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推薦人】
張彥｜《星火》作者
泰德．費雪曼｜《中國企業無限公司》作者
狄忠蒲｜美國喬治城大學中國研究學者
黃嚴忠｜美國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
保羅．蒙克｜澳洲國防情報機構中國事務處前負責人
——共同推薦（姓名依姓氏筆畫排序）

【國際讚譽】
除非中國開放或洩漏官方檔案，否則這本書可能將成為中國疫情早期階段的權威紀錄。作者以嚴謹而平衡的筆觸詮釋事件，不避開批評，也不脫離事實。──張彥（Ian Johnson），《中國的靈魂》（The Souls of China）、《星火》（Sparks）作者

本書以嚴謹詳盡的方式檢視中國在COVI...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李文亮醫師

二○○三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爆發期間，鍾南山醫師成為中國抗疫英雄。中國當局在二○○三年四月初極力掩蓋SARS疫情，但鍾南山醫師仍然在廣州正確診斷出當時的不明肺炎為病毒感染。即使面對政府的壓力，他依然勇於發聲，點出疫情的嚴重程度。

二○二○年一月二十日，八十三歲的鍾南山醫師再度擔起重責大任，揭發武漢疫情爆發的噩耗。過去幾天以來，鍾醫師隨著訪視團隊緊急拜訪多座城市，並以專家身分高調前往武漢探查。一月二十日，他在北京參與了全天的會議，到了晚上九點四十四分，他一臉疲態地出現在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1＋1》節目上，推翻了先前武漢掩蓋事實的說法，直白地向觀眾說明，武漢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也就是後來命名為「SARS-CoV-2」的病毒「確實會人傳人」，並指出武漢的醫療衛生人員也遭到感染。鍾南山醫師證實了從二○一九年十二月開始流傳的謠言，他也說明，這些病患的症狀類似眾人聞之色變的SARS。他警告大眾要戴上口罩，並且避免前往武漢。

鍾醫師在二○○二至二○○四年的SARS疫情十七年後接受《新聞1＋1》節目訪談，這是中國官方首度證實一波新型冠狀病毒已爆發，拉開了中國國家動員的序幕。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早晨，武漢的領導層在國家主席與總書記習近平的指令下封鎖了武漢，整座城市大約一千一百萬人，他們就此被隔絕於國家之外。此次封城為期七十六天。

中國對武漢實施防疫封鎖，此舉成功說服世界衛生組織（WHO）暫緩將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定調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世衛組織後來直到二○二○年一月三十日才宣布。二○二○年二月十一日，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將武漢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學名定為「SARS-CoV-2」，表明其與當初在二○○三年引發SARS疫情的病毒有著基因親緣關係。同日，世衛組織將SARS-CoV-2引起的疾病命名為「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簡稱COVID-19。

整整一個月後，世衛組織宣布COVID-19為全球大流行。二○二○年四月八日，武漢解封，此時COVID-19在世界其他地方引發的疫情正方興未艾。根據世衛組織調查，光是在前兩年（二○二○至二○二一年），預估全球與COVID-19大流行直接相關或間接相關的死亡人數大約為一千四百九十萬人（從一千三百三十萬到一千六百六十萬人不等）。COVID-19全球大流行儼然成為二十一世紀最慘烈的瘟疫。

*****

二○○三年SARS疫情爆發之際，我人就在北京調查中國政府如何因應。當中國社群媒體在二○一九年十二月首度開始流傳武漢出現類似SARS的肺炎病例，我也跟其他經歷過SARS動盪的人一樣，立刻開始關注疫情消息。

SARS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場大疫，二○○二年底從中國廣東爆發，目前認定引發SARS的病毒是從果子狸等野生動物傳到人身上。SARS冠狀病毒（SARS-CoV-1）在受到控制前，傳入了二十九個國家與地區，一路引發恐慌並造成破壞。北京當局向外界隱瞞疫情長達數週，甚至一度在世衛組織派送專家小組到醫院時，用救護車載著病患在城市街頭繞。二○○三年四月底，新任中國領袖胡錦濤和溫家寶撤換衛生部長張文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實施針對SARS的大規模政策，其中包含在北京設立小湯山SARS定點醫院，這是當時最大的緊急醫院，一週內就完工，用來隔離和治療受感染的病患。在眾人努力與運氣眷顧之下，二○○三年夏天SARS危機就解除了。

SARS危機在許多人心中都留下慘痛印象，包括中國領袖、醫療人員和社會大眾。這次公衛危機也加速中國治理方式的轉型，特別是公衛領域。大量資金投入提升疾病防治以及控制，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簡稱中國疾控中心）也迅速建立全國疾病通報和監控的線上制度，提升大眾對政府公衛準備程度的信心。

