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陳立樵
專欄作家、《茉莉花開》作者 陳婉容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副教授、全球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楊三億

「若你想了解伊朗，本書是絕佳的入門書。」
——法里德・札卡利亞（CNN主持人及《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威廉・波爾克針對伊朗歷史及波斯文化的演變撰寫出精湛而富洞察力的歷史記述，對所有參與伊朗政策制定的人及那些有意了解這個關鍵國家及社會的人來說，《伊朗》是必備讀物。」
——安東尼・辛尼（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將領，及《新時代指揮官》及《為和平而戰》的作者之一。）

「...

導讀‧一個伊朗人的視角
阿米爾‧荷賽因‧甘巴利‧尼亞基（Amir hosseinGhanbariNiaki）

我生長於伊斯蘭共和國革命和兩伊戰爭後的伊朗。雖然我本身不曾經歷過那段動亂，但我的父親、伯父和叔叔都實際參與了這兩次戰爭，一個叔叔在兩伊戰爭中喪生。我從小被抱持不同信念參戰的人環繞，從他們的故事和閒談中，認知那段歷史的各種面相。

革命期間，我爸正在讀大學，全家兄弟一起瞞著寡母參與反政府運動。曾經在阿莫勒（Amol）的十二噴泉（DavazdahCheshmeh）大橋上被薩瓦克（SAVAK，政治警察）包圍，為了逃生而跳河。有許多我的大學教授是在革命期間或革命成功後歸國，因為他們覺得故鄉終於有了新的希望。也正是這些人帶動了現代伊朗的產業發展。相反的，也有在我伊朗或美國遇到的同學覺得那場革命是最愚蠢的錯誤，全家在革命期間逃到國外避難。如果他們不逃走的話，大概也會入獄或被處決。兩伊戰爭期間，有人很早就開始考慮停戰，覺得戰爭是無謂的人命及資源消耗。有人覺得打到把伊拉克侵佔的伊朗國土奪回來就好，見好就收。也有少數人覺得既然都開戰了，那就乾脆一路打到聖城（耶路撒冷）去，把以色列一起剷平。因此應運而生一句俗諺「卡爾巴拉在通往聖城的路上」1，叫這些極右派冷靜點面對現實。還有，其實當年不少猶太和基督教的伊朗人也參與了兩伊戰爭，他們超越了宗教的隔閡，單純為了保衛家園而戰。

我相信每個參與革命和戰爭的人，最初都抱持著善意，只是想替自己和孩子們尋求一個更好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我的父執輩常回憶起兩伊戰爭期間，戰線壕溝中眾人一心的集體禱告，他們相信就算死在戰場上也無所謂。因為在伊斯蘭教中，行著神的道死去的人，會得到神的嘉獎並在天上永生。當時伊朗是在那麼虔誠無懼的宗教氛圍中熬過八年抗戰。年輕人積極地想負起保衛家園的責任。

我父親曾說過一個故事：某次他在碉堡上值夜守衛時，有個剛滿十八歲的小兵跑來找他，堅持自願替他輪值。我父親拗不過他而妥協，但兩人才剛換崗，對方狙擊手的子彈就穿過了那位小兵的腦袋。當時參戰的人是抱持那樣程度的熱誠。但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樣，勝者渴求更多權力，進而偏離自己的初衷並且試圖排除異己。戰後，有人像我的父親叔伯那樣，連戰爭的傷害的國家補助都不願意報領。但也有人認為戰爭和革命的成果屬於自己，他們應該擁有自己努力爭來的福利和權力，因而使用各種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好消息是，當權者的腐敗和貪婪不會有阻止人民尋求更多的自由和公義。年輕世代正在取代舊世代，我想我們的社會正在進化而且變得更好。但是，根本性的改變需要漸進並且緩慢地發生。

1譯註：這句伊朗俗諺，意思大致是「連比較近的目標都還沒達到咧～先完成這個再說（別好高騖遠）。」卡爾巴拉是什葉派的聖地之一，位於伊拉克境內，離聖城（耶路撒冷）還很遠。伊朗要打下聖城的話得先打下卡爾巴拉。

從伊斯蘭共和國開始，伊朗面對許多西方國家的對經濟刁難和制裁。大部分制裁都源自他們羅織的藉口，並且不適用於其他類似的國家。例如說，對美國媒體和國際組織而言，伊朗因為女權和人權低落而受譴責，但事情沒有他們描繪的那麼糟。

