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雷震的歷史角色
有關雷震與民主憲政的關係，一般著重他在中華民國制憲史或是台灣民主憲政發展脈絡的角色，不過如果考量他民主憲政學識的養成，更可以看到他與近代東亞民主憲政思想發展的關係。首先，就民主憲政的基本學養而言，雷震到日本求學，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畢業後，進入了京都大學法學部就讀，當時他選擇了政治科，主要就是希望能夠研究政治，尤其是憲法，對於一般法學科注重訴訟以及律師職業的養成，雷震並沒有太大的興趣。而在京都大學法學部畢業之後，雷震又進入了大學院（研究所）就讀，雖然他沒有完成大學院的學業，但是他選擇研究美國憲法，可以看出他對於學術或者是自己未來生涯發展的取向。雷震在日本求學期間的所學，乃至於他的老師們的學養或是相關的研究，對雷震後來在中國的發展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而在日本求學期間，雷震就在戴季陶等人的介紹下，加入中華革命黨。他在一九二六年返回中國時，碰巧是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北伐期間，因此他做為國民黨的黨員，加上他的老師韓寶華的關係，雷震先在浙江教育界發展，而後由於理想無法落實，因此在一九二七年底辭職。其後，他開始以國民黨員的身分進入國民政府服務。起先，戴季陶推薦雷震進入國民政府法制局工作，雷震在法制局服務期間和當時的局長王世杰建立了多年的長官下屬情誼，而最後成為好友的關係。其後，再到戴季陶負責的考試院服務，雷震利用日本的相關資料開始協助建立中國的公務人員任用制度。
一九三三年王世杰就任教育部長，再找雷震進入教育部協助。雷震在教育部總務司長任職期間，與學術界有了更密切的往來，也與胡適等學術界自由主義人士結交，這影響了雷震後來和自由主義者的關係。一九三五年，雷震當選國民黨候補監察委員第二名，同時兼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財政專門委員會的委員，這次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對於憲政的推動，有了具體的決議，因而促成了雷震參與國民政府制憲工作的因緣。一九三六年，雷震參與由王寵惠擔任召集人的憲法草案的審議報告，這也是雷震接觸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的重要開端。而在不久之後，中日戰爭爆發，雷震轉到國民參政會服務，他參與修改「五五憲草」到制憲的工作，角色也越來越重要。
（一）促進三黨共同制憲行憲
在國民參政會服務，除了與憲法草案的修改有密切的關係外，雷震也與國民黨以外各黨派的領袖有了更密切的接觸，其中中國國社黨（以下簡稱國社黨）、中國青年黨（以下簡稱青年黨）以及後來成立的民主同盟的重要領導人都在國民參政會中與雷震有相當密切的互動，可以說在國民參政會的期間，雷震開始扮演國民黨與黨外各政黨政團溝通的重要角色，包括中國共產黨也與他有相當互動。這樣的人際關係，不僅使雷震在後續憲法草案的討論修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之後，雷震參與各黨派協商的重要關鍵。一九四六年一月雷震擔任政治協商會議的秘書長，使他與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後續發展以及政治協商會議憲法草案的形成，結下了密切的關係。
政治協商會議告一段落，後續政協憲草的討論過程中，雷震扮演著秘書工作，繼續穿梭於國民黨與各黨各派之間。他協助促成由張君勱起草的政治協商會議憲法草案，更是後來中華民國憲法的藍本。由於國民黨與中共、民主同盟之間互信不足，因此根據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必須先進行國民政府改組再進行制憲的工作在程序上始終無法按部就班推動。在國共兩黨軍事衝突不斷，又無法達成制憲協議的狀況之下，國民政府主席兼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決定要推動制憲。但是此一程序與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程序不合，因而給了中共與民主同盟杯葛的理由。為了避免一黨制憲，如何促成青年黨與民社黨（國社黨改組而成）參與制憲國民大會變成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而促成此一工作的關鍵人物就是雷震。雷震在蔣中正的授權和命令之下，積極與民社黨、青年黨溝通協商，最後在蔣中正承諾制憲國民大會將通過以政治協商會議憲法草案為藍本的憲法之後，民社黨同意參與制憲國民大會，而青年黨原本就以民社黨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為條件決議參與，因此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黨共同制憲。