二○一九年末開始傳出武漢爆發類似SARS的肺炎病例，經歷過SARS的人難免會以前次經驗看待這些全新且非比尋常的肺炎病例。事實上，一開始發現案例的臨床醫師就是借鑑前次SARS經驗。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起初立刻否認這些不尋常的肺炎病例是SARS，但中國民眾依然期待和信任政府，相信中國當局會從前次SARS危機汲取經驗，以更熟練的方式面對武漢爆發的疫情。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積極搜尋任何關於武漢疫情爆發的資訊，同時一心惦記著SARS的經驗。這次跟二○○三年不同，當時訊息傳遞速度較緩慢，這次關於武漢的大量資訊卻一下子就在社群媒體上傳開了。網路上流傳的資訊包括實驗室報告的部分內容，其中提到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

微信群組也流傳兩則紅色緊急通知單，抬頭印著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單子上頭一字不提SARS或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但是提到了「不明原因肺炎」，以及與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相關的肇因。這些通知要求醫院繳交「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資訊給武漢市衛健委，並且開始動用資源治療病患。當天傍晚，我滿懷希望發布這則推特貼文：「如果爆發跟二○○三年一樣的SARS疫情，我們希望官方會迅速採取行動。」

跟二○○三年相反，這次中國官媒在武漢疫情消息傳出後立刻介入，當天晚上（大約是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北京中午時分），我指出「武漢衛生官員已出面說明，強烈暗示這次並非（像二○○三年的）SARS。」中國的報導也指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中國疾控中心派出的專家已經抵達武漢調查。北京時間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早上十一點五十六分，《人民日報》在微博上發布這則貼文：

武漢多位醫院人士稱，目前病因尚未明確，不能斷定是網上傳言的SARS病毒，其他重症肺炎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即便是SARS病毒，此前也已有成熟的防控救治體系，市民也不用恐慌。

這則微博貼文開放網友適度留言，而第一則留言也廣傳開來，內容帶來極大的安慰：「武漢有世界頂級病毒研究室，沒啥好擔心的，不要慌。」

我閱讀這些中國官媒釋出的消息時，不禁注意到官方極力安撫的語調和我在中國社群媒體讀到的病患診斷資訊形成強烈對比，因此我預測事情走向可能不會如官方所說的那樣順利。晚上十點四十二分，我寫道：「二○○三年SARS爆發時我人在北京，我記得一清二楚，那時當局隱瞞真相長達數週，直到紙包不住火。」中國從SARS危機學到很多，也投入大量資源來強化公衛制度與政府效能，但是我過去的研究也提醒了我，中國層層疊疊的黨國階級制度通常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方法，並不會跟隨病毒的邏輯，而且領袖下決策時往往受到各種認知偏見影響。

消息受到限制時，我對於中國政治與治理的研究背景以及我在中國的人脈就派上用場了，這兩項優勢讓我能夠了解武漢的情勢，以及湖北和武漢當局是如何與中央政府互動。李文亮醫師和其他醫療專家因為分享類似SARS冠狀病毒資訊而遭打壓，得知這件事時，我跟其他數百萬人一樣，雖然憤怒，卻不驚訝。政府在二○二○年一月掩蓋了病毒的特性、傳染力，以及疫情傳播的嚴重程度，我深感沮喪，但同樣不驚訝，因為眾所皆知，「內緊外鬆」是中國面對緊急公共衛生事件時一貫的態度。

不過依然讓我感到震驚的是，一開始的病例並未經由過去政府大肆吹噓的國家疾病通報系統，回報給中國疾控中心，後來國家衛健委和中國疾控中心派出專家團隊到武漢，但就連那時都未動用通報系統，直到武漢封城後才開始使用。這自然讓人忍不住猜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怎麼發生的？如果當時採取不同做法，會不會帶來不同結果？這些問題持續發酵，因為愈來愈多人得知，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國家衛健委和中國疾控中心的專家與高官前往武漢，在當地停留了數天到數週不等，但卻一直到二○二○年一月二十日才對外公開新冠病毒人傳人的消息。武漢封城後，我跟眾人一起捐贈個人防護裝備到武漢，後來也捐給芝加哥，同時我也產生了更多疑問。武漢解封後，中國一直到二○二二年末都鍥而不捨地「清零」，甚至在二○二二年春天還不惜封鎖中國人口最密集且最富有的上海，讓人對中國政體又冒出一連串不同的疑問。