先說人權，好吧，伊朗是有死刑，有政治獄並且能致死，革命期間和革命後都處決了大量的政治犯，公開媒體不能批評國家領導人。假設美國的人權分數是九十分，伊朗大概只有四、五十，低於大多已開發國家。但我留學過的土耳其，人權狀況跟伊朗差不多，頂多沒有死刑，西方國家也沒拿他們怎麼樣，因為土耳其是美國盟友，沒有牽涉到西方的石油和經濟利益。
再來說女權，在伊朗當個女人的確有點辛苦：男女薪資不平等，而且社會有一定的性別歧視。但即使在西方國家，這些問題依然存在，當今世上沒有多少國家能達到完全男女平等，在世界上任何國家當女人大概都有點辛苦。沒錯，伊朗規定女性得配戴頭巾，但是只有頭巾而不是整張臉包起來只露眼睛。女生出門不能穿短褲，但男人也不可以。而且即使包著頭巾，伊朗的女性早在半世紀前就擁有投票權。就算沒有法律禁止一夫多妻，普遍來說在現代伊朗重婚並不被社會接受。至少我周遭從不曾出現過同時娶超過一位妻子的狀況。伊朗有女性的議員、總經理、士兵、店員、奧運選手、卡車司機、計程車司機……除了法官和國家領導人之外，幾乎任何你能想到的職業，都有伊朗女性參與。說個有趣的故事：兩伊戰爭期間，我的父親和叔伯全部被從前線召回。因為我祖母在不斷打電話騷擾地方兵力調度所，直到他們跟我爸他們說「拜託你們從前線回來吧，你們家再有人死在戰場上，你媽會殺了我們。」

我不認為這樣的故事，會發生在一個女權極其低落的國家，但總之西方媒體都把這些事情當作不存在，只想報導那些伊朗女性受到壓迫的故事，因為那種故事才有賣點。而且伊朗因此受到制裁，像沙烏地阿拉伯那樣女權狀況更糟的國家卻沒問題，因為他們是西方世界的盟友。我甚至沒辦法拿我的國家跟沙烏地阿拉伯比較——拜託，沙烏地阿拉伯的女人不能在沒有男性的陪伴下出門、不能駕駛交通工具。二○一五年十二月，阿拉伯女性才得到投票權。目睹這樣的雙重標準，只讓伊朗人越來越不信任西方世界。身為一個中產階級伊朗人，我希望讀者們能忘記所有他們從媒體中認知的伊朗、清空他們的記憶，拋下媒體宣傳的那個形象，跟著這本書，好好體驗這個國家。

社會是種複雜而難以預測的東西，不像機械那樣每個零件的功能都清晰明瞭可預料。研究一個社會或國家需要涵括她的歷史、地理、信仰、人際關係和文化。本書作者威廉‧羅伊‧波爾克是約翰‧甘迺迪總統時期的國務院政策企劃評議會會員，專門中東與北非政策，又當過哈佛大學與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在他任職國務院的期間，伊朗還在末代沙阿──穆罕默德‧里薩的統治下。波爾克也是美國在伊朗革命前派駐當地的顧問，跟沙阿有私交，這點從他在最後一章提到和沙阿的私下對話就可以看出來。從作者的背景看來，可以瞭解他不只是個研究中東的學者，還涉入伊朗歷史中很重要的部份。當我受邀替此書寫導讀、開始閱讀時，我覺得這本書一定會對伊朗歷史有某種偏見，因為作者本身就是當年美國外交政策構成的一部分。但當我繼續讀下去，特別是讀到最後幾章後，我發現這本書寫的相當客觀公正。我的意思是，他能夠從不同角度來描述歷史事件，並且不侷限於西方觀點的詮釋法。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美國和英國在伊朗的政治操作，和兩國主導的、跟石油公司密切相關的經濟變化。在那段故事中，他提到了兩方各自的動機，解釋它們對伊朗的影響，並且分析這些行動是造成毀滅性或建設性的改變。
本書從久遠的社會和宗教歷史開始，幾乎涵蓋了伊朗社會的所有必要層面。正如前兩章所介紹的，現在稱為伊朗的這片土地，在數千年間被不同的種族和部落居住，也都對她的文化產生影響。在歷史的長河中有瘋的國王、好的國王、沮喪的戰爭、血腥、暴動……這份清單可以一直列下去。例如說我們有過像居魯士大帝那樣的國王，在基礎人權、有償勞動（甚至包括國王的雇員）這樣的人道主義價值基礎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國──波斯帝國。也有像羅馬－－波斯戰爭那樣拖延數百年的戰爭、伊朗—奧圖曼帝國和其他更多戰爭，榨乾了這個國家的資源。所有的歷史事件和後續效應，都在一代代的歷史中迴響，不斷改變這個社會的面貌，並加上更多的層次，使她變得更為複雜。

