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摘錄）
本書緣起與旨趣
2007年，本人所著《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一書得以出版，上文已提及。此書乃是本人在香港科大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初稿完成於2001年元月，2003年春將修改稿交給出版社，歷經波折，一直等到2007年十一月才最終正式出版。在等待出版過程中，本人於2004年七月，申請到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題為「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研究」，乃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繼續進行研究。博士論文論題中心，是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實際上關注朝鮮王朝在臣服清朝最初百餘年內，政治與軍事上，朝鮮雖不得不臣服清朝，但文化心態上以「尊明」旗號，抗拒清朝的影響，故而核心是朝鮮王朝的「尊明反清」問題。事實上，在近三百年清代中朝關係史上，清朝向朝鮮不斷施恩，採用德化政策，朝鮮一點點放鬆思想，慢慢被「感化」。在這個過程中，朝鮮思想界出現了許多爭論與抗拒，但最終隨著洪大容的燕行，以及他與浙江三士交往的傳奇，在朝鮮士人中間廣泛傳頌，成為朝鮮燕行使不斷效仿的榜樣，終於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中朝學人的大交往時代。探討這種關係的變化以及彼此交往的情形，正是本人所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核心問題所在。2008年又申請到復旦大學「985」二期研究項目「清乾嘉學派對朝鮮北學派的影響與交流研究」，也是社科基金項目相關的部分。2012年，社科基金項目已經結項，本書即是在結項報告基礎上，進一步修改完善而成的，乃是著重探討朝鮮從「尊明反清」如何過渡到「尊明奉清」，以及乾嘉以後兩國學人彼此交往情形的演變。或許某種意義上，本書可以視作《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一書的姊妹篇吧。
本書乃是在專題研究基礎上而形成的，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面面觀」，共八章，多重層面討論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演變。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是近年來中韓學術界研究中朝關係史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也是闡釋清代中朝關係演變的關鍵問題。但是對於這個詞何時出現、思想的內涵與演變如何，在中外學術界並未有十分明確的論定。依筆者考證，「小中華」一詞，最初是統一新羅時期，由佛教創立。宋代時期，就已經被中朝雙方廣泛接納，宋朝將接待高麗使臣的館舍命名為「小中華館」，高麗也以「小中華」自居，但是其思想上的內涵還很模糊。朝鮮王朝時期，隨著性理學的發展，與對明朝政治上的臣服和文化上的皈依，「慕華」成為朝鮮「小中華」思想的根本。而朝鮮王朝後期被迫成為清朝的藩國，政治上與軍事上的被迫臣服，性理學對政治的影響以及現實利益的考慮，「尊攘」思想、即「尊周思明」、「尊明攘清」成為朝鮮後期「小中華」思想的核心，因此左右著朝鮮後期對清意識的發展。故而本書以〈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的核心理念〉作為第一章，為全書論述奠定基礎。