完成制憲之後，後續行憲的準備推動工作，則有待國民政府的改組。雷震在這次國民政府改組中，在張群擔任行政院長的內閣中出任政務委員，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繼續協調民社黨和青年黨共同準備行憲工作。另一方面，也積極處理民社黨和青年黨參與政府以及提出的種種政治要求，經過不斷的穿梭、協商，國民政府終於順利改組，雷震同時也在行政院負責審查原有的各種可能違憲的法律與行政命令，並提出修正的方案。只是在動員戡亂時期展開之後，這項工作的成效相當有限。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進入憲政時期，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雷震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雷震協助國民黨與民社黨、青年黨協調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席次的分配，在國民黨違紀參選人數眾多，導致原本承諾給民社黨、青年黨席次不足的狀況下，雷震繼續穿梭協商，終於促成民社黨、青年黨共同參與行憲之後政府的工作。行憲後的第一任行政院，雷震擔任翁文灝內閣的政務委員，主要的工作仍然是在於國民黨與民社黨、青年黨的溝通協調，特別是在各機關人事安排方面，避免民社黨、青年黨與國民黨發生太嚴重的矛盾，使行憲工作得以順利展開。
（二）從「擁蔣反共」到批判國民黨當局
一九四八年底，由於動員戡亂工作相當不順利，中華民國國軍在各個主要戰場的敗象日漸明顯，而實力派軍人與國民黨內同志，對於繼續作戰也欠缺信心，因而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元旦文告中，蔣中正表達不戀棧職位的辦法，這也是後續他下野以及進行國共和談的重要轉折。此時，雷震、王世杰和胡適都站在支持蔣中正繼續領導國政，並積極與中共人民解放軍對抗的基本路線，也就是所謂「擁蔣反共」的路線。因此，李宗仁就任代總統，邀請雷震擔任國策顧問一職，雷震便拒絕，反而積極與王世杰等人聯手，希望推動「自由中國運動」，促成以胡適領導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支持蔣中正的政治路線。「自由中國運動」以及後續出刊的《自由中國》雜誌，正是雷震從中國民主憲政的推動轉往台灣成為台灣，民主憲政發展重要人物的連結與轉折。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自由中國》雜誌在台北創刊，雷震是雜誌的實際負責人。他原本在危急存亡之秋，站在「擁蔣反共」的政治路線，相對的比較忽視自由、人權的問題。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實施台灣海峽中立化，台灣轉危為安。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國明確決定不在台灣問題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讓步，整個國際情勢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此時，雷震和《自由中國》也回歸原本雜誌創刊的宗旨，對於自由、民主在台灣的落實投入更多的關注。相對的，國民黨當局在蔣中正的主導下，於韓戰爆發後推動的改造事業朝向「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方向發展，並標舉蔣中正做為領袖的地位，國民黨的政治結構由原本的蔣家天下陳家黨，轉換成為蔣家天下蔣家黨，同時也朝向強人威權體制的方向發展。一方面是雷震和《自由中國》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越來越關注，一方面則是國民黨當局朝向強人威權體制的方面發展，因而兩者之間後續的衝突變成不可避免。
