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前研一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和預測能力，他在20世紀就提出美國和日本已經進入m型社會，貧富差距不斷加大，中產階層正面臨新時代下的威脅和凹陷。他的“m型”學說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來說已經不再是危言聳聽，而是應該引以為戒、值得研究的理論和學說。2. 中國社會的複雜發展趨勢中也已經表現出中低收入者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延緩了他們向中產階層邁進的步伐，社會和企業也承受著來自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化帶來的負面影響。3. 《m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以史為鑒，學習和分析日本社會的發展軌跡和特徵，為後金融危機時代的中國和處在社會生存夾縫中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參考依據。內容提要21世紀金融危機以來，日本家庭資產持續縮水，負債一路攀升，收入兩極化趨勢和社會發展不平衡性不斷加劇，中產階級面臨著不小的生存危機。全球管理大師大前研一，提出“m型”社會發展架構，站在整個國民經濟的角度，從日本、企業、家庭等不同層面對中產階層面臨的危機、商業存在的機遇和應該作為的領域進行了逐一剖析，並提出了實惠於民的建議，對正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和那些“被中產”的人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意義。目錄暫時沒有內容作者介紹大前研一日本著名管理學家、經濟評論家。曾任麥肯錫諮詢公司日本分社社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研究生院教授，斯坦福大學客座教授。他大膽地提出了“無國界經濟學”和“地域國家論”的觀點。著有《思考的技術》《專業主義》《m型社會》《off學》等多部具有深遠影響的經典作品。大前研一被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評為“全球五位管理大師之一”，被英國《金融時報》評為“日本的一位極為成功的管理學宗師”。文摘改革的政治戲碼在進入正題之前，我想先以日本為例，談談日本所發生的現象及隱藏在現象裡的本質，因為這一本質就是本書內容的重點。小泉改革是一出壯觀的政治戲劇，但是一般百姓，包括消費者、就業者，在觀賞這齣戲時卻越看越掃興。為什麼？因為天才政治家小泉純一郎所演的，只不過是“捕物帳” 。就像“小泉劇場”這個名詞，小泉純一郎以戲劇方式呈現他的政治手法。因為不管怎麼說，舞臺上戲劇的主題，是受大眾歡迎的懲惡揚善。如果道路公團（經營的公用事業）不好，就懲罰道路公團 ；如果橋本派的人馬想玩金權政治 ，就在各重鎮埋設“”，讓他們踩個痛快。如果所上演的改革劇演不下去了，就送出“刺客”（具有高知名度或專業知識背景的人士）加以制裁，並塑造了比歷史上赤穗47位義士 陣容更龐大的83位被稱為“小泉之子”的“騎士”（新科議員） 。後來則致力於杜絕“族議員” ，並且裁撤體系下的金融機構，據說已經剷除了5%曾大撈一筆的官員。能成功推進這一連串“事業”的小泉純一郎，果然不同凡響，他的政治手腕真的無人能出其右。此外，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信念”，也是日本在外交上從未有過的做法。我個人反對參拜靖國神社，以避免激怒中國、韓國。不論是外交或內政，小泉做法上的問題，都在於只看到了“有問題的現象”，所以小泉內閣所採取的治療方法只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堪一擊的政治劇一般來說，看起來不對勁的問題，都有其原因；再深究下去，原因中還有真正的原因。那麼日本大多數問題的真正原因又是什麼呢？