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由一種開門見山的問答形式，本書為法國大革命的起源、發展、影響，以及人們於此所做的激烈爭論，提供了一個概覽。革命為何會發生？是否受法國民眾支持？是否讓他們生活得更幸福？它是否遵循著一個可預見的進程？它如何為拿破崙的崛起鋪平道路？它對現代世界和後世革命的影響又是如何？雅克索雷教授對這些問題給出了出人意料的解答。內容提要長久以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一直被禁錮在意識形態的堅冰中：完全的讚美或的憎惡成了看待它的兩種思維定勢，而關於它的神話則世代流傳。 半個多世紀之後，法國政治生活的變化以及大量學者的工作為這段歷史帶來了新的視角，它不再被過度地神聖化或妖魔化。著名近代史專家雅克索雷展現了這些新穎的觀點及其引發的爭議，他洗清了覆蓋於大革命之上的意識形態塵垢，讓那些激動人心的事件以本來面目呈現在我們面前。 正如理查伯恩斯坦在《紐約時報書評》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紀念版封面文章上說的：“索雷的拷問，問對了方向。” 從未有過比法國大革命更、更源遠流長、更醞釀成熟但更無法預料的歷史事件。——亞曆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法國大革命既使20 世紀的歐洲成為一個革命的歐洲，又使其成為一個無休無止的反革命的歐洲……大革命幾乎像似的矚望著20世紀。——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本書包含了關於法國大革命所有你想知道和所有你想問的事。索雷知道有一個法國經歷了大革命，另一個法國則只是從中倖存下來。他的論證方式偏袒。閱讀其文字實屬一種享受。 ——尤金韋伯（eugen weber）目錄暫時沒有內容作者介紹雅克索雷（jacques solé） 巴黎皮埃爾芒戴斯弗朗士大學近代史榮休教授。1975 年到1985 年，任伯基納法索瓦加杜古大學歷史和考古系主任。著作另有《十八世紀美洲和歐洲的革命》、《筆戰者貝勒》、《西方近代史上的愛情》、《基督教神話：從文藝復興到啟蒙時期》、《南特赦令頒佈時法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辯論》、《業的黃金時代：從1870 年至今》、《南特赦令被撤銷的思想根源》、《1500 年的婦女：特魯瓦主教區的日常生活》、《美麗的愛情史》等。文摘導言   對歷史學家而言，法國大革命不完全是過去的樣子了。不過，他們仍然堅持一種由來已久的誘人解釋。1789年正值資產階級在西方蓬勃向上的時期，封建貴族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重壓下漸漸衰弱，這是法國大革命爆發重要的背景。在理念層面上，啟蒙精神的興起引發了經濟和社會變革，而由於無法適應新形勢，舊制度下的法國君主制陷入了危機。因此，1789年的大革命始于貴族魯莽的煽動，隨後，資產階級在民眾的支持下取得了勝利。由此誕生的新政權被烙上了這兩者的印記。它不僅要面對與歐洲的衝突，也經歷了革命精神的發展。1792年二次革命爆發，帶來了共和國的建立、救國委員會的和恐怖統治。羅伯斯庇爾的垮臺只是導致了領導革命的資產者無法建立一個穩定的政體，直到拿破崙1799年發動。革命摧毀了舊式的團體社會，拿破崙則在革命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的新制度。在新制度和者爭奪世界的過程中，自由和平等的法國成了各民族嚮往的未來。上述觀點一直被大部分公眾所接受，總體上沿襲了對大革命持肯定態度的傳統。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這點上沒有分歧，堅持認為大革命是必要和有益的。這種觀點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巴爾納夫（barnave）和德．斯塔埃爾夫人（madame de staёl）。復辟時期的米涅（mig）、梯也爾（thiers）和基佐（guizot）也認為，1789年的事件奠定了資產階級統治的必然性。米什萊（michelet）等浪漫主義史學家僅僅從大革命中的民眾和民族維度豐富了上述判斷。