接著兩章〈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的塑造〉、〈朝鮮王朝關王廟創建本末與關王崇拜〉，選取兩個重要問題：朝鮮王朝箕子崇拜與關王崇拜，亦是與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密切相關的兩個重要問題。朝鮮王朝初期，朝鮮認同明朝是中華，並把朱元璋賜李成桂國號朝鮮，比附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因而有明一代，朝鮮王朝一直信奉箕子朝鮮。不僅祭祀箕子，編修有關箕子朝鮮的史書，還有人自認為箕子的後人。與此同時，對於始祖檀君傳說，則多斥之為荒謬不經。隨著歷史變遷，清朝取代明朝之後，朝鮮自認為保存「中華」一脈，視清朝為夷狄，自主意識增強，檀君信仰漸漸有所恢復。而近代以後，隨著大韓帝國日漸衰落，並最終被日本吞併，在爭取民族獨立過程中，檀君最終取代箕子，成為韓國爭取民族獨立的重要象徵。在分析這一過程之中，我們看到對於歷史與傳說的選擇，真正歷史面目並不重要，而是後人認同的需要，決定著大韓民族對於根基歷史的認識。朝鮮的關王崇拜，乃壬辰倭亂時期（1592-1598），明朝將士傳入朝鮮半島的，當時明朝將領建立了數處關王廟。戰爭結束後，明朝將領撤歸，朝鮮半島上的關王廟一度荒廢，後來隨著朝鮮崇明反清思想的瀰漫，朝鮮半島上的關王廟崇拜，被朝鮮君臣接納為尊周思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朝鮮國王從顯宗開始，不斷去參拜關王廟，並漸漸將明朝遺留下來的關王崇拜，納入朝鮮王朝自身文化的重要部分。在關王廟崇拜之中，不斷「刻上」韓國的標誌，最終成為韓國文化的重要部分。這兩章從思想史層面，探究朝鮮王朝「中華思想」內涵，實際上關注的核心論題是，朝鮮王朝對清的認同問題。
第四、五兩章〈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和〈清朝對朝鮮王朝宗藩政策的演變〉，回到清韓關係史具體問題上，從清朝角度來討論彼此關係的演變。儘管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研究已經相當成熟，但學術界大多注重軍事和政治層面的研究，很少從思想史層面進行討論。本專題關注政治層面問題的同時，更注意從思想與認同層面，去探討雙邊關係的特質。無論是探討薩爾滸之戰和清入關前後與朝鮮關係的變化歷程，還是在隨後二百多年雙邊關係的演變，都將彼此認同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進行討論。而且既考慮清朝對朝鮮宗藩政策的變化對雙邊關係的影響，又從朝鮮思想史的角度，探討其文化心態上的變化對雙邊關係的影響問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研究，使我們能更加把握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獨特之處。這兩章乃是將政治史、軍事史與思想史結合起來進行論述的一種嘗試，從多重視角，試圖揭示更為豐富的歷史圖景。
第六、七兩章〈清初朝鮮之「復讎雪恥」理念〉、〈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尊明貶清文化心態〉。朝鮮王朝成為清朝藩國以後，長期以來有「尊明反清」的思想情緒，暗中進行崇明反清的活動，國王在昌德宮中建大報壇崇祀明朝皇帝，朝鮮儒林在萬東廟、明遺民後裔在大統廟分別崇祀明朝皇帝。在朝鮮暗中崇祀明朝活動之同時，對於清朝，儒林之中更有著一種強烈的「復讎雪恥」理念，瀰漫著相當長的時期，第六章討論這種「復讎雪恥」理念及其演變的歷程，這既是一個思想史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反映在雙邊認同層面上。第七章，透過闡釋1667年朝鮮對待臺灣鄭氏95位漂流人態度的變化，細緻分析這一個案，考察朝鮮士人崇明貶清的文化心態。這兩章表面上看，重在討論朝鮮王朝之「尊明」問題，但只限於口頭上的討論，遇到現實問題，不得不行「奉清」之實。「尊明」是朝鮮後半期思想意識的主流，似乎成為官方與士人意識中的底色。「貶清」則是與之相輔相成的另一面，但是當面對現實問題時，則有很多變化。1667年，時為康熙八年，林寅觀等95人被送往遼東的事件，正是一個典型事例。這是朝鮮首次真切地感受到南明的存在，看到95位穿著明朝的服裝來自臺灣的商人，帶著南明永曆的曆書，對於朝鮮人來說是一種難得的慰藉。從義理上考慮，從「尊明」的思想上著想，朝鮮理應將95人送還臺灣或者送到日本，給他們一條生路。但是經不住現實的考慮，採取「奉清」的行動，最終將他們送到遼東。但傳來全被處死的消息時，朝鮮君臣又陷入痛苦之中，最終採取各種辦法，試圖彌補內心的創傷。
