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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的歷史，即一場人類追求快樂與自由的漫長盛宴

阮若缺


　　十一年前拜讀莎拉．貝克威爾《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一書，並為之撰寫導讀，當時便留下深刻印象，除了因為它是本五百頁的大部頭作品，再者就是作者的博學多聞，她以意識流的寫作方式依年代排序娓娓道來，內容平易近人卻豐富多元，愛智者或愛書人不該錯過。
　　《人文主義的追尋：人文主義七百年來的自由思考、探究和希望》總共十二章，我們可從中感受到人文主義七百年來的演變，有些地方確實進化不少，但某些細節甚或重點仍令人遺憾，畢竟這部書是以七百年來西方白種男人的哲思脈絡為基底。幸好，作者為二十一世紀女性學者，她跳脫了一般男性菁英知識分子的人文視角，對種族、性別、階級上的偏見提出反思與批判，也挖掘出前人曾試圖表達異議的歷程。
　　首先，前言點出了大哉問，何謂人文主義？還有人文主義（humanism）與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的區別。經過一番辯論，可歸納人文主義者所追尋的大約是希望培養眾人具備人文精神，同時也有「高雅、博學、善於表達、慷慨、有禮」等特質。似乎其中共同的人性是存在的，孔子比西方哲人德謨克利特和普羅達哥拉斯早誕生，他所著的《論語》，已談到道德、社會禮儀、哲學看法及政治見解，它的關鍵字便是「仁」，也可譯為「人性」，強調的是人性本善。而印度教史詩《摩訶婆羅多》和基督教經文中所說的「你想要別人怎麼對待你，你就怎麼對待別人」，其實這就與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異曲同工之處。不過，當然也有悲觀的反人文主義者，尤其每逢亂世、傳染病、戰爭等天災人禍接踵而來的時刻，不免感到絕望。
　　接著，兩位文藝復興前期的思想家佩脫拉克和薄伽丘登場。兩人皆愛閱讀與寫作，對人生的感悟，心靈相犀；他們創作的利器就是人文研究，運用的元素包括智慧、友誼、美德、語言表達能力和雄辯術。譬如佩脫拉克的《命運好壞的補救措施》，就是為他的友人和過去的贊助者阿佐所寫，描述他的三重不幸──妻子與小孩被敵人俘虜、流亡外地、後來患癱瘓症──這不禁令人聯想到伏爾泰中篇小說《憨弟德》中的龐格羅斯──作者所要表達的，不外乎「理性的任務是使悲傷高興起來，同時提醒歡樂時莫得意忘形。這兩位人文主義者皆屬樂觀主義派。本章還穿插了許多趣味橫生的軼聞，甚至提到鼠疫對人類文明的影響。
　　到了十四世紀末、十五世紀初，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陣容逐漸壯大，不過幾乎以男性為主，然而少數幾位女性的人文活動表現出色，值得在此記上一筆：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德．皮桑，她多才多藝，創作內容包羅萬象，除了所謂男性主題，如道德、教育、政治和戰爭外，還寫情詩以及敘述了人生活中的詩篇，也提供了許多正向思考的想法。不過，她也對具厭女意味的話感到無奈：「那些說女人壞話的人，對他們自己的傷害比他們實際誹謗的女人的傷害更大。」此外，同一世紀晚期的塞雷塔，她不僅寫詩，也將自己與多位人文主義者的通信作為文學作品發行，並表示女性受教育及婚姻中更加獨立的必要性。另一位書信作家菲德勒，曾把書信和一份拉丁文演講稿寄給麥地奇家族的著名家庭教師波利齊亞諾，對方閱後大為讚賞：「遇見一位提筆寫作而非做女紅，在紙上揮灑墨水而非在皮膚上妝的女性，真是太棒了！」但字裡行間仍嗅得出他優雅的優越感。由此我們不難察覺當時的女性仍難避免得仰男人鼻息。