我們順著問題追溯探索，就會發現源頭竟然是自江戶時代（1603~1867）一直延續下來的中央集權（統治機構）問題，以及《明治憲法》及《昭和憲法》所衍生的各種問題。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開始將西歐列強的統治機構直接套用于始自江戶時代的國家運行模式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將失調、變形的統治機構推翻（事實上，大家都深信已全數推翻），以美式憲法為標準重新出發。這麼做造成了混亂，那些無法因戰敗而被消除的明治時代富國強兵思想、江戶時代的國學創意，有時仍會像走馬燈一樣，一幕幕又出現在眼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看電視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國民，因為無法看透“劇情”背後的思想、意圖，所以在“小泉劇場”邁入第五個年頭時，在對此早已習以為常的情形下，贊成參拜靖國神社的人超過了50%。類似這樣的政治劇持續不斷地上演，由於長年如此，所以百姓們也就不會動怒要求：“還有更重要的問題啊！快點上演正式劇碼吧！”事實上，日本的問題就在這裡。大多數百姓都以為“改革的好戲正要登場”，但事實上由5幕戲構成的“小泉劇場”，有4幕已經演完了。這4幕戲都只輕輕“觸碰”了一下日本所存在的問題，點到為止。小泉純一郎明知“這已是正式的演出”，但即便戲已經告一段落了，仍舊是死也不肯告訴觀眾真相，因為這會讓身為觀眾的全體國民要求他“退錢”！戲已經接近尾聲，但是日本人的生活並沒有變得更輕鬆。非但沒有培育的人才（因為教育改革還沒有提上日程），而且在序幕中承諾過的財政重整，也如海市蜃樓一般，虛幻而又遙不可及。小泉所實施的政策，並不切合國民的需求，但其實為國民謀福利才是政治的本質。換句話說，“小泉劇場”缺的就是“從國民（指消費者與就業者）的角度思考一切改革，進而實現國民的夢想”的政治態度。儘管事實就擺在眼前，卻無人疾呼：“喂，主要的劇情是不是‘只要改革，就可以提高生活品質，降低生活成本’啊？”因為國民也認為“反正這種事也做不到”，所以即使覺得戲劇掃興、冷場，還是十分賞臉地觀賞著“繞道而行”的小泉政治戲劇，但是距離回過頭來怒氣衝衝地大罵“根本就是浪費時間”的那個時刻，應該不遠了。“打地鼠式”改革那麼，我們真的只是在浪費時間嗎？我並不這麼認為。小泉先生的功勞，就是證明了“只要有堅強的信念和意志力，即便是頑固保守的戰後政治體制也可以破壞”。姑且不論改革內容如何，這就已經是一大進步了。有人說小泉純一郎是奇人，有人說小泉純一郎是怪人。奇人也好，怪人也罷，總之，小泉純一郎就像是為了要打倒持續270年之久的江戶幕府而存在的浪人武士一般，他發揮了自己的功能。不過，小泉純一郎及其一派人馬所使用的手法，也像浪人們到了新的明治時代就無法產生作用一樣，在新的日本社會中沒有登場的機會。不，我認為不可以給他們登場的機會。理由很簡單，因為不好的制度不管怎麼破壞，都不會自己長出好的東西來。道路公團民營化之後，只是讓原本腐朽的組織更為專橫跋扈。今天的日本根本不需要道路公團。道路公團只是在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金錢的時代，為了“借助收費擴建全國高速公路網”而設的有時限的組織，因此階段性的任務完成之後，就應該解散。把道路公團民營化，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政策。關於郵政三事業（郵政業務、郵政儲蓄、簡易保險），廢止郵政儲蓄及簡易保險之後，讓郵局維持國營或轉由民間經營都可以，但就是沒有理由讓三種事業全都民營化。首先，“民營化稀鬆平常”這一想法就是個的錯誤。小泉純一郎也這麼認為，可是當他針對“民營化”進行諮詢的時候，端出民營化方案的委員會卻只是敷衍了事。公務人員的定額裁減在5年之內要達到5%，對民營企業來說，這個數字只是“自然”。小泉改革其實就是修正各機構所提供勞務或產品不合邏輯的部分，做法是“修正看得見的地方”，也就是大玩“打地鼠”遊戲，並且在“對活躍在某個舞臺上的不良官吏加以懲罰”的表像之下，上演“懲惡揚善”的戲碼。這種做法和什麼是該做的，本質上完全扯不上關係，所以才會在有一派人士反對“打地鼠”的情況下，郵政民營化變成了一出耗資770億日元的宏戲。