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約翰．布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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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關於各種歷史的歷史，帶你瞭解歷史、認識歷史，
作者簡介：
姓名:約翰．布羅（John Burrow, 1935-2009）
英國著名思想史學者，長年任教於薩塞克斯大學，一九九四年至二○○○年出任牛津大學首任思想史教授。研究領域涵蓋英國政治思想、自由主義、十九世紀歐洲思想與史學史。著有《自由主義的系譜》（A Liberal Descent）、《吉朋》（Gibbon）、《輝格黨人與自由主義者》（Whigs and Liberals）、《理性的危機》（The Crisis of Reason）及《政治的崇高領域》（That Noble Sphere of Politics）等書。二○○八年赴美國威廉斯學院擔任傑出訪問教授。
名人推薦：
【推薦序】
導讀
歷史的反思
周樑楷
從前學生時代主修歷史系，常常聽師長們說歷史好比鏡子可以正衣冠，學習歷史可以當作人生的借鏡。這個比喻我至今未曾全盤否定，相信它自有幾分道理。
只是當時私下也反問兩個問題：第一，日常使用的鏡子都是人造的，難免有些起伏，絕非百分之百的平滑明亮，如果史書成為哈哈鏡，那麼人們又如何憑藉呢？四十多年前學術界尚未耳聞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史學界的根基穩若泰山，哈哈鏡之說只能援引「生而有涯，知而無涯」，徒嘆人類智慧的有限。第二，既然前人的言行活動因被記錄而成為歷史（或史書），一代一代環境變遷，歷史（或史書）也是時代的產物，它應該也有屬於自己的歷史。作為人生借鏡的歷史固然重要，「書寫歷史的歷史」豈不是更重要嗎？「書寫歷史的歷史」就是歷史的歷史，一般簡稱為史學史。
由於這兩個問題，很快地就意識到歷史這門學問至少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the first order）屬於過去史實的記錄、詮釋和論述，訴諸於文之後就是所謂的歷史。一般來說，史家大多在這個層次上埋首青燈黃卷，忙著研究與寫作，而讀者們不無各取所需，選讀史家的作品，累積個人的知識。然而，歷史的第二個層次（the second order）是種反思（reflection）的能力，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境界。懂得登高從這個層次閱讀史書的人，經常會提問：這位史書的作者為什麼如此下筆？他的觀點是什麼？他的敘事語言如何如何？這些反思性的動作，說穿了只不過好比正衣冠照鏡子，要先懂得摸一摸鏡子，辨別它是不是夠平滑。然而，儘管只是一個小動作，有些人總漫不經心，永遠昧於在第一與第二個層次之間反覆對話論證。
自古以來的史家不免反思歷史書寫的總總問題，如司馬遷、希羅多德（Herodotus）和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等人，都在他們的著作中直述他們的理念。只不過他們殊少成體系或全盤論述個人的史學思想，尤其沒有撰寫長篇的史學史。推究這種現象，主要是史學史這門知識必備兩種現代性（modernity）的元素才得以成立：專業史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的出現以及現代歷史意識（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成熟。這兩種元素其實互為表裡，大約在十九世紀中期才從歐洲正式開風氣之先。專業史家自許成為獨立的學者，不再依附神學、哲學、文學或任何正式現實政治。他們一方面思索有關歷史方法論和認識論的範疇，另方面竭力提升歷史意識的境界。於是許多人自覺地從歷史知識的第一個層次躍進到第二個層次。為了改進歷史這門學問，人們終於開始全盤反思歷史的歷史。
德國史家為史學史（Geschicht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首立汗馬之功，直到今天，全世界各地最重視史學史的國家可能還是非德國莫屬。相對而言，英語系的國家就不如德國之重視史學史。所以不同的學術社群對話時，通常乾脆把史學史當作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來討論，反而彼此比較能溝通。英語世界中，有兩位留學德國的史家，分別對英、美學術界研究史學史的貢獻特別有影響力。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自歐陸返回美國後，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執教。他的《新史學》（＃New History＃）一書借重「演化」（evolution）的理論，進而強調「變遷的意識」（sense of change）及歷史具有「綜合整體內在相關互動」的本質。值得留意的是，這本著作中有一章討論「史學史」。雖然內容相當簡要，但卻達到了振聾發聵的效用。早期美國史學界班茲（H. E. Barnes）所著的《史學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和稍後湯姆森（James W. Thompson）所著的《史學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都成為普及的大學教材。他們兩位都出自魯賓遜的門下。
