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劉邵《人物誌》

今天我要約略講一部將兩漢學術思想開闢到另一新方向之書，此即劉邵之《人物誌》。此書僅有兩卷、十二篇。劉邵之時代已下至三國，此書以前向少為人注意；直至最近，始有提及。我們一看其書名，即知此書是專討論人物的。我嘗謂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注重於人文主義，因此也特別著重講人物。如在《論語》中，即曾批評自堯舜以下直到孔子當時之各類人物；《孟子》書亦然。中國人一向甚重視對人物之批評，此乃中國思想一特點。

因講政治教化皆需人。在漢代，政府用人必以讀書人為條件；讀書必以通經為條件；非讀書通經即不得從政。此在孔孟當時，可謂僅存有此一理想；而到漢代，卻已真在製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政治上之人物即是學術上之人物，此項製度，可謂是根據了經學中之最高理論而來。但後來漢代亦趨衰亂，終至於不可收拾，此中原因何在，豈不深值時人猛省？在漢代開始時，講黃老無為，但亦須有理想適合人來推行，不是隨便講黃老學的都能勝仟愉快。為何到東漢末年，產生了黃巾、董卓之亂，終於導致三同分裂？不容得當時人不覺悟到政治上之失敗，其理由即因於政治上二用人之不夠理想。故退一步先從人物方面作研究，庶可希望在政治蔔能用到合理想、合條件之人。此亦可謂是一個反本窮源的想法。劉邵《人物誌》即根據此一時代要求而寫出。

《人物誌》主要在討論人物。物是品類之義。將人分成許多品類，遂稱之為“人物”。西方人常依職業或知識來分人物，如宗教家、醫生、律師或某類專門學者，這些都從外面職業知識分。中國人卻重在從人之內面品性道德分。此一態度，顯然與西方不同。中國人向來看重人的道德、性情，如《論語》中講“仁、孝”，講“聖、賢”，講“君子、小人”，此等皆是道德上字眼。漢人最講求道德，及漢代中央政府崩潰後，曹操卻提出了新鮮口號，他說：“治天下，平時尚德行；有事尚功能。”他把才幹看重在德行 ​​之上。若論曹孟德自己，就其道德論，實在太差了；然其人甚能幹，正是亂世之奸雄。在此一風氣下，更激起有思想者之鄭重註意，於是方有劉邵《人物誌》之出現。

孟子曾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孔子亦曾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義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從個人立場講：當世界陷於絕望時，只有退避一旁，採明哲保身之一法。但自另一方面講：世道否塞，終需要物色人才來扭轉此局面。劉邵寫《人物誌》，並非站在私人立場著想，而是站在政府立場著想。他的意態是積極的，非消極的。因此他衡評人物，一講德性，一重才能，務求二者兼顧。換言之：衡評人物，不能不顧到其對當時人群所能貢獻之功利一方面。若要顧到人群功利，即需講才智。若無才智，如何能在此社會上為人群建立起功利？故劉邵《人物誌》極重人之才智，但也並未放棄道德。而他書裡，也並未提到隱淪一流，這是此書一特點。

今問人之才智何由來？劉邵以為人之才智乃來自自然。此即所謂人“性”。《孟子》亦是本才以論性。當三國時，才性問題成為一大家愛討論的問題。因在東漢時，社會極重“名教”，當時選舉孝廉，孝廉固是一種德行，但亦成了一種“名色”。當時人注重道德，教人定要作成這樣名色的人，教人應立身於此名色上而再不動搖，如此則成為“名節”了。惟如此推演，德行轉成從外面講。人之道德，受德目之規定，從性講成了行，漸漸昧失了道德之內在本原。現在世局大壞，人們覺得專講當時儒家思想，似乎已不夠；於是又要將道家思想摻人，再回到講自然。認為人之才能，應來自自然。但一講到自然，又會牽連講到鄒衍一派之陰陽家言。在先秦以前，各家思想本可分別來講；但漢以下各家思想已漸匯通，不能再如先秦般嚴格作分別。當時人把自然分成為“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性亦分別屬之。即如近代命相之說，

也仍把人分“金性”、“木性”等。當時人把儒家所講仁、義、禮、智、信配入五行，變成了五性。那一性的人，其所長在何處，如：木性近仁、金性近義等。直到宋代理學家們，也還作如此的分別。

