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二手徵求有驚喜
序 言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論文集，彙集了2025 年9 月11 日至13 日在華東師範大學舉行的「蘇聯史研究的新史料與新問題— 中俄學者交流研討會」的學術成果，也是華東師範大學蘇聯東歐歷史研究中心與聖彼得堡國立大學現代俄國史教研室自2023 年推動兩校簽署合作協議以來所取得的實質性成果。作為會議的主辦方，華東師範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蘇聯東歐歷史研究中心，能夠為中俄兩國蘇聯史學者搭建這樣一個深度對話的平台，並最終將部分研究成果結集出版，我們深感榮幸，也覺責任重大。
蘇聯史研究在當代學術界佔據着獨特而重要的位置。蘇聯作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實體之一，其七十四年的興衰歷程不僅塑造了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格局，也為人類自身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中國作為蘇聯的鄰國，兩國之間曾經歷過同志加兄弟的親密合作，也遭遇過嚴重的分歧與對立。這段複雜而深刻的歷史交往，使得中國學者對蘇聯史研究懷有特殊的學術關懷與現實關切。
華東師範大學是國內蘇聯史研究的重鎮，數十年來幾代學人薪火相傳，在檔案收集、實證研究、理論闡釋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學術傳統。然而，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隨着世界史學科的繁榮和國別區域研究的興起，蘇聯史研究既迎來了整合更多資源的廣闊空間，也面臨着把握學術前沿、獲取檔案史料、實現國際化發表等多重挑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舉辦一次中俄學者的直接對話，不僅十分必要，而且恰逢其時。
本次研討會的中方學者來自華東師範大學、中共中央黨校、中共中央編譯局、首都師範大學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俄方學者來自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大學、聖彼得堡歐洲大學、西伯利亞聯邦大學等高校和科研機構。在為期三天的研討中，雙方圍繞蘇聯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經濟制度與發展道路、中蘇關係與外交互動、跨國移民與文化傳播等議題展開了充分而深入的交流。既有基於多邊檔案互證達成的重要共識，也有對關鍵概念界定與使用的學術爭論。更為可貴的是，兩國學者就檔案收集、人員互訪、成果出版等事項達成了切實的合作意向。
本論文集收錄的文章，正是這次學術對話的結晶。根據論文集的目錄結構，我們將這些研究成果歸納為四個相互關聯的主題板塊，它們共同構成了對蘇聯歷史的多維透視。
沈志華與孔維琴合著的《新世紀以來中國的蘇聯史研究綜述》一文，是本論文集的開篇之作，也是一幅勾勒中國蘇聯史研究學術嬗變的「地圖」。該文系統梳理了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學者在蘇聯史領域的研究歷程：隨着俄國檔案的大規模開放與中譯，中國蘇聯史研究從早期對蘇聯解體問題的熱議，轉向以原始檔案為支撐的實證研究，研究領域從政治史、外交史拓展至經濟史、社會史、科技史、民族史、宗教史等多個維度，研究隊伍也呈現出年輕化、專業化的趨勢。與此同時，綜述也坦率地指出了當前研究的不足與困境— 問題意識的欠缺、國際對話的不足，以及中國檔案開放受限、學術成果發表困難等結構性難題。作為全集的「導覽圖」，文章為讀者理解後續各篇專題論文的學術背景與問題意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坐標。
「制度經濟的隱性維度」板塊，聚焦於蘇聯經濟體制中那些不易察覺卻至關重要的層面。余偉民與劉將禹合作的《蘇聯經濟計劃體制中的「古拉格經濟」》，揭示了強制勞動體系如何在指令性經濟的邊緣地帶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俄羅斯學者康德拉欣的《斯大林時代的集體化是否不可避免？》提出了一個長期困擾學界的反事實問題，他通過對工業化連續性進程的分析，重新審視了沙俄與蘇聯時期現代化道路的內在關聯。戴隆斌的《從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看對蘇聯解體的影響》，不僅處理了這一俄語概念的中文翻譯難題，更深入剖析了幹部任命制如何成為體制崩解的深層誘因。唐陸關於朝鮮人在哈薩克斯坦的研究，則將目光投向了蘇聯內部的跨國移民羣體，展現了經濟文化發展與族羣認同形成的複雜互動。