而在第三共和國時期，這場史詩般的變革更是讓奧拉爾（aulard）直接將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同19世紀民主理念的發展聯繫起來。除了自由主義者以及後來的共和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也加入了這股潮流，他們更加認同雅各賓派以及恐怖統治的必要性。1900年左右，饒勒斯（jaurès）又為上述政治分析加入了新元素，將馬克思關於經濟社會現象重要性的理論應用其中。饒勒斯關於1789年到1794年革命進程的生動而又詳細敘述，受到索邦大學的推崇並通過教材廣為流傳，在20世紀上半葉完全支配了我們的歷史觀。馬迪厄（mathiez）的讀者中有多少人不曾對聖鞠斯特（saint-just）和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產生過認同？1917年後或者二戰結束後，有多少人不曾將俄國革命以及它在各方面不可阻擋的勝利看作1793年所做承諾之遲來的兌現？不過，上述觀念定勢正在被進行中的歷史修正工作打破。二十多年前，一些英美學者幾乎完全顛覆了我們對大革命起源、發展和結局的看法。與其他學科的情況一樣，生機勃勃的美英大學在此問題上也成果豐富。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而對此感到遺憾和憤怒是愚蠢的。長久以來，對大革命理論的發展不過是將法國大革命看作18世紀末發生在大西洋兩岸，動搖了歐洲文明國家貴族社會的宏大運動的一個階段。1955年，阿爾弗雷德．科班（alfredcobban）提出更富創見性的觀點，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對1789年大革命的經典解釋。這位英國歷史學家拒絕將一場從未由工商業資本主義代表領導的革命稱為“資產階級的”。後來，他將這種批判更進一步，指出在整個大革命時期，主要矛盾並非存在于資產階級和貴族或者資產階級和平民之間，而是存在於農村世界和城市之間。 href="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e6%a1%8c%e9%9d%a2/%e3%80%8a%e6%8b%b7%e9%97%ae%e5%8f%91%e8%bf%87%e5%a4%a7%e9%9d%a9%e5%91%bd%e3%80%8b%e4%b9%a6%e6%91%98-%e5%af%bc%e8%a8%80.doc#_ftn3" name="_ftnref3"> 過去二十年間，追隨科班的觀點，在英吉利海峽和大西洋對岸湧現出一大批相關研究和理論，顛覆了我們對1787年到1799年間法國所經歷事件的看法。比如，我們摒棄了腐朽而泥古的“封建”貴族形象，也不再相信“開明”資產階級與之進行過曠日持久的戰鬥。我們開始將大革命時期城市和農村的人民起義同舊制度下的鬥爭和反抗傳統聯繫起來。我們還開始質疑18世紀法國王室的改革者以及貴族的者形象。 href="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e6%a1%8c%e9%9d%a2/%e3%80%8a%e6%8b%b7%e9%97%ae%e5%8f%91%e8%bf%87%e5%a4%a7%e9%9d%a9%e5%91%bd%e3%80%8b%e4%b9%a6%e6%91%98-%e5%af%bc%e8%a8%80.doc#_ftn4" name="_ftnref4"> 今天，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從1789年開始的大革命主要進程負責人的少數派一面，並更好地認識了法國各地反對活動的激烈程度。隨著革命的激進化，他們引起了更多人的不滿。革命動員不僅為其贏得支持者，同樣也招致了反對者。從這點來看，反革命本身及其產生的影響是革命時期重要的政治現象。革命們陷入了一場全面危機，他們自己要為此負很大一部分責任。很多時候，他們只能靠盲目的暴力很不地控制局勢。在這種形勢下，他們沒能終建立合法的憲政，為拿破崙提供了機會。與其說後者是1789年革命原則的繼承者，不如說是權力分崩離析局面的產物。他重建的從未忘記肇始於恐怖統治時期的與外敵人的鬥爭。所以，如果拋開民族偏見來看，與其說大革命是一段確立了新秩序的光榮歲月，不如說它是一場可怕和混亂的內戰。這種科學斷言早就被那些一直對法國大革命懷有敵意的歷史學家們言辭激烈地提出了。