另一個影響伊朗社會和文化的重要元素是宗教。就像前面幾章介紹的，伊朗人從最開始就是信仰堅定的一群人，伊朗文化對宗教人物有極高的尊崇，這提供了統治者操縱人民的好機會。當權者以宗教之名統治，並把自己的王國連結到神的王國，以合法化自己的統治。在我看來，本書比較著重於宗教和宗教如何在千年中塑造這個區域。不只在伊朗，幾乎在所有的中東國家，宗教都在政府和人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前是這樣，現在依舊如此。
引進瞭解伊朗的基礎知識後，作者轉換了步調，簡要地提及近五百年來的重要大事。瞭解這些事件和歷史氛圍，可以幫助讀者瞭解為何人民追求改革，和那些緩慢引爆一九七九年伊斯蘭共和國革命的事件。時間越接近現代，作者越詳細描述各種大小事件，替讀者做好接受巨變的準備。在最後一章，作者強調他國政府在伊朗歷史的角色，和他們如何影響伊朗至今的方向。我個人覺得需要特別注意的一個事件，是一九五三年推翻第一共和民選首相摩薩台的軍事政變。這場由英國軍情六處和美國中情局策劃的政變，永久改變了伊朗政治，把她從一個經歷長久衝突後終於要實行民主的國家，轉為另一個集權政體。我個人認為這是伊朗近代史上最嚴重的外國干涉。在那個時期，伊朗正要在播種培育一個民主國家，但西方人扼殺了這株幼苗，因為他們自身的貪婪和利益，因為他們需要維持他們對伊朗的掌控。在人民眼中，Dr‧ Mossadegh是位出色的政治家，為了母國的成功而戰。在現在的政治語言中，伊朗人把每一個為了人民和國家利益而戰的政治家跟他相比。認知這些故事後，讀者可以從那幾章中理解為什麼現在伊朗人和西方人之間會有如此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因為那都源自於過去百年間的諸多事端。現在西方國家怪伊朗發展導彈並採取制裁，但對伊朗人來說，我們只是發現唯一能保護自己的方法是自立自強。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場政變之外，兩伊戰爭期間，伊朗孤立無援，只有少數國家支持伊朗並出售軍火（而且其中很多是同時賣軍火給伊朗和伊拉克）。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跟西方人買化學兵器用來對付伊朗人，我們家有幾位世交至今仍然殘留有毒氣造成的氣管和神經肌肉問題。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對這些問題束手無策。所以，戰後的伊朗當然不會再天真地跟隨西方世界的意見，自然會往「發展和平自衛軍事計畫」的方向前進。

即使歧見和不信任根深蒂固，但是在利益交換的基礎上，不信任的高牆漸漸被打破，希望有一天能完全消失。在歐巴馬當政期間，部份針對伊朗的制裁被撤銷，創造了經濟成長和社會面貌改變的黃金時期。要讓這樣的進步持續直到高牆倒下，需要倚靠伊朗和西方國家的合作。溫和中間路線的政府有助於這樣正向的發展，不管哪一方的極端主義都只會讓事態重新惡化。我個人對我國的未來充滿了希望，希望有朝一日人民能有更高的收入，產業能夠穩定，而且人們能活在一個民眾與政客間關係不這麼緊繃的社會中。

在我看來，這是本完整的介紹書，能讓外國人甚至伊朗人本身瞭解伊朗複雜的社會和文化。當然，本書著重的部份來自作者的個人觀點，不見得能完美呈現所有的影響因子。但對於想更深入瞭解伊朗的人來說，是個很好的開始。最後，沒有文化或國家能單純被書本解讀。不接觸該國人民，不可能真正瞭解一個國家。我鼓勵對伊朗有興趣、想了解更多的讀者們，一定要造訪這個美麗的國家，面對面接收第一手的文化體驗。

