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會不會像歷史上那些強大的帝國一樣，註定在可預見的將來停滯或衰落？ 資本主義是一以貫之，還是形式多樣？企業家型、大企業型、國家導向型和寡頭型、孰優孰劣？ 自熊彼特之後無可辯駁的創新領域的思想導師威廉·鮑莫爾的力作內容提要《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有不同的形態，而不是像很多觀察者錯誤地認為的那樣，資本主義只有一種形態。作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概括了四種不同形態的資本主義：寡頭型、國家導向型、大企業型和企業家型。這些不同的資本主義形態有不同的制度和規則，而制度和規則會產生不同的激勵機制，推動或阻礙企業家們的創新活動，進而使有的資本主義對增長而言是“好的資本主義”，而有的是“壞的資本主義”。僅僅一個世紀以前，美國人的平均購買力只有不到現在的十分之一。是什麼促使了經濟的增長？又如何將這種增長維持到下個世紀？為什麼說經濟增長對一國提高其公民的生活水準至關重要？為什麼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中，經濟增長並非常態，而經濟不增長反而是容易出現的現象？如何能夠將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移植到至今仍在貧困中掙紮的國家？答案就在《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目錄序英文版序第1章 企業家與增長：拼圖中缺失的一塊第2章 經濟增長為何重要？第3章 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什麼？第4章 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及其對增長的影響第5章 性的增長第6章 在發達經濟中釋放企業家精神第7章 大企業型的富裕經濟：防止倒退或滯脹第8章 企業家型資本主義的維護與保持附錄 資料收集和測量問題參考文獻作者介紹威廉·鮑莫爾，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伯克利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普林斯頓大學榮休高級研究員和經濟學教授。中信出版社曾出版其著作《資本主義的增長奇跡》。 羅伯特·利坦，考夫曼基金會研究與政策事務副總裁兼布魯金斯學會經濟研究和全球經濟專案高級研究員。 卡爾·施拉姆，考夫曼基金會執行總裁兼會長，佛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巴頓研究所研究員。文摘第1章 企業家與增長：拼圖中缺失的一塊 關於過去兩個多世紀中美國和其他經濟體所取得的非凡增長和創新，令人驚詫的事情是這一切並未令我們驚詫。在人類歷史的絕大多數時間裡，預期壽命只有現在的一半或更少。過去，我們無法錄音，因此，無人知道莎士比亞的聲音如何，或者“生，還是死”（to be or not to be）是如何發音的。那些的城市的街道夜夜黑暗。沒有人能比馬在陸地上旅行得更快。新奧爾良之戰發生在和平協定在歐洲簽署之後，因為安德魯·傑克遜將軍無法得知這一消息。在歐洲，每十年就會出現一次大饑荒，大街小巷屍體橫陳。每年冬天，美國人家裡墨水瓶中的墨水總是結成冰。 今天，我們可以在自己的手提電腦上繪畫，將藝術品發表在互聯網上，並且可以很快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評論。兩個像玩具一般的車子在火星上旅行，分析其表層材料，傳回水晶般清晰的彩色錄影。但是，在初的歡呼驚訝之後，這種持續進行的跨學科研究便只能作為簡訊出現在我們的報紙內頁。對於一般公民而言，對這些工作的有道理的解釋是，它們如同魔法。我們已經對這類技術創新的出現習以為常。 經濟增長也同樣令人驚詫。據估計，一個世紀以前，平均每個美國人的購買力只相當於今天的1／10。片刻的思考就可以讓你意識到，一個人的經濟狀況在過去幾代人的時間裡發生了多麼重大的變化。假定你已經習慣了按照今天一個美國人的平均收入來生活，若其中的9／10被突然沒收了，我們無法設想，我們的生活模式會是如何。對於那些近年來經歷了快速增長的國家也可以做類似的計算：包括過去二十多年裡的印度、中國以及很多東南亞經濟體，當然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西歐和日本。 