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他者與臺灣」的臺灣建築史研究

1.1　前言

日本近代建築史家藤森照信指出，日本建築近代化發展的最早期，在不熟悉西洋（歐美）建築的情況下，日人一心想模仿、學習西洋建築，但在當時卻還建造不了正規的西洋建築，他賦予了這個階段所興建，擬似的西洋建築一個專有名詞，稱之為「擬洋風建築」。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曾一度想轉借其意，將這本討論日治時期與戰後建築的書，命名為「擬臺灣建築史之臺灣建築史」。然而，儘管這樣的目的是想要激起臺灣建築史學界焦點式討論的些許漣漪，但終究深怕負面作用力太大而作罷。

近二、三十年來，關於日治時期建築史的討論，或許受到歷史文獻收集的現實限制，往往只能蒐尋到殖民政府官方或是日本民間個人的資料，或是因為受到過去歷史學界論述，常以統治者為立場的舊慣限制所致之。此外，存在著借用西方殖民地統治理論或是脫殖民地研究的理論，對日本帝國過去在臺灣所作的建築興造與都市規劃進行批判，企圖建構臺灣主體性的歷史書寫。但是，這方面的研究似乎又省略了第一手資料的爬梳作業，讓研究成果有如建構在沙堆上的幻影一般。

本書也站在以臺灣主體的史觀，面對外來的建築文化，處理了幾個關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從中國引進的建築樣式之問題。雖然在1980年代以前，因應世界對於在地歷史古蹟文化資產保存的潮流，在這同時，住居於臺灣的建築史家興起了採用臺灣建築替代無法前往中國大陸現場進行田野調查的風氣，因而推動了臺灣的古蹟保存運動，但不能否認的是，在1990年代以前建築設計的主要課題，還是時常圍繞在中國建築如何現代化的議題上，儘管有臺灣在地文化的討論，但是仍僅止於附屬性的研究而已，終究沒有成為具有主體性的臺灣建築史論述。

本文將比較二戰後臺灣與日本，由兩地的建築史學者所撰寫的「臺灣建築史」與「日本建築史」，以及同是非西方國家的臺灣與日本，對於以西方建築近代化為主流的「臺灣近代建築史」與「日本近代建築史」的建構，討論兩者在建構其主體性建築史的異同。這樣，從實際案例對個別所建構的建築史內涵等進行比較，或許可以讓我們更容易知道為何臺灣無法擺脫在臺灣的建築史中「他者」的陰影。單獨一個國家的建築史不容易看清它的特質，但是若採用比較的觀點，會讓這樣的工作更容易處理。這一章節將嘗試用比較的觀點，論述臺灣建築史的他者性格。

1.2　日本建築史 v.s. 臺灣建築史

1.2.1　1970 年代撰寫臺灣建築史的國際局勢

關於臺灣建築史的論著，在二次戰前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期間，早有安江正直、田中大作與藤島亥治郎等人嘗試撰寫過「臺灣建築史」。這幾本論著皆以單冊成書出版，雖然須等到戰後或是20世紀末才能付梓，不過在戰前都已有了大綱，在戰後二、三年內即已成書。因戰前的建築史觀與架構未必被戰後的學者所承襲，而在這裡所要比較的臺灣建築史，是1979年由林會承所撰著的《臺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與李乾朗撰著的《臺灣建築史》，與1947年由太田博太郎寫成，又在1962年將原於1954年獨立出版的《日本的建築》合併成為新的《日本建築史序說》間的比較。如此可以理解住居於不同地方的人，各自是如何看待屬於他們自己的建築與其所持有的建築史觀。

臺灣與日本都受中國影響甚深，只不過在討論日本的歷史或是建築史時，有長達近兩千年的歷史；而目前討論臺灣建築史時，通常是從17世紀荷鄭時期開始至今，僅有約四百年的歷史。日本建築史的分期是依據日本史，分為古代、中世、近世與近代四個時期，而李乾朗的《臺灣建築史》則沿用中國史，依據王朝興衰變遷來進行，可分為荷西、明鄭、清朝（初期、中期與末期）與日治時期。

