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略述劉邵《人物誌》
今天我要約略講一部將兩漢學術思想開闢到另一新方向之書，此即劉邵之《人物誌》。此書僅有兩卷、十二篇。劉邵之時代已下至三國，此書以前向少為人注意；直至最近，始有提及。我們一看其書名，即知此書是專討論人物的。我嘗謂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注重於人文主義，因此也特別著重講人物。如在《論語》中，即曾批評自堯舜以下直到孔子當時之各類人物；《孟子》書亦然。中國人一向甚重視對人物之批評，此乃中國思想一特點。
因講政治教化皆需人。在漢代，政府用人必以讀書人為條件；讀書必以通經為條件；非讀書通經即不得從政。此在孔孟當時，可謂僅存有此一理想；而到漢代，卻已真在製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政治上之人物即是學術上之人物，此項製度，可謂是根據了經學中之最高理論而來。但後來漢代亦趨衰亂，終至於不可收拾，此中原因何在，豈不深值時人猛省？在漢代開始時，講黃老無為，但亦須有理想適合人來推行，不是隨便講黃老學的都能勝仟愉快。為何到東漢末年，產生了黃巾、董卓之亂，終於導致三同分裂？不容得當時人不覺悟到政治上之失敗，其理由即因於政治上二用人之不夠理想。故退一步先從人物方面作研究，庶可希望在政治蔔能用到合理想、合條件之人。此亦可謂是一個反本窮源的想法。劉邵《人物誌》即根據此一時代要求而寫出。
《人物誌》主要在討論人物。物是品類之義。將人分成許多品類，遂稱之為“人物”。西方人常依職業或知識來分人物，如宗教家、醫生、律師或某類專門學者，這些都從外面職業知識分。中國人卻重在從人之內面品性道德分。此一態度，顯然與西方不同。中國人向來看重人的道德、性情，如《論語》中講“仁、孝”，講“聖、賢”，講“君子、小人”，此等皆是道德上字眼。漢人最講求道德，及漢代中央政府崩潰後，曹操卻提出了新鮮口號，他說：“治天下，平時尚德行；有事尚功能。”他把才幹看重在德行 之上。若論曹孟德自己，就其道德論，實在太差了；然其人甚能幹，正是亂世之奸雄。在此一風氣下，更激起有思想者之鄭重註意，於是方有劉邵《人物誌》之出現。
孟子曾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孔子亦曾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義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從個人立場講：當世界陷於絕望時，只有退避一旁，採明哲保身之一法。但自另一方面講：世道否塞，終需要物色人才來扭轉此局面。劉邵寫《人物誌》，並非站在私人立場著想，而是站在政府立場著想。他的意態是積極的，非消極的。因此他衡評人物，一講德性，一重才能，務求二者兼顧。換言之：衡評人物，不能不顧到其對當時人群所能貢獻之功利一方面。若要顧到人群功利，即需講才智。若無才智，如何能在此社會上為人群建立起功利？故劉邵《人物誌》極重人之才智，但也並未放棄道德。而他書裡，也並未提到隱淪一流，這是此書一特點。
今問人之才智何由來？劉邵以為人之才智乃來自自然。此即所謂人“性”。《孟子》亦是本才以論性。當三國時，才性問題成為一大家愛討論的問題。因在東漢時，社會極重“名教”，當時選舉孝廉，孝廉固是一種德行，但亦成了一種“名色”。當時人注重道德，教人定要作成這樣名色的人，教人應立身於此名色上而再不動搖，如此則成為“名節”了。惟如此推演，德行轉成從外面講。人之道德，受德目之規定，從性講成了行，漸漸昧失了道德之內在本原。現在世局大壞，人們覺得專講當時儒家思想，似乎已不夠；於是又要將道家思想摻人，再回到講自然。認為人之才能，應來自自然。但一講到自然，又會牽連講到鄒衍一派之陰陽家言。在先秦以前，各家思想本可分別來講；但漢以下各家思想已漸匯通，不能再如先秦般嚴格作分別。當時人把自然分成為“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性亦分別屬之。即如近代命相之說，
也仍把人分“金性”、“木性”等。當時人把儒家所講仁、義、禮、智、信配入五行，變成了五性。那一性的人，其所長在何處，如：木性近仁、金性近義等。直到宋代理學家們，也還作如此的分別。
但劉邵《人物誌》並不看重那些舊德目，他書中提出了許多新意見。他說：人才大概可分為兩等：一是“偏至之材”，此乃於一方面有專長者，如今稱科學家、藝術家等。在劉邵說來，應都屬此偏至之一類。第二是“兼材”，即其材不偏於一方面，而能有兼長者。依近代人觀念，其人果是一文學家，若定要同時兼長科學，豈不甚難?然此等本屬西方人側重職業與知識的分法，中國人則不如此看人。人品不以知識、職業作分別。今天的我們，都已接受了西方人的說法，多將人分屬於某項知識、某項職業之下，乃對劉邵所提兼材一項，驟難瞭解。
我們試再就此講下：劉邵在《人物誌》中將人分成十二“流”。中國人所謂流品，亦即是品類之義。此f二流乃依其人之性格言。人之“才”皆自其“性”來。如有人喜講法律；有人喜臧否人物；有人善文辭。此皆所謂才性不同。劉邵所分十二類中之第一類，稱為“清節家”。他說如吳季劄、齊晏嬰等是。因此類人稟此性，便宜做此類事，即其才之專長在此也。其第二類稱“法家”。此非指先秦諸子中之法家學派言。法家學派指的是一套思想；而劉邵所指則是某一類人之性格。如管仲、商鞅等，此一類人性喜講法律制度，因此其才亦於此方面見長。第三類稱為“術家”。如範蠡、張良等是。因於人性不同，而其所表現之才能亦不同。如：管仲、商鞅，他們每能建立一套制度或法律，然遇需要權術應變處，即見他們之才短。
前三類皆是所謂偏至之材。但亦有其人不止在某一類事上有用，而其才可多方面使用者。此所謂兼材，即其才不限於某一方面、某一類事。劉邵言：如此之人，即具兼材之人，乃可謂之德。依照劉邵如此說來，德自在才之上。但其所用德字之涵義，顯與指仁、義、禮、智為德者有辨。劉邵又謂：“若其人又能兼德，此種人則可謂之聖人。”故劉邵心中之聖人，應是一全才之人，至少應是一多才之人。劉邵主張在偏至之材之上，更應注重兼材，此種人始是有德。如曹操不可託以幼主；而諸葛孔明則可以幼主相託。此因孔明兼有清節之才；而曹操不能兼。若照我們普通說法：只說曹操無道德；依劉邵講法，即論其人有無此類之材，或說是否具有此一方面之性格。此乃劉邵思想之獨特處。
……
2026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