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吾爾的數位世界體驗起來，並非一直都是個被圈禁的空間。二○一一年我剛開始從事田野工作時，新疆地區才剛搭建起3G網路，社群媒體剛開始在都會區慢慢出現用戶。等我在二○一四重返新疆進行第二年的研究時，成年人已經幾乎是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觀察維吾爾語app下載數量相關的數據，維吾爾族的一千兩百萬人口中有大約四成五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者（Byler 2016）。鄉村有許多人開始使用微信來分享錄製的語音訊息與視訊，以做為其日常與親友溝通的工具。他們還使用手機來買賣東西、閱讀世界時事，並與全國乃至於全球的維吾爾人建立起聯繫網絡。
社群媒體讓年輕的維吾爾移民得以在既緊密但又分散的社群網絡中發展出複雜的都會人格，也得以開始透過各種形式的大規模流通來影響周邊的世界。「我很喜歡微信，」一名叫馬赫穆德的維吾爾年輕人跟我這麼說，「你可以看到其他人的『朋友圈』（其生活中的片刻或瞬間），也可以群聊。你可以發視頻，或是跟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視訊聊天，只要是他們也在網上就行。」馬赫穆德被剝奪的故事會在本書的第三章登場，而此時我想說的是他開始花高達兩百元人民幣（三十美元）的月費在他的LG智慧型手機數據上網方案上──這錢遠高於他吃穿的花費。一如許多維吾爾年輕人，他慢慢把微信視為了他身在維吾爾世界中，社交人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微信做為一種環境還創造了兩種可能性，一個是媒體瘋傳，一個是對觀看者的影響力。維吾爾的製片人如今想分享短片跟音樂錄影帶給數十萬人，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像卡辛姆．阿布杜勒欣姆（Kasim Abdurehim）這樣的維吾爾英語教師與像阿布拉揚（Ablajan）的流行明星，乃至於其他未受國家贊助而被貼上令人「不放心」 之標籤的文化人，都可以一夕之間把追隨者發展成數百萬之眾。
從國家的角度出發最讓人如坐針氈的，是未經核准的維吾爾宗教導師從中國跟土耳其的根據地發展出深刻的影響力。伊斯蘭的信仰與維吾爾的語言向來在國家當局與部分漢族墾殖者的眼裡，是「落後」文明跟抗拒中國文化規範的來源，這點自現代中國殖民維吾爾自治區的十九跟二十世紀以來，就不曾改變過（Schluessel 2020）。確實，扎根於土地的傳統、伊斯蘭信仰，還有現代主義的突厥裔認同，共同奠定了獨立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基礎，而且這個東突厥共和國不但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立，也早於隨後幾十年的墾殖者殖民（Thum 2014; Brophy 2016）。東突厥共和國的這三項元素，結合根深蒂固對維吾爾文明之人造環境的依戀──合院、清真寺社區，與蘇菲派祠堂── 創造出了各種知識體系，而這些知識體系又衍生出與一九四九年之後一波波到來的漢族涇渭分明、維吾爾族式的特色與差異。他們原本一直是穆斯林，但由於中國當局限縮了他們接觸伊斯蘭知識與其他穆斯林社群的管道，因此許多維吾爾年輕人已經少有機會能主動探索自身歷史與知識系統的這一部分。脫離國家控制的伊斯蘭學校幾乎不存在，未經國家認可的合法「伊瑪目」 （伊斯蘭師尊）