日本史是依據文化的同質性，以文化變革的轉捩點作為歷史分期的界線；相對於臺灣歷史的發展來說，雖然政權朝代的更迭會是文化特質轉變的分水嶺，特別是臺灣史常是對應不同國家民族統治者，因此依據政權的轉移作為歷史分期也不無道理。在這樣的觀點下，臺灣建築史依據荷西、明鄭與清朝漢人文化以及日治時期進行論述，有其一定的背景。但是在《臺灣建築史》中，除了第1章〈緒論〉、第2章〈自然地理環境及歷史文化沿革〉，與第3章〈（閩粵漢人的）各種作法及構造材料〉外，敘述荷西時期的建築僅有十五頁，日治時期的部分僅有三十六頁，而漢人建築文化則占了一百八十六頁，如此可以理解《臺灣建築史》是以漢人建築作為中心撰寫的專著。

但是隨著時代巨輪往前驅動，戰前安江正直、田中大作與藤島亥治郎等戰前的學者對臺灣原住民族建築的關注面向，於2009年，李乾朗、閻亞寧、徐裕健共著，屬於中國民居建築系列叢書之一的《臺灣民居》，也將南島語族的住宅納入整體臺灣民居之一部分陳述。至於荷西時期，以及在今天臺灣文化古蹟主流占有重要地位的日治時期建築，李乾朗於1979年出版《臺灣建築史》後，在相距很短的時間內，於1980年又出版了《臺灣近代建築：起源與早期之發展1860–1945》，幾乎全部在陳述日治這個時期的建築，雖然沒有討論日本近代建築發展與臺灣的關係，但似乎應該將這前後兩本書合併一起看，才能理解當時李氏對整體臺灣建築史建構的想法與關懷。

至於林會承的《臺灣傳統建築手冊》則完全以漢人建築為敘述的對象。林會承與李乾朗的著書，可以代表臺灣人對於臺灣建築文化的評價與建築史內涵的看法。就如同《臺灣建築史》在前面兩章總論自然、地理環境及歷史文化沿革一樣，獨立第3章來敘述漢人建築之各種作法及構造材料，這也是《臺灣傳統建築手冊》用整本書的篇幅所關心的形式與作法，可以理解臺灣的建築史研究者關心漢人建築分項細部的種種作法與材料的課題。

相較於日本建築史的論述對象，除了從中國大陸傳來的佛教建築與受隋唐影響的古代都城之外，更重視日本本土文化的神社建築與住宅、日本獨自發展的城下町等都市類型，還有日本城、茶室等建築文化。這種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衝突、交融與轉化的歷史意識，不但呈現在大和民族為主體的日本建築史觀，即使是在明治初期才被正式編入日本，原來擁有琉球王國文化背景的沖繩，雖然在其文化之基底存在兩者的共通性，但其建築史觀也區分沖繩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大和民族文化，以及對王國冊封之明清王朝文化。臺灣雖然隨著本土意識的抬頭，也開始注意到異文化「獨立並列共存」的多樣性，但也不能否認在前一個世紀裡，過分偏重以漢人觀點所建構的臺灣建築史之特質。

有志一同地，李乾朗、林會承與日治時期的藤島亥治郎等人，都為前人不重視臺灣漢人建築抱不平。藤島亥治郎在《臺湾の建築》裡指出：

（臺灣）大陸系建築是福建、廣東建築的次等亞流的作品，無法自己敘述中國人的發展，在藝術上少有優秀的建築。

不過，他站在日本帝國建築發展的立場，對包括南洋系（原住民族）與西洋系建築（從荷西至近代建築）在內的臺灣建築提出：

可以讓建築的想像更為豐富。…… 可以從臺灣建築學習到的東西確實不少。南洋系的家屋就地取材興建，表現出雖然幼稚但素簡而合理組構的樣態。大陸系的建築泉湧躍動的熱情，表現色彩燦爛、意匠濃郁的南國氣息，這是一般的日本建築很難想像的意象。