（本文作者出生於伊朗第二大城馬什哈德［Mashhad）。伊朗Sharif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材料科學學士，土耳其Koc University大學材料科學碩士，現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生物物理系攻讀博士學位。）

導讀‧一個伊朗人的視角
阿米爾‧荷賽因‧甘巴利‧尼亞基（Amir hosseinGhanbariNiaki）

我生長於伊斯蘭共和國革命和兩伊戰爭後的伊朗。雖然我本身不曾經歷過那段動亂，但我的父親、伯父和叔叔都實際參與了這兩次戰爭，一個叔叔在兩伊戰爭中喪生。我從小被抱持不同信念參戰的人環繞，從他們的故事和閒談中，認知那段歷史的各種面相。

革命期間，我爸正在讀大學，全家兄弟一起瞞著寡母參與反政府運動。曾經在阿莫勒（Amol）的十二噴泉（DavazdahCheshmeh）大橋上被薩瓦克（SAVAK，政治警察）包圍，為了逃生而跳河。有許多我的大學教授是...

前言

冷戰期間，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和數學家們在尋找能用以了解及評估戰爭走向及事件的方法，他們自德國軍方借鑒了「戰爭遊戲」（譯者註：德文kriegspiel，一種軍棋遊戲，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將之用於戰役計畫推演，因而發現漏洞並加以彌補。），將德國總參謀部用以模擬實際軍事作戰的方法用在政治和軍事活動方面，在這之後，麻省理工的政治/軍事版本戰爭遊戲成為大學課程及政府單位用以分析世界大事的熱門工具。

「戰爭遊戲」能使人預測事件的一連串動態發展中人們會如何反應，舉例來說，面對「紅隊」的威脅攻擊時，「藍隊」將會如何反應，而在藍隊應對之後，紅隊又會採取怎樣的對策。戰爭遊戲被用於分析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而我恰好參與其中），而在這個大事件之後，人們一再使用戰爭遊戲作為分析工具，而且也已經用於預測目前在美國領導的聯盟與伊朗間的衝突，美國國防部及中央司令部（部署在伊朗邊境的陸軍、空軍及海軍聯合部隊）進行幾十個（甚至幾百個）戰爭遊戲，以確定他們要用多大的壓力或威脅來迫使伊朗放棄其核武計畫，並且不影響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領導權。

我發現戰爭遊戲有不少缺失，但對我現在要探討的議題而言，其中有兩項缺陷是特別重要。首先，在每一個戰爭遊戲的「專案」都是這樣看待衝突事件的：發生了威脅事件，接踵而來的不是攻擊、投降就是反擊，戰爭遊戲假定國與國的關係就構築在這些事件上；第二，戰爭遊戲假設無論對立的陣營是什麼人，他們的行動和反應都無庸置疑的建立在「邏輯上」，他們總是會依據潛在的收益資產負債表「邏輯地」反應，也就是說戰爭遊戲將這些外國人視為某種會計師——一種脫離文化、有著數學式的精確性且受邏輯控制的對象，但如果這位會計師無法如同數學家所教導的那樣準確的進行計算，那推演出的結果將會「計算錯誤」，簡而言之，戰爭遊戲假定這位會計師擁有不符合情節的某些特質。

因為戰爭遊戲並未考慮到其他所有可能的要素——文化、宗教和歷史經驗——因此當我們將戰爭遊戲用於制定我們多元文化世界的「大戰略」時，推演出的結果往往引人入歧途。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運用戰爭遊戲來了解外交事務有著致命的缺陷，而這同時導致我寫了這本書。我撰寫本書的目的是要指出戰爭遊戲中省略了什麼：簡單的說，這也是我們在談伊朗和伊朗人時要談論的議題。