也少之又少。十八歲以下的孩子依規定不得進入清真寺。甚至連傳唱維吾爾起源故事的「達斯坦」（dastan，口述史詩）也日益受到國家管制（A. Anderson and Byler 2019）。社群媒體開啟了虛擬的公共──私人空間來供人探索「具體表現出原生民族與穆斯林的當代性」是什麼意思（Harris and Isa 2019） ，也證實了他們身分的初始源頭一直是他們的信仰，是他們對於原生民族／耶利克（Uy: yerlik）生活方式的主張，其中native（原生性），算是英文裡最接近yerlik這個維吾爾常用自稱的翻譯。社群媒體給了維吾爾族一個以經濟學與非經濟學方式發展自身社會性的辦法。看似僅在一夜之間，在微信上，在其他網路論壇上，
或是在市場與店舖中促銷他們的商品，就成了城市移民的標配。二○一四年走在街道的集市上，我常能看見用模板手工印出的招牌在打著蜂蜜、烹飪用油、米、麥等商品的廣告，上頭都能看到耶利克的字樣。透過耶利克一詞來宣示產品為「土產」，他們意圖傳達幾樣事情。第一，他們傳達了一種童叟無欺的特性，亦即產品確實是手工製成，而且遵循了手藝人代代相傳的傳統。其二，他們宣告了自己屬於並在打造一個特定原生社群與神聖地景的未來。譬如耶利克的藥品，就常常連結到和田地區（舊稱和闐）的特定產地，是與巴基斯坦接壤的知名藥鄉。維吾爾的原鄉非常廣大，覆蓋面積相當於加州、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猶他州與內華達州的總和，所以各種原生認同之間也有多種區別。第三，耶利克貨品也是在想像廣大維吾爾社群與全球穆斯林社群中插旗占位的一種手段。商品冠上耶利克字樣就等於是一種「清真」（受真主許可之意）認證，因此能帶來一個額外的好處是能強化當代維吾爾民族性中的經濟表現與社會再製。在與外在世界，也與百花齊放之網路文化的接觸中，數以百萬計的維吾爾人感覺受到召喚，由此他們想要以新的方式去思考他們伊斯蘭的虔誠信仰、原生傳統的未來，但也同時學習到自助的策略、創業的精神，以及新的音樂風格。他們開始想像逃脫壓迫性的糾察與經濟體系，想像不再被這體系以各種手段限制自己的基本自由，主要是這個體系會禁止他們公開討論與履行伊斯蘭跟維吾爾的傳統，限制他們取得護照，還會公開倡導系統性的就業歧視跟強徵他們的土地。社群媒體讓他們意識到他們也是全球伊斯蘭世界與廣大突厥社群的一員。做為染有蘇菲派色彩的遜尼派伊斯蘭信奉者，兼突厥語系其中一支維吾爾語的母語者，維吾爾人開始意識到自己在現代性上有別的選擇，在許多五臟俱全且有著豐富文化與審美史的突厥跟伊斯蘭社會裡，他們都被視為資格完備的成員。這些額外的當代性可以跟以「中國糾察與經濟系統物化後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漢族文化價值形式」為中心的現代性形成對比。與其永無止盡地被視為漢族文化素養不足，長得也不像漢族之人，這些其他的價值系統讓他們得以被視為具有普世性與當代性的存在。他們可以擁抱穆斯林世界裡的清真標準，可以穿上來自伊斯坦堡（Istanbul）的最新時尚，可以與中國社會保持距離。屬於舶來品且來自土耳其跟杜拜的食物、電影、音樂與服飾，成為差異的標誌。女性開始戴上面紗。男性開始一天祈禱五回。他們戒酒戒菸。有人開始視音樂、舞蹈與國營電視台為避之惟恐不及的不良影響。
在二○一五年的田野工作中，我遇到的漢族官員稱這種宗教虔信與族裔尊嚴的崛起為維吾爾族群的「塔利班化」。這些官員連同漢族的墾殖者，愈來愈覺得前往自治區中的維吾爾占多數的區域，或遇到虔信的突厥裔穆斯林是不安全的事情。他們舉出了第一件據稱是由維吾爾人主導，二○一四年十月被通報發生在維吾爾自治區外的政治暴力行動為例，當時有一家三口的維吾爾族開著卡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衝進人群，造成含他們全家跟兩名民眾在內的五人死亡，外加四十二傷。他們在這之後又用很露骨的語言，描述了一件發生在昆明火車站駭人聽聞的持刀攻擊事件，當時有一群維吾爾青年殺死了三十一個平民，並造成逾一百四十人傷。再者，二○一四年四月的烏魯木齊自殺爆炸案造成三名犯案者死亡跟七十九名平民受傷。另外一起攻擊事件發生在一個月後，這次是有兩名維吾爾人駕著裝有土製爆裂物的運動休旅車，造成平民四十三死與逾九十傷的慘劇。這些官員們羅列出這些事件，還有維族跟警方或漢族平民間其他的地方性抗議跟衝突，為的是凸顯整個維吾爾族群都受到了恐怖主義意識形態的左右，而這些意識形態又被他們連結到宗教虔信與族裔尊嚴上。