關鍵歷史事件本身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有潛力徹底改造現有體制。COVID-19就是這麼樣的一次事件，不僅奪走上百萬條性命，還擾亂了全球一整個世代的生命。若要了解武漢的一次小爆發如何演變成人類歷史上最具破壞力的一大流行病，就必須理解中國官方在武漢疫情爆發初期的抉擇和決策，以及未來如何避免疫情在中國再度爆發。COVID-19全球大流行的相關文獻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本研究致力為這個領域做出貢獻，主要透過檢視中國在武漢爆發時的決策，以及緊接而來的封城措施。研究中探討了為何中國未能借鑑過往SARS和H7N9流感等其他呼吸道感染病毒的經驗，導致武漢的疫情失控。中國對於緊急公衛事件的回應屬於共產黨所主宰的多層級治理制度的一環，因此這項研究必然要觸及緊急公衛事件危機處理的政治層面。這項計畫的成果不僅會協助我們辨識現有制度的優勢和限制，也會提供寶貴的知識和經驗，讓我們為未來的流行病做好萬全準備。

——摘自〈第一章　反思中國應對COVID-19疫情的方式〉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李文亮醫師

二○○三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爆發期間，鍾南山醫師成為中國抗疫英雄。中國當局在二○○三年四月初極力掩蓋SARS疫情，但鍾南山醫師仍然在廣州正確診斷出當時的不明肺炎為病毒感染。即使面對政府的壓力，他依然勇於發聲，點出疫情的嚴重程度。

二○二○年一月二十日，八十三歲的鍾南山醫師再度擔起重責大任，揭發武漢疫情爆發的噩耗。過去幾天以來，鍾醫師隨著訪視團隊緊急拜訪多座城市，並以專家身分高調前往武漢探查。一月二十日，他在北京參與了全天的會議，到了晚上九點...

繁體中文版作者序
三年新冠（COVID-19）疫情是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全球性危機。它從東亞迅速擴散至世界各地，對公共衛生體系、供應鏈、社會生活與政治秩序都造成了強烈衝擊，也迫使各國政府在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不斷權衡生命保障、社會自由與經濟代價。若將這場危機簡化為某一國家、某一城市或某一制度的單一故事，往往難以把握其真正的複雜性。《武漢》雖以一座城市為題，但其關注的並不僅是武漢本身，而是試圖藉由武漢這一最早進入全球視野的現場，考察疫情在中國如何被識別、界定與處置，並進一步將分析置於更廣闊的區域與國際脈絡之中。

重大危機之所以值得研究，不僅因為其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衝擊與人道代價，也因為它提供了一個觀察制度運作的特殊窗口。在常態情境下，許多制度性問題往往隱藏於日常運轉之中，不易被清楚辨識；但在突發危機中，資訊如何在地方被處置並向上傳遞，責任如何分配，專業判斷與政治考量如何相互交織，中央與地方如何互動，都會被急劇放大。正是在這種近似壓力測試的條件下，我們得以更清楚地看見中國治理體系的結構特徵、運作邏輯及其內在張力。

若將新冠疫情置於更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其複雜性便更易理解。COVID-19距離二○○三年爆發的SARS疫情，剛好相隔十七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家能力經歷了持續而深刻的重塑：市場化與城市化增強了經濟活力，也形成了更複雜的社會與利益結構；行政體系在專業化與制度化過程中不斷擴展，但同時保留了鮮明的層級控制與幹部激勵特徵；近年來，以黨的集中領導為核心的制度整合及數位治理工具的廣泛運用，又進一步強化了黨政體系的動員能力與執行能力。疫情爆發時，這些歷史累積並未消失，而是以新的方式疊加於危機治理之上。

對多數讀者而言，中國政府對新冠疫情爆發的官方回應，往往以鍾南山醫生於二○二○年一月二十日晚在中央電視臺公開承認存在「人傳人」現象作為明顯標誌。然而，《武漢》透過史料梳理指出，中國政府實際上早在二○二○年一月一日便已啟動一套衛生應急行動。因此，本書關注的不只是武漢封城及其後的大規模動員，更試圖解釋這場危機中「從快速應對，到遲疑延誤，再到舉國動員」的曲折過程：早期應急處置的手段與力度，如何與層級化的資訊結構、問責壓力及風險界定方式相互作用；而一旦中央作出明確定調，整個體制又如何在短時間內實現資源集中與全國聯動。武漢封城、方艙醫院建設、跨省醫療支援以及社區網格化管理，展現出高度組織化的執行能力；與此同時，早期資訊傳遞中的摩擦、資訊壓制與認知侷限所造成的後果，以及權力與利益交織、激勵機制扭曲所帶來的代價，也同樣值得深入反思。

