為本文中諸多圖例所示的由邊（關係）和節點（人物角色）組成的人物關係網—既是關係網，又是情節結構，就如同X光的成像圖，讓我們可以在瞬間對故事情節一目瞭然（Moretti, 2012）。
然而，一張圖即便包含了文本的全部資訊，也並不意味著什麼。對於人文學者來說，他們的本職任務更在於分析和解釋，很多時候，只有訓練有素的專業閱讀者才能將工作推向深入和精細化。闡釋高手Moretti正是從一張《哈姆雷特》的人物關係圖出發，看到了所謂悲劇的本質（即「死亡的區域」），再從關鍵人物Horatio的網路空間出發，就莎士比亞悲劇的主題「對建君權正統性的維護」再次做出精彩詮釋。在此需要指出的是，Moretti借助社會網路研究中極重要的「中心性」概念，申明了人物系統中等級秩序的存在。也就是說，在一場戲中，有的人物是中心人物，有的人物是邊緣人物，而在Moretti的案例中，中心人物或者說我們稱之為「主角」的人物之所以不可或缺，並非因為他有什麼本質化的屬性或內涵，而是由於他的存在對整個網路結構的穩定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換句話說，他的存在對於網路而言是功能性（functional）的，而他的風格（style），無論是言辭風格還是人格（性格）特徵，都關乎文本主題的表現和闡發。應該說，這種解釋是令人信服的。也正是從這一意義出發，這些網路理論顛覆並重建了傳統人物理論中的等級秩序。Moretti的很多原創性工作，結合了網路科學大師Mark Newman關於複雜網路結構的經典論文（Newman, 2003），他的分析和闡釋為社會網路分析在文學文本中的應用提供了相當成功的範例。
更為可貴的是，Moretti還將方法延伸到了小說的情節分析中。和戲劇不同，在劇本中，對話行為就是戲劇行為本身。然而在小說中，對話（discourse）卻並非內容的全部。但好在言語資訊的交流，占據了情節的很大部分，這誘使人們以相同的方式來從中提取資訊。比如說對中國小說《紅樓夢》中各章節人物關係網絡的繪製，並由此對比中西小說在結構對稱性（symmetry structure）方面的巨大差異，而這便涉及了比較文學方面的重要議題。總之，中心人物是Moretti借助網路所做的情節－體式（plot-style）研究中一以貫之的焦點，這為後來者的研究開啟了基本方向。
如果說，Moretti還僅僅是為小說研究者們提供了初步構想和質化研究的方向，那麼，接下來的探索方向之一，則要求人們將各種大膽的想法付諸具體精確的量化實踐，這無疑是一項十分誘人卻頗具挑戰性的工作。其主要難度首先在於如何界定節點（人物）之間有「關係」，也就是說，如何確定兩點間可以「連線」，繼而，如果兩者之間有關係的話，關係的「深淺」又如何？如何衡量加權網路中每條邊的權重？這對於小說研究來說意義重大。因為在一部小說的文本空間中，人物關係並不等同於真實的社會關係，即使在最嚴格的寫實作品中，我們也不能把敘述者通過講述和顯示（對話）精心建構出來的人物關係網等同於現實生活中的社交網路，將文本敘述空間等同於社會空間。那麼，這便需要先從文本中提取有效資料，確定哪些人物有關係，關係如何等等，進而才談得上文學社會學和敘事學角度的人物－情節－體式分析。
目前在英語世界中可以看到的一類研究普遍採取了共現詞頻（co-occurrence）的統計方法來界定關係。例如，統計兩個人物名字出現在同一句子中的頻次，多者則關係更「深」。這不失為一種測量手段，但遺憾是人物名字的同時出現，也許僅僅出於偶然，而並非一定產生了我們所需要界定的「關係」。反之，人物和人物相遇或者說產生聯繫的時候，也不一定會實名出現。此種數據挖掘方式的結果仍然很大程度上囿于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等手段技術的限制。
二、《大波》三部曲和社會網路分析
李劼人（1891-1962）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寫實小說家之一，其史詩性的長篇小說《大波》三部曲（《死水微瀾》（1935）、《暴風雨前》（1937）、《大波》（1937、1950）素有「小說的近代的《華陽國志》」之稱，詳細敘述了從清末（1894）至辛亥年間（1911）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給川中各階層民眾日常生活帶來的深刻影響—從「死水微瀾」到終於掀起「軒然大波」，最後一部歷史小說《大波》中，由保路破約運動激發的社會輿論，不斷推動時局變化，成都市民社會崛起，各方勢力間矛盾鬥爭激化，爭路風波終至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