事實上，圈地行動的開端，還有其逼出的宗教虔信轉向，最早可以回推到二
○○九年。那年夏天，維吾爾的大學生與高中生走上了烏魯木齊的街頭，訴求身為維吾爾裔中國人該有的公平正義。主要是在暴民煽動下，兩名維吾爾移工被動了私刑，另外還有六十名被送到華南工廠的維族工人負傷。引發私刑的所謂性騷擾案件之所以升溫得這麼快，至今成謎。或許是維族勞工在工廠就職可以領到補貼之事讓漢族移工們感覺矮一截。或許在漢人這次訴諸暴力之前已經有其他涉及種族衝突的事件在鋪墊。按照據稱受到騷擾而觸發暴力事件的「漢族女孩」黃翠蓮所說，「我迷了路，進錯了宿舍，然後一看到房間裡的維吾爾年輕人就尖叫起來︙︙我只是覺得他們好像不太友善，所以我轉身就跑。」她接著回想起其中一名維族年輕人是如何站起身來跺了腳，作勢要追她。「我後來意識到他只是想捉弄我一下。」做為事件的回應，維吾爾高中與大學生以都會區的網咖為基地，使用臉書、人人網（renren.com；中國的大型社交網站）跟維吾爾語的博客（部落格）網站組織抗議，為的是替在華南被漢族同事私刑致死的維吾爾移工討個公道。暴民行兇的影片能看到群眾在訕笑聲中慫恿漢族工人殺死維族同事。為了要求國家針對這類私刑提供保護，維吾爾人一邊遊街一邊
揮舞著中國國旗，訴求政府回應他們維吾爾同志的死。抗議者遭到了武裝警察的暴力壓制。數千名維族人也不甘示弱地翻倒了公交車，毆打路過的漢人。事情告一段落後，據報死亡的人數超過一百九十名，當中超過三分之二是漢人。在後續的幾週中，數百名也許數千名維族青年遭到警方「消失」（“Enforced Disappearances”2019 ）。做為對事件的回應，維吾爾自治區被斷網了九個月以上。
時間久了，國家當局意識到維吾爾社群媒體的興起，固然是其組織社會生活的一把利器，但這些媒體也同樣可以為國家所用來當成控制的工具。於是在網路於二○一○年恢復後不久── 但臉書、推特等境外社群媒體應用都已經消失無蹤──國家安全機關、研究機構與民間產業，聯手啟動了一系列計畫要打破維吾爾族的網路自治。網路體制一個最棘手的面向，從國家當局或從他們所資助的科技業者角度觀之，在於中國新app微信的音訊與影像分享功能。由於微信能做到口說錄音，還能做到讓訊息中的影像快速上傳並流通在社群網路間，因此直到二○一四年之前，維吾爾人都把這種視覺社群空間當成一種半自治的
公共領域，在當中討論伊斯蘭與政治話題──而這也讓國家當局憂心忡忡。做為對這種憂慮的回應，國家當局授權了一個反恐計畫，該計畫授予眾多私人公司一種嶄新的空間，讓他們在當中除了遂行預測性糾察工具的快速原型化，還可以針對各種生物辨識監控系統進行實驗。比方說，人工智慧大廠科大訊飛（iFLYTEK）就開發出了能抄錄並翻譯維吾爾語音訊為中文的自動化工具，然後這些譯文就能被拿去分析有無「準犯罪性」或犯罪內容（Li and Cadell 2018）。電腦視覺分析業者商湯科技與其子公司深網視界科技（SenseNet）以合資的方式，用人臉監控科技追蹤維吾爾自治區超過兩百五十萬居民的行蹤與一舉一動（Cimpanau 2018） 。做為其對手的電腦視覺業者曠視科技（Megvii）發展出了支援監控視訊分析的工具「鳥瞰」（“Niaokan”2017），至於另一家電腦視覺公司依圖科技則用一個叫「蜻蜓眼」的方案，搭配超過十五億張臉的數據集自動化偵測維族的臉孔。此外還有一家人工智慧國家隊海康威視數字技術（HikVision）公司，做為國企軍火供應商中國電科的市場導向子公司，獲得了「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PP，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價值近三億美元的合約來開發「平安城市」系統，為的是以「零空白」的方式監控從清真寺到再教育