雷震在《自由中國》期間與國民黨當局的衝突越來越大，逐漸淡出國民黨的政治核心，轉而變成監督、制衡國民黨施政的角色。因此有人說雷震本來是替國民黨來統戰各黨各派人士，或者說替國民黨來遊說胡適等人支持國民黨的統治體制，但發展的結果卻是雷震的政治立場和主張，和提倡自由、民主、人權的各黨各派人士、台灣本土政治菁英越來越接近，這種角色的變換使得雷震在台灣民主運動中受到各方面的矚目，也導致雷震與國民黨當局終究走上決裂之途。其中一九五六年「祝壽專號」的出版，是雷震由一九五一年〈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和情治單位衝突，轉化到與國民黨當局直接衝突的一個重要轉折。繼而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又發表了「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提出的種種改革主張，更引發了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高層不滿。更為關鍵的是雷震在反對黨，以及蔣中正總統試圖三連任的態度。對雷震而言，站在擁護中華民國憲法體制的角度，基本上是反對蔣中正總統違反憲法規定進行三連任的，因此在蔣中正總統及國民黨當局朝向三連任的發展越來越明顯之際，《自由中國》的言論也越來越尖銳，扮演了強力批判的角色。
（三）反對運動的投入與傳承
另一方面，雷震自始就覺得民主憲政之下應該有反對黨的存在。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到台灣，民社黨和青年黨的力量太小，不足以扮演強大反對黨的角色，因此《自由中國》雜誌即不斷鼓吹必須要成立新的反對黨，等到台灣本土政治菁英因為地方選舉不公，朝向組黨的方向發展，雷震一開始並不贊成，但是這兩股不同的組黨力量，在一九六○年蔣中正總統三連任之後逐漸合流。雷震則積極投入促成外省籍政治菁英與台灣本土政治菁英的合作，加入由台籍菁英主導的中國民主黨的組黨工作。在此一歷史脈絡中，國民黨當局採取了強力壓制的手段，將原本田雨專案對雷震和《自由中國》的監控轉換為實際上的壓制行動，因而一九六○年九月四日雷震被捕，《自由中國》停刊，至於中國民主黨的籌備工作雖然還撐過一段時間，但是在一九六一年地方選舉之後，也壽終正寢。這當然也與國民黨當局持續以政治事件（案件），對與雷震共同擔任中國民主黨主要籌備負責人的高玉樹、李萬居施壓有關。
雷震入獄十年，出獄之後，中華民國在一九七○年國際政治舞台的危機愈發明顯。而雷震在《自由中國》時期，對於以美國為主，朝向「兩個中國」發展的方向已經密切關注，而且認為必須以在台灣落實民主政治改革做為政治的重點工作。因此，雷震在一九七○年出獄後，就主張「兩個中國」。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的代表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了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舞台的角色之後，雷震更積極主張在台灣建立中華台灣民主國，制定新憲法，在台灣建構一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民主國家。這樣的主張當然沒有被蔣中正、蔣經國父子主導的國民黨當局所接受，但是卻影響了後來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整體而言，一九七○年代，台灣黨外運動逐漸崛起，許多黨外運動的參與者，對於一九五○年代《自由中國》雜誌要求改革的主張並不陌生，並且引以做為改革訴求參考的依據，而雷震提出的〈救亡圖存獻議〉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更為激進，連黨外人士也不敢直接引用，不過，強調由台灣住民在台灣建立一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主權國家的訴求，也在台灣民主運動中逐漸醞釀。特別是住民自決的概念，從黨外人士〈國是聲明〉開始就成為黨外運動及後來民主進步黨政治訴求的基調。而雷震除了透過言論影響黨外人士之外，他出獄之後除了與一九五○年代結交的台灣本土菁英互動外，和康寧祥等新興黨外人士亦密切交往，而郭雨新及他的秘書陳菊與雷震的互動也相當密切，雷震許多的言論資料之所以可以流傳到海外，就是黨外人士以及關心台灣自由、民主、人權的國際人士協助的結果。一九七九年，雷震過世，雷震案的平反運動則在一九八○年代開始陸續展開，而雷震在台灣政治運動中的角色與地位也受到各方的重視。這本《雷震傳》希望可以呈現雷震成長歷程，以及他在政治投入的貢獻及其意義，特別是希望呈現雷震在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推動與他在台灣民主運動的角色。
