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1968年法國幾乎發生了一場“革命”，以“紅色”五月為高潮，學生和工人都加入了，差點應驗了“托克維爾規律”：生活改善了，抱怨多了，革命爆發了。雷蒙‧阿隆對戴高樂總統說：“法國接二連三地搞革命，從不​​進行改革。”戴高樂說：“法國從來只在革命的腳跡上進行改革。”過來人奧利維埃‧羅蘭的小說《紙老虎》替這場充滿錯置激情、面目不清，最終是令人費解的“革命”提出了他自己版本的意識流寫真和事過境遷的感受。

　　——陳冠中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文革”、紅五月，似乎遙遠的記憶；理想，慾望，混亂，無法迴避的疑...

我不再相信革命，哪怕金錢的霸道讓我無法接受

　　——奧利維埃?羅蘭訪談

11月底的一個週六，法國使館文化處在北京中法大學堂舊址舉辦了為2011年傅雷翻譯獎獲獎小說《青春咖啡館》（莫迪亞諾）和歷史書《啟蒙運動中的法國》（羅什）的頒獎儀式。法國小說家奧利維埃?羅蘭作為法國文學的代表從巴黎前來參加頒獎。羅蘭是法國當代幾項重要文學獎項的多次獲得者：費米那獎（1994），法蘭西文化獎（2003），法蘭西學院獎（2010）。羅蘭屬於法國“二戰”後出生的一代人。經歷了“二戰”後“三十年光榮”的經濟增長，感受了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和印度支那失敗的恥辱，曾經是極左翼毛主義組織的領袖人物，在反對越南戰爭、1968年“五月風暴”和70年代初都積極活躍。後來該小組解散，羅蘭轉入小說創作，做過記者、出版人。

羅蘭在法國當代小說家中有極為獨特的個性。他的小說探索大場面里人類精神的內心歷程，揭示一種特殊的思想維度。那天下午走進會場，我看見他在和幾個傅雷翻譯獎評委交談。遠遠地我試著在他身上尋到巴黎當年“五月風暴”的硝煙，或者看到那個掀起馬路上的磚頭向警察投去的姿勢。其實他的一切都很普通，也很巴黎：頭髮灰白，衣著樸素，面貌和姿勢裡露著一點歐洲知識分子那種永不放棄的味道，也讓你覺得有一點不容易找准一句話和他馬上進入交談。我大概因為明天的訪談而過分緊張。儀式馬上要開始，我像個木樁獨自站立，想著為明早要做的準備，心里為滿北京找不到他的一本小說而抓狂。突然我聽到他在我旁邊說旅行的時差搞得好艱難。是對我說？我轉過頭，看見他就站在我旁邊，沒有別人。一副凝重的樣子，眼睛朝著前方。那……您需要我幫您找來一杯水？不用了，扛一下。我不知道再說什麼好。然後儀式開始，他上去致辭，沒有了絲毫倦容：“保羅?瓦萊里說,'如果每個人除去自己的生活不能經歷其他別的一些生活，那他就不算是經歷了自己的生命'。小說幫助我們在自己的生命里活著。”後一句是羅蘭向聽眾說。

終於，有人借給我一本羅蘭的小說《紙老虎》，袋裝版，書名起自毛澤東的原創詞，該書獲法蘭西文化獎。書皮是紅色，隱現著年輕羅蘭的肖像照片，還有一幅雪鐵龍DS的圖片（當時的一款時尚汽車，DS是車型名稱同時在法語中是“女神”的諧音）。書裡，敘事者馬爾丹帶著21歲的瑪麗——他死去戰友十三的女兒，沿著巴黎環城高速一邊行駛一邊講述往事。馬爾丹和十三曾在60年代末期有過共同的革命夢想：越南戰爭、紅色的中國、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還有“極左主義者”運動。瑪麗不知道這個歷史，父親沒有來得及講給她就去世了。這就是《紙老虎》，一本紀念法國毛主義時代的小說，有輝煌有陰影，有理想也有愚蠢，有激情悲壯還有烏托邦衝動。值得一說的是：那也是20世紀唯一一段全世界東方西方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個不同製度下，一代青年共同指點江山反抗現存秩序的悲壯歷史。