他們總是反復強調大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和邪惡的。針對點，從裡瓦洛爾（rivarol）和巴呂埃爾（barruel）開始便出現了各種關於分子和共濟會的陰謀論。這些陰謀論的背後是一個廣為流傳的政治神話，到了本世紀初，奧古斯丹．柯香（augustin cochin）為其提供了新的內容，他認為1788年至1794年間法國的主流革命理論和實踐都受到了思想學社（sociétés de pensée）的影響。對大革命的聲討在丹納（taine）1876年到1893年的作品中達到，這位元《當代法國的起源》（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的作者同時譴責了民眾無狀態以及雅各賓派和拿破崙的。顯然，這位悲觀主義者（他更多的是生物學家而非社會學家）認為，舊制度的缺陷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它的滅亡以及可悲的現代國家的建立。丹納的分析沒有被繼承者全盤接受，後者通過《法蘭西行動》（l’action franaise）*宣揚保王主張。作為其中一員，加克索特（gaxotte）就曾將垂死的君主制所取得的成就同1793年出現的“主義式”愚蠢制度做了對比。今天，報刊和電視上充斥著此類誇張的反響絕非偶然。雖然在1981年取得了暫時的政治勝利，左派在法國學界已經失去了它長久以來的統治地位。他們對大革命的長期神化順理成章地產生了反作用。值此大革命爆發200周年的動盪時刻 **，許多人又開始像約瑟夫．德．邁斯特爾（joseph de maistre）那樣，將18世紀90年代的去基督教化行動和恐怖統治視作撒旦之舉。    20世紀的革命或乏味或恐怖，在令人失望之餘也加深了人們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感。不過，我們不能為了批判大革命而不加分辨地接受相關研究的成果。玷污聖像只會讓它顯得更加莊嚴和神聖。無論如何，我們今天大部分的意識形態分歧和政治憧憬都可以在那個驚人的十年找到源頭。我們不應該糾結於無果的爭執，而是需要反思自己關於大革命的認識在短短的時間內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是所有為此做出貢獻的歷史學家們所希望看到的，他們多少帶有激烈言辭的辯論是大眾瞭解該問題的主要途徑。在法國，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 furet）及其友人同支持傳統解釋，與馬克思主義保持千絲萬縷聯繫的學者們形成了對立的兩派。《思考法國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的作者並不滿足于傳播科班及其繼承者的理論，憑藉著自己對19世紀和20世紀史學的深刻認識，他還要求我們既不要將1789年的革命神聖化，也不要將其全盤否定。像托克維爾（tocqueville）一樣，他呼籲我們用特別的眼光來解決將法國大革命概念化的難題，把它同時視作延續和斷層，這與過去二十年間英美歷史學家們提出的大量新穎解釋不謀而合。它們很少帶有主義及其敵人的鬥爭等傳統觀念的印記，而是更加關注時局和地區差異的影響，民眾反革命運動的重要性，以及眾多對大革命失望的個人和團體的反應。此類研究對大革命做了重新審視，它們更加具體，更關心個體，也更能反映出當時社會的實際狀況——它不是巴黎這個大劇場的縮影，而是存在著多重矛盾。同革命階級性質或者“革命話語”的起源等我們慣常的討論相比，它們提供了更好的研究角度。這些研究完全不同於當前某些人急於和大革命劃清界限並將其儘快掩埋的做法。實際上，大革命永遠活著，它引發的學術爭鳴就是其生命力的例證。本書將要呈現的就是這些學術爭鳴，它的願望是將大多只有專家們才能接觸到的知識、成果和假說呈現給大眾。值此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際，我認為重要的是客觀資訊，而非無用的爭執。把大革命淹沒在普世的展望或者意識形態的衝突中無助於我們對它的反思。希望我的微薄貢獻有助於近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傳播，並對此做一歸納。自從法國大革命跌下神壇並恢復其複雜的現實面貌之後，所有希望更好地理解當代歷史這一重要源頭的人對它更感興趣了。  