事實上，現今的日本根本沒有空閒去為喋喋不休的民營化話題勞民傷財，因為日本的債務排名世界，人口老齡化的速度也是世界，物價雖然稍稍下降，卻仍然很高。日本擁有全世界多的存款，但是這些熱錢卻不流入市場，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國民不相信。我並不認為這些人都想抱著存款過日子，不過就算他們想用自己的錢享受人生，但是礙于對未來有一份不安，也只好把錢放著以壯膽，好讓自己有備無患。而日本竟然把國民這些寶貴的金錢集中到幾乎零利率的郵政儲蓄或定期存款裡，然後拼命地濫用這些錢。這種真的是可以下臺了。因此，日本的當務之急，不是修正現象，而是修正原因，必須將病因連根拔除。不是修正現象，而是修正原因“不是修正現象，而應該修正原因的時刻來臨了！”我次說這句話是在20年前的幾本書裡：《新國富論》、《平成維新》、《平成維新part2》、《新大前研一報告》。在本書中，我則進一步加入了近所分析的資料，希望全體日本國民產生共識：必須加速“治療”日本。基於這個心願，我鉚足精神提筆完成了這本書。就算有人說“大前是架破鼓”，我也不在乎。因為鐵證如山，事實就擺在眼前，必須徹頭徹尾大翻修，所以我不能假裝沒看見問題而睜眼說瞎話。就算玩的是“打地鼠”遊戲，小泉先生也已經證明，從來不曾有過的大膽改革是可行的，這就是的證據。也正因為如此，小泉先生才得以搭建有國民支持的舞臺。既然如此，就應該更往前邁一步——“寫一出從國民觀點出發的劇本”。日本如果能積極專心致力於建造“國民主權國家”，“就能提高生活品質，並降低生活成本”，這是我10年來一貫的主張。我想現在的年輕概都沒有看過我初期的著作吧！我當時認為“如果在2005年前，日本無法完成一連串的改革，那麼邁入老齡化社會的日本將陷入無法自行改革的狀況”。進入平成時代（始於1989年）之後，日本人稱所有的改革為“平成維新”。具體而言就是，不只是憲法，而是在各方面都制定符合21世紀需求的新法律，讓日本成為真正的“國民主權國家”。和“國民主權”相對立的概念是“提供者的思考邏輯”。戰後日本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提供者的思考邏輯決定的，因為所有的物質都不足，所以這是時代的需求。農林水產省只要能繼續填飽國民的肚子就沒事。厚生省（衛生署與社會福利局）用的是醫生的思考邏輯，文部省（教育部）宣揚教育人員的思考邏輯，只要他們可以提升所提供的服務品質，部門也就算盡到了責任。但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昭和時期，1926~1988年），這些提供者的邏輯很明顯並沒有實際地讓國民感受到生活更充實、更富裕。雖然數字還算亮麗，但是比起先前，國民的生活品質偏低，甚至還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水準上。原因是重視公共工程等產業基礎、社會基礎，更甚于國民的生活基礎。也就是說提供者的邏輯行之過度了。就因為我掌握了這些“會說話的證據”，所以才急切呼籲要致力於建設“國民主權國家”的典範。別自認是中產階級日本提倡“重視國民”始于1993年細川護熙組閣（第79任首相，民主黨）的時候。但是這幾個字終究只是政治口號，並沒有看到有人從政策或立法上去真正地落實。後來到了“失落的10年”，呼籲要“恢復經濟”、“處理不良債權”，在犧牲國民福祉的“產業再生”宏旨下，執政者魯莽地拼命沖，結果造就了世界上的公債。雖說從個人金融方面來看，日本是世界大儲蓄國，但是在零利率的政策之下，其實是在從儲戶的戶頭裡拿錢救濟銀行。公共工程少了財源，相關單位就打著“可以慢慢還錢”的幌子，胡亂核發房屋貸款，上班族買房子，讓上班族協助應對不景氣的經濟。結果，上班族的生活如何？土地、房子的價格一滑落，這些肩上扛著貸款的中年上班族隨即陷入債務的旋渦裡。銀行公開表示要給予協助，可是又提不出解救這些上班族、使其擺脫噩夢的政策。這就是當今日本提供者邏輯僵化的現狀。近，上班族因為擔心被裁員，任由公司減薪、延長工作時間，備感生活艱辛。靠著按時計薪、增加合同工、裁員的效果，公司的業績的確恢復了，但是國民應得的報酬減少了。進入2005年之後，日本股價上揚、經濟復蘇，但是大多數國民，尤其是上班族，卻一點實質的感受都沒有。錢理所當然都集中在退休者（老齡者）那裡了。據統計，靠退休金生活的人的可支配收入 ，比上班族還要多，因為他們把“退休金的30%都拿去儲蓄”了。