　　我們的訪談從這裡開始。

　　

M：我想先提到您在一次訪談裡說過關於《紙老虎》這本書的一句話，很帶勁兒。您說您寫這本書是紀念那個時代，那裡面的“我們”就是“過去那幫人”、“我的同志們”。您還說“我心裡有一個我不想讓這些人今天被過分地踩到腳底下或者說被誣衊。還有一個我就是想噁心那幫出生在'二戰'之後而從沒有相信過革命的人” 。

R：的確，這本小說是向那個時代和一群人的致意，向著那個時代的某些東西。為什麼？從今天看，在法國我們這一代人在20世紀60年代的政治介入是在那個時代的大背景下產生的。我們正好出生在“二戰”之後，在法國與德軍偽政權合作之後，法國在奠邊府戰敗之後即印度支那戰爭失敗後，我們在內心深處有一種“歷史的憂鬱”，儘管我們當時沒這麼清楚地想過，實際上我們這些左翼懷著一個意願：我們想（象徵性地）抹去這個過去。我們知道我們會一事無成，但是我們選擇有尊嚴的失敗。去做贏家，這根本不是我們時代的歷史和文化。我們那時候壓根兒沒有想獲得任何權力和利益。我們想做徹底的革命者。我們喜歡的革命其實是被打敗的革命，它的美就在這裡。當然我們自己那時候並不承認這個。

　　

M：您還說這是“歷史的尖刻諷刺，然而對這個事實的承認應該是我們這些人的最大智慧。”這是一種坦誠的哲學觀和歷史觀，值得尊敬。

　　R：這是我的真實經歷。 20世紀60年代末期，我一頭扎進政治，文學和我沒有一點關係，那是個反文化、反知識、反閱讀、反創作的年代。我那時候接觸的人也都和文化、書、藝術不沾邊。 （那個時期有多長？）就我自己來說，那個時期有7年。我在1968年以前就已經是個政治活動積極分子。 （高中？）不，我那個時候已經上了準備投考法國名校的預科學校，文科班。我從1967年就開始了政治活動。後來捲入了1968年“五月風暴”，再後來，我們決定解散我們的組織，大家散伙。 （那個年齡，在一個畢竟不短的經歷後，決定放棄。這不是很輕鬆的決定。怎麼走過來的？從風雲一時的毛主義極左派到一個小說家。）這是一段很痛苦的時期。分手和不再繼續，這本身就很痛苦。加上那種痛苦裡摻雜​​著失敗的味道。 （解散的時候你們人有多少？你們的組織是什麼樣的規模和運作？）說真的，我們的一大特點就是我們其實不是個真正意義上的組織，只在名義上是。那時候我們很清醒地要迴避所有政治組織的弊端，所以我們沒有所謂組織架構和形式。可以說我們那時候有一種現在叫做智能“intelligence”的想法，就是說我們反對任何組織。我們認為一旦形成組織，毛病和問題就會隨之而來，所以我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組織規模有多大，也不關心這個事。我想事實上我們可能有幾千人？說不好。反過來，我們畢竟有很多組織特點：我們有自己的宗旨和信念、自己的口號和戰鬥目標，我們有集體活動。我們非常活躍，非常激進，也曾經聳人聽聞，做非法行動，相當暴力，很多很另類和出軌的事。

　　

