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姍·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的名字是與20世紀60年代一些極具先鋒色彩的口號緊密相連的，熟悉她的名字和作品的人總是難免會想起那些當年曾引起國際文壇轟動的先鋒口號：“反對闡釋”、“坎普”、“新感受力”等等。作為一位“特立獨行”的女性作家，桑塔格在生前逝後都受到了批評界極大的關注。每當她有新著問世，或參加了一項社會活動，都會緊接著出現大量的批評文章，或褒或貶地加以評論。對於種種評論，桑塔格生前統統置之不理。她最希望人們僅把她視為一個作家，這是她從小就夢寐以求的身份。應該說，桑塔格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實現，她不僅為《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撰寫了多篇稿件，還一度成了引領美國，甚至是國際範圍內文化潮流的先鋒。桑塔格生前出版了17部著作，有小說、隨筆和文化批評，被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30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去世後又出版了一部著作。她一生獲得了無數的榮譽，重要的獎項有1978年因《論攝影》（On Photography, 1977）一書獲國家圖書評論業界獎；2000年因《在美國》（In America, 2000）一書獲國家圖書獎；2001年的耶路撒冷獎；2003年的德國書市和平獎；以及2003年的奧地利王儲獎等等。

雖然桑塔格的影響波及到了文化界的諸多方面，有關桑塔格的評論也比比皆是，但係統研究其思想和創作的著作卻不多見，專門對其小說創作進行研究的則更鮮見。究其原因，大抵可以有以下幾條：第一，桑塔格歷來反對所謂的“闡釋”，對60年代之前風行美國的新批評和“紐約知識分子”（New York Intellectuals）式的批評分別予以了批判，反對在世界之上另建一個“意義的影子世界”，對那些批評、褒獎她的評論更是不屑於顧；第二，桑塔格的批評與論述龐雜繁多，所涉及的領域包括哲學、藝術、歷史、政治、文學、攝影、醫學、建築、音樂等諸多學科，令眾多仰慕她的讀者望而生畏，也令批評界的學者一時無從入手；第三，桑塔格處在先鋒文化和批評文壇的搶眼位置約四十年，前後經歷各種思潮與理論的流變，桑塔格自身也經歷著成長和對前期思想的不斷否定，這讓很多評論家一時無所適從；第四，桑塔格天資聰穎，又受到了系統的歐洲哲學思想的熏陶，經常在歐洲與美洲大陸間穿梭，批評和創作均受到了歐洲思想的影響，她所評論的人物要么是無甚名氣的先鋒派作家或導演，要么是思想深邃、不易讀懂的思想家，她的小說創作也深受各種歐洲思想的影響，讀來令人大傷腦筋。利亞姆·肯尼迪（Liam Kennedy）在《蘇姍·桑塔格：心靈的激情》（Susan Sontag: Mind as Passion，1995）一書中雖然曾列舉了影響桑塔格的一些歐洲作家、思想家，但整部書討論的是美國社會文化背景下的桑塔格及其著作，至於歐洲文化和思想對桑塔格小說的影響，則沒有系統的論述。

安德烈·紀德（Andrew Gide）曾經告誡人們，對於有些問題，以人類的智力，不宜追究得太深。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所謂“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說的其實也是同一個意思。但對於桑塔格來說，她的思索和對思想的探求卻是沒有疆域和界限的。這不僅體現在她以思想性著稱的批評論文中，在她的小說創作中，這樣的情形也隨處可見。桑塔格的政治理想、價值倫理和哲學思考固然因為她在多種政治和批評實踐中得到了體現，但是如果就用那些實踐來概括桑塔格的思想和文學成就，又未免太過簡單。這就涉及到了對桑塔格文學觀進行深層次審視的問題。事實上，桑塔格一生關注文學與藝術的終極屬性問題，關注文學作品與現實的關係問題，她所衷情的小說創作恰好為我們審視她的藝術主張提供了探索的平台，讓我們在沉浸於她的藝術思索世界的同時更清楚地認識她自身。