“只要埋頭工作，就會加薪、升職”是戰後架構日本社會的一大前提，可是這個大前提已經完全崩塌了。現在的上班族必須覺悟，一個人的峰平均是在他40歲左右，過了這個高峰，就鮮有機會升職或加薪。因此現在我們必須要做的，就是制訂符合實際狀況的人生規劃。就在日本徘徊於經濟低迷期的這段時間，中國、印度等國家已悄悄抬頭，後起的國家更以低廉工資為武器在後面奮起直追。兩相比較之下，很明顯，日本人的工資之所以未上漲，不是因為經濟不景氣的關係，而是因為一上漲就會陷入失業人口增加的惡性循環，這說明日本的經濟結構出了問題。日本人的中間年齡（在人口結構中，處於中央位置的人口年齡）為43歲，到2025年時中間年齡將超過50歲。而我找遍了日本所有的學校，就是找不到一所學校有完整的課程，足以培養未來可以活躍於全球化經濟、數位化經濟時代的人才。看到這種情形，我想應該沒有人會認為日本“再這樣對問題置之不理，仍可以繁榮興盛”吧！看看現在欣欣向榮的那些國家和地區，它們都不是靠自己的資金來吸引世界的資金、企業、技術和人才的。而全世界取之不盡的金錢就是不流入日本，換句話說，日本靠自己的錢來打造自己的繁榮，這也導致經濟後退的惡性循環。21世紀經濟的特色，就是民族國家轉變成地域國家。已經獨立的地域和世界各地域進行各種形態的經濟交流以促進繁榮，這是對日本強勢而僵化的中央集權制重大的警告。日本以“打地鼠”的方法，將機關中的冗員削減5%，讓體系下的金融機構合併為一，但還是無法解決日本的問題，所以日本現在迫切需要直接而鄭重地改變統治機構。因此，我們不僅要為自己做好人生規劃，也要向提出改革建議。從自覺到自救改革，就是捨棄提供者的思考邏輯，轉而採用以國民立場為出發點來思考政治制度。因為當權者、提供者（各部門等）都不會直接交出自己的權力，所以我必須再度提出自2000年起我就不斷呼籲的“平成維新”。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日本人的比較高；也就是說，在世界其他各國的眼裡，用這種過日子，應該可以過得很富足，如果日本無法實現這一點，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自民黨也呼籲改革，但是改革時卻完全沒有把國民的需求列入考量，從道路公團、郵政事業的民營化就很容易看出來。小泉改革採用的手法是“捕物帳”、“打地鼠”的方法，拼命修正看上去不好的地方，而遺漏了主體—國民。身為在野黨的民主黨，也因為本身內部有自治團體勞動工會等工會問題，所以只提出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削減官員的議題。結果，在這些政治家的主導之下，改革流於吆喝口號，好處是否真的落入了上班族的口袋則不得而知。所以國民應該提高分貝，不客氣地要求住宅、教育、車子、飲食、社會福利等費用都應下調。國民不能把改革的議題全權交給政治家，而必須主動提案，爭取主動權。例如稅金一事，表示調稅是為了平衡財政收支，所以只能“增加上班族所要繳的稅”，這簡直就是莫名其妙。在收入無法增加的時代，稅制也應該要歸零重新檢視。這本書是為80%的中低階層及生活在金字塔底部的人所寫的，換句話說，這本書是為絕大多數人而寫的。在本書中，我會告訴中低階層的朋友必須做些什麼，以及必須要求些什麼。我在建議大家做人生規劃及重新檢視個人生活習慣的同時，也提出了從統治機構到稅制的重建，及提高生活品質、降低生活成本的具體方法。我向提出的建議，正是我這20年來集大成的經驗所得。序言中低階層的衝擊2006年是決定日本未來20年是否可以改變的重要的一年。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沒發現，因為日本晚一步趕上1985年開始的“新經濟”浪潮，所以一進入20世紀90年代，經濟即陷入長期衰退。日本到底是朝著繼續衰退的道路前進，還是走向“新的繁榮大道”？轉捩點就在2006年。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景氣”成了大家的口頭禪，進入2005年之後，這句話才終於被“經濟真的恢復了”、“看好經濟”的說法所取代。但是這些討論都只流於表面，未深入問題的本質，因為大家都沒有看到在這期間，日本所發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在新經濟條件下，20世紀既有的經濟模式幾乎都不管用了。