第八章〈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則梳理朝鮮王朝從臣服清朝以後，一直到最終被日本吞併，近三百年的時間中，朝鮮王朝對清朝稱謂用詞的變化，考察其對清文化心態的演變，進而呈現清代中朝關係親疏的變化及其背後的根源。從最初稱「清國」，用「胡」、「虜」等帶有貶抑性的詞彙，指代清人，到「北學派」人士肯定清朝掌握「周官舊制」，應該向清朝學習「利用厚生」之學，逐漸發生了改變。近代則一改原來的用詞，同明朝一樣，也稱清朝為「中國」，抑或稱「大清」，表達一種尊崇之意。這種對清用詞的變化，恰恰體現了朝鮮對清意識，由「尊明貶清」到「尊明奉清」的演變。
可見，上編關注的重心，乃從思想史與文化認同層面，抓住一些關鍵問題，共時性地考察朝鮮王朝中華觀與對清觀問題。其間有激烈的交鋒與碰撞，以多重視角，試圖說明朝鮮中華觀對其「尊明反清」與「尊明奉清」思想的影響，並以箕子朝鮮與檀君朝鮮尊崇的消長，對關王崇拜由漠視到熱衷的變化，朝鮮王朝對清稱謂用詞的變化等方面，揭示朝鮮王朝對清認同的演變。
下編「燕行使視野下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共六章，選取洪大容以後六個頗具代表性的個案，梳理清乾嘉以後中朝文化交流史的演變及其特徵。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使行往來，其實，在1765年洪大容來中國之前，儘管每年朝鮮都有數批使臣前來北京，但因為他們一直奉行「尊明反清」的思想，不願與清朝人交往，加上清初對朝鮮的控制也比較嚴，最初他們到北京後也沒有活動的自由，故而真正的學術交往並沒有展開。乾隆三十年（1765），洪大容隨叔父到了北京，他生平一直很想與清朝學人交往，終於在琉璃廠邂逅了來京參加會試的浙江舉人嚴誠（1732-1767）、潘庭筠（1742-?）和陸飛（1719-?）三人，一見如故。在北京隨後一個多月中，相聚七次，傾情相交，結下了生死情誼，從此開創了朝鮮學人與清朝學人交往的先聲，也打開了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的大門。〈「北學」先驅洪大容與浙江三士〉，正是詳細分析了洪大容與清朝三士交往的經過、相互討論的學術問題、離別的情感及其深遠的影響。洪大容個人的意願恰好契合了時代的需要，也從此打開了朝鮮燕行使與清朝士人交往的大門，開啟了一個新的交往時代。這種交往的不斷發展，顯示著雙邊關係的日益緊密，歷時性地顯示著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轉變。
〈從《韓客巾衍集》之西傳看「北學派」與清人之交往〉，則是在洪大容回國以後，朝鮮青年士人李德懋、朴齊家（1750-1805）、柳得恭（1748-1807）、李書九沿著洪大容的足跡，積極主動與清朝士人交往。他們的詩詞合編《韓客巾衍集》，讓柳琴帶到北京，從此以詩會友，結識李調元（1734-1802）、潘庭筠等清朝學人。本章就集中討論《韓客巾衍集》傳入清朝的經過及其影響，並論及隨後朝鮮「北學派」人士與清朝學人的交往，從此開創了一個大交往的時代。因為有關朝鮮王朝「北學派」的研究，在中韓學術界都有非常豐富的成果，本文以《韓客巾衍集》的西傳為研究對象，既避開直接研究「北學派」的相關人士，同時又關注到其影響，乃一種有意識的考慮。洪大容是一個人，「北學派」則是一群人；一個人的行動，帶動著一群人的跟隨，並從此成為一股潮流。
隨後四章，則分別討論洪良浩（1724-1802）與紀昀（1724-1805）、李尚迪與張曜孫（1807-1862）、朴珪壽（1807-1877）與清咸同士人的交往，以及領選使金允植的天津之行對朝鮮近代洋務的影響，儘管時代有所不同，但是中朝士人交往的熱潮則越來越烈，這六個個案，各具代表性。洪大容是個隨行子弟，「北學派」也是一群下層的使行人員，他們交往的清人也多是中下層官吏與士人。洪良浩則是正使，紀昀是大學士，他們兩人的交往，顯示朝鮮燕行使與清朝官員全方位交往的展開，他們情感交融，彼此認同，相互珍惜，進入同一個「情」的世界。李尚迪作為朝鮮譯官，十二次來華，他既與以張曜孫為代表的清朝士人團體有親密的交往；同時，他也被張曜孫家族接納，他也接納張曜孫家族，成為家族共同的朋友，友情又似乎加上了親情的成分。朴珪壽與金允植師徒，是朝鮮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面對著西方列強與日本的侵擾，他們受命西來，尋求解決之道。朴珪壽出發之前，國王竟然叮囑他應該盡可能利用與清人的交往，多方打聽西洋的情況。朴珪壽在北京期間，多方與清朝士人交往，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但當他看到以明神宗母親為對象而畫的九蓮菩薩像破敗不堪時，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尊明」情感。經過多年努力，他寄回五十兩銀子，讓清朝友人代為重新裝裱，以便尋求內心的慰藉。可見，即便在近代，「奉清」已被廣為接受，但「尊明」從未走遠，只是深埋在朝顯士人內心深處。金允植在天津一年，在李鴻章等清朝洋務派人士的耳提面命之下，學習洋務，回國後，在朝鮮推行洋務，成為朝鮮近代轉型的重要人物。而在此期間，朝鮮發生「壬午兵變」，金允植當即向清朝請兵，在清朝的干預下，最終將政變平息。因此，當面對西方與日本的侵擾時，清朝又是朝鮮仰仗的「上國」，成為朝鮮的庇蔭。