　　第三章最值得討論的是，遭逢「非我族類」時的排他心態。西元前四三〇年，雅典領導人伯里克里斯於雅典和斯巴達戰爭期間，便發表了「夷夏之大防」的演說：他說斯巴達人只關心軍事演習和紀律，閉關自守，並嚴酷對待小孩，且階級分明；而雅典人則兼具自由與和諧、對外開放貿易、憑自由方式教育兒童，且雅典人人自由平等參與城市事務。這篇洋洋灑灑的論述，看來完美無瑕，然而其中的「人人」，可不包括婦女與奴隸！還特別提醒，戰爭寡婦並不適用，因為她們唯一的美德就是「不要被男人談論，不管是讚美或是批評。」同樣，另一時期的佛羅倫斯也有婦女和奴隸，而女性既不公開發言，也不會被公開談論，婦女只能低調存活如不存在的透明人。其實，雅典與佛羅倫斯這兩處自以為是的人文寶地，還經歷政權動蕩、瘟疫、暴動，前者甚至敗於斯巴達人之手；社會蒙昧或光明，眾說紛紜。
　　時勢造英雄，身為義大利醫生兼人文主義者的弗拉卡斯托羅，於一五三〇年出版了一本人類不會感到光彩的書──《梅毒或法國病》。他還給患者一些飲食建議：避免吃豬大腸、五花肉，里肌肉也不行，至於蔬菜，小黃瓜、松露、朝鮮薊、洋蔥都不能吃。這些食物的禁忌與我國飲食文化有雷同之處，或許是經驗法則，或許為道聽塗說，不過目的皆為改善人類生活，減少其痛苦。
　　這還不算癡人說夢，喬叟《坎特伯里故事集》中一位醫生竟認為黃金可治心臟病，更是醫療瘟疫的萬靈丹！再者，解剖學研究方興未艾，以活體手術獲得新知不易，醫學院甚至退而求其次用罪犯的屍體以了解人體結構──十九世紀時許多人拒絕死後遭解剖，原因則是相信來世會復活──這意外地成了嚇阻犯罪的利器，他們可不希望下輩子天生殘疾，這比判處死刑還有效。
　　那麼阿爾卑斯山另一頭的人文藝文發展呢？一五〇〇年代，歐洲南北之間交流日趨頻繁，藝術家、文學家和醫生亦絡繹不絕，前往人人嚮往的文藝復興大國義大利，在那兒有最好的大學、最新的學術研究方法、最多的藏書，還有羨煞眾人的人文素養。他們取經回到自己的土地後，便與友人分享發現，並將其優點融入在地文化中。其中值得我們一提的，包括了阿格里科拉、伊拉斯謨和蒙田。
　　原住低地國的阿格里科拉，旅居義大利十年，不僅在那兒教授修辭學，還彈奏教堂管風琴，他聽力靈敏，因此學了多種外語。他也很擅長繪畫，曾告訴學生不應太依賴課堂所學，最重要的是學會如何好好生活。另一位生於鹿特丹的伊拉斯謨，被譽為最多才多藝的人文主義者之一，他的作品包括翻譯、寫作手冊、對話錄、辯論、娛樂性作品及數量驚人的書信。他並不質疑基督教信仰，但確實深信明智且美好地生活最重要。伊拉斯謨倡導和平與友誼，也十分注重禮儀與教養，認為學習和文學有助於人們在亂世中獲得成長。他一五三〇年的作品《論兒童的教養》裡總結了許多該做和不該做的事，其中管教的範圍頗奇妙：「眉毛要保持光滑開朗，以顯示問心無愧、心胸開闊；不要有皺紋，那是衰老的象徵；不要如刺蝟般優柔寡斷；也別像公牛一樣具威脅性。」另一位吸收義大利精神和伊拉斯謨思想，學富五車的人文主義者蒙田，在當時充斥暴戾之氣的氛圍中，主張寬容和協調，但尋求中庸之道的他反遭詆毀。他的哲學觀就是「最美好、最合理的事，莫過於好好做個正學的人，最難以學習的知識莫過於知道如何好好地、自然地過完這一生；而我們最凶險的疾病便是輕視我們的存在。」這三位都主張以旅行擴展見識，尊重多元性與多樣性，他們的影響力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痕跡。