在英國，艾克頓（Lord Acton, 1845-1902）的學術地位與魯賓遜相類似。艾克頓曾經疾呼：
▲應教導人們注意隱含在史家內心的東西，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史家。
最重要的一點，是歷史的歷史。
歷史不僅是一門特殊的知識，同時也是其他各門知識的一種特殊模式和方法…它包含其他科學，並且記載他們的進步以及確定各種真理的試驗。在效用上，歷史思維（historical thinking）駕於歷史知識（historical knowledge）之上。▲
從這段話可以得知，艾克頓不僅重視史學史，而且簡直把史學史的學術位階（hierarchy）提升到所有的知識之上。記得年輕時代，我就是被這段話所震撼，視同福音，從此在生命本體的認同上有了歸屬。
在英國早期受艾克頓影響的史家，例如有同屬留德的古齊(G. P. Gooch, 1873-1968)。他的《十九世紀的史著和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是本斷代的史學史，書中提供不少史學界的資訊，曾經頗受歡迎，不斷再版。然而，嚴格地講，這本書缺乏深度的理論，反而有點類似目錄學式的寫法，很難引人入勝，直上學術界的第二個層次。其實有些史學史的專書和論文都難免落入這種窠臼，上述班茲和湯姆森兩人就是顯明的例子。
德國歷史主義（German Historicism）的學者和艾克頓本人都可歸類為廣義的觀念論者（idealist）。研究學術史或思想史，如果短缺觀念論的素養，往往拙於深入古人的思想。這種洞識力（insight）是研究歷史的利器。在英國，繼艾克頓之後，柯林烏（R.G. Collingwood, 1889-1943）和巴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同屬觀念論的佼佼者。柯林烏的《歷史的觀念》（#Idea of History#）前半部陳述希臘、羅馬時代以來重要的史學思想，可視為一本史學史。巴特費爾德前前後後出版不少史學史的著作，如果稱呼他為史學史的學者應該頗為貼切。為了邁入史學史這片迷人的園地，我的第一步選擇了巴特費爾德當作碩士論文的題目。
觀念論，或者說觀念史取向（approach of history of idea），於一九三○至一九六○年間曾經盛極一時，稱之為顯學也不致於言過其實。然而，這種唯心的取向經常忽略學術思想史的外部環境，屬於這種取向的史家往往有意無意之間疏離了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presentism）的互動關係。一九六○年代各種社會思潮興起，新左派（New Left）和學生運動襲捲各地的校園。在這種氛圍下，許多學者正視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的辯證關係，他們不僅投入個人的社會關懷，同時也從這個視角觀察古人，因而思想史與社會史密切結合。例如，具有德國背景的美國史家伊格斯（Georg Iggers）於一九六八年首度出版《德國史學思想》（The German Concept of History）。這本書從赫德（J.G. von Herder, 1744 -1803）起，分析日耳曼歷史主義的興衰過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止。伊格斯一方面仍然遵循觀念史取向，直指歷史主義的思想核心。然而，在繼承之餘，他大膽的批判，書中突顯了歷史主義的現實意識，言下之意歷來的史家多多少少為普魯士王國（或日後的德國）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而辯護。
經過了一九六○年代的洗禮後，西方學術界日漸傾向多元化。後現代主義炫人耳目，頗有解構的衝撞力，促進人們重新反思歷史的知識。同時，文本主義（texualism）從另個角度出發，與後現代主義相互呼應，從文本（text）入手，分析各種歷史表述（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or of the past），因此歷史敘述（narration）開啟了一扇門，提供人們反思歷史。例如，美國史家懷特（Hayden White）所著的《後設歷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提出了一套解析歷史敘事的模式（modes）。他的影響可能在文學批評界還遠超過於史學界，這也可能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值得我們深入分析。懷特的成名，至少反應了近幾十年來知識的普及，社會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以及資訊媒體的日新月異。