M：我還讀到你們的組織無產階級左翼當時在雷諾汽車廠也有很多的行動？

　　R：對。講到雷諾，那個時候我就是無產階級左翼負責雷諾行動的頭頭。我發起和組織了很多活動，很多事。 （您曾經在一次訪談中講過您在工廠裡發現工會的訴求和您提出的為工人爭得平等的訴求很不一樣，工會更感興趣增加工資和福利。）是，很有意思的。我那時候的經歷很多都留在我的生命裡，那是很特別的經歷。我想要說的是我們始終沒有或者說始終拒絕走到激進的暴力，因此我們最終選擇了散伙。我們不像別的國家的某些極左翼組織那樣，比如在德國和意大利，可以說在我們的行為裡還是有一種應該怎麼講呢，我想應該說是含有理性吧。 （一種克制？）可以用這個詞。這麼說吧，在我們的極端性裡含有一種溫和。總之，我的這個時期持續了整整7年。不算短。那時候我們內部很多次很多次認真地討論是不是選擇暴力，我們認為如果那樣我們唯一的結局就是成為恐怖組織，像德國的極左組織那樣越來越極端。但是我們不想這樣。因此我們決定散伙。我們要各自去找自己的歸宿。這個散伙不是沒有痛苦，我們畢竟在一起五六年的時間，（那時候您年紀有多大？）25歲，您知道對於一個25歲的年輕人來，五六年已經是四分之一的生命。而且那個時候我們都在共同堅持著一種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 （它叫理想）對。我們就是不想放棄我們的理想。我們排斥布爾喬亞化（資產階級化），比如說我們不想去大學當教授，去做醫生，做律師，我們中間沒有人這麼做，我們對這些始終保持著距離，我們想堅持我們本來的狀態。我們放棄了那些行動不是為了換取別的東西。所以，這是一種選擇。散伙後，我陷入了酗酒。持續很多年。我們當中有些人開始吸毒，有的是酗酒加吸毒。我的一個最好的朋友就是這麼死的。這個朋友促使我寫作，或者說他給了我原料和素材，我在小說《紙老虎》塑造了那個叫十三（Treize）的人就是他給的靈感。

　　

M：我想問一個問題：20世紀60年代，世界上很多國家掀起革命浪潮，在西方也在東方，除去青少年沖動和盲從因素及其他很多特殊的來自各國環境的因素之外，是不是也應當承認有一種理想主義的​​驅使？哪怕很盲目。最近我在《喬布斯傳》裡讀到喬布斯在斯坦福大學和學生的對話，喬布斯認為現在的孩子們都很物質主義，很講實用性、目的性，他說：“我認識的與我年齡相仿的人中，大多數人的心裡都永遠打上了理想主義的​​烙印。”您怎麼看這些？

　　R：您用的這個角度有意思。我還不知道怎麼回答好。我們當時是毛主義者。我們那時候想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對當時所有權威的否定。不管那些權威是合法的還是不合法，中國具體的情況我們知道的不是很清楚。重要的是我們覺得這和我們的理想很合拍。我覺得我們的那種行動裡面有一種無政府主義的魅力吸引我，我們在那裡面找到了點什麼，我那時候覺著世界就應該是那個樣子的。至於實際的世界是怎麼樣，我們那個年紀其實知道很少。那個時期我們對所有現成的秩序包括時尚——可以說時尚本身也是一種世俗的秩序——都持有非常批判的態度，我們追求一種我們認為很高的境界。我想這是法國文化歷史中特有的東西，法國從啟蒙時代起就有懷抱烏托邦理想的思想家。當然，我可以說那種反抗所追求的高遠境界在今天被丟失了很多。那個時候我們追求自由，反抗所有的教條。然而我承認我們那時的理想有極大的局限性和宗派性。所以現在我仍舊認為社會一旦進入一種集體活動，就經常地陷入一種桎梏，被一種僵硬的觀點所局限。我自己沒有找到任何好的方法可以面對這個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那時候最終走到了那個結局。在這以後，我也參與過一些社會行動，但是我不可能再參加任何組織任何架構，我也不可能再在大街上放開嗓門兒高喊。我可以和人群一起上街遊行，參加公眾活動，但是我喊不出口號了。喊口號這件事在我看來已經變得很可笑。

　　

M：那麼對於當下全球很多國家發生的公眾的憤怒、不滿和上街遊行，您怎麼看？

R：我看到全世界現在到處都發生一些社會運動，我覺得從這些社會運動的根源上來看，人們的憤怒是有道理、很正當的。經常有人問我你贊成還是不贊成。是的，我贊成人們的憤怒，我不否定這些。現在世界上工資的差別日益擴大，我不否定它的後果。但是，我不贊成的是馬上跟來的就是政治旗幟、政治口號，這個我不能接受。這種反抗總是被利用成一種對他人思想的束縛，我不覺得這有什麼意義。因為我這一代人在那裡面就沒有能走出來，我也不知道今天我們是不是能夠走出來。