另外，他也指出，可以透過臺灣建築，理解中國人及其他國家的人們。

李乾朗在《臺灣建築史》裡指出：

有人認為臺灣的建築是中國建築的旁支末流，這是對臺灣先民莫大的侮辱，同時也是對中國建築完全不了解的論調。…… 中國南北各地之建築有其異同現象。自魏晉以後漸漸有南北兩系之分，…… 兩系在建築上的成就不分軒輊的。南系方面又大約可以有長江流域、粵江流域及閩浙沿海區域之分別。臺灣建築則以閩南建築為主體，粵東的客家建築為輔，清末且更有部分的官衙建築及公共建築採取浙江、安徽及福州之形式。…… 臺灣古建築莫不施工精良，細緻有序的。…… 清代中葉以後，臺灣之經濟力量發達，豪族興起，實有足夠的能力發展高水準的建築物。

關於中國南北系的問題，發生得比魏晉南北朝還要早，這個討論可以參考拙著〈臺灣傳統建築的「內木構外土牆結構」〉。至於李氏所處的1980年代，是以活躍於1930年代「中國營造學社」的梁思成、劉敦楨、劉致平等中國建築史研究的第一代學者們的著作為中心，關注北京、長安、洛陽等古都，以及山西、陝西、河南、河北的北方各省的古建築，採用中國北方古代建築史為骨幹來論述中國建築史的時代潮流。李氏關心身邊的建築，以中國南北文化的論述，強調臺灣建築屬於中國建築的南方系，過去中國建築史重北輕南，但其實南北建築的發展不分軒輊，而臺灣建築又是南方建築之中堪稱施工精良、細緻有序的。或許李乾朗知道建築史的論述還包括結構與空間等重要議題，但他沒有明言，只聚焦在建築工藝化的特質觀點，要能建構閩粵臺的建築史與闡明它的歷史意義還有一段距離。

漢寶德在林氏的《臺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序中提到：

民國50年代之前，建築界尚覺得臺灣的傳統建築屬於中原文化的邊緣，沒有研究的價值。即使有研究與保存的呼籲，也得不到任何回響。60年代之後，情形有了急劇的改變。鄉土意識覺醒，年輕一代很容易接受研究地方傳統建築的號召，所以風氣丕變，建築系的師生均以研究傳統建築為榮了。

臺灣在1970年代之所以興起鄉土運動，與當時整個世界重新反省現代主義造成人們的疏離感，找回各地域歷史文化的風潮不無關係。在同一時代，「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ESCO）也於1972年巴黎的第十七屆會議，通過《世界文化遺產及自然遺產保護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另外，由於1980年以前，對中國研究有興趣的臺灣或是西方學者無法進入中國從事田野調查，港、澳、臺及東南亞華人的生活空間與社會因此被當作中國研究的替代對象。臺灣的建築史學者在這樣的國際發展背景之下，自1970年代也開始從事臺灣的鄉土文化與傳統建築之研究，如蕭梅的《臺灣民居建築之傳統風格》（1968）；正式的實地田野調查測繪者，有狄瑞德與華昌琳的《臺灣傳統建築之勘察》（1971）；漢寶德的第一篇學術著作《明清建築二論》（1972），和自費編著的《板橋林宅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1973），以及漢氏所主導的鹿港傳統古市街建築的調查，也是在1970年代進行的，因此促成《臺灣傳統建築手冊》與《臺灣建築史》的出版；漢寶德的《斗栱的起源與發展》（1982）也在這個時候出版。在這裡有幾項提問：若沒有那些國際背景大環境的發展，臺灣的鄉土運動會發生嗎？另一方面，在鄉土運動正興盛之時，為何對於原住民文化或是荷西時代所環繞的世界局勢沒有作更積極的調查與研究，而僅止於漢人的建築文化呢？