事實上，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公民們有幸目睹和享受的經濟發展。對於世界來說，重要的長期的經濟問題在於，這樣的經濟表現如何在富有的國家中得以保持？它如何能夠被移植到那些大部分人口過著貧困生活的地方？為了給這些問題找到答案，有必要探究那些已經取得了這些非凡成就的經濟體到底有何不同。 在過去幾十年裡，這個長期被忽略的主題重新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關注，他們聲稱已經有了某些答案（我們將在後面一章中提出我們對他們的工作的懷疑）。當然，我們肯定不會假裝我們已經找到了“靈丹妙藥”式的答案，可以解釋為什麼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率存在差異。但是，我們確信我們可以對這方面的研究有所貢獻，途徑就是著眼於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總體結構，這樣的總體結構可以對經濟增長率差異給出部分的（或許是相當大部分的）解釋。我們將特別關注這樣一些規則和制度，它們產生的激勵機制促使企業家們不停息地工作，來創造、運用和推廣新產品、新技術。實際上，我們將說明，這些激勵機制使得不同經濟體的重要行業中的企業家們無法故步自封，而是迫使他們甚至在現有的創新尚未終結時便開始計畫下一輪的創新活動。 我們所謂的“企業家”指的是些什麼人？通常這個名詞指的是那些創辦新企業的人。這個定義包括了眾多的個體經營者和開辦新企業的人，不管企業的業務是什麼。在本書中，我們將比較狹義地：我們相信也是以一種更有意義的方式：使用這個名詞，即提供一種新產品或服務、開發和使用新的生產方式或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現有產品和服務的任何新的或已有的實體。正如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已指出的，“並不是每一個新的小企業都是企業家型的或代表了企業家精神”（1965，第21頁）。德魯克（以及我們）更喜歡採用一個他認為來自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薩伊的定義，他說，這個名詞“意在表明一種不同意見：企業家顛覆和打亂既有秩序”。約瑟夫·熊彼特（20世紀為企業家歡呼的經濟學家）提出了著名的“創造性破壞”的說法來形容企業家創新的過程。正如德魯克在詮釋熊彼特的分析時所說的那樣：“一個健康經濟的‘常態’是由創新的企業家所帶來的動態非均衡，而不是均衡和優化，這也是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的核心現實。”或者，德魯克還有更為直接的說法：“企業家的任務就是創新。創新是企業家精神的一種具體手段。” 我們承認，集中關注狹義的企業家：或許可以稱之為“創新型”企業家：意味著比較少地關注那些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隨處可見的“複製型”企業家：那些生產或銷售已經通過其他管道而創造出來的產品或服務的企業家。18世紀英國作家理查·坎蒂隆曾經描述過那些“羊毛和玉米的批發商、麵包師、屠夫以及各種製造商和商人們，他們從鄉村買來產品，把它們加工之後再逐漸賣給那些有需要的居民們”。他所描述的這些人就是複製型企業家（儘管他當時也許並不知道這一點）。複製型企業家在大多數經濟中當然很重要，因為其代表著一種擺脫貧困的道路，一種只需要極少資本、教育或經驗就可以養活自己的生存方式。但是，如果目標是經濟增長，則真正重要的就是創新型企業家；因此，我們在全書中將集中關注的也就是這種形式的企業家。換言之，企業家：在我們所使用的意義上：不同於“小企業”以及很多新企業。 當然，我們認識到，沒有哪種經濟可以僅靠企業家而獲得完全成功。很多這類的企業會因太小而無法達到規模經濟。從企業家提出的一種激進的但有用的想法，到商業上有用的、足夠便宜和可靠因而可以引來很多消費者購買的產品，這中間有很長的距離。由於這個原因，大多數成功的經濟是那些創新型企業家與較大型的成熟企業相結合的經濟，這些大型成熟企業（通常從其企業家的創業開始已經經歷了兩代甚至更長的時期）可以對企業家提出的（以及在某些情況下由大企業自己提出的）創新進行進一步的加工並付諸規模化生產，從而將之引入市場。當我們在本書的不同場合提到“企業家型經濟”時，我們指的就是這兩類企業的混合。 什麼推動經濟增長？ 對於有些對很多經濟學著作並不太熟悉的讀者來說，我們到目前為止所提出的觀點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畢竟，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依賴於新事物的產生：新車、新產品和新服務。