因此，上編是從思想史的層面，將政治史、外交史與思想史結合起來，以專題問題為切入對象，試圖從幾個方面，宏觀呈現朝鮮王朝對清觀的演變情況。下編選取六個燕行使為研究對象，歷時性地解剖朝鮮王朝對清觀的嬗變。二者彼此關照，自成體系。因為本書並非通論性的著作，而是圍繞朝鮮王朝對清意識演變這個主題，從不同的專題上進行論述。故而有些問題，例如宗系辯誣問題與陽明學的傳入問題，皆未涉及，因為本書意不在全面探討清代中朝關係史，而這兩個主題與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關係也並不緊密，故存而不論。至於壬辰戰爭問題，本書雖未有專論，但是多章關注到了，壬辰戰爭主要是明代中朝關係史的主要問題之一，對於清代中朝關係，雖有影響，亦可存而不論。本書乃是接著《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一書，進一步深化的研究，有關朝鮮「尊明」問題，前者已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有些論題，例如大報壇的問題，在前書中已有系統的探討，本書不再贅述。儘管在思想史的層面上，因為性理學的支配，即便到了朝鮮王朝末期，朝鮮士人都沒有完全放棄「貶清」的意識，但在實際層面上，尤其是朝鮮王朝官方意識中，確實實現了由「尊明貶清」過渡到「尊明奉清」的轉變。這樣的認識，可以深化我們對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理解。這正是本書撰著的旨趣。
緒論（摘錄）
本書緣起與旨趣
2007年，本人所著《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一書得以出版，上文已提及。此書乃是本人在香港科大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初稿完成於2001年元月，2003年春將修改稿交給出版社，歷經波折，一直等到2007年十一月才最終正式出版。在等待出版過程中，本人於2004年七月，申請到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題為「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研究」，乃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繼續進行研究。博士論文論題中心，是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實際上關注朝鮮王朝在臣服清朝最初百餘年內，政治與軍事上，朝鮮雖不得不臣服清朝，但文化心態上以「尊明」旗號，抗拒清朝的影響，故而核心是朝鮮王朝的「尊明反清」問題。事實上，在近三百年清代中朝關係史上，清朝向朝鮮不斷施恩，採用德化政策，朝鮮一點點放鬆思想，慢慢被「感化」。在這個過程中，朝鮮思想界出現了許多爭論與抗拒，但最終隨著洪大容的燕行，以及他與浙江三士交往的傳奇，在朝鮮士人中間廣泛傳頌，成為朝鮮燕行使不斷效仿的榜樣，終於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中朝學人的大交往時代。探討這種關係的變化以及彼此交往的情形，正是本人所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核心問題所在。2008年又申請到復旦大學「985」二期研究項目「清乾嘉學派對朝鮮北學派的影響與交流研究」，也是社科基金項目相關的部分。2012年，社科基金項目已經結項，本書即是在結項報告基礎上，進一步修改完善而成的，乃是著重探討朝鮮從「尊明反清」如何過渡到「尊明奉清」，以及乾嘉以後兩國學人彼此交往情形的演變。或許某種意義上，本書可以視作《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一書的姊妹篇吧。