序言（媒體如發表，需先取得授權）英譯本序言尤金韋伯在這部實用的概要性作品中，雅克索雷呈現了你想知道的關於法國大革命的一切，提供了你應該提出的一切問題。從1789年以來，大革命的相關描述和詮釋便源源不斷。隨著1989年的來臨，涓涓細流變成了湍流、大河與洪濤。三級會議召開兩百年後，每天都有一篇或多篇關於那個重要年份及後續發展的論文問世。甚至專家都無法跟上現有和即將發表作品的節奏。對於業餘愛好者來說，他們很難去蕪存菁，區分基本的和次要的東西。經過大量思考、再思考和討論之後，是時候回顧一下我們對大革命的瞭解，並審視我們的立場。本書不是對大革命的重新詮釋，而是對當代主要相關立場的介紹和比較。這正是它大受歡迎的原因。索雷回避了理論，因為理論往往具有自證性。使用理論的人不得不證明，事件以某種方式發生了，這是因為它們必須那樣發生。它們發生了的事實證明它們註定要發生，並顯示了理論家所提出理論的正確性。偶然性、選擇、概率和男女個體的干涉被無視，僅僅被當作必然性浪潮上的小舢板。索雷偏愛更加務實的方法，這也許就是為什麼他經常引用法國人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史學家（主要是英國人），後者喜歡把大革命分解成一系列無序的個體、地區，以及派系間的衝突、對立、自主行動和訴求。這種方法使我們無法一勞永逸地去解釋一切，但能讓我們更加接近紛繁的日常現實。只需掃一眼本書的目錄，你就能發現這樣做在實踐中意味著什麼：各篇標題使用的不是肯定句，而是疑問句。耳熟能詳的解釋有多少合理之處，含有多少水分？大革命是啟蒙運動的嗎，拿破崙是後的開明君主嗎？或者它只是浪漫主義的先兆，拿破崙只是馬背上的浪漫主義者？大革命反映了多數法國人的願望，還是少數人的幻想和狂熱？如果說啟蒙精神是精英主義的，那麼從羅伯斯庇爾到列寧的激進革命者也都是精英分子。既然如此，民眾究竟是反對還是支持大革命呢？這些“民眾”又是何人？無論他們是誰，就我們所知，這些人首先考慮的似乎是自身的利益（地區的、特定的、個人的和家族的），僅僅是不情願地顧及政客們所謂的普遍利益。特定利益和普遍利益間的關係看上去就像革命程式和民眾需求間的聯繫那麼薄弱。革命者標榜美德、奉獻和公民精神。法國大眾所面對的卻是貧窮、饑餓、暴力以及和貧困同樣普遍的恐懼。1789年，王國40%的人口依靠救濟生活，即五分之二的男性、女性和兒童。革命熱情對此幾乎無能為力。一邊是日益增長的人口，一邊是資源的不足，兩者間的平衡總是岌岌可危，直到19世紀晚些時候人口下降後才得以解決。索雷認為，大革命沒能改變窮人、婦女或兒童的命運。它也沒有開創一個理性時代。大革命提出了公民平等、民族主權、公共自由和世俗等遠大原則，但在實施過程中，這些原則面對更多的是阻礙而非支持。那麼，它是否至少推動了社會平等，遏制了米拉波所譴責的上層歧視下層的風潮呢？恰恰相反，它創造了一種被批評者歸咎於法國人的所謂平等：變得和你的同伴一樣好意味著把他打倒在地。大革命的目的是反對，還是旨在讓更加高效？如果說它是一場反抗貴族壓迫的資產階級起義，那麼誰又是貴族呢？它是由資產階級還是他們的繼承者完成的？事實上，在推動革命和革命性改變方面，貴族和非貴族同樣重要。索雷暗示，大革命非但不是一場資產階級的勝利，反而促成了資產階級的貴族化；這正是資產階級想要的，通過大革命，其中那些更成功的人比在君主制下更快地達到了目的，而且人數更多。因此，與其說1789年標誌著人民主權的開始，不如說它拉開了富人主權的帷幕。在舊制度下，代表財富的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工業革命先驅，而是地主和城市有產者；在新制度下，這樣的情況得到了延續。大革命非但沒有加速工業變革，反而延緩了它。大革命讓國家統一，還是使其分化？人們是因為意識形態而站隊，還是政治口號激化了舊有的分歧以及家族和社群矛盾？舊有的衝突（如農民和市民，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通過新的手足精神得到了解決，還是變得愈發激烈？阿列克謝德托克維爾讓我們注意到了溫和語言和暴力行動間的反差。斷頭機出於人性、效率和平等考慮而被引入（路易十六親自參與了刀鋒形狀的改進），但良好的意圖卻為恐怖鋪平了道路。實現民主之民主化的決心很快走岔了道，偏離了人道主義的方向。對統一的過度堅持演變為排斥或剷除異己：一致性的訴求成了對不同意見的譴責。和“蓄意破壞”一樣，18世紀90年代誕生的“恐怖”、“恐怖統治”和“恐怖派”等字眼專門被用來描摹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壞。