營內部（Rollet 2018），維族占多數的區域。依上述業者的領導人表示在後九一一的世界中，用監控科技去對被認為有危險性的族群進行自動化的巡察，並不是中國科技業者獨有的作法。但由於從國家資本那兒收了錢，並隨著資金到位獲得了授權，新疆的各企業手握極大的空間可以實驗這些新科技而不用擔心法律上或來自民間的阻力。中國的反恐與網路資安法條規定，中國社群媒體與科技企業有義務提供治安機關完整的權限取用用戶數據，還有義務在內部設立共產黨委員會來監督公司。如萊恩等人（2019）所揭示，科技公司設有黨委的比例是中國私部門中最高。再者， 中國經濟習於將公共服務以契約委外給私人公司，而這就產生了一種狀況是在科技業的市場結構中，大部分的獲利與企業成長都並不如祖博夫描述，亦即現行西方脈絡下來自於消費性產品與服務（2019），而是由國家推動來確保社會群體生產力的科技──政治項目。雖說許多歐洲與北美的科技業者也有他們來自於二戰後軍工複合體的起源，但時空換到後冷戰的脈絡下，大部分歐美科技業現都已私有化，且事實上在某些方面已經脫離了國家的全盤掌控（Masco 2014; Jefferson 2020）。這比較不是我們在中國看到的狀況。在中國，由國家管理的科技公司正益發被拿去服務國家權力。二○一六年，中國有大約五百二十億美元的安防科技市場是圍繞著國家管理的項目建起，相比（非國家的）安防產品與警報系統的市場規模則分別只有三百二十億美元與六十八億美元（Yi Ou Intelligence 2017） 。如學者馬丁．貝拉賈（Martin Beraja） 、楊宇凡（David Y. Yang）與諾姆．余契特曼（Noam Yuchtman）在一項以私人科技應用於中國公共治安為題的大型研究中所示（2020），國家資本對於數據密集科技之投資是這些私人電腦視覺公司能成功之關鍵。這三名學者揭示了中國的公共治安系統，特別是在新疆的那些，創造出的數據量要遠大於封閉環境或民間環境中的類似系統。這就是為什麼其人工智慧國家隊可以在人臉辨識科技的發展上超前歐洲與北美的同業。在他們的研究中，貝拉賈、楊宇凡還有余契特曼（2000）證明了一種因果效應的存在，亦即政府提供的數據能夠帶動商用新軟體的生產，而商用新軟體的生產又可以帶動這種市場結構的經濟效應。最終，他們揭示了中國科技產業是由用於監控項目的國家資本所形塑。實際上，烏魯木齊與維吾爾原鄉的其他地方，都已經成為了中國科技──安防產業與其所支持的威權治國之道的一個實驗空間。在二○ 一六年與二○一七年，中國針對新疆注入了估計達七十二億美元的投資到資訊安全產業裡，來做為成長了九成多的公共安全支出之一部分。那些年間，中國國家當局授予了估計達六百五十億美元的資金給民間合約來興建基礎建設，外加一千六百億美元給在新疆自治區的各政府實體──總體增幅將近五成。這些營建支出的增幅有大部分集中在羈押設施與相關系統上。如中國重要科技期刊《雷鋒》在一篇二○一七年的報告中表示，「新疆目前的安防產業從市場商機的角度去看，可以說完全卡對了位子。」又如一名新疆維安系統業者立昂技術的發言人所言，世界上有六成以穆斯林為主體的國家是中國招牌國際開發計畫「一帶一路」的參與者，因此他們開發的新疆人口控制科技有著「無窮的市場潛力」。人民反恐戰爭提供了一個機會去實驗與開發電腦輔助維安與電腦視覺暨聲音辨識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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