本書乃是在專題研究基礎上而形成的，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面面觀」，共八章，多重層面討論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演變。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是近年來中韓學術界研究中朝關係史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也是闡釋清代中朝關係演變的關鍵問題。但是對於這個詞何時出現、思想的內涵與演變如何，在中外學術界並未有十分明確的論定。依筆者考證，「小中華」一詞，最初是統一新羅時期，由佛教創立。宋代時期，就已經被中朝雙方廣泛接納，宋朝將接待高麗使臣的館舍命名為「小中華館」，高麗也以「小中華」自居，但是其思想上的內涵還很模糊。朝鮮王朝時期，隨著性理學的發展，與對明朝政治上的臣服和文化上的皈依，「慕華」成為朝鮮「小中華」思想的根本。而朝鮮王朝後期被迫成為清朝的藩國，政治上與軍事上的被迫臣服，性理學對政治的影響以及現實利益的考慮，「尊攘」思想、即「尊周思明」、「尊明攘清」成為朝鮮後期「小中華」思想的核心，因此左右著朝鮮後期對清意識的發展。故而本書以〈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的核心理念〉作為第一章，為全書論述奠定基礎。
接著兩章〈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的塑造〉、〈朝鮮王朝關王廟創建本末與關王崇拜〉，選取兩個重要問題：朝鮮王朝箕子崇拜與關王崇拜，亦是與朝鮮王朝「小中華思想」密切相關的兩個重要問題。朝鮮王朝初期，朝鮮認同明朝是中華，並把朱元璋賜李成桂國號朝鮮，比附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因而有明一代，朝鮮王朝一直信奉箕子朝鮮。不僅祭祀箕子，編修有關箕子朝鮮的史書，還有人自認為箕子的後人。與此同時，對於始祖檀君傳說，則多斥之為荒謬不經。隨著歷史變遷，清朝取代明朝之後，朝鮮自認為保存「中華」一脈，視清朝為夷狄，自主意識增強，檀君信仰漸漸有所恢復。而近代以後，隨著大韓帝國日漸衰落，並最終被日本吞併，在爭取民族獨立過程中，檀君最終取代箕子，成為韓國爭取民族獨立的重要象徵。在分析這一過程之中，我們看到對於歷史與傳說的選擇，真正歷史面目並不重要，而是後人認同的需要，決定著大韓民族對於根基歷史的認識。朝鮮的關王崇拜，乃壬辰倭亂時期（1592-1598），明朝將士傳入朝鮮半島的，當時明朝將領建立了數處關王廟。戰爭結束後，明朝將領撤歸，朝鮮半島上的關王廟一度荒廢，後來隨著朝鮮崇明反清思想的瀰漫，朝鮮半島上的關王廟崇拜，被朝鮮君臣接納為尊周思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朝鮮國王從顯宗開始，不斷去參拜關王廟，並漸漸將明朝遺留下來的關王崇拜，納入朝鮮王朝自身文化的重要部分。在關王廟崇拜之中，不斷「刻上」韓國的標誌，最終成為韓國文化的重要部分。這兩章從思想史層面，探究朝鮮王朝「中華思想」內涵，實際上關注的核心論題是，朝鮮王朝對清的認同問題。
第四、五兩章〈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和〈清朝對朝鮮王朝宗藩政策的演變〉，回到清韓關係史具體問題上，從清朝角度來討論彼此關係的演變。儘管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研究已經相當成熟，但學術界大多注重軍事和政治層面的研究，很少從思想史層面進行討論。本專題關注政治層面問題的同時，更注意從思想與認同層面，去探討雙邊關係的特質。無論是探討薩爾滸之戰和清入關前後與朝鮮關係的變化歷程，還是在隨後二百多年雙邊關係的演變，都將彼此認同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進行討論。而且既考慮清朝對朝鮮宗藩政策的變化對雙邊關係的影響，又從朝鮮思想史的角度，探討其文化心態上的變化對雙邊關係的影響問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研究，使我們能更加把握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獨特之處。這兩章乃是將政治史、軍事史與思想史結合起來進行論述的一種嘗試，從多重視角，試圖揭示更為豐富的歷史圖景。