***

我在第一章談到「變成伊朗人」，今天我們所知的伊朗人已經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群體，而這些人有時會被稱為波斯人，所以我必須釐清波斯人和伊朗人的分別。簡化的說法是，我稱住在伊朗的人為「伊朗人」，就如同我會說那些住在美國的人是「美國人」一樣，但正如美國社會是由不同社群的群體組成——美洲原住民、非裔美國人、拉丁美洲人、天主教徒、不同派系的新教徒、猶太人和穆斯林——因此，在伊朗也住著許多認為自己是波斯人、土庫曼人（Turkmens）、阿拉伯人、庫爾德人、盧爾人（Lurs）和其他族群的住民；居民們有著不同的信仰——什葉派穆斯林、遜尼派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巴哈伊教徒、索羅亞斯德教徒（又稱為祆教徒）；人們以不同的方式謀生——農民、遊牧民族、城市居民。而無論是在美國或是伊朗皆然，至少就目前為止，整個社會都經歷了一個文化群體（cultural group）的洗禮，早期的美洲殖民者主要是英國人，因此他們的語言和文化烙印在整個變遷的社會中，而在伊朗，第一支優勢族群就是被我們稱之為波斯人的古代民族，他們使用的現代波斯語（Farsi）是現在伊朗的主要語言。

在美國，英國/新教文化已經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早期的美國人得接納新的族群和新的概念，這在伊朗也是如此：一批又一批的印歐民族（主要是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進入伊朗，不僅是體認到居民的不同背景，也因為渴求克服種族分岐，今日的伊朗居民更喜歡使用中性的詞彙「伊朗人」，事實上，在1935年，當時在位的君王禮薩沙阿（Reza Shah）命令他們稱自己為伊朗人。

***

伊朗是世界上擁有豐富和迷人的歷史經驗的國家之一，也許有人會問，這之中有多少和今日的伊朗有關？現在的伊朗人真的記得他們過去兩千年的歷史嗎？或者，這本書只是一個歷史學者將過去的事件集結成流水帳罷了？

我的答案是雙重的肯定：現代伊朗人記得許多遙遠的過去，因為這些歷史記憶經由詩歌、民間故事和儀式的重複傳誦而不斷地強化到一定的程度，且和西方國家的經驗有著強烈差異；此外，伊朗的學校、學院和大學，各處都在研究國家歷史；同時還有許多歷史內容都被包裝在伊朗人普遍而熱衷的什葉教派宗教儀式中。

在我的答案中，這算是比較容易回答的一部分，我將在下文中述明，但我更難以闡明的部份是卡爾・榮格（Carl Jung，心理學家，分析心理學的創始者。）所說的「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一段真實存在但隱而不現的記憶，這個社會傳承這段記憶並用以指引何謂正常，正是這段傳承下來的共同基礎使得我們的社會截然不同，我們受到這段記憶的指引來選擇何謂正確和適當，而因為這太尋常了，所以我們甚至不會注意到它——除非我們失去了它。當然，要證實這段記憶會產生什麼結果就更難了，但也許我們可以把它視為歷史經驗的積合效應（summation），在我介紹伊朗時，我試著運用這些歷史事件作為我的基石。

政治哲學家有時會提到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這個概念和集體潛意識相關——事實上，社會契約是由集體潛意識演變而來——這是一個非常關鍵，但卻往往難以捉摸的概念。簡要的說，社會契約是人與人之間、人和習俗、人和領導階層間隱含的關係，這樣的認知通常經過長時間的演變，而這樣的變遷也會引發內部關係的變化。有時社會契約會被明確直敘，在美國經驗中就有著具體的社會契約，清教徒移民寫了他們的第一份文件——五月花號公約（Mayflower Compact），而在之後，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寫下了憲法。

隱含在這些文件之下的寓意是何謂「正當」的潛在協議，如果這個協議被推翻（例如說，有時在革命和戰爭中會發生這種情況），那麼軍事或警察權力就成為無足輕重的力量。在我們更熟悉的情境中，這麼說吧，如果達拉斯的居民潛在的社會契約被顛覆，那美國軍隊將無法維持當地的和平，而這正是1979年伊朗革命前幾個月所發生的事情：穆罕默德・禮薩沙阿龐大的軍隊和維安機構無法控制局勢，即便是德黑蘭也是如此。我在這裡所要指出的是，在我們所能紀錄的歷史事件之下還有著其他更無以名狀的的道德、約定和習慣，而那些是真實、有效而普遍的。因此就如我在本書中所要闡明的，我確信今日的伊朗居民很大程度上仍受制於他們的過去，無論他們究竟是否意識到這件事。因為美國人和英國人並未傳承到這段集體潛意識，我試圖釐清對伊朗人來說有怎樣潛在的社會遺產，嘗試在本書中給各位讀者描繪出伊朗的歷史肖像，而非只是歷史年表或全然的歷史流水帳。