“文學構成的一部分就是它的多重性（plurality），即書與書之間的對話。”桑塔格在一次接受采訪時如是說。只要文學活動尚在，這種對話就不會停止，而所謂的“終極意義”或“唯一意義”就只能是天方夜譚。法國理論家蒂費納·薩莫瓦約（Tiphaine Samovault）也曾說：“文學的寫就伴隨著對它自己現今和以往的回憶。它摸索並表達這些記憶，通過一系列的複述、追憶和重寫將它們記載在文本中，這種工作造就了互文。” 蒂費納·薩莫約瓦：《互文性研究》，劭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頁。對於互文性理論研究者來說，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其它文本的痕跡，這些文本可以是書寫文本，也可以是非書寫文本。如果我們在這一理論背景下審視桑塔格的小說創作，會驚訝地發現這位舉著“反對闡釋”大旗的旗手實際上在自己虛構的世界里為眾多的思想家們舉行了一場盛宴，讓不同的思想和意義在這裡狂歡。在這個世界裡，生和死沒有了界線，現實和夢幻被混為一談。還是在這個世界裡，有人身著奇裝異服，把美作為唯一的追求；有人眉頭緊鎖，思索走出迷宮的出路；有人把扭曲的秩序撕成了碎片並耽於享樂；還有人憂鬱地吹起世界末日的號角，傾心收藏，試圖讓現在永恆。在這個世界裡沒有惟一，只有多元；沒有終極的答案，只有不斷否定和反思，從而讓思想在自我的世界裡徘徊並發展。

　　第一節桑塔格其人

“我雖出生在紐約，成長在美國的某個地方，可是生命卻是在中國孕育的。”桑塔格：《我及其他》，徐天池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第3頁。桑塔格在她的一部短篇小說裡這樣寫道。 1933年1月16日，蘇珊·羅森布拉特（Susan Rosenblatt）出生於紐約。母親在臨產前幾個月，才獨自離開在天津從事毛皮貿易的丈夫回到美國。蘇珊5歲時，父親因患肺結核在中國病逝。母親回國後不久再嫁美國空軍退役飛行員內森·桑塔格（Nathan Sontag），蘇珊從此改姓桑塔格。在跟隨母親和繼父在亞利桑那州生活的這段時間內，她大量地閱讀了各種書籍。在讀到居里夫人的傳記後，她就打算將來成為一位化學家，後來還曾立志成為物理學家。最終，文學的魅力使她無法捨棄，開始了作家夢的追尋。

桑塔格自幼才智過人，六歲就插班到了三年級，十六歲就考進了伯克利加州大學，後來又轉入芝加哥大學，僅用了兩年的時間就完成了本科課程。芝加哥大學當時強調的是文本細讀傳統，期末考試採用考試的形式，而不是像其他學校一樣要求學生撰寫論文，因此桑塔格必須熟讀西方文學和哲學的經典文本，努力解讀偉大思想家和文學家的作品及思想。在芝加哥大學就讀期間，桑塔格曾旁聽年輕的社會學教授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的課程，兩人一見鍾情，十天之後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當時桑塔格只有17歲。婚後她與里夫合作完成了里夫正在撰寫的學術專著《弗洛伊德：道德家的思想》（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1959）。

兩年後，他們的兒子戴維·里夫（David Rieff）出生。隨後，桑塔格和丈夫遷居波士頓，開始了在哈佛大學的研究生學習。她在1957年獲哲學碩士學位，然後便獲獎學金赴牛津大學深造。翌年她轉入巴黎大學旁聽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講課，二者很快成為朋友。她還在巴黎發現一批熱衷於好萊塢影片並以非常嚴肅的態度探討電影藝術的知識分子。她住在巴黎的拉丁區，在那裡，每場戲劇表演結束後，觀眾都會針對戲劇情節展開長時間的熱烈辯論。這種藝術氛圍使她對包括荒誕派在內的法國現代派戲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她也開始閱讀眾多超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並繼續研讀“為藝術而藝術”唯美主義理論家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和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的文章和著作。超現實主義作家和先鋒派藝術家的左傾政治主張極大地影響了這一時期的桑塔格，他們柏拉圖式的藝術家介入政治的模式後來促使她走訪了古巴、越南和中國，並讓她同情共產主義運動，寫出了著名的《河內之旅》（A Trip to Hanoi，1968）等作品。桑塔格在法國逗留期間還受到當地一些流行的哲學和文藝思潮的影響，尤其是以薩特、加繆和梅洛·龐蒂等為代表的存在主義哲學給她以極大的啟迪，為她後來所從事的文藝批評及創作實踐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也極大地開闊了她的視野。