1.2.2　被視為臺灣在地文化的「閩粵漢人建築」

在討論日本建築史時，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是「日本的固有文化是什麼？」它面對外來文化時，又是經過何種方式與之融合，進一步的發展又是如何呢？日本史稱日本自古以來曾有幾次先進國家的文化傳入日本，對日本產生極大的衝擊，建築領域也不例外。飛鳥時期（592–710）、奈良時期（710–794）受到中國六朝及唐代建築的影響；鎌倉時期（1185–1333）傳入宋代樣式的建築；明治維新（1868）以後也輸入了西歐的文明。

然而，因為日本的國土與朝鮮半島、中國大陸並未連接，在政治上也未曾被其支配與統治，因此，日本民族熟悉以和平的形式接受外來文化，不致陷入民族性的偏狹態度，而能自由地接受他國的文化，沒有戰敗者接受勝利者文化的卑屈，也沒有必要對於伴隨外國勢力入侵的文化感到恐懼，面對外國文化能夠保有自主性尊嚴。但是，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日本為封閉的島國且生產力較低，確實落後了相當的程度，一旦有新樣式傳來，其影響是顯著的，日本對外國文化的容受一直保持著相當熱切的心情。

而日本傳統固有的建築文化，可以日本神社建築為代表。擁有日本傳統建築文化的民族，被稱為大和民族，對日本而言，儘管本州東北地區與北海道的愛奴人，與住在沖繩的沖繩人，具有與日本在西元4世紀所形成的大和民族不同的特質，但是日本學者一般認為於4世紀左右，已經出現全國統一的文化，幾乎不存在異文化民族，可見在移民居住之初，各民族已然混血融合，直到今日民族性都未曾發生重大變化。因此，日本在約兩千年間，發展為單一民族並形塑了單一的中央政府，文化的中心常與政權的中心一致，對地方的文化傳播如同水面波紋同心圓般地由中心擴散開來。

而臺灣人的組成有南島語族原住民族群（簡稱為「原住民族」）、荷鄭時期或是更早從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移民來臺定居的閩粵漢人（簡稱為「閩粵漢人」），以及1949年前後由蔣介石（1887–1975）所帶領的中國國民黨，包括黨政軍與其眷屬共約兩百萬人進駐臺灣。雖然日本在1895年至1945年在臺灣進行殖民統治，但是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絕大部分的日人都離臺歸國，留下的日人極為少數，然而殖民統治期間，日人在臺灣推行的種種政策與興建的建築，對臺灣都扮演決定性的重要角色。從四百多年前開始，臺灣人的組成族群也有頻繁的混血融合，或許因為時間還太短，特別是1949年以後才定居臺灣的移民（為行文方便，暫簡稱為「戰後移民」，亦即後文指稱的「1950新住民」），儘管有不少人已經認同自己是臺灣人，但就整體而言，臺灣住民尚未形成一致的共識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對於文化與其代表的建築樣式在認同上出現落差，常常造成臺灣在政治、社會與文化認同上的混亂。

問題是，如同前述戰後臺灣建築史學界將閩粵移民所帶進的建築文化視為臺灣的主流建築傳統，將荷西、日本殖民與戰後移民所帶進來的文化視為外來文化，另外，處於弱勢的原住民族群，必須等到21世紀初期才被正視。換言之，不存在以原住民為在地傳統文化，以及視荷西、閩粵與戰後移民所帶進臺灣的文化為外來文化的觀點。不過有趣的是，即使以閩粵移民建築為在地文化，也不見類似日本建築史將大和民族的建築文化與審美價值作為主體，去論述面對隋唐、宋朝與明治維新時期，對外來文化的受容，以及文化主體的大和文化的轉化。或者如日本沖繩，將來自日本國內的大和民族之文化、中國明清王朝的中國文化、以及戰後以「美軍」為代表的西方近代文化視為外來文化，討論今日沖繩的建築文化構成。換言之，因為我們不習慣以原有在地文化為主體，思考與外來文化互動問題、文化變遷之相關議題，因此不太意識閩粵文化與荷西融合轉化的文化特徵，或是其與日本殖民帶進來的文化內涵，也不突出閩粵文化與戰後以明清北京故宮建築文化間的融合與轉化之文化面貌。