第六、七兩章〈清初朝鮮之「復讎雪恥」理念〉、〈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尊明貶清文化心態〉。朝鮮王朝成為清朝藩國以後，長期以來有「尊明反清」的思想情緒，暗中進行崇明反清的活動，國王在昌德宮中建大報壇崇祀明朝皇帝，朝鮮儒林在萬東廟、明遺民後裔在大統廟分別崇祀明朝皇帝。在朝鮮暗中崇祀明朝活動之同時，對於清朝，儒林之中更有著一種強烈的「復讎雪恥」理念，瀰漫著相當長的時期，第六章討論這種「復讎雪恥」理念及其演變的歷程，這既是一個思想史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反映在雙邊認同層面上。第七章，透過闡釋1667年朝鮮對待臺灣鄭氏95位漂流人態度的變化，細緻分析這一個案，考察朝鮮士人崇明貶清的文化心態。這兩章表面上看，重在討論朝鮮王朝之「尊明」問題，但只限於口頭上的討論，遇到現實問題，不得不行「奉清」之實。「尊明」是朝鮮後半期思想意識的主流，似乎成為官方與士人意識中的底色。「貶清」則是與之相輔相成的另一面，但是當面對現實問題時，則有很多變化。1667年，時為康熙八年，林寅觀等95人被送往遼東的事件，正是一個典型事例。這是朝鮮首次真切地感受到南明的存在，看到95位穿著明朝的服裝來自臺灣的商人，帶著南明永曆的曆書，對於朝鮮人來說是一種難得的慰藉。從義理上考慮，從「尊明」的思想上著想，朝鮮理應將95人送還臺灣或者送到日本，給他們一條生路。但是經不住現實的考慮，採取「奉清」的行動，最終將他們送到遼東。但傳來全被處死的消息時，朝鮮君臣又陷入痛苦之中，最終採取各種辦法，試圖彌補內心的創傷。
第八章〈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則梳理朝鮮王朝從臣服清朝以後，一直到最終被日本吞併，近三百年的時間中，朝鮮王朝對清朝稱謂用詞的變化，考察其對清文化心態的演變，進而呈現清代中朝關係親疏的變化及其背後的根源。從最初稱「清國」，用「胡」、「虜」等帶有貶抑性的詞彙，指代清人，到「北學派」人士肯定清朝掌握「周官舊制」，應該向清朝學習「利用厚生」之學，逐漸發生了改變。近代則一改原來的用詞，同明朝一樣，也稱清朝為「中國」，抑或稱「大清」，表達一種尊崇之意。這種對清用詞的變化，恰恰體現了朝鮮對清意識，由「尊明貶清」到「尊明奉清」的演變。
可見，上編關注的重心，乃從思想史與文化認同層面，抓住一些關鍵問題，共時性地考察朝鮮王朝中華觀與對清觀問題。其間有激烈的交鋒與碰撞，以多重視角，試圖說明朝鮮中華觀對其「尊明反清」與「尊明奉清」思想的影響，並以箕子朝鮮與檀君朝鮮尊崇的消長，對關王崇拜由漠視到熱衷的變化，朝鮮王朝對清稱謂用詞的變化等方面，揭示朝鮮王朝對清認同的演變。
下編「燕行使視野下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共六章，選取洪大容以後六個頗具代表性的個案，梳理清乾嘉以後中朝文化交流史的演變及其特徵。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使行往來，其實，在1765年洪大容來中國之前，儘管每年朝鮮都有數批使臣前來北京，但因為他們一直奉行「尊明反清」的思想，不願與清朝人交往，加上清初對朝鮮的控制也比較嚴，最初他們到北京後也沒有活動的自由，故而真正的學術交往並沒有展開。乾隆三十年（1765），洪大容隨叔父到了北京，他生平一直很想與清朝學人交往，終於在琉璃廠邂逅了來京參加會試的浙江舉人嚴誠（1732-1767）、潘庭筠（1742-?）和陸飛（1719-?）三人，一見如故。在北京隨後一個多月中，相聚七次，傾情相交，結下了生死情誼，從此開創了朝鮮學人與清朝學人交往的先聲，也打開了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的大門。〈「北學」先驅洪大容與浙江三士〉，正是詳細分析了洪大容與清朝三士交往的經過、相互討論的學術問題、離別的情感及其深遠的影響。洪大容個人的意願恰好契合了時代的需要，也從此打開了朝鮮燕行使與清朝士人交往的大門，開啟了一個新的交往時代。這種交往的不斷發展，顯示著雙邊關係的日益緊密，歷時性地顯示著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轉變。