大革命是否代表了斷裂？毫無疑問。它的目的是對時空進行革命性的改造。在幾年的時間裡，官方取消了每週七天和每天二十四小時的劃分，代之以更加“合理”的十進位劃分法。甚至月份也獲得了“花月”或“霧月”這樣引人遐想的新名字。維持得更長久的是新設的行政實體，它們取代了弗蘭德爾和勃艮第等歷史區劃。1789年以來，法國上演了多次革命，但新設的省和後來作為各省治所而建立的省會一直未受挑戰。革命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更加深遠：各地的風俗、方言和度量衡被國家的度量衡、國家的有效立法和統一的國家語言所取代。地方的特殊主義和特權被取消。已經式微的古老奴役和不平等制度被廢止。臣民成了公民。君主制被消滅了。由於創新如此激進，革命經歷如此痛苦，以至於像托克維爾這樣的評論者沒能時間就注意到大革命同樣是早前潮流的延續，法蘭西共和國和帝國完成的是君主制的未竟目標。中央集權得到了加強，官僚隊伍變得更為龐大，行政機構變得更加無孔不入，當局對新公民的控制超過了昔日對舊臣民的。終，延續和改變的結合似乎在三色旗上得到了的體現：白色象徵王室，紅色和藍色象徵革命的巴黎。就這樣，大革命沒有像它所夢想和承諾的那樣消滅國家，或者結束人對人的剝削，或者消除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國家的權力非但沒有像許多法國人所希望的那樣減小，反而得到了加強；作為大革命爆發動因的稅收提高了；男性號稱獲得了自由和平等，事實上卻受到更為嚴格的監控，而且分化更加嚴重；在新的法律下，女性比1789年之前更加不自由和不平等。巴士底獄被攻陷後，政治犯的數量反而達到了大革命前從未有過的水準。事與願違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參與者過於年輕：18世紀90年代著名的人物都不超過40歲，而拿破崙等人更是只有20多歲。卡米耶德穆蘭死時34歲，丹東35歲，羅伯斯庇爾36歲，聖鞠斯特27歲。比年齡更重要的是經驗的缺。成功領導了17和18世紀革命的英國和美國紳士們都是公共事務的老手。法國人則不是，他們中很少有人來得及積累起足夠的經驗。有一項革命創新尚未得到充分重視。隨著大革命的雪球越滾越大，隨著反叛者提出和控制陰謀活動，隨著恐怖引發了報復，統治階級開始面對此前只存在於民眾中的暴力和殘忍。長久以來，他們的思想、生活方式和哲學一直與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殘忍和羞辱絕緣，現在卻再也無法忽視這些。和其他地區不同，衝突在法國成了一種規範性價值。這種狀況將對兩個世紀的法國歷史產生奇特的影響，危機將變得連綿不絕，但從不會演變成災難，至少不會比初的那場災難更加嚴重。與此同時，革命的雪崩之勢和革命者的無力控制局勢引發了混亂，由此催生了遠比君主制時期更為嚴重的。民眾參與的夢想讓位於民眾冷漠的現實，他們擔憂的只是經濟動盪。這次所謂的解放經歷讓眾多法國人相信，只有的和強有力的行政當局才能確立和維持穩定。另一方面，雖然和行政管理者總是在尋求增進秩序、效率和正義，但也可以和應當以增進秩序、效率和正義的名義受到挑戰。就這樣，法國人處在對主義和反叛的精神分裂式依戀之中。大革命的積極防禦性包括內戰和外戰。法戰很少有緩和的跡象。對外戰爭的興趣降溫更快，但仍然不容忽視。為了榮譽和利益的戰爭總是大受歡迎。拿破崙證明了戰爭可以帶來回報，他憑藉戰爭造就了輝煌的人生，並留下了對軍事榮譽的長久迷戀。人們從小就被灌輸軍國主義和對軍事美德的讚頌，這種情況直到20世紀才好轉。因此，大革命並未實現初的目標。是的，就像踏上百年戰爭征途的人一樣，1789年的法國人幾乎不可能知道革命的攪拌機運作得多好以及還要繼續運作多久。索雷明白這點。他知道，有一個法國經歷了大革命，而另一個法國只是從中倖存下來（西耶斯語）。他承認語言和行為的差異，承認行動者和接受者的區別。他既沒有忽視場合中的卑鄙，也沒有無視可怕行為中的。他的書翔實而新穎，他的參考書目是一座寶庫，他的觀點非常清晰，他的方法不偏不倚（即使有所偏頗，他也會毫不掩飾），他的文筆令人稱道。現在，讓我們開始讀這本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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