近一百年來，史學史的撰寫歷經多變，其實有些弔詭。當初「專業史家興起」、「現代性的歷史意識提升」及「史學史儼然成為獨立學門」的時候，正是「歷史敘事」由盛轉衰的轉捩點。一九○四年英國史家崔衛林（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為了維護自古以來「傳統史學敘述的藝術」，發表了一篇專文＜克麗歐：一位謬司＞（Clio, A Muse），內容語重心長：
▲正因為今天的歷史家受了日耳曼「教士集團」的訓練，不把歷史當作一門「福音」，甚至也不把它當作一個「故事」，而是把它當作一門「科學」，他們才會如此嚴重地忽視史家的主要技能……敘述的藝術。
恢復我們祖先的某些真實思想和感受，是史家所能完成最艱鉅、最微妙和最有教育意義的工作。反映我們自己的時代思想或意見的過程，比羅列臆測性的概括論斷來的困難……只有文獻能夠告訴我們真實的情況，但它也需要敏銳的眼光、同情心和想像力，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還需要使我們祖先在現代的敘述裡重新獲得生命的藝術。▲
然而，崔衛林卻無力挽回這股潮流。只是誰也沒料想到，在一九七○年代，「歷史敘述」又悄悄地回來。一九七九年英國史家史東（Lawrence Stone）在《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這份史學期刊中發表＜敘述性歷史的復興：對新的舊史學的反思＞（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World History），肯定歷史敘述已經東山再起。瞭解大局的人當然知道歷史書寫不可能完全走回頭路，恢復一百年前傳統史學的敘事方法，但是當今新的敘事表述已經無可避免，至少在歷史著作中「夾敘夾分析」或語露敘述主體的生命意識，已經日漸為人所接受。換句話說，一九七○以來「專業史家」的學術權威被挑戰和瓜分的時候，一種嶄新的史學史出現了，即重視歷史敘述的史學史。距今一百年前，史學史剛建立的時候，歷史敘事式微了。如今，歷史敘述在學術界已贏得了一席之地，新的史學史問世了。學術界的弔詭，有趣！值得玩味。
布羅（John Burrow）於二○○七年出版《歷史的歷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與魯濱遜、艾克頓、崔衛林那一輩的史家相去大約一百年。如今史學史的書名由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改為 A History of Histories。英文的單數和複數變化顯得有趣。這本書的副標題 “Epics, Chronicles, Romances and Inquir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也值得留意，因為 epics 和 romances 在從前「正典」的史學史裡，並不屬於討論的範圍。雖然布羅的寫作態度如同「正典」的史家一樣有些保守，他這一本書從希羅多德這位「菁英」（elite）史家說起，略去了遠古時代的 epics和 oral tradition（口傳歷史），同時他也忽略各種影像視覺的歷史文本（visual historical texts），要不然「歷史的歷史」可以從希羅多德遠溯到兩萬年前的岩畫。但是他已盡力開展史學史的領域，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布羅不惜引用史書中的原文，分析它們的敘事語言，讀者難免覺得瑣細，但不如此就難以解說每本歷史書寫的特色。這本史學史的取向多少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對歷史的再度反思。它值得我們細讀，也值得我們重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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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著名思想史學者，長年任教於薩塞克斯大學，一九九四年至二○○○年出任牛津大學首任思想史教授。研究領域涵蓋英國政治思想、自由主義、十九世紀歐洲思想與史學史。著有《自由主義的系譜》（A Liberal Descent）、《吉朋》（Gibbon）、《輝格黨人與自由主義者》（Whigs and Liberals）、《理性的危機》（The Crisis of Reason）及《政治的崇高領域》（That Noble Sphere of Politics）等書。二○○八年赴美國威廉斯學院擔任傑出訪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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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當時私下也反問兩個問題：第一，日常使用的鏡子都是人造的，難免有些起伏，絕非百分之百的平滑明亮，如果史書成為哈哈鏡，那麼人們又如何憑藉呢？四十多年前學術界尚未耳聞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史學界的根基穩若泰山，哈哈鏡之說只能援引「生而有涯，知而無涯」，徒嘆人類智慧的有限。第二，既然前人的言行活動因被記錄而成為歷史（或史書），一代一代環境變遷，歷史（或史書）也是時代的產物，它應該也有屬於自己的歷史。作為人生借鏡的歷史固然重要，「書寫歷史的歷史」豈不是更重要嗎？