相對於臺灣建築史學界不存在論述異文化間碰觸與融合的問題，日本建築史的建構可以伊勢神宮、出雲大社為大和民族建築的代表，以簡樸、追求自然材質的美學意識為主，最開始如法隆寺、唐招提寺、藥師寺等佛教建築，隨著佛教的傳入，將當時被視為先進的石柱礎、木構件的榫接斗栱、屋瓦的鋪設帶進日本，同時也根據日本建築的民族性與審美觀，對中國建築的造形、結構法與空間配置進行選擇，或是洗鍊其建築的意匠與結構。奈良時期經過這樣的日本化過程，當時在奈良所興建的佛寺建築樣式被稱為和樣，而宋代傳進來的大佛樣與禪宗樣建築，也經過日本化的過程，轉化發展成新和樣建築。

日本之所以導入大佛樣來重建被平重衡燒毀的奈良時期的東大寺，是因為平安時代的建築過分細膩，遠離了原始粗獷碩大的精神，於是引進可將建築之美還原於結構本身內涵之美的建築樣式。但是，這個採用大佛樣式興建的建築，卻在僧人重源死後急速解體，並被和樣建築作法所吸收。其快速解體的原因在於大佛樣本身，那種簡素而強勁的樣式，雖然回復到建築美的根本上，確實擁有新的魅力，但卻非屬於精巧的作品，其過分豪放的手法與喜好穩健的日本國民性格不合。大佛樣大力的敲醒了過分追求纖細而失去建築結構美的建築界，但完成其任務後，就把位置讓給重生後的「和樣」。這種從中國引進的大佛樣建築的興盛與消退，正可以說明日本引進中國建築後，其消化、吸收、解體與轉化的過程。

到底臺灣的閩粵建築被移民帶進臺灣，是否因臺灣原住民文化的存在，或因為臺灣的風土、自然與歷史文化的條件，而作調適與轉化的過程？因為過去無以此種觀點從事臺灣建築史的建構，實不知臺灣真實的發展狀況。而在面對日本帶進來的官署公廳建築與日式住宅，或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由中國大陸戰後移民帶進來的中國北方官式建築，是否如日本的和樣建築吸收宋朝的大佛樣與禪宗樣建築，具有發揮閩粵建築的包容與吸收異文化的涵養力之特質？

第一章「他者與臺灣」的臺灣建築史研究

1.1　前言

日本近代建築史家藤森照信指出，日本建築近代化發展的最早期，在不熟悉西洋（歐美）建築的情況下，日人一心想模仿、學習西洋建築，但在當時卻還建造不了正規的西洋建築，他賦予了這個階段所興建，擬似的西洋建築一個專有名詞，稱之為「擬洋風建築」。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曾一度想轉借其意，將這本討論日治時期與戰後建築的書，命名為「擬臺灣建築史之臺灣建築史」。然而，儘管這樣的目的是想要激起臺灣建築史學界焦點式討論的些許漣漪，但終究深怕負面作用力太大而作罷。

近二、三十...