***

為何我考慮這麼做？人文方面的理由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多樣性的世界，而這個世界的多樣性在挑戰我們理解力的同時也豐富著我們的生活。如果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如戰爭遊戲的玩家那樣可以任意替換，那這真是太無趣了，作為一個宏大的文明世界，伊朗是特別的，上個世紀初的偉大英國學者愛德華・格蘭威爾・布朗將伊朗比喻為「盛開無數種花卉的美麗花園」，同時也指出，「在波斯隕落後，無論是精神上和智力上，沒有什麼可以補償這個世界所失去的事物。」

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享受這個世界的多樣性，如此能夠豐富我們的生活——但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艱困時期，我會說，我這麼做還有另一個實際的目的：我們要理解自己該如何與不同文化的人相處。簡單來說，伊朗人所受到的文化洗禮並非美國式或英國式的，當他們面對武力威脅時他們會如何反應呢？五十年前，當英國人試圖掌握伊朗的油田時，大不列顛的軍事家曾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但他們沒能成功；而今日，美國政府試圖迎接這個挑戰，欲了解伊朗人面對威脅和刺激時將會如何反應——特別是關於核武問題時，但到目前為止他們都是失敗的。戰爭遊戲的信奉者讓我們相信伊朗人的信仰、習俗和記憶對了解伊朗是無關緊要（或是幾乎不相干的），但這樣的觀點卻可能使我們陷入一場災難，而今日我們眼前的危機是明確存在的——透過當前的事件，我們可以看到伊朗人並未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反應，他們頑固的拒絕像美國人或英國人那樣採取行動，而在我們看來，他們的反應往往像是不受「邏輯」所支配的。他們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遊戲裡的棋子。

因此，在我寫就此書時，美國和英國的戰略家仍在爭辯究竟該如何使伊朗政府放棄他們對於核武的野心——威脅、實施更嚴厲的制裁、實際使用武力。他們假設，如果威脅不奏效的話，那制裁可能會有效果；如果溫和的制裁不起作用的話，那麼嚴厲的制裁可能有所斬獲，這一系列行動導致的結果是封鎖（這本身就是一種戰爭行為）；而最後，如果這些措施都沒有效果，轟炸和入侵應該會發揮作用。

讓我們暫且將道德和法律問題撇在一旁，只關注這些手段的有效性。這樣增長和極端危險的——更確切的說，可能是災難性的——對抗已經逐步加溫，伊朗仍按照自己的計劃穩步前進，因此這麼問應該是合理而有用的——為什麼伊朗會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方式來應對這個壓力？我試圖依據伊朗經驗來回答這個問題，因為答案和歷程都是複雜的，我會以我在本書中安排的方式，運用歷史向讀者建構出伊朗——套用情報分析師的說法，是「評價」伊朗。

***

因此，我希望你們能夠從伊朗人過去歷史中的迷人經歷得到樂趣，同時也讓我們未來能在一個更和平和安全的世界中生活，讓我們一起追尋這兩個目標吧！

威廉・羅伊・波爾克

前言

冷戰期間，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和數學家們在尋找能用以了解及評估戰爭走向及事件的方法，他們自德國軍方借鑒了「戰爭遊戲」（譯者註：德文kriegspiel，一種軍棋遊戲，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將之用於戰役計畫推演，因而發現漏洞並加以彌補。），將德國總參謀部用以模擬實際軍事作戰的方法用在政治和軍事活動方面，在這之後，麻省理工的政治/軍事版本戰爭遊戲成為大學課程及政府單位用以分析世界大事的熱門工具。

「戰爭遊戲」能使人預測事件的一連串動態發展中人們會如何反應，舉例來說，面對「紅隊」的威脅攻擊時，「藍隊」...

第一章：變成伊朗人
第二章：當個伊朗人
第三章：國王、烏里瑪與西方強權
第四章：從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再到暴力革命
第五章：革命政權第六章：今日的美國與伊朗

第一章：變成伊朗人
第二章：當個伊朗人
第三章：國王、烏里瑪與西方強權
第四章：從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再到暴力革命
第五章：革命政權第六章：今日的美國與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