　　

我想告訴您有這麼一本書是一個俄羅斯作家寫的，他的名字叫瓦西里?格羅斯曼（Vassili Grossman），書名叫《生命與命運》。這是一本非常好的書。這本書是在斯大林時代寫的，當時沒有發表，後來才發表。書裡有這樣一句話：“全人類所有人共同奮鬥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讓每個人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生活。”為了這個，我們才在一起，這才是我們共同的理想，在一個黨、或者一個宗教、或者一個政治組織的旗幟下。這個理想它到底是什麼？它僅僅是為了讓每個人能夠實現自己嚮往的生活。這也是我的理想。 《生命與命運》的主人公說“人類很久以來並沒有什麼進步”。我也這麼想，我很悲觀主義嗎？在每個小小的行動中我們人類也許獲得了一些小小的成果，但是在政治上我不認為我們真正地獲得了多大的進步。人類真的進步了？比如，讓我們很簡單地說，是不是很多人，都能有尊嚴地正當地去做人，去對待他人，對待街上的每一個普通人？我看不見得。一旦一個組織成為龐大的力量，世界就變得很糟糕，就變了味道。那些政治組織不管內容和主張是什麼，他們都堅信只有他們自己有真理，只有他們自己至高無上。這包括法國當下的那些中左派，他們說起自己的主張好像他們是唯一掌握真理的人。太可笑了。

　　

M：小說怎麼出現在您生命道路上？或者說您怎麼轉到文學？

R：那時候我很需要思考，我需要給自己的問題找到答案。我沒有找到比小說更好的方法去面對。我念大學預科為的是去思考哲學，我本來也許可以嘗試去寫哲學論文，但是我那時候的整個狀態是無把握、猶疑，都使我只能去嘗試建設一個自己想像的國度，在裡面放進自己想像的人物，在那裡去回答我自己的問題。我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遇到的那麼多問題，我必鬚麵對，我有那麼多為什麼。比如我做的事到底是什麼？我要打破的是什麼？那些年代裡我們幹過惡魔一樣的壞事，或者說我們是初學鬧事的一幫壞小子，但是同時我要告訴您，在內心我們比任何人都寬容都溫和。 （您在小說《紙老虎》裡有很動人的描寫）回到您的問題吧，我寫小說就是我的思考方式，而且我沒有找到別的方式。

　　

M：是不是您也遇到很多難處無法重新回歸到世俗社會？還是拒絕？

R：不如說我一直在尋求一種高遠的東西，我想超越世俗和現存的社會。我之所以喜歡和選擇文學，因為在小說裡沒有任何人是唯一掌握真理的人。不管是哪個人物，他都有自己的個性和各種特點。沒有人是唯一的真理代表者。小說的世界就是這樣。就像羅蘭?巴特說的那樣，小說從來不是恐怖主義，從來不是暴力，小說從來不做判決。對我來說這是一種真正的智慧。記得那時候散伙以後，我最感興趣的是書。儘管我對小說有過很多偏見。我曾經覺得小說不過是一種娛樂。後來我變了，我不再這麼看。現在我認為小說是一種偉大的創造。有的時候在一個詞一句話一頁紙面前我會絞盡腦汁，我問自己你真的會找到那個合適的詞嗎？你能找到那個句子嗎？有的時候我在閱讀別人作品的時候跟自己說：你面前的這個作者怎麼能寫出這麼好的句子，太讓人驚奇了！當然，有些作家並不讓我感興趣，因為他們講的事情對我沒有什麼意義，而且他們缺乏語言藝術。這就是我對寫作的態度。我甚至可以說我在自己的第一本小說裡走得有些過：我太講究詞彙和語言，太巴洛克了。到了一種過分的程度。這大概因為我開始進入文學重新閱讀古典作品時，讀得最多的是詩人馬拉美。我很受他的影響，我喜歡去創造一種精雕細刻功夫很深的語言，那種你找了一千遍才終於找到的文字。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跟我過去的經歷有關，我曾經在差不多是秘密社團的狀態下戰鬥，千徊萬轉風口浪尖。所以在我的第一本書裡，有很多這種尋找和探險的痕跡和歷程，它們在我的作品裡留下了烙印。現在我可以保持一種相對的態度了，但是我仍然相信每個詞和每個人一樣，都是獨一無二的，都要認真對待。每個句子都不是被擺在那裡的一個簡單句子，（您是說每個句子都有自己的個性）對，每個詞的美和價值都應該被發現和呈現。至少我在嘗試這樣做。我過去或多或少地愛過那些稀有詞彙，我是說高貴風雅的情調。貶義上說是矯揉造作，這麼說吧。我在初期有點追求這個風格。所以昨天我注意到您手裡拿著我這本書，我就直接跟您說了我對自己這本書的想法。

