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就自認是一個秘密組織，將黨的活動稱為「秘密工作」。周恩來被中共譽為「我黨隱蔽戰線的主要創始人與卓越領導者」，他曾說：「有了黨，就有黨的情報保衛工作」。中共情報機構至今仍自詡：「中國共產黨的隱蔽戰線工作伴隨著黨的誕生而誕生，伴隨著黨的勝利而勝利」。所謂「隱蔽戰線」就是中共對情報工作的稱呼。
國共鬥爭數十年，中共數度瀕臨滅亡，都依賴特務活動，成功打進國民黨和國軍擔任機要祕書的特務，蒐獲情治單位搜捕和國軍剿共計劃等情報，得以及時將中共中央迅速轉移，脫離險境，倖免被破壞或被殲滅。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共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派遣共諜錢壯飛打進國民黨中央擔任「調查科」主任的機要秘書。他因偷譯須主任「親譯」的電文，得知「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反正情報，緊急通報周恩來。上海中共中央於一日之間全面轉移，致「調查科」搜捕時，已是人去樓空。周恩來在中共建政後承認如果沒有錢壯飛，中共的歷史將被改寫。
國軍對盤踞贛南的共軍進行第五次圍剿前，中共派遣特務潘文郁，打進張學良身邊擔任機要秘書，蒐集國軍情報。一九三四年十月，共軍長竄前，潘文郁將國軍剿共軍事行動等機密原件，密報中共中央，共軍因而能夠及時擺脫國軍圍剿險境。
一九三五年中共竄抵陜北，蔣介石成立「西北剿共總司令部」兼任總司令，實際由副總司令張學良負責剿共任務，並由西北軍楊虎城配合圍剿。中共透過「統戰策反」手段，先與楊虎城建立秘密合作關係。再利用俘虜之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向張學良轉達中共願與東北軍「聯合抗日」意見。一九三六年四月周恩來與張學良達成「雙方停戰、通商」等協議。
這時共軍兵力僅剩兩萬餘人，張學良則擁有十五倍於中共的兵力，若張有心剿共，輕易可殲滅中共，國共歷史勢將徹底改寫。但張、楊二人受到周恩來蠱惑操控，不思剿共，反而供應中共糧械，以大事小，終於導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中共再次免於滅亡危機，並趁國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戰之機，發展壯大。
抗戰八年，胡宗南將軍屯軍西北。中共於一九三七年派遣共諜熊向暉打入胡宗南部，擔任胡的侍從副官兼機要秘書。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蔣委員長密令胡宗南預定於七月九日閃擊延安。當時中共在延安兵力只有保安團和警衛團各一，無力抵抗。毛澤東在獲得熊向暉的情報後，緊急指示朱德於七月四日致電胡宗南籲勿輕起戰端，並大肆向國內外宣揚，攻擊行動被迫取消。
抗戰勝利後，一九四七年三月初，胡宗南告知熊向暉要打延安，並將《攻略延安方案》等機密文件交其處理。熊向暉連夜抄謄將進攻延安軍事行動計劃報告中共。毛澤東迅即將中共中央撤出延安，避免了被剿滅。毛澤東說：「熊向暉，一人可頂幾個師」。
中共自國軍黃埔建軍，即開始派遣秘密黨員滲透國軍，到抗戰勝利後，部分共諜已竄升為高級將領，位居要津，或握有兵權，不但蒐集國軍軍事部署和作戰計劃提供中共，甚至誤導蔣介石的戰略指導。共軍正因情報靈通，能夠避實擊虛，擊潰國軍。中共屢次指示擔任國軍師級以上職位之特務，於陣前叛變倒戈，致使國軍在無數戰鬥（尤其是三大戰役）中，數十萬擁有精良裝備的部隊被共軍殲滅，導致國軍兵敗如山倒，國府被迫退據臺灣一隅。如：黃埔一期的李默庵（三十二集團軍司令，一九四八年叛變）、廖運澤（騎兵軍長，一九四九年叛變）；五期的廖運周（一一○師師長，一九四八年叛變）、陳孟熙（中共元帥陳毅胞兄，一九四九年叛變）。
中共為了在抗戰勝利後奪取政權，成功策反了三位重要國軍將領：
（一）郭汝槐。他擔任國防部三廳（作戰）廳長，是黃埔學生中對國府傷害最大的國軍叛將。一九四八年十月，郭汝槐將「徐蚌會戰」（淮海戰役）作戰計劃，在下達前線國軍前，先給了中共。他並影響蔣介石放棄堅守蚌埠，改在徐州外圍作戰，致使國軍被共軍分割圍殲。一九四九年郭汝槐出任二十二兵團司令，保衛四川。十二月，郭汝槐率部叛變，徹底破壞了國府固守大西南的計劃。中共稱：「（郭汝槐）對解放戰爭的勝利有著難以估量的作用」。媒體評論郭汝槐「為國府運籌帷幄之中，讓中共決勝千里之外」。
（二）劉斐。桂系軍人，受知於蔣介石，曾出任作戰次長等要職，趁機將他直接參與計劃的國共三大戰役等國軍軍事佈署，和作戰計劃秘密提供中共。共軍因而在三大戰役中完全掌握國軍行動，瓦解了擁有精良武器的國軍。毛澤東說：「我們能夠解放全國，劉斐同志是曾經立下了大大的功勞的」，「把國民黨所有的軍事作戰計劃，通通供給了我們，我們才能按原定計劃把國民黨打垮」。