但是，任何一本基本的經濟學教科書，關於發明和使這些新東西商業化的企業家的論述都少得可憐，更不必說對他們進行分析了。在更為高級的教科書和文章中，人們可以找到大量的、通常是高度數學化的關於什麼決定經濟增長的討論。但是，即使在這裡，企業家以及相應的較大企業的必要作用也都鮮被提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奈爾得·科斯說得很好：“經濟學家們致力分析的那些決策主體尚未成為研究的主題，因而，缺乏任何實質性內容。消費者不是人，而是一組協調一致的偏好。對於經濟學家來說，一個企業，如斯雷特所說，‘實際上就是一條成本曲線和一條需求曲線，而理論也不過就是優定價和投入組合的邏輯’。交換發生在沒有任何界定的制度環境中。我們所面對的是沒有人性的消費者、沒有組織的企業以及沒有市場的交換。” 與上述思路不同，經濟學家們一般都集中關注兩種增長的源泉：（1）更多的投入（資本和勞動）；（2）創新、技術革新或用專業經濟學術語來說，“全要素生產率”（資本和勞動放在一起考慮所導致的生產率提高）。簡便起見，我們可以將這兩種增長方式稱之為依靠“蠻力”的增長和“精明”的增長。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洛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指出，創新或“精明的增長”在美國和其他工業化國家的長期產出增加中起到了比蠻力（更多的投入）更為重要的作用，他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solow，1956，1957）。此後，很多學者證實了這一基本認識，並將這一認識傳播至世界上的很多國家（denison，1962，1967；easterly and levine，2001）。 但是，什麼是創新？就是某種新東西嗎？當我們（以及其他人）使用這個術語時，創新指的是一種結合：一方面是包含在一種發明中的新知識，另一方面是這種發明成功地被引入市場。哪怕是的發明，如果其設計、行銷、改進不足以使該發明在商業上能夠生存，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這就需要有人能夠認識到創新（即使是看上去很小的突破性要素）所帶來的商業機會：有時候這並非發明者自己有意識地追求的目的：然後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把這樣的機會變成很多消費者願意購買的東西。這些任務天然就具有創新性質，這是我們在本書中將不斷談及的一種認識。 那麼，是什麼決定著創新？在索洛的模型中，創新就像來自天堂的甘露，是政策制定者們基本上無法控制的。雖然他們可以通過資助研究或者為研發提供激勵對創新略加影響，但創新的步伐基本上被認為是既定的。這個假定使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感到難以接受，在過去二十多年裡，他們付出了很多努力，試圖解釋創新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這些研究者採用了日益複雜的統計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影響創新的其他變數，其中有些是可以控制的（例如對外開放產品和投資市場、為研發提供資金、培養更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等），有些是無法控制的（例如地理位置）。我們將在第3章討論這些努力。 我們並不認為這些因素不重要，因為它們很多或絕大多數是很重要的。不過，我們認為，如果能把社會應當實施的措施清單加以整合（或者稱之為“經濟化”，如果你願意的話），則更為有用，途徑就是將經濟視為一些潛在的“增長機器”，這些增長機器需要燃料來運行，但同時也必須具有某些必要的核心零部件，使之能夠和諧、共同地發揮作用，有效地促進企業家精神、創新（及其推廣）和增長。經濟的“燃料”是一組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使通貨膨脹保持低水準，保持經濟的相對穩定，以及防止經濟的下滑（或更為糟糕的金融危機）中斷長期增長的進程。我們認識到，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遠非易事。政治家們對經濟政策所給予的關注大部分都集中於此。但是，經濟增長按其定義就是一種長期現象，因而，更為重大得多的挑戰在於設計和實施那些能夠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政策。 