　　

M：您這樣評價自己的作品，這個我喜歡。現在我還不可能對您的文字風格作評論，因為我只是在昨天才找到您的兩本小說，粗粗地瀏覽，當然我也讀了一些法國​​文學界關於您作品的批評。我能感到您的文字是那種尋找凝練和厚度的。要達到這樣的風格，可以想像您的那種近乎孤絕的探索。我想的是，這和您青春年代指點江山街壘之戰深入工廠有著好大反差。

R：我願意坦率承認，我對這種孤獨狀態有時候會有遺憾的心情，我也有對以往奮鬥的懷念和鄉愁。所以，我說過我很喜歡進入戲劇，因為那種時候你就和導演演員和觀眾都進入一種共同的分享。我僅有過的幾次戲劇創作經驗都非常好。生活就是這樣。我的狀況就是從好幾年的社會活動分子轉到了文學。你不可能得到所有的滿足。

　　

M：說到社會和我​​們，還有我們處身的社會，您讀同時代的小說家嗎？

R：我時間不夠，只讀一部分，法國的。比如：埃馬紐艾爾?卡雷爾(Emmanuel Carrère)，皮埃爾?米雄(Pierre Michon)，讓?艾什諾茲(Jean Echenoz)，安東尼?佛樓定(Antoine Volodine)，馬蒂亞斯?厄納德(Mathias Enard)，菲利普?福雷斯特(Philippe Forest), 讓克里斯托弗?貝利(Jean?Christophe Bailly，應該說他是哲學和藝術史學家)，還有年輕小說家克里斯蒂安?加爾辛(Christian Garcin)。英美文學我讀的不多。西班牙語作家偶爾讀，比如羅貝托?波拉尼奧(Roberto Bola?o)。最近我開始讀中國的莫言，我想嘗試去發現點什麼。

M：革命對於您，在今天仍舊有什麼意義嗎？

R：我不再相信革命，也不希望它發生。哪怕今天我認為金錢在法國和世界的霸道強勢不可接受。但是，我認為革命和社會的暴力並不帶來解決方案。我不相信這些。總之，這種模式我不希望它重新回來。應該說我們那個年代它是革命的最後史詩，千萬人為此曾經犧牲和奉獻，令我感動和欽佩，但是我不希望它回來。

　　

M：“二戰”後，薩特的思想在法國知識分子中被廣泛傳播和接受。他的“介入”的思想對你們這一代人有著巨大影響。今天，介入對於您仍舊有意義嗎？

R：可以說介入就是我現在寫小說。我在裡面投入了我能投入的全部。我不再是社會活動積極分子。我有時候問自己是不是背叛了自己的什麼東西？沒有。雖然我現在不再像過去那樣用我的雙臂去擁抱社會，雖然不再介入政治，但是我沒有背叛。我覺得文學就是我想做的，世界上有文學，我們在文學中在小說裡註入我們的想像和追求，這可以讓我們的思想更豐富，生活更豐富，這讓我們更有勇氣活下去。這也是一種反抗形式。我年輕的時候老是想像自己的戰鬥意味著對自己不滿意的社會秩序進行反抗，現在我寫小說也具有反抗的意義。我相信自己做的是認真的事。 （您在貢獻……)恩，就是這個詞。我不認為我寫的小說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它們在參與，這種參與很重要，不可缺少。它讓人去思考，去思想，去變得更加睿智。我不會再去做扔磚頭那種暴力的事，但是小說是一種有意義的介入。

　　