（三）韓練成。一九四七年一月率整編第四十六師北上山東參與「萊蕪戰役」，他照中共指示脫離指揮所藏匿，頓使全師陷入群龍無首之混亂局面，打亂李仙洲兵團的作戰計畫，導致全線動搖。共軍抓住戰機，迅速擊潰李兵團。「萊蕪戰役」後，韓練成潛返南京，欺騙蔣介石說係「喬裝逃出」，仍獲准參與軍事機要。五月共軍根據韓練成的情報，切斷張靈甫將軍的整編七十四師與周邊部隊的聯繫，張部進占孟良崮山頭。韓又誤導蔣介石下令七十四師堅守待援，共軍即以優勢兵力，全殲七十四師，張靈甫將軍殉職，即著名「孟良崮戰役」。毛澤東對韓練成說：「蔣委員長身邊有你們這些人，我這個小小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解放軍，也調動得了國民黨的百萬大軍」。
另外一個重要案例，就是女特務沈安娜，於一九三五年由中共指使打入浙江省政府，受到省主席朱家驊的賞識。抗戰軍興，朱家驊升任國民黨秘書長，沈安娜隨著進入中央黨部，同時擔任中常會、國府，和最高軍事會議之機要速記員。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間，蔣委員長召開兩次最高軍事會議，討論進攻共區的軍事部署，會後沈安娜將其速記，連夜送交中共。共軍因而能夠「根據敵人兵力部署、進犯順序作相應的兵力調動」。沈女潛伏國民黨長達十四年，身分未曾暴露，被中共稱為「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
一九四九年七月，共軍勢如破竹。毛澤東提出：「我們必須準備進攻臺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他所謂「內應」力量，即「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書記蔡孝乾是唯一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臺籍共產黨員，也是臺籍最高階的中共中央幹部。一九四六年八月，被中共派遣來臺成立臺灣「省工委」，並陸續在全省各地成立支部，秘密發行《光明報》。國府「保密局」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先破獲「省工委」的《光明報》社和「基隆市支部」。一九五○年一月，蔡孝乾被捕投誠後，續破獲「省工委」在三義、大湖、三灣、竹子坑一帶山區游擊武裝據點。殘餘力量也只維持到一九五二年四月被破獲。中共「省工委」在臺灣的組織和武裝力量，至此全部瓦解。吳石是中共潛伏國軍內奸，時任中將作戰參謀次長。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華東局」派女特務朱諶之（化名朱楓）來臺，與吳石取得秘密聯繫，並負責將吳石提供的軍事情報資料轉交蔡孝乾運用。一九五○年初，吳石安排朱女攜帶臺灣軍事部署等重要情報，乘坐空軍專機前往當時仍在政府控制下的浙江定海（舟山群島），計劃乘船潛返上海。
蔡孝乾供出吳石和朱諶之二人共諜身分。「保密局」指示駐定海負責人沈之岳逮捕朱諶之，押解回臺。朱女到案後全盤招供，吳石也承認其共諜身分。因國府「保密局」及時偵破這兩起共諜案，是臺灣安全獲得確保重要因素之一。文革前「情報局」蒐獲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預定於一九六三年五月訪問柬埔寨的情報，策劃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執行制裁行動，並派張霈芝赴金邊負責行動之部署（湘江計畫）。張霈芝選定從金邊國際機場到市區之公路上，以挖掘地道埋設炸藥的方式，準備在劉少奇軍隊經過時，引爆炸藥，炸毀人車。但不幸被柬政府偵知，逮捕了張霈芝和行動人員。張霈芝等共七人被判死刑，直到一九七○年因柬埔寨政變獲釋歸國。據張霈芝將軍回憶：「湘江計畫若能實現，劉少奇固然當場身亡，但至少不會在文革時受到死無葬身之地的羞辱。甚至根本就不會有文革，數以千萬計的炎黃子孫生命也不致犧牲。施亞努若當時身亡，日後柬埔寨決不致政變，即不會有赤柬的大屠殺。」
從以上國共情報工作實例，證實只要有少數的情報人員的冒險犯難，蒐集重大情報或者行動，往往可以決定一個政治團體（如中共）或國家（中華民國）的生死存亡，勝過千軍萬馬，不容小覷。
文革時，中共對臺滲透工作，一度陷於癱瘓，但在毛澤東死亡和鄧小平復出後，對臺工作已全面恢復。特別是，中共趁國府解嚴和兩岸開放交流後，臺灣反共心防嚴重鬆懈之時機，更趨積極加強對臺之間諜活動。媒體迭有報導，中共特務機關對國府、國軍和情治單位的滲透，已變本加厲，顯然中共又想走奪取大陸政權的模式，完成臺灣的「統一」。
國人對中共的情報組織和間諜的活動，跟過去在大陸時期一樣，多乏認識，即使是政府機構所知也極為有限。因此，筆者經過數年收集中共解密和公開資訊，將中共特務機構演變，間諜工作實例，以及目前中共黨政軍情報機構組織，間諜活動等具體資料，編撰成書，以饗讀者。由於資料來源有限，錯誤難免，尚祈知者予以指正。
中共情報機關分成黨政軍三個部分，其中黨的「中聯部」和「統戰部」，在中共頒布的國安法規中未列入為情報機關，事實上它們的確是特務組織，故列在政軍情報機關之後介紹。現將中共現有情報組織和二○一四年成立之「國家安全委員會」暨新頒國安法等簡介如次，讓讀者諸君先有一個概括瞭解，有助後續閱讀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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