一般認為，李劼人「大河小說」式的長篇作品受到了左拉、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等法、俄寫實派巨擘影響，帶有較多現實主義特色，體現了小說家想以「小說」這種形式來「有機地」反映動盪劇變的社會現實和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的雄心，李氏本人也被郭沫若稱為「中國的左拉」。這種出現於1930年代的多卷本小說洋洋數百萬言，具有人物眾多（重寫版和1937年版《大波》中的出場人物皆達到數百個），對話容量豐富，社會場景分布廣泛且無所不包，涉及重大歷史事件層出不窮等特點。從體量上看，和明末清初興起的章回體長篇世情小說如《金瓶梅》、《儒林外史》以及掊擊社會時弊的晚清「新小說」可以等觀，但在結構和人物塑造上又不難看出作者對於寫實主義之「典型化」特徵的現代追求。
回顧整個現代中國文學史，李劼人的出現是罕見的，他的歷史小說寫作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歷史和文藝的邊界，歷史敘述編織在書寫世情悲歡的故事腳本中，時而潛成背景，時而走向前臺。最後一部《大波》既可以作為小說解讀，又可以當作保路運動的歷史文獻來對待，常被視為「文史互證」的典型。在這一點上，李劼人比茅盾等「社會分析派」小說家走得更遠。可以說，李劼人始終是以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姿態去觀察和寫作的，同樣地，也正是這一特點，使筆者自然而然想到了用於探究社會聯繫的社會網路分析。
具體說來，便是要在小說主人公對話的基礎上，提煉出四部小說中「虛構人物」的關係網，再借助幾種特徵性演算法，求取具有最大中心性的角色人物和他們的社群化（modularity）情況，以便發現小說中的重要角色及其階層流動性狀況，以及這種流動性所對應的空間、群體特徵，所提供的敘事功能，和歷史事件的關聯等等，這便是一個完全經由對話引語建構起來的「文本中的社會空間」。
除此之外，還有更大規模的設想，那便是：用詞頻共現的手段對活躍於小說人物言談中的「歷史人物」關係做出描繪，最後，再通過對第一種演算法的改造，仍在主人公對話內容的基礎上，建立「虛構人物」同「歷史人物」之間的社會關係網路。從敘事學的角度而言，描繪三種關係網的目的還在於：通過對比虛構人物關係網與歷史人物關係網、乃至虛構人物與歷史人物之間的關係網這三種網路，來發現所謂「歷史敘述」的核心究竟是什麼？亦即在這些網路中，哪些人物角色的節點共用了「歷史」和「虛構」，他們的功能對於現代小說敘事構成怎樣意義？一種歷史性的「虛構」是究竟通過怎樣的「講述關係」達到的等等一系列卓有意味的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還期望能夠為現實主義的一些經典問題例如「反映論」、「典型」、「環境」、「結構」、「史詩性」等開闢出一條量化和視覺化探討的新路徑。
僅就現在看來，整個研究構想只完成了第一步的工作，這主要是由於在第一個網路做出之後，會發現所謂「歷史人物」和「虛構人物」已經大量地出現於同一張網中，正如本文最後一部分將要論述到的，在重寫版《大波》中，某些歷史人物還成為中心節點。也就是說，儘管李劼人在創作中有意識地區分了所謂「歷史人物」（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亦即「真人」）和純粹的「虛構人物」（李劼人稱之為「實現」），但歷史人物也經常在小說中直接開口說話，或者說，成為對話塑造的對象。這樣，通過帶有強烈個人風格標記的李氏「轉述體」來交代「歷史人物」行止的段落部分便可忽略不計了。這種為了建構「現實」的幻覺而盡量模糊「真人」和「實現」的狀況越到後期越明顯，在重寫版《大波》中達到了一個「現實主義」手法的頂峰。更重要的，退一步說，就算能夠將純敘述中的人物關係網單獨做出，由於提取資料的手段不一，也無法與對話網絡進行標準化的比較。從根本上講，這還是由於所謂「歷史人物」既活躍於敘述者的敘述中，也大量作為對話的直接參與者出現，但這兩個網路在技術上很難「加和」，所以，無論通過哪種手段建立的網路，都不能代表「歷史人物」關係網的全部。那麼，便只能暫時放棄後兩個網路的設想，而先考慮由對話描寫建立起來的關係網絡，以此代表小說情節中的全部人物關係網。當然，這樣做的依據首先須是：和《儒林外史》相似，李劼人的小說依然要依靠大量的對話描寫來推進情節，對話在文本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和本質性的地位。這一點從對話字數上不難看出：舊版《大波》對話字數152,713，占總字數（545,000）的28%；重寫版《大波》對話字數316,534，占總字數（983,000）的32.2%；《暴風雨前》對話63,188字，占總字數（190,000）的33.3%；《死水微瀾》對話39,268字，占總字數（164,000）的24%，這只是切割掉引語部分的統計。如果加上引語和提示語部分，則新版《大波》為544,313字，超過半數；舊版為186,034字，超過三分之一⋯⋯可以說，對話是作者極易倚重的敘述方式，而實際上這也是清末以來圖維新啟蒙之功的新小說願「用少許結構，以對話敘述方式出之」的傳統使然。