「高層政治的內外視角」板塊，着眼於蘇聯政治精英的決策邏輯與國際戰略的演變。崔海智的《回歸「世界革命」：斯大林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1947 — 1953）》一文，揭示了冷戰爆發後蘇聯如何從暫停世界革命的務實立場重新轉向支持武裝鬥爭，國際共運由此成為蘇聯對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左鳳榮對戰後蘇聯反世界主義運動的考察，分析了斯大林如何通過這場運動強化意識形態控制、排斥西方影響，其後果不僅是知識界的清洗，更是蘇聯社會的自我封閉。張菊萍關於切爾諾貝利事故中戈爾巴喬夫政府外交行為的研究，提出了「災難外交」這一分析概念。普琴科夫教授對1985 — 1991 年蘇聯改革的論述，利用高層口述資料再現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背景與進程。
「中蘇關係的跨域互動」板塊，展現了中蘇這兩個社會主義大國之間多層次、多領域的交往圖景。姚昱對20 世紀50 年代初中蘇橡膠貿易的考察，揭示了社會主義國家與東南亞經濟聯繫的複雜網絡，強調應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理解這種貿易關係的外交意涵。俄羅斯學者達齊生關於中蘇關係中體育因素的研究，為我們理解人民外交與軟實力政策提供了具體而生動的案例。谷繼坤對中國工人赴蘇援建歷史（1954 — 1963）的微觀考察，將視角下沉到普通援建工人的層面，透過個體的命運呈現了中蘇關係從蜜月走向分裂的宏大敍事。霍佳科夫教授關於華俄道勝銀行及「霍票」發行的研究，聚焦於俄中金融史上的一個特殊篇章，展現了革命後流亡者羣體的生存策略與認同困境。孫熠智對社會主義俄僑謝麥施科與上海第一份俄文報刊《上海新聞報》的研究，則揭示了在華俄僑羣體內部的政治分野與跨文化傳播的早期實踐。
「革命起源與跨文化觀察」板塊，將時間上溯至蘇俄革命及沙俄晚期，體現了青年學者在重視歷史延續性的同時提出新觀點的學術勇氣。俄羅斯青年學者拉烏夫對1917 年「布爾什維克主義」形象演變的考察，反思了「布爾什維克必然勝利」的傳統敍事。李東芯關於俄國對1898 年戊戌變法的研究，梳理了俄國報刊輿論對此重大變革事件的認識變化，展現了19 — 20 世紀之交俄國基於自身變革需要對中國變革問題的理解。這兩篇論文雖然時段不同，但都體現出跨文化視角下對革命與變革複雜性的敏銳把握。
通覽本論文集，我們可以從中提煉出若干值得關注的學術動向。
首先是史料意識的自覺更新。無論是利用高層口述資料還原改革決策過程，還是發掘俄僑報刊呈現流亡羣體的政治生態，或是從銀行檔案中梳理金融史的一頁，都體現了中俄學者對新史料的敏感和重視。檔案開放的不均衡性和多語種史料的利用能力，仍然是制約蘇聯史研究深化的關鍵變量，而本論文集的多篇文章恰恰在這方面做出了示範。
其次是問題意識的跨學科拓展。蘇聯史研究早已不再侷限於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狹窄軌道，而是與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移民史乃至國際政治經濟學深度交融。本論文集中對古拉格經濟的制度分析、對橡膠貿易的地緣政治解讀、對朝鮮移民的族羣研究、對體育交流的軟實力闡釋，都展現了跨學科視角帶來的學術活力。
再次是方法論上的比較與關聯思維。多位作者不再將蘇聯歷史視為孤立演進的國別史個案，而是在長時段的現代化進程、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互動、革命思想的跨國傳播等更宏大的框架中定位研究對象。這種比較與關聯的視野，使得具體問題的討論獲得了更普遍的理論意義。
最後是中俄學界的對話與互補。本論文集中中俄學者的研究在問題偏好、史料運用、理論取向上既有交集也有差異，這種差異本身正是學術對話的價值所在。俄方學者憑藉語言優勢和檔案便利，在革命史、政治史等傳統領域保持着深厚的積累；中方學者則往往從中蘇關係的互動視角出發，在國際格局變遷中把握蘇聯史的全球意義。兩股學術傳統的交彙，必定能夠相得益彰。
此外，特別要提及的是，本次研討會的成功舉辦，離不開聖彼得堡大學歷史學院現代俄國史教研室原主任米哈伊爾．維克托羅維奇．霍佳科夫（М.В. Ходяков）教授的合作推動。作為俄方的主要組織者，霍佳科夫教授為促成兩校合作、邀請中方學者訪俄、共同搭建雙方蘇聯史研究的學術橋樑，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不僅親自與會並作開幕致辭，還將其對中東鐵路與華俄道勝銀行的精深研究貢獻於本論文集。令人痛惜的是，會議結束後不久，霍佳科夫教授因突發心梗猝然離世。噩耗傳來，中俄學界同感悲慟。猶記2022 年，正是霍佳科夫教授盛情邀請我擔任《現代俄國史》雜誌（《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的中國編委，加深俄羅斯學術界對中國蘇聯史研究的了解。未曾想，這份學術情誼竟成永訣。霍佳科夫教授嚴謹的治學風範、開闊的國際視野以及對中俄學術交流的赤誠之心，將長久銘刻於我們心中。
我們深知本論文集遠非蘇聯史研究的全景呈現，而更像是一次中俄學術對話的階段記錄。論文集所收錄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作者長期耕耘的成果；它所討論的每一個問題，都可能在未來的研究中被修正、深化或超越。但正是這種開放性和未完成性，賦予了學術探索以永恆的魅力。
我們也期待這本論文集能夠成為中俄學術對話的一個新起點，期待兩國學者在未來能夠開展更深入、更系統的合作。唯有在開放的學術交流中，我們才能更真切地理解那段共同經歷過的歷史，也才能更清醒地面向未來。
是為序。
沈志華
2026 年4 月於上海寓所
2026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