但劉邵《人物誌》並不看重那些舊德目，他書中提出了許多新意見。他說：人才大概可分為兩等：一是“偏至之材”，此乃於一方面有專長者，如今稱科學家、藝術家等。在劉邵說來，應都屬此偏至之一類。第二是“兼材”，即其材不偏於一方面，而能有兼長者。依近代人觀念，其人果是一文學家，若定要同時兼長科學，豈不甚難?然此等本屬西方人側重職業與知識的分法，中國人則不如此看人。人品不以知識、職業作分別。今天的我們，都已接受了西方人的說法，多將人分屬於某項知識、某項職業之下，乃對劉邵所提兼材一項，驟難瞭解。

我們試再就此講下：劉邵在《人物誌》中將人分成十二“流”。中國人所謂流品，亦即是品類之義。此f二流乃依其人之性格言。人之“才”皆自其“性”來。如有人喜講法律；有人喜臧否人物；有人善文辭。此皆所謂才性不同。劉邵所分十二類中之第一類，稱為“清節家”。他說如吳季劄、齊晏嬰等是。因此類人稟此性，便宜做此類事，即其才之專長在此也。其第二類稱“法家”。此非指先秦諸子中之法家學派言。法家學派指的是一套思想；而劉邵所指則是某一類人之性格。如管仲、商鞅等，此一類人性喜講法律制度，因此其才亦於此方面見長。第三類稱為“術家”。如範蠡、張良等是。因於人性不同，而其所表現之才能亦不同。如：管仲、商鞅，他們每能建立一套制度或法律，然遇需要權術應變處，即見他們之才短。

前三類皆是所謂偏至之材。但亦有其人不止在某一類事上有用，而其才可多方面使用者。此所謂兼材，即其才不限於某一方面、某一類事。劉邵言：如此之人，即具兼材之人，乃可謂之德。依照劉邵如此說來，德自在才之上。但其所用德字之涵義，顯與指仁、義、禮、智為德者有辨。劉邵又謂：“若其人又能兼德，此種人則可謂之聖人。”故劉邵心中之聖人，應是一全才之人，至少應是一多才之人。劉邵主張在偏至之材之上，更應注重兼材，此種人始是有德。如曹操不可託以幼主；而諸葛孔明則可以幼主相託。此因孔明兼有清節之才；而曹操不能兼。若照我們普通說法：只說曹操無道德；依劉邵講法，即論其人有無此類之材，或說是否具有此一方面之性格。此乃劉邵思想之獨特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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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劉邵《人物誌》

今天我要約略講一部將兩漢學術思想開闢到另一新方向之書，此即劉邵之《人物誌》。此書僅有兩卷、十二篇。劉邵之時代已下至三國，此書以前向少為人注意；直至最近，始有提及。我們一看其書名，即知此書是專討論人物的。我嘗謂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注重於人文主義，因此也特別著重講人物。如在《論語》中，即曾批評自堯舜以下直到孔子當時之各類人物；《孟子》書亦然。中國人一向甚重視對人物之批評，此乃中國思想一特點。

因講政治教化皆需人。在漢代，政府用人必以讀書人為條件；讀書必以通經為條件；非讀書通經即不得從政...

第一篇戰爭與政治
　一、弄清戰爭的性質是解決戰爭態度問題的必要前提
　二、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
　三、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四、軍事上的破產 ​​不可能不成為深刻的政治危機的開端
　五、戰爭及其災難是資本主義的產物
　六、現代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結果
　七、帝國主義戰爭是對民主的否定
　八、社會主義者永遠不可能是革命戰爭的反對者
　九、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是免除武裝干涉企圖的完全保障
第二篇戰爭與革命
　一、只有暴力才能解決偉大的歷史問題
　二、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
　三、革命就是戰爭
　四、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五、革命階級是最強大的生產力
　六、革命是人民權利的法律根據
　七、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
　八、全民革命戰爭是弱小民族戰勝強大民族的唯一辦法
　九、工人階級解放的條件就是要消滅一切階級
　十、革命使廣大武裝群眾的出現成為可能
　十一、工人沒有祖國
　……
第三篇軍隊與社會
第四篇軍隊與國家
第五篇軍隊與政府
第六篇軍隊與政黨
第七篇軍隊與軍人
第八篇軍隊與民眾
後記

第一篇戰爭與政治
　一、弄清戰爭的性質是解決戰爭態度問題的必要前提
　二、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
　三、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四、軍事上的破產 ​​不可能不成為深刻的政治危機的開端
　五、戰爭及其災難是資本主義的產物
　六、現代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結果
　七、帝國主義戰爭是對民主的否定
　八、社會主義者永遠不可能是革命戰爭的反對者
　九、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是免除武裝干涉企圖的完全保障
第二篇戰爭與革命
　一、只有暴力才能解決偉大的歷史問題
　二、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
　三、革命就是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