　　接下來承先啟後的啟蒙時代思想家，這裡首推伏爾泰和狄德羅，這群知識分子的哲學觀可說是奉行「進步」、「改善」、「理性」、「啟蒙」。他們認為以不同方式來思考宗教，是人類邁向進步的途徑之一。而寬容是伏爾泰的重要信仰，基本上他是位自然神論者，因此宗教寬容成為其關注焦點，也曾為一些新教徒平反。此外，他對當時里斯本大地震，並未得到上蒼的「良好安排」，是有意見的，作者一七九五年出版的《憨弟德》中主角之一潘格羅斯，可說是命運最多舛的一個：他先被地震所困，又因發表異端邪說差點被絞死，逃出來之後又遭逮捕，囚禁在一艘土耳其船上當奴隸。起初他還樂觀地堅持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只能自嘲以紓解心情，但最終則像是種絕望哲學，對上帝的存在產生質疑。伏爾泰本人的言論亦不見容於權貴，曾因而蹲牢、流亡，法院也焚毀了他的《哲學通信》；《哲學辭典》則在巴黎和日內瓦均遭焚毀。因此自己就只好住在法國與日內瓦邊界附近，以便根據哪個國家對他的迫害程度隨時移動。狄德羅也坐過牢，他最大的成就，便是編撰了《百科全書》，但為了避免打斷寫作，還佯稱不再出版「錯誤的書籍」；這群作者得以用假書名、匿名或化名，透過手抄本流傳作品，少數則走私至境外印刷。不過諷刺的是，在《百科全書》裡，狄德羅讚美印刷術和其他科技的進步，而自己大多數著作卻只能依賴手抄本流傳坊間。其他還包括了《懷疑論者的散步》（無神論者、自然神論者與泛神論者的一系列討論）、《修女》（逼少女入修道院的悲劇）、《拉摩的姪兒》（主題包括音樂、道德及快樂等）。
　　造化弄人──神權猶在，但固若金湯的王權卻傾倒了，然而當時為國王求情的人文主義者卻遭狂熱分子殺害。植物學家馬勒澤布因為替被捕的路易十六求情、辯護，被送上斷頭台，罪名是圖謀幫助流亡者；女性主義者暨反奴隸制運動家德古熱，也因反對處決國王而遭斬首，這次她被冠上的罪名是：「她忘了她所屬性別的美德。」數學家孔多塞贊成革命，但反對暴力，尤其是處決國王，也因此曾躲到鄉下避風頭，結果被識破，關入監獄，隔日竟被發現死在那裡。孔多塞的作家朋友潘恩，也因替國王求情而遭監禁，但他是英國人，也具美國公民身份，這反而救了他一命：新上任的美國駐法大使詹姆斯．門羅成功令他獲釋。
　　如果說人文主義灌溉了人類發展的進程，那可是先人用汗水與鮮血換來的。到如今，它已塑造了西方社會四個主要觀念：普遍性、多元性、批判思考、道德連結。不過性別議題仍無解，雖多次被提起，卻更常遭忽視。在古希臘，柏拉圖就曾表示支持女性教育，但他卻相信，女性是前世懦弱或不道德的男人轉世而來的！亞里斯多德則認為他所著的倫理學與政治學，只適用於希臘男性自由人，至於女性與奴隸，都是比較低劣的。本書作者貝克威爾察覺所謂的人文主義者，仍具嚴重的局限性，譬如休謨就曾斷言非白種人「天生拙劣」、「每一種不符現代歐洲習慣的做法與情感都是野蠻的」；遭指責後，卻修正成「只」針對非裔人士……盧梭是當代最激進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然而一提起女子教育問題，卻成了古板的守舊派，在《愛彌兒》中他就曾表示，女孩不必學習哲學或科學，她們只要知道如何取悅老公即可。就連確實認為女性可成為優秀科學家的伏爾泰，在情人沙特萊（數學家暨翻譯家）去世時，曾嘆息道：「她唯一的缺陷是身為女人。」這些以基督教精神一脈相承的國度，傾向認為「凡存在者必合理」，因此主張女性維持謙遜順從的現狀是「正當而有益的」。換言之，可容許她們在基礎教育中成長，但壓抑她們任何自負、有主見的行為，而這也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儒家思想不謀而合。