「書寫歷史的歷史」就是歷史的歷史，一般簡稱為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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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的史家不免反思歷史書寫的總總問題，如司馬遷、希羅多德（Herodotus）和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等人，都在他們的著作中直述他們的理念。只不過他們殊少成體系或全盤論述個人的史學思想，尤其沒有撰寫長篇的史學史。推究這種現象，主要是史學史這門知識必備兩種現代性（modernity）的元素才得以成立：專業史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的出現以及現代歷史意識（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成熟。這兩種元素其實互為表裡，大約在十九世紀中期才從歐洲正式開風氣之先。專業史家自許成為獨立的學者，不再依附神學、哲學、文學或任何正式現實政治。他們一方面思索有關歷史方法論和認識論的範疇，另方面竭力提升歷史意識的境界。於是許多人自覺地從歷史知識的第一個層次躍進到第二個層次。為了改進歷史這門學問，人們終於開始全盤反思歷史的歷史。
德國史家為史學史（Geschicht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首立汗馬之功，直到今天，全世界各地最重視史學史的國家可能還是非德國莫屬。相對而言，英語系的國家就不如德國之重視史學史。所以不同的學術社群對話時，通常乾脆把史學史當作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來討論，反而彼此比較能溝通。英語世界中，有兩位留學德國的史家，分別對英、美學術界研究史學史的貢獻特別有影響力。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自歐陸返回美國後，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執教。他的《新史學》（＃New History＃）一書借重「演化」（evolution）的理論，進而強調「變遷的意識」（sense of change）及歷史具有「綜合整體內在相關互動」的本質。值得留意的是，這本著作中有一章討論「史學史」。雖然內容相當簡要，但卻達到了振聾發聵的效用。早期美國史學界班茲（H. E. Barnes）所著的《史學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和稍後湯姆森（James W. Thompson）所著的《史學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都成為普及的大學教材。他們兩位都出自魯賓遜的門下。
在英國，艾克頓（Lord Acton, 1845-1902）的學術地位與魯賓遜相類似。艾克頓曾經疾呼：
▲應教導人們注意隱含在史家內心的東西，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史家。
最重要的一點，是歷史的歷史。
歷史不僅是一門特殊的知識，同時也是其他各門知識的一種特殊模式和方法…它包含其他科學，並且記載他們的進步以及確定各種真理的試驗。在效用上，歷史思維（historical thinking）駕於歷史知識（historical knowledge）之上。▲
從這段話可以得知，艾克頓不僅重視史學史，而且簡直把史學史的學術位階（hierarchy）提升到所有的知識之上。記得年輕時代，我就是被這段話所震撼，視同福音，從此在生命本體的認同上有了歸屬。
在英國早期受艾克頓影響的史家，例如有同屬留德的古齊(G. P. Gooch, 1873-1968)。他的《十九世紀的史著和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是本斷代的史學史，書中提供不少史學界的資訊，曾經頗受歡迎，不斷再版。然而，嚴格地講，這本書缺乏深度的理論，反而有點類似目錄學式的寫法，很難引人入勝，直上學術界的第二個層次。其實有些史學史的專書和論文都難免落入這種窠臼，上述班茲和湯姆森兩人就是顯明的例子。
德國歷史主義（German Historicism）的學者和艾克頓本人都可歸類為廣義的觀念論者（idealist）。研究學術史或思想史，如果短缺觀念論的素養，往往拙於深入古人的思想。這種洞識力（insight）是研究歷史的利器。在英國，繼艾克頓之後，柯林烏（R.G. Collingwood, 1889-1943）和巴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同屬觀念論的佼佼者。柯林烏的《歷史的觀念》（#Idea of History#）前半部陳述希臘、羅馬時代以來重要的史學思想，可視為一本史學史。巴特費爾德前前後後出版不少史學史的著作，如果稱呼他為史學史的學者應該頗為貼切。