儘管書名為《武漢》，本書的敘述與分析始終未侷限於武漢一地。事實上，對疫情的認知與應對從一開始便發生在跨地區、跨制度與跨國界的知識與政策網絡之中。書中討論了武漢之外科學家與政策制定者的重要作用：香港與深圳的專家在最初階段即高度警覺，加強對來自武漢病例的觀察，並較早注意到人傳人的風險；上海的科研團隊迅速完成新型冠狀病毒基因測序，並向全球科學界開放資料，為診斷試劑研發與後續研究奠定了關鍵基礎；二○二○年一月中旬，來自香港與臺灣的流行病學專家赴武漢考察，與當地衛生部門和醫療機構交流疫情資訊，進一步加深了對風險的評估。在區域與全球層面，日本與泰國於一月中旬相繼發現來自武漢的輸入病例，這些早期案例為國際社會提供了重要的流行病學訊號。世界衛生組織雖然因制度權限與資訊來源的限制，在後來的討論中受到不少批評，但在疫情初期的資訊彙集、技術協調與風險通報方面，仍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各國政府對風險的判斷與政策反應，其中也包括中國最終決定在武漢實施封控（cordon sanitaire）這一重大公共衛生措施。

正是在這樣一個跨越城市、制度與國界的專業網絡中，關於武漢疫情的早期預警、病原識別與政策反應才逐步形成。這些過程提醒我們，這場危機從來不是單一城市或單一國家的事件，而是全球相互依賴現實的真實體現。以武漢為題，意在聚焦震源；但要理解疫情的生成、擴散與治理，則必須將視野投向震源之外。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在全球性風險面前，制度設計如何影響資訊透明度、政策調整能力與社會承受力。

從更長期的治理傳統來看，中國長期存在維穩邏輯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治理方式。這一模式在面對突發風險時，確實能夠在短期內迅速壓低不確定性、統一行動方向，但也可能在強問責與路徑依賴的條件下不斷加碼。隨著疫情防控進入長期化階段，疫情清零逐漸由一種應急策略轉化為政策路徑，進而上升為政治目標。制度慣性與政治信號相互強化，使政策調整與糾偏的空間愈益收窄。由此帶來的社會成本、經濟代價，以及對個人生活與社會心理造成的深層影響，構成了這段歷史中不可忽視的另一面。

疫情終將過去，但圍繞記憶、責任與敘事的建構並未停止。書寫的意義，在於盡可能保存歷史記憶，保留事件本身的複雜性：既看到國家動員能力所帶來的效率，也正視制度結構中的摩擦與代價；既理解危機中決策者所面對的困難，也警惕將歷史簡化為單一結論。《武漢》希望提供的，正是一種建立在證據基礎之上的理解框架，使讀者在情緒退潮之後，仍能重新回到歷史現場，審視這場危機及其所揭示的制度邏輯，並從中汲取值得保存的經驗與不可忽視的教訓。

繁體中文版作者序
三年新冠（COVID-19）疫情是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全球性危機。它從東亞迅速擴散至世界各地，對公共衛生體系、供應鏈、社會生活與政治秩序都造成了強烈衝擊，也迫使各國政府在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不斷權衡生命保障、社會自由與經濟代價。若將這場危機簡化為某一國家、某一城市或某一制度的單一故事，往往難以把握其真正的複雜性。《武漢》雖以一座城市為題，但其關注的並不僅是武漢本身，而是試圖藉由武漢這一最早進入全球視野的現場，考察疫情在中國如何被識別、界定與處置，並進一步將分析置於更廣闊的區域與國際脈絡之中...

國際推薦
專有名詞、日期、網路資源和譯名說明
繁體中文版作者序
謝詞
第一章 反思中國應對COVID-19疫情的方式
第二章 黨國、權力分裂的威權主義以及公共衛生應變制度
第三章 武漢警鐘:不尋常的肺炎案例與類SARS冠狀病毒
第四章 跨年會議:華南海鮮市場與緊急衛生醫療計畫
第五章 維穩至上與遭噤聲的醫師
第六章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實驗室規範與確認病原體
第七章 中國疾控中心、華南海鮮市場、流行病學的隧道視野
第八章 權力分裂的威權主義、納入與排除標準以及隱匿病例通報
第九章 醫護人員染疫事件的沉默之牆
第十章 暗中進行的公共衛生緊急應變
第十一章 武漢封城的決策
第十二章 「武漢保衛戰」
第十三章 真正的武漢封城
第十四章 COVID-19全球大流行是否無可避免?
附錄一 中國武漢新冠疫情時間軸
附錄二 武漢疫情期間與疫情後的重要官員
注釋

國際推薦
專有名詞、日期、網路資源和譯名說明
繁體中文版作者序
謝詞
第一章 反思中國應對COVID-19疫情的方式
第二章 黨國、權力分裂的威權主義以及公共衛生應變制度
第三章 武漢警鐘:不尋常的肺炎案例與類SARS冠狀病毒
第四章 跨年會議:華南海鮮市場與緊急衛生醫療計畫
第五章 維穩至上與遭噤聲的醫師
第六章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實驗室規範與確認病原體
第七章 中國疾控中心、華南海鮮市場、流行病學的隧道視野
第八章 權力分裂的威權主義、納入與排除標準以及隱匿病例通報
第九章 醫護人員染疫事件的沉默之牆
第十章 暗中進行的公共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