　　誠然，所謂的菁英份子在女性議題上是發生了瓶頸，然而在自由、教育、社會繁榮方面較有共識。洪堡便曾說過，擴大人與人的接觸，令人振奮，這也是社會推進的動力。密爾也認為豐富的生活歷練可以拓展人生。阿諾德進一步表示，就算不旅行，只看報紙，如果有帶著開明且具批判性的思維閱讀，亦可提升文化素養。其中最客觀的是洪堡，他曾寫道：「一本重要的新書，一個新理論，一種新語言，都能令我擺脫死亡的陰霾，感受到難以言喻的喜悅。」對密爾而言，體驗「詩歌的想像力」與研究「人類行為」，是使他恢復感覺的一切動力。阿諾德則認為，文化活動使人生更甜美。三位人文主義者都同意，文化確實可以將人性的真善美發揮到極致，這種正面的意識形態，淡化了沈悶教育家所推崇的狹隘文化觀念，所謂的「新人文主義」也影響了二十世紀初某些美國大學短暫興起的一種意識形態。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邁向科學的人文主義，一些稀奇古怪的發現對人類思考的方式產生巨大影響。達爾文於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種起源》，提出一個關於生命多樣性的妙論，他認為高等動物的繁殖，是自然競爭、飢荒及死亡造成的，也就是所謂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本書特別在英國擁有廣大讀者群，並被穆迪圖書館列為推薦好書。馬克思是他的忠實讀者，肯定達爾文思想及其社會階級鬥爭理論相互關聯，更曾對恩格斯說：「它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自然史的依據。」 另一位讀者赫胥黎，他表示達爾文主義融合了十九世紀的兩大趨勢：教育及自由思想，並引領大家轉向以科學方式思考，因此他創了一個新名詞：科學人文主義者，更在一時間與保守派的人文主義者發生多起論戰，尤其是這套說法並沒為人類道德提供明確的立論基礎。不過確定的是，這派知識份子都紛紛表明自己非「無神論者」而是「不可知論者」。這些所謂的異端，不見容於當代在英國勢力龐大的教會，不是遭大學開除，就是被迫辭職，總之，離開學術圈已無可避免。
　　在那百家爭鳴的時代，出了若干著名的意見領袖，他們確實替西方文明傾注了一股活力。孔德創立了社會學這學科，並創造實證主義（positivism）一詞；他的科學世界觀令他拒絕了傳統宗教信仰，以生活中某些儀式性的東西取代宗教，設計出所謂的實驗主義宗教或人。但這竟伴隨著一個匪夷所思的謬論：人類必須有聖人和處女，不然就無所適從。密爾則反對他的想法，認為這種以人類「進化」的渴望為出發點的哲學，最後竟落入屈從教條的窠臼！
　　另一位替人類帶來新希望的是柴門霍夫，發明以西方語言為基礎的世界語（esperanto），欲藉此打破人類語言與文化的隔閡，進而搭起友誼的橋樑。他提出「人類主義」，旨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溝通。許多人都認為世界語是不切實際的設計，但不可否認地，這個烏托邦語言，雖歷經狂風暴雨，眼見即將夭折，仍載浮載沉地存活下來。
　　此外，還有一位不能忽略的哲人，就是羅素。他是樂觀的人文主義者，不僅深受十九世紀的世界與各種新思潮的影響，更也因為活得夠久（1872–1970），在他長達九十八年的生命裡，鍥而不捨地從事多項運動──他是數學家、政治活動分子、哲學家、性解放主義者、理性主義者、無神論者。羅素的思想偏向伊比鳩魯主義，與啟蒙時代的霍爾巴赫或近代的英格索爾相近，認為若人類要感到快樂（幸福），就必須擺脫宗教所引發的焦慮。恐懼是快樂的頭號敵人，而宗教又是恐懼最主要的來源之一。簡而言之，羅素希望人類的生活更大膽、更自由、更快樂、更具建設性，一切取決於己。