〈從《韓客巾衍集》之西傳看「北學派」與清人之交往〉，則是在洪大容回國以後，朝鮮青年士人李德懋、朴齊家（1750-1805）、柳得恭（1748-1807）、李書九沿著洪大容的足跡，積極主動與清朝士人交往。他們的詩詞合編《韓客巾衍集》，讓柳琴帶到北京，從此以詩會友，結識李調元（1734-1802）、潘庭筠等清朝學人。本章就集中討論《韓客巾衍集》傳入清朝的經過及其影響，並論及隨後朝鮮「北學派」人士與清朝學人的交往，從此開創了一個大交往的時代。因為有關朝鮮王朝「北學派」的研究，在中韓學術界都有非常豐富的成果，本文以《韓客巾衍集》的西傳為研究對象，既避開直接研究「北學派」的相關人士，同時又關注到其影響，乃一種有意識的考慮。洪大容是一個人，「北學派」則是一群人；一個人的行動，帶動著一群人的跟隨，並從此成為一股潮流。
隨後四章，則分別討論洪良浩（1724-1802）與紀昀（1724-1805）、李尚迪與張曜孫（1807-1862）、朴珪壽（1807-1877）與清咸同士人的交往，以及領選使金允植的天津之行對朝鮮近代洋務的影響，儘管時代有所不同，但是中朝士人交往的熱潮則越來越烈，這六個個案，各具代表性。洪大容是個隨行子弟，「北學派」也是一群下層的使行人員，他們交往的清人也多是中下層官吏與士人。洪良浩則是正使，紀昀是大學士，他們兩人的交往，顯示朝鮮燕行使與清朝官員全方位交往的展開，他們情感交融，彼此認同，相互珍惜，進入同一個「情」的世界。李尚迪作為朝鮮譯官，十二次來華，他既與以張曜孫為代表的清朝士人團體有親密的交往；同時，他也被張曜孫家族接納，他也接納張曜孫家族，成為家族共同的朋友，友情又似乎加上了親情的成分。朴珪壽與金允植師徒，是朝鮮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面對著西方列強與日本的侵擾，他們受命西來，尋求解決之道。朴珪壽出發之前，國王竟然叮囑他應該盡可能利用與清人的交往，多方打聽西洋的情況。朴珪壽在北京期間，多方與清朝士人交往，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但當他看到以明神宗母親為對象而畫的九蓮菩薩像破敗不堪時，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尊明」情感。經過多年努力，他寄回五十兩銀子，讓清朝友人代為重新裝裱，以便尋求內心的慰藉。可見，即便在近代，「奉清」已被廣為接受，但「尊明」從未走遠，只是深埋在朝顯士人內心深處。金允植在天津一年，在李鴻章等清朝洋務派人士的耳提面命之下，學習洋務，回國後，在朝鮮推行洋務，成為朝鮮近代轉型的重要人物。而在此期間，朝鮮發生「壬午兵變」，金允植當即向清朝請兵，在清朝的干預下，最終將政變平息。因此，當面對西方與日本的侵擾時，清朝又是朝鮮仰仗的「上國」，成為朝鮮的庇蔭。
因此，上編是從思想史的層面，將政治史、外交史與思想史結合起來，以專題問題為切入對象，試圖從幾個方面，宏觀呈現朝鮮王朝對清觀的演變情況。下編選取六個燕行使為研究對象，歷時性地解剖朝鮮王朝對清觀的嬗變。二者彼此關照，自成體系。因為本書並非通論性的著作，而是圍繞朝鮮王朝對清意識演變這個主題，從不同的專題上進行論述。故而有些問題，例如宗系辯誣問題與陽明學的傳入問題，皆未涉及，因為本書意不在全面探討清代中朝關係史，而這兩個主題與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關係也並不緊密，故存而不論。至於壬辰戰爭問題，本書雖未有專論，但是多章關注到了，壬辰戰爭主要是明代中朝關係史的主要問題之一，對於清代中朝關係，雖有影響，亦可存而不論。本書乃是接著《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一書，進一步深化的研究，有關朝鮮「尊明」問題，前者已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有些論題，例如大報壇的問題，在前書中已有系統的探討，本書不再贅述。儘管在思想史的層面上，因為性理學的支配，即便到了朝鮮王朝末期，朝鮮士人都沒有完全放棄「貶清」的意識，但在實際層面上，尤其是朝鮮王朝官方意識中，確實實現了由「尊明貶清」過渡到「尊明奉清」的轉變。這樣的認識，可以深化我們對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理解。這正是本書撰著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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