我還想補充一下，我的小說的介入和常規意義的介入有一個不同點：我的小說沒有那種悲壯的東西，沒有英勇行為，沒有犧牲和冒險，小說是一個人的工作。可能它以一種緩慢的方式去為人類的進步做點什麼，但是它沒有政治行動所包含的風險和犧牲。 （您說過您很高興收到一些讀者的來信，他們在信裡說您的小說幫助他們繼續去生活。您說這對您有很大的鼓勵。）當然，這是很有意義的。我現在不再有愚公移山的氣概，我大概可以用一滴水來形容我做的事情。一滴水，再一滴水，在一塊石頭上打出一個小坑。 （告訴您，在我們中文裡叫“水滴石穿”。) 還是這個詞好聽。 （大笑）。

M：您說過您在創作中經常陷入一種張力，它存在於兩種願望之間：一種是孤獨地為小說探索文字和語句，一種是難以放棄地想讓自己屬於一個社會群體或者乾脆說屬於社會的願望。

　　R：當然的。您看到自己屬於一個群體，您就自然會有一種安全感，一種屬於團體的感覺，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獲得一種安全的感覺。我在極左組織結束後就沒有再屬於過任何其他組織和團體；我沒有打過工，沒有做過僱員，沒有屬於過任何雇主。 （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很現代的人生存在的理念）可以這麼說；我沒有過真正的別的職業，沒有結過婚，總之所有那些社會的細胞形式我都沒有接受，但是有的時候我會有一種懷舊的傷感。不過您要知道，我做不少社會活動：我做過和建築相關的事，我學過美術，我喜歡做創新的事，比如我喜歡組織和參與活動，包括朗讀小說，我喜歡聽到小說在公眾面前被朗讀，那是很特別的感覺。曾經有非常出色的電影和戲劇演員讀過我的小說，讓我很受感動。另外我喜歡傳授一些東西給年輕人，我喜歡到學校，大學中學，給學生講課，講點兒關於文學的事。儘管我不太知道該怎麼去講。其實我覺得最好的學文學的方法是閱讀。我懷疑我能給人講懂嗎？但我真的很喜歡把一些東西傳達給年輕人，就像在小說裡我把過去的故事講給了十三的女兒。這是個很好的教育。我們那時候的行為有那種史詩的味道，革命在全世界星火燎原，紅色中國是革命的發源地。噢，我們那時候很天真，真的很天真。

　　M:您經常旅行。這是您不同於很多法國當代小說家的一點，我是說您給我感覺一種世界主義的視野。在《世界的創造》（L?invention du monde）裡，您說到您的寫作，您說：我看著整個世界，我佔有所有的女人。我是說您有一種維度，世界主義的。您的小說從一開始就把我們擱在放眼世界的高度，眼光和語氣都是全球視野。

R：我承認我還留著一點點《國際歌》的氣概。當然它的意義不再和過去一樣，但是國際主義的精神和全球視野我始終有。我始終關心世界上各個地方發生的事情，好像這成了我的一種習慣，世界任何角落髮生的事情我都關心，都好像和我有點關係。這和我年輕時代的經歷不是沒有關係。我們是唱著《國際歌》投​​入那個時代的。做記者，做出版，是因為我對世界上很多事情有著永遠的好奇，好像我從來就是站在世界平台上，我不是一個只在法國這個國家的小說家，而且我不喜歡那種很微觀地圍著一個小地盤兒轉悠的小說，很小很小的宇宙，完全的外省氛圍，皺皺巴巴，這不是我，我很難接受這種維度，這和我的個性太不一樣，我做不到。我喜歡旅行，這成了很自然的事，我覺得自己是世界公民，我已經有這種習慣了。您知道我看到和發現的東西不是很多。 （您太謙虛）這是事實，我知道自己的有限。

　　M：您和全世界的讀者通信？您的小說已經被翻譯成15種語言。

R：我在法國發表我的作品時，有人給我寫信，在其他地方發表時，語言不一樣，人家大概也想不到給我直接寫信。語言應該是個巨大的障礙，所以我很少收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來信。我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讀者當中獲得很積極的反應，我為了我的小說的傳播會出門作一些活動，比如說葡萄牙這國家很小，那裡的人很喜歡我。