在本書之前，我曾在2013年出版的《臺灣建築史之研究：原住民族與漢人民族》中，自負地認為要承襲臺灣建築史研究的前輩，如日本學者藤島亥治郎、田中大作，以及臺灣學者李乾朗等人的臺灣建築史寫作大綱。換言之，在論述臺灣建築史時，藉由臺灣原住民族的基層文化、閩粵移民的漢族文化、西方殖民文化與日本殖民文化的四重性，來思考並建構臺灣的建築文化。

導入臺灣的建築文化或許有先來後到的順序，但是以這樣並列四種異民族的建築特性，視其在臺灣留下相同或相異文化面向的基本研究作為解析臺灣建築史的觀點，可以說是再自然不過了。正因如此，不論主觀的喜惡，即使在殖民政府撤離臺灣五、六十年後，仍然無法超脫上述日人所建構的臺灣建築史異文化的四重性框架。這是緊緊依附在戰後臺灣建築史工作者身上，揮之不去且難以擺脫的宿命。

在本書計畫之初，原本亦是遵循上述並置文化四重性的觀點，企圖論述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所建構的建築文化。但在真正撰寫完成之後，卻形成了以清朝臺灣都市空間在日治時期的延續、在臺灣出現的帝國建築與帝國大學校園，與戰後「明清宮殿建築復興樣式」的討論等三個核心課題來鋪陳著書的內容。

其主要原因是在寫作的過程當中，發現要論述臺灣的建築史時，其旁側或是外在，總是存在一股巨大的、強勢的，或是被認為是先進的他者文化，雖然對於建構臺灣建築文化都深具影響力，但同時，亦如一道高牆聳立在面前，嚴重阻礙了尋找臺灣主體性的工作。因為這樣的相似性，所以本書將戰後臺灣建築界的主流課題，也就是中國建築的現代化問題，同時也是「明清宮殿建築復興樣式」在臺灣發展的歷史，一併放入面對與思考，並將書名的副標題定為統合兩者的「他者與臺灣」。

經過這樣的調整後，發現前書《臺灣建築史之研究：原住民族與漢人民族》其實是在找尋與確認臺灣建築史的根源，亦即古代中國南方與原住民族所分布的範圍，包括東南亞、南太平洋在內的南島語族。此本《臺灣建築史之研究：他者與臺灣》則是陳述臺灣在找尋建築主體性的發展路程，宛如處在日本與中國的兩個大國所設定的迷宮之中，使得這個歷程，格外辛苦。

事實上，當《他者與臺灣》撰寫完稿之後，突然發現已經不再在意所謂的臺灣建築文化的並列四重性問題，內心湧現的強烈慾望，是企圖去尋找臺灣的主體性，或是強烈地祈望臺灣的主體性能夠毅然存在於這樣嚴苛的環境之中。或許接下來的臺灣建築史寫作目標，要定在找尋臺灣主體性之旅，將更有意義。

《他者與臺灣》的著書計畫之所以能夠完成，要感謝國立臺灣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與財團法人空間母語文化藝術基金會的支持。特別是後者扮演著助產士的角色，因為有了具體的出版計畫，讓本書在編輯過程中的各個階段能夠順利進行。若不是空間母語文化藝術基金會提供了臨門一腳的協助，本書將會延宕時日，不知何時才能付梓問世。再者，幸賴藤森照信、岸田省吾、王大閎、傅朝卿、堀込憲二、黃俊銘、王俊雄、徐明松、黃士娟、郭文亮、凌宗魁、袁藝峰、王茂同等諸位先生，以及南天書局、東京大學博物館、東京大學圖書館與內田祥三家族等無償提供許多精采的圖片，讓本書內容更為完整，在此謹致上我最深刻的敬意與謝意。

在本書之前，我曾在2013年出版的《臺灣建築史之研究：原住民族與漢人民族》中，自負地認為要承襲臺灣建築史研究的前輩，如日本學者藤島亥治郎、田中大作，以及臺灣學者李乾朗等人的臺灣建築史寫作大綱。換言之，在論述臺灣建築史時，藉由臺灣原住民族的基層文化、閩粵移民的漢族文化、西方殖民文化與日本殖民文化的四重性，來思考並建構臺灣的建築文化。

導入臺灣的建築文化或許有先來後到的順序，但是以這樣並列四種異民族的建築特性，視其在臺灣留下相同或相異文化面向的基本研究作為解析臺灣建築史的觀點，可以說是再自然不過了。正因...