自從到法國接觸了歐洲大量的精英知識分子以後，桑塔格原有的價值觀受到了嚴重的衝擊，生命歷程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1958年，回到美國後，她要求離婚，主動提出不要丈夫的資助而獨自撫養兒子。 1961年，她開始為著名的雜誌社撰寫批評論文，並先後在紐約市立大學、薩拉勞倫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1979年，她接受《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採訪時說：“搖滾樂真正改變了我……我認為是比爾·海利、彗星組合和查克·貝利讓我不得不做出了離婚和離開教育界的決定。……五十年代研究高雅文化和熱衷於大眾文化的人完全不相往來，我認識的人中沒有一個對兩者都感興趣，而這一興趣我卻一直都有。 ” 正是從那個時候起，她開始關注並倡導先鋒藝術，並且很快就以《反對闡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4）一書在文壇展露鋒芒。她不僅以權威的筆觸評論哲學、文學、電影和歷史，其文章內容還涉及到紐約和歐洲的先鋒派文學藝術，把現代文學藝術的新潮流，尤其是歐洲的文學思想介紹給美國大眾。這本書也標誌著她與恪守“高雅文化”的以嚴肅左派文人為代表的正統紐約知識分子分道揚鑣。隨著評論集《激進意志的樣式》（Styles of Radical Will, 1969）和《在土星的標誌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1980）的相繼出版，桑塔格作為文化批評名家的地位基本得到了確立。同時，她的小說家聲望也隨著《恩主》（Benefactor, 1963）和《死亡之匣》（Death Kit, 1967）的問世而聞名遐邇。

在1970年和1974年，桑塔格在瑞典分別拍攝了兩部由她本人撰寫腳本並執導的影片《食人者二重奏》（Duet for Cannibals）和《卡爾兄弟》（Brother Carl），開始了她本人關於電影實踐的探索。她在《反對闡釋》一書的第四部分中多處論及電影藝術，有關於布勒松、戈達爾和雷乃等人的電影，科幻電影和色情片的六篇文章。它們不是簡單的影評，每一篇都旁徵博引，十分精密和復雜，充滿了她在美國被人屢遭嘲諷的所謂“法國腔調”。雖然桑塔格可以稱得上是標準的影迷，在電影評論方面也絕對稱得上大師，但是她自己拍攝的幾部影片卻都反響不大。在幾乎同一個時期，桑塔格開始介入女性主義運動。在她發表的兩篇文章《年老的雙重標準》（“The Double Standard of Aging”, 1972）和《婦女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 of Women”, 1973）中，她提出婦女解放意味著權利的口號。她認為女人參加工作是從心理和性別的角度對生殖異性的攻擊，一個擺脫壓迫的社會應是兩性同體（androgynous）的。因此，在一個解放了的社會，同性戀選擇將與異性戀選擇一樣受到尊重，而兩性同體的最大敵人是大男子主義。半個世紀前，英國女性主義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的經典女性主義文本《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所闡釋的女權主義思想，在桑塔格的著作裡得到了體現。

雖然桑塔格在文化批評界和小說創作界，甚至電影界都聞名遐邇，但是多數人並不知道桑塔格生活的艱辛。她居無定所，經常入不敷出，早期靠教書、後來只能靠寫作和編書維持生活。她雖然從60年代起就在曼哈頓定居，但直到1990年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為期五年共34萬美元的學術津貼，加上首次擁有文學代理人而得到的可觀收入，才得以買下自己的住所。 1976年後，她先後患上了幾種癌症，因為付不起醫療保險，只能仰賴朋友的慷慨籌款，才得以同病魔搏鬥，並完成了轟動一時的名著《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1978）和《艾滋病及其隱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 1989）。這些關於疾病的著作得到了眾多行業人士的反應，文化界、醫療界乃至心理學界都頻頻發表文章進行評論，桑塔格也因此書受到美國婦女全國圖書協會的表彰，理由是這本書是由一位女性作家撰寫並改變了世界的75 本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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