的證據就是以增加財政開支、持續零利率、增加貨幣供給量作為調控對策，可是經濟一點都不見增長。換句話說，當前經濟的低迷，不是不景氣，而是長期衰退；通常被認為是經濟惡化元兇的“通貨緊縮”，其實只不過是伴隨經濟無國界化、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價格正常化”的產物，而非真正的通貨緊縮。2005年日本經濟之所以好轉，分析其原因，大半都與和中國相關的特需產業有關，而企業營收的增長更是不折不扣的裁員效果。在這期間日本所發生的變化，其本質是收入階層已經在經濟長期衰退中兩極分化，社會由原來的中產階級社會轉變為“m型社會”了。也就是說，在人口分佈上，中低收入層及高收入層變成了兩個人數眾多的社會階層。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的收入減少，我們所知道的“中產階級社會”（生活水準屬於中等程度的國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崩潰了。年收入在600萬日元以下的中低階層，已經占了日本總人口的八成。這種結構上的變化，對我們來說具有重大的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高速發展，向著構建中產階級社會之路邁進。在日本，一個人進入公司時起薪雖然不高，但是公司會定期給予其升職及加薪，一路走下去，在退休時就可以處於中上階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種形態的職場生命週期對日本人來說是“合情合理的常識”。 當然，企業的市場戰略也全都以中產階級為目標，配合大家的職場生命週期而展開。但是當這種“合情合理的常識”崩潰之後，許多人開始感受到“做得不好，或許會在中低階層終了一生”。這種意識上的變化，不但衝擊到企業的市場戰略、個人的生活，甚至對一個國家應有的理想狀態也影響深遠。例如，中低階層的增多對市場所造成的影響，從零售業的盛衰便可一目了然。為了應對結構變化，企業被迫從根本上重新思考戰略。個人也是如此，處在年收入持續減少的時代裡，如果無法完全捨棄關於中產階級的“常識”（無法拋開對中產階級的執著認知），生活將會格外艱難。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出變革的就是所施行的政策。國家之所以會陷入長期衰退，的原因是弄錯了應對策略。只認識舊形態的經濟，把不具實際效用的財政支出當成了提升經濟的對策。結果，把中央與地方的債務、財政融資資金等加起來，發行了超過1 000萬億日元的公債。老齡化也讓社會負擔激增，使日本變成了“高負擔社會”。這是2005~2006年的情形。此外，在少子老齡化 的趨勢之下，2005年日本的出生人口及死亡人數雙雙下滑，讓日本成為了世界上的真正的人口銳減社會。本書首先在序章中點出日本現在所面臨的本質上的問題，然後匯總了中低階層社會會思考的各種觀點。章俯瞰日本的結構變化；第二章以後，依照企業、個人、的順序，提出了如何應對這一結構變化的具體方法。針對企業，我以“憧憬自由之丘” 為關鍵字，提示大家要以中低階層時代的市場戰略為重心。至於個人，則應捨棄對中產階級生活的幻想，即使處在中低階層也應該思考如何讓自己的生活更充裕。另外，我還會闡述職場生命週期的經營管理，敦促大家追求生活上“質的變化”。此外，針對應該採取的政策，我會指出更具體的改革方向，讓日本擺脫長期的衰退，構建“新的繁榮”。如果站在以往的價值標準延長線上思考我所提出的這些建議，或許大家會認為這些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為了促進經濟繁榮，使全體國民生活幸福，這些全是必須進行的改革。對於日本中低階層的收入，以世界標準來評判的話，還算得上中上階層，但是這樣的收入卻無法讓大多數的日本人過得富足。所以我在本書中所提出的改革，旨在促進中低階層生活的“質的變化”。如果日本無法完成我所提出的“質的變化”，就無法在少子老齡化趨勢及高負擔社會雙雙來臨之後擺脫長期衰退，至少在今後的20年裡還會持續衰落！日本能否踏上“新的繁榮大道”，現在是後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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