二、雷震研究回顧與資料應用
筆者在二○一九年出版《雷震與一九五○年代台灣政治發展——轉型正義的視角》一書時，對於雷震和《自由中國》的研究，有比較全面的回顧。在此，主要是以當時的整理為基礎，回顧以雷震為主題的研究。
有關雷震的相關研究，專書部分，李敖在《雷震研究》中蒐集了有關雷震的相關史料與檔案。任育德在《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中，將雷震與戰後台灣民主憲政發展間做一連結，並進而探討雷震對戰後台灣民主憲政發展的影響與關係。范泓以雷震作主軸撰寫其個人傳記，並前後增補再版雷震傳。張忠棟的《胡適．雷震．殷海光》雖不是只以雷震研究為題，但其內容都與《自由中國》相關。另外，有關雷震的研究尚有不少，例如：馬之驌的《雷震與蔣介石》等。
單篇論文部分，主要有楊秀菁的〈權衡下的十年罪責——雷震案與一九五○年代的言論自由問題〉，探討雷震案如何被論罪以及其所反應的一九五○年代言論自由問題。蘇瑞鏘的〈從雷震案看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法律處置對人權的侵害〉，透過當時法律相關規定及處置雷震案的程序進行深入的考察。許瑞浩的〈從官方檔案看統治當局處理「雷震案」的態度與決策——以國防部檔案為中心〉，則利用國防部檔案，探討國民黨當局處理「雷震案」的決策問題。薛化元在〈雷震的「國家統治機構」改革主張〉以及〈雷震的國家「統治機構」改
革主張——對台灣自由主義的一個考察〉中，透過外在情勢變遷與《自由中國》主張間互動關係的分析，考察雷震乃至於《自由中國》刊物立場，隨著時空環境更迭，而產生相當程度之演變。在〈台灣自由主義對國家定位思考的歷史探討——以雷震及《自由中國》為例〉以及〈戰後台灣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互動的一個考察——以雷震及《自由中國》的國家定位為中心〉中，從外在時空條件改變，及思想內在邏輯發展兩面向出發，檢視《自由中國》對台灣國家定位之立場變遷，即由以中華民國做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者之「一個中國」論，而朝向「兩個中國」論之移行過程。任育德在〈一九五○年代雷震憲政思想的發展——以「中央政體」與「反對黨」為例〉中，從雷震憲政思想發展出發，進而探討《自由中國》對於「中央政體」與「反對黨」的立場主張。
就撰寫這本雷震傳記而言，主要是以筆者過去研究雷震和《自由中國》的成果為基礎，參考既有研究成果和已經出版的雷震作品，並廣泛使用傅正主編《雷震全集》中的回憶、日記、書信，以及官方的雷震相關檔案。另一方面，除了根據傳統的研究方法進行傳記的撰寫外，筆者也再次嘗試使用數位人文的研究取徑，針對《雷震日記》進行分析，配合相關章節的論述藉以呈現雷震在反對黨推動方面等課題的樣態。
三、內容安排
本書基本上是根據時序先後安排，第一章從雷震出生、求學，依序是在故鄉學習、日本留學，及至返回中國進入政府服務。第二章論述雷震參與政黨協商、制憲、行憲，並在一九四九年隨著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到台灣，在台灣出版《自由中國》。第三章則討論雷震主持《自由中國》期間的發展，透過《自由中國》，成為一九五○年代台灣自由民主言論與民主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最後由於批評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黨當局，觸犯了國民黨當局的紅線，一九六○年九月雷震因莫須有的罪名下獄。
第四章論述雷震下獄的經緯，並敘述歷經十年牢獄之災，一九七○年九月雷震出獄後沒有《自由中國》，不再是輿論界閃耀的明星，卻又能在台灣民主運動中扮演角色。這固然是因為過去《自由中國》在自由民主領域的耕耘，成為一九七○年代民主運動的重要資源，啟蒙了下一代的政治運動者，也指引了政治改革的方向。另一方面，雷震的自由民主主張並沒有停留在《自由中國》的時代，而能進一步與台灣的生存結合。在一九七○年代初期，雷震以自由、民主價值的優位性，思考台灣民主憲政發展的可能途徑，直到目前仍有現實的意義。最後，則再總結雷震一生追求民主憲政的身影及其意義。
2026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