　　既有人文主義，便不難想像反人文主義（anti-humanism）的存在。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即十分具代表性，墨索里尼和詹提勒當時共同撰寫了「混沌之神與古老的黑夜女神」，它成了法西斯主義的宣言。後者撰寫了主要的理論部分，他闡明，法西斯國家的目標並非為增進人類幸福，也非要追求進步，而和平並不值得嚮往，國家主要是為了避免互相殘害才進行干預，它有時會傷害人民，但要為了「增進國家利益」，為國家「自我犧牲」。史達林稱詹提勒為「人類靈魂工程師」，他更藉新理論推動共產主義，表示他的任務是從精神上改造人民，打造所謂的「新蘇聯人」。其實，當時德國的小說家褚威格和湯瑪斯．曼已察覺人文思想太具彈性、太軟弱，甚至為了配合極端思想的激進分子，去解決之間的歧見，結果竟是目睹希特勒坐大及接踵而至的世紀災難，這無疑是對人文主義的世界觀宣戰。因此許多歐洲人文主義者，尤其是猶太人，不得已選擇流亡，到大西洋的彼岸──美利堅合眾國，暫避風頭。
　　二戰後，有鑒於體認戰爭的殘酷及對和平的渴望，於一九四五年成立了聯合國，其中重要分支機構之一便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它所提出的願景充滿人文主義精神，關鍵概念更充分實現「個人、城市、國家與整體人類的能力。」然而，人們在社會中的權利與義務，何者為重──如何在個人主義和社群認同間取得平衡，如何展現包容，或何謂「人類普世價值」？這些問題至今仍是文化辯論時的無解話題，因而所發表的《世界人權宣言》在各國仍有不少歧見。
　　整個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尋找羅素所謂「自由幸福的人類世界」者，皆以人文主義者名義組織社群，但態樣多元──有的是強烈無神論者，有的是呈準宗教組織，有的提倡以科學和理性為中心思想，有的則強調道德生活；有的與激進的社會主義結盟，有的則避免跟政治扯上關係。他們關注的無非是想「獲得知性滿足的人類生活」。
　　而美國黑人人文主義者戈達德豐富了人文主義思維，並讓它變得更好。非裔美國人人文主義組織於二〇〇一年發表宣言，指出人文主義者可針對美國黑人社群推廣「生活中良好的行為與智慧」。另一個新興的社群LGBTQ＋人文主義組織也有其特殊性，一九七七年的《同志新聞》訴訟案，意外提高了它的知名度。之後還有超人類主義者，他們熱切期待各種新科技的出現，大幅延長人類的壽命，讓自己跟機器人合而為一；對立面則是「後人類主義者」，他們認為世界遭人類破壞殆盡，建議進行自我毀滅，也就是推動所謂的人類自願滅絕運動，以拯救地球。
　　總之，目前有組織的人文主義團體，在各國倡議實現最大公約數，以實現更包容、更具人文關懷的生活，如人文主義式的婚禮或葬禮儀式、有尊嚴的安樂死、陪伴。它們多少帶一些宗教色彩，就像生活中常見的美鈔，照理不應具政治或宗教意涵，上面卻印著「我們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
　　不過，作者寧可樂觀地再引用英格索爾的信條，認為快樂（幸福）是唯一的善，它此刻就在我們身邊。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