我們相信，對於政策制定者們來說，為有用的是提供給他們一個相對簡單的實現這一目標的框架。這個框架不是一份列著10條措施的清單，諸如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那樣的改革清單，也不是我們第3章將討論的更多的政策處方。長清單的危險在於它們很容易被忙碌的政策制定者們所忽略，這些人通常是在那些相互競爭的利益集團的強大壓力下工作，他們的精力和政治資本只允許他們一次集中解決少數幾個主要問題。另一種，即尋求一種包醫百病的解決增長問題的答案，也同樣是危險的。經濟制度是複雜的，任何單一政策的處方，即便是被字字照辦的政策，都無法有效地保證快速可持續的長期增長。 我們試圖通過集中於四個要素或條件而在這兩個之間尋求一種平衡。我們認為，這四個要素對促進所有資本主義經濟都很重要，特別是對那些處於“技術前沿”的、其未來進步需要持續創新而不是僅靠複製的那些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增長為重要。我們將在第4章詳細討論這些問題，但在這裡先做一個簡要的概述，從而使讀者能夠在繼續閱讀時記住這些內容。這些要素應當被看成是構成一架油料充足的增長機器的基本藍圖：這是一幅忙碌的政策制定者們在考慮更為詳盡的創意或計畫時不會忘記的“大藍圖”。 此外，我們把注意力局限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促進增長的條件，或是那些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允許財產私有制存在，並且對於那些服務於消費者需要的個人和企業予以獎勵的經濟。儘管我們在第5章才討論不同的資本主義模式的細節，並且將其中的一種，即“企業家型資本主義”，提高到所有其他模式之上，但這些不同的模式只限於資本主義之內，而沒有涉及世界很多地方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歷史已然表明，中央計劃經濟不能夠提供高品質和迅速改善的生活水準，所以，我們的討論不包括它。 關於一個燃料充足的經濟增長機器，即成功的企業家型經濟，我們提出的四個要素是： ，也許是很顯然的，在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型經濟中，創辦一個企業必須是相對容易的，沒有那種費錢費時的官僚審核制度。由此引申，放棄一個失敗的企業（即宣佈破產）也必須不那麼困難，否則的話，那些本來有可能成為企業家的人就會連起步都做不到。必須存在一種運轉相對良好的金融制度，這種制度能夠使資金從儲蓄者那裡流向資金的使用者，特別是流向企業家。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的重要性也不可低估：如果企業家不能吸引到新的勞動力，他們就無法成長；如果勞動力規則過於嚴厲（特別是如果規則限制企業解雇那些表現不佳的雇員或解雇它們不再需要的雇員），企業家也會沒有發展的意願。 第二，制度必須在那些對社會有用的企業家活動一出現時便要獎勵它們，否則就不能指望個人會冒著失去自己的資金和時間的風險，投資於運氣不濟的冒險專案。這裡，法治：特別是財產和合同權利尤為重要。 第三，的制度不能支持那些旨在瓜分而不是做大經濟蛋糕的行為。這類從社會意義上來說非生產性（儘管在某個意義上也有些企業家精神）的活動包括犯罪行為（例如，出售非法）以及合法的“尋租”行為（例如，政治遊說，或旨在將財富從一個口袋轉到另一個口袋的不負責任的法律訴訟行為）。 第四，在成功的企業家型經濟中，制度必須保證獲勝的企業家和（由企業家在某個較早時期創辦的）大型成熟企業繼續有持續不斷地創新和發展的動力，否則，經濟就會陷入停滯。雖然有效的反托拉斯法有著顯而易見的重要性，但我們更加強調貿易的開放性（它可以自動發揮作用，不需要反托拉斯執法無可避免的那種漫長的等待時間）。 我們懷疑，有些讀者會情不自禁地提出這樣的問題：怎麼沒有這個、怎麼沒有那個呢？其他一些東西難道不應該包括在這個清單中嗎？例如，一個明顯的挑戰來自諸如哈佛大學的大衛·蘭德斯這樣的人，他們認為增長主要取決於文化：有些社會擁有勤勞和樂於創業的人民，有些國家則沒有。那些擁有勤勞和樂於創業的文化的國家（美國、歐洲大部分國家、日本、亞洲的很多國家以及近的印度）增長很快，而那些沒有這類文化的國家（非洲和拉美的大部分國家）增長就慢得多，或者根本不增長（lande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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