引入SNA的第二個重要緣由在於小說本身的主題和敘述特點。即如上文所示，對話在各文本中占到半數，這使得李劼人的歷史小說成為一部部活在人物對話中的歷史。誠如《死水微瀾》的點題段落所形容的：
「當義和團、紅燈教、董福祥，攻打使館的消息，潮到成都來時，這安定得有如死水般的古城，雖然也如清風拂過水面，微微起了一點漣漪，但是官場裡首先不驚惶，做生意的仍是做生意，居家、行樂、吃鴉片煙的，仍是居他的家，行他的樂，吃他的鴉片煙，而消息傳布，又不很快；所以各處人心依然是微瀾以下的死水，沒有一點動像。」
這一以「水波」喻「消息」的原喻貫穿整個三部曲，意味著在某種意義上作者所著意描繪的就是新聞和事態經由人們的輿論傳播、影響於整個地方社會的過程，這趨勢越往後期表現得越明顯。
為了更加透闢具體地將本質揭出，李劼人特別把注意力放到了市民社會的興起和演變上。當帝國主義勢力不斷入侵，中央集權分崩離析，官僚政體的基礎被動搖之際，受近代維新思潮影響，由士紳階層發起的保路廢約倡舉帶動了包括官、紳、軍、民在內的最大範圍的社會動員，然而局面的旋即失控卻全然超出立憲派人士的意料，用李劼人自己的話說，「民氣」一旦燃起，便如火山熾焰，如滔滔江水般不可遏制。為了表現「民氣」不可違逆的大勢，資訊的產生、在公共空間的傳布便成為最重要的敘述線索，可以說，整個故事情節的發展幾乎都是靠此向前推進的。在舊版《大波》中，散見於敘述中的上諭、告示、傳電、奏摺文書等等檔案交代了歷史事件的每一個起承轉合，而敘述者除了津津樂道於各種新興媒體和輿論管道的出現，如報業的影響、茶館成為市民的議事廳，最常見的敘述模式即所謂「口耳相傳」—一個人把時局風氣告訴另一個人，再付之以各種議論，情節單元就算完成了，資訊流由此流散下去。
在下卷中，「武昌起義」的發生最初是作為「危機事件」得以在川中傳播的。為了寫革命黨起義在成都各階層市民中造成的反應，便先用漫不經心的筆調，點出起義的「事實」，然而由於居民從上至下畢竟未曾親歷起義，如許重要的事件在他們生活中，便並未有多麼宏大的意義，充其量只是一樁能夠幫助人們判斷時局風動的市井新聞，一場幾經波折，終於傳至黃瀾生家的關於大臣趙爾豐之死的「虛驚」。上至官場中人如黃瀾生、老油條孫雅堂，下至平民掌櫃傅隆盛，都時時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小說於是泛寫街談巷議，借助於大量的「自由間接敘述語」（轉述體）和對人物的直接引語，將趙爾豐遇刺的傳言，神形畢肖地帶出，各階層的民心所向遂立顯於前。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情節單元中，新聞的傳播路徑同時也構成了敘述線索：
武昌起義的發生→官員→市民（「遇刺」故事）→黃家（搬家未成）。
黃家既是資訊接收的終端，也是「歷史」生成的最微觀場所，夫婦二人一翻爭執動盪最終卻搬家未遂，便是武昌起義這一歷史事件在「故事」層面造成的「結局」。在這裡，1937年版《大波》的敘述已經表現出與前兩部某種程度上的斷裂，大量的史實以對話的形式進入故事主角的感受和意識，充塞於人們的日常生活，讓人們透過虛構主人公視角去認清「形勢」，指點江山—到了重寫版中，則進一步發展為敘述人基本退出，全面依賴對話來完成情節，作者甚至會為了資訊傳遞來專門安插人物。例如，為了將朝中鬥爭情況傳於川中，特別安插了郝達三、葛寰中一線人脈。這樣，便將舊版中道聽塗說、假語村言的「轉述」部分全部情節化，比舊版更顯「真實」。在第一部「事情，是怎麼搞出來」的一章，保路運動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經黃瀾生家請客吃飯一個對話場景，就全部交代出來；其後郝達三多次到黃公館，運動的發展態勢，京城和川中的複雜情勢，則是在立憲派首領和葛寰中等人的喝茶聊天、互通消息間展現出來的，如此，故事情節甚至已退居後臺，而他們交換的「資訊」本身便更引起讀者注意。可以看到，《大波》情節中的人物關係網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被視為資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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