◎出版緣起
◎著者序

第1章 「他者與臺灣」的臺灣建築史研究
1.1前言
1.2日本建築史 v.s. 臺灣建築史
1.3日本近代建築 v.s. 臺灣近代建築
1.4透過「中山陵」思考「中國建築復興樣式」的本質
1.5國民政府的「新正統性」與「明清宮殿復興樣式」
1.6結語

第2章 清末臺北城的興建與日治初期的臺北市之市區改正
2.1前言
2.2清代臺北城的築城與城市空間之規劃
2.3日治最初期臺灣市區改正的概觀
2.4結語

第3章 日治初期的「圓山公園」意象之形塑、轉化與變遷
3.1前言
3.2充滿傳說遐想的清代「圓山公園」地景
3.3圓山公園的出現與臺灣各地公園的設置
3.4日治時期「圓山公園」地景的轉化
3.5圓山公園的變遷與神宮外苑計畫
3.6臺北城內總督府與「圓山公園」的聯繫
3.7戰後臺灣神社的變遷與結語

第4章 他者國家在臺灣的臨現──解讀日人統治臺灣最早期的建築特徵與意義
4.1前言
4.2日本明治時期國家建築的特徵
4.3日本統治初期在臺灣興建的建築
4.4日治初期為打下統治基礎的建築類型舉例
4.5結語

第5章 戰前日本帝國大學之組構與校園空間的「巴洛克」化──以東京帝國大學與臺北帝國大學為例
5.1前言
5.2「組併分科大學式」的帝國大學之建構
5.3臺北帝國大學在日本國內的知識生產分工
5.4東京帝大校園規劃的摸索與成形
5.5臺北帝國大學的校園規劃
5.6結語

第6章 戰前日本建構帝國知識的容器──解讀臺北帝大校園建築樣式背後的意義
6.1前言
6.2椰林大道的空間配置之特質
6.3大學的起源與「修道院模式」的校園空間
6.4美國大學「布雜樣式」與日本帝國大學空間模式的出現
6.5臺北帝大核心建築樣式的解讀
6.6結語

第7章 戰後在臺灣的「中國建築現代化」之論述
7.1前言
7.2從日治到國民黨政府統治下舊有建築的轉用與延續
7.3「中國現代建築」發展的挫折與建築案例
7.4今後臺灣現代建築可能發展的方向
7.5結語

第8章 臺灣的明清宮殿建築復興樣式美術館之出現
8.1前言
8.2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設置沿革與其建築的特質
8.3國立歷史博物館的設置與建築形態的選定
8.4結語

第9章 草創期東海大學校園建築樣式的決定因素
9.1前言
9.2在中國的基督宗教教會大學
9.3在中國的基督宗教教會大學之校園建築
9.4創校理念與東海校園建築的初期設計
9.5結語
附件一

◎結語 不確定的傳統與未知現代的糾葛
◎圖片來源
◎索引
◎著者簡介

◎出版緣起
◎著者序

第1章 「他者與臺灣」的臺灣建築史研究
1.1前言
1.2日本建築史 v.s. 臺灣建築史
1.3日本近代建築 v.s. 臺灣近代建築
1.4透過「中山陵」思考「中國建築復興樣式」的本質
1.5國民政府的「新正統性」與「明清宮殿復興樣式」
1.6結語

第2章 清末臺北城的興建與日治初期的臺北市之市區改正
2.1前言
2.2清代臺北城的築城與城市空間之規劃
2.3日治最初期臺灣市區改正的概觀
2.4結語

第3章 日治初期的「圓山公園」意象之形塑、轉化與變遷
3.1前言
3.2充滿傳說遐想的清代「圓山公園」地景
3.3圓山公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