M：我想問您作為法國人對亞洲怎麼看？亞洲，這是您小說裡多次出現的詞，它經常作為背景——印度支那戰爭、奠邊府，您在以前的訪談中談到過在亞洲的感受，您對當下的越南也談過​​感受。

　　R：我的生活還是很局限。我不了解中國。我只去過越南、日本，我覺得我真的了解得很少，與此同時，整個亞洲是一個很讓我入迷的世界和大陸。比如越南的西貢，這個城市給我震撼。我在訪談裡說過，我出生後不久，我的舅舅、我媽最親的兄弟在那裡死了，當時他二十幾歲。媽媽的苦難使家裡一直有一種哀悼的氣氛，一種很深的憂傷籠罩著。小時候不是很覺得，現在我回過頭來，感覺到那其實是很殘酷的，這對我的父親恐怕比對我和我哥要艱難很多。這其實形成了一種教育，關於這個教育，我在《紙老虎》一開始就提到了。我是從那裡走進了“五月風暴”。 （您寫的那兩行很淒美，下去第一筆，味道就在了：“你正好出生在那場最大慘敗和奠邊府之間的半路途中指“二戰”法國的被佔領和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失敗。——譯註。歷史的憂鬱你早已從母親的奶水里嘗盡。”）是的，我是喝這個奶水長大的。那時候我的政治活動和越南有著直接的關係，我那時候把革命和（越南的）解放連在一起。我記得毛澤東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還有“農村包圍城市”。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是我親身經歷的法國的第一場喪葬，第二場是印度支那戰爭。我那時多麼希望改變世界，我想改變世界。讓我驚訝的是越南的今天混合著那麼多我不能想像和理解的東西，它和我年輕時為之奮鬥的理想距離那麼遠。今天的越南經歷著資本主義最殘酷最原始的階段，勞動者只能獲得最低的社會保障，越南的官方一邊做著所謂政治改革一邊繼續控制意識形態。我那時候的天真和幻想遭到莫大的諷刺。說到亞洲，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講得更清楚：這個大陸有某種東西讓我非常感興趣，它也許是一個最值得我們西方認識的大陸。

（在採訪當晚，我收到了羅蘭發來的如下郵件：“我想補充一下。我告訴您，今天下午我在紫禁城散步，我仍舊想著怎麼更好地回答您的問題。我認為亞洲和歐洲是兩個在完整的文化意義上唯一自成一體的大陸。北美洲基本是歐洲的創造和延伸，而非洲，由於它沒有歷史和文字記載的思想，只有很少的歷史和很少的統一。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則更多地沉睡在嗜古和宗教狂熱的頑疾下。所以，對歐洲人來說，亞洲是唯一的另外的世界，它是真正可以對話和讓我們在那裡學習的世界。” ）

　　M：我們要結束這次對話了。您想對中國的讀者講一句嗎？

R：這個問題我肯定答不好，肯定很愚蠢。我想告訴您，我這次旅行很短，我不該隨便講什麼，很多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很想回到這裡，回到這個城市，這個國家。我想更多地了解它，我想發現更多。

　　M：謝謝您的時間。我也想在您那裡去發現，我會去認真地讀您的小說。 （完）

　　……

我不再相信革命，哪怕金錢的霸道讓我無法接受

　　——奧利維埃?羅蘭訪談

11月底的一個週六，法國使館文化處在北京中法大學堂舊址舉辦了為2011年傅雷翻譯獎獲獎小說《青春咖啡館》（莫迪亞諾）和歷史書《啟蒙運動中的法國》（羅什）的頒獎儀式。法國小說家奧利維埃?羅蘭作為法國文學的代表從巴黎前來參加頒獎。羅蘭是法國當代幾項重要文學獎項的多次獲得者：費米那獎（1994），法蘭西文化獎（2003），法蘭西學院獎（2010）。羅蘭屬於法國“二戰”後出生的一代人。經歷了“二戰”後“三十年光榮”的經濟增長，感受了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和印...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我不再相信革命，哪怕金錢的霸道讓我無法接受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我不再相信革命，哪怕金錢的霸道讓我無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