為了邁入史學史這片迷人的園地，我的第一步選擇了巴特費爾德當作碩士論文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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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一九六○年代的洗禮後，西方學術界日漸傾向多元化。後現代主義炫人耳目，頗有解構的衝撞力，促進人們重新反思歷史的知識。同時，文本主義（texualism）從另個角度出發，與後現代主義相互呼應，從文本（text）入手，分析各種歷史表述（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or of the past），因此歷史敘述（narration）開啟了一扇門，提供人們反思歷史。例如，美國史家懷特（Hayden White）所著的《後設歷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提出了一套解析歷史敘事的模式（modes）。他的影響可能在文學批評界還遠超過於史學界，這也可能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值得我們深入分析。懷特的成名，至少反應了近幾十年來知識的普及，社會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以及資訊媒體的日新月異。
近一百年來，史學史的撰寫歷經多變，其實有些弔詭。當初「專業史家興起」、「現代性的歷史意識提升」及「史學史儼然成為獨立學門」的時候，正是「歷史敘事」由盛轉衰的轉捩點。一九○四年英國史家崔衛林（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為了維護自古以來「傳統史學敘述的藝術」，發表了一篇專文＜克麗歐：一位謬司＞（Clio, A Muse），內容語重心長：
▲正因為今天的歷史家受了日耳曼「教士集團」的訓練，不把歷史當作一門「福音」，甚至也不把它當作一個「故事」，而是把它當作一門「科學」，他們才會如此嚴重地忽視史家的主要技能……敘述的藝術。
恢復我們祖先的某些真實思想和感受，是史家所能完成最艱鉅、最微妙和最有教育意義的工作。反映我們自己的時代思想或意見的過程，比羅列臆測性的概括論斷來的困難……只有文獻能夠告訴我們真實的情況，但它也需要敏銳的眼光、同情心和想像力，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還需要使我們祖先在現代的敘述裡重新獲得生命的藝術。▲
然而，崔衛林卻無力挽回這股潮流。只是誰也沒料想到，在一九七○年代，「歷史敘述」又悄悄地回來。一九七九年英國史家史東（Lawrence Stone）在《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這份史學期刊中發表＜敘述性歷史的復興：對新的舊史學的反思＞（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World History），肯定歷史敘述已經東山再起。瞭解大局的人當然知道歷史書寫不可能完全走回頭路，恢復一百年前傳統史學的敘事方法，但是當今新的敘事表述已經無可避免，至少在歷史著作中「夾敘夾分析」或語露敘述主體的生命意識，已經日漸為人所接受。換句話說，一九七○以來「專業史家」的學術權威被挑戰和瓜分的時候，一種嶄新的史學史出現了，即重視歷史敘述的史學史。距今一百年前，史學史剛建立的時候，歷史敘事式微了。如今，歷史敘述在學術界已贏得了一席之地，新的史學史問世了。學術界的弔詭，有趣！值得玩味。
布羅（John Burrow）於二○○七年出版《歷史的歷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與魯濱遜、艾克頓、崔衛林那一輩的史家相去大約一百年。如今史學史的書名由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改為 A History of Histories。英文的單數和複數變化顯得有趣。這本書的副標題 “Epics, Chronicles, Romances and Inquir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也值得留意，因為 epics 和 romances 在從前「正典」的史學史裡，並不屬於討論的範圍。雖然布羅的寫作態度如同「正典」的史家一樣有些保守，他這一本書從希羅多德這位「菁英」（elite）史家說起，略去了遠古時代的 epics和 oral tradition（口傳歷史），同時他也忽略各種影像視覺的歷史文本（visual historical texts），要不然「歷史的歷史」可以從希羅多德遠溯到兩萬年前的岩畫。但是他已盡力開展史學史的領域，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布羅不惜引用史書中的原文，分析它們的敘事語言，讀者難免覺得瑣細，但不如此就難以解說每本歷史書寫的特色。這本史學史的取向多少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對歷史的再度反思。它值得我們細讀，也值得我們重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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