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克魯格曼是個神一樣的人物。

他是美國最受憎恨、也最受敬佩的專欄作家。

他是少有的文筆出色且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有人戲稱，克魯格曼也應該獲得一塊諾貝爾文學獎。

克魯格曼擅於講經濟學故事，因為他實在不願意在公眾面前擺弄複雜的經濟學術語，所以，“平民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頭銜非他莫屬。

克魯格曼在中國時不時就會掀起軒然大波--他的觀點常常激起中國經濟學家的群起而攻之，但另一方面，他毫不留情的大膽言論也贏得眾多的讀者和粉絲。

奉獻給讀者的“諾將得主克魯格曼系列”共有四本，分別是《...

01 為什麼窮，為什麼富：看那些掙扎在危機邊緣的國家

2003年，芝加哥大學教授、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做了主席發言。盧卡斯首先闡釋宏觀經濟學是“大蕭條”催生出來的一門學科，然後宣布這個學科已經走到了告別過去、另闢天地的時刻。他宣布：“預防蕭條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

盧卡斯並不是聲稱商業周期（即至少伴隨了我們150年的衰退與增長的不定期交替）一去不復返了，但他的確聲稱商業周期基本上已經被馴服，針對商業周期的任何進一步的舉措都只會帶來微不足道的益處。他認為，撫平經濟增長中出現的波瀾，對公眾福利而言增益少得很。所以，是時候把關注重點轉向諸如長期經濟增長這樣的問題了。

宣稱“預防蕭條的問題已經解決”的人，並非只有盧卡斯一個。一年後，普林斯頓大學前教授本？伯南克發表了一篇洋溢著樂觀情緒的演講，題為“大緩和”。當時伯南克已經出任美聯儲理事，不久後​​又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他在演講中發表的觀點與盧卡斯基本相同：現代宏觀經濟政策已經解決了商業周期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商業周期問題大體上已經解決了，它現在基本上只能算一種小麻煩，而不再是突出的議題了。

短短幾年之後，一場慘烈的金融與經濟危機便籠罩了世界大部分地區，令人恍若回到了20世紀30年代，在這樣的背景下回頭看，上述樂觀的宣言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誇誇其談。而且早在20世紀90年代，類似“大蕭條”的經濟問題其實就曾經在一些國家上演過，包括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如此一來，盧卡斯和伯南克的樂觀情緒就更加令人奇怪了。

但在21世紀的最初幾年，與蕭條有關的經濟問題還沒有降臨美國，而通貨膨脹，這一20世紀70年代的噩夢似乎也終於得到了良好的控制。這些經濟消息令人深感寬慰，而作為其背景的政治環境，也在激發人們的樂觀情緒：在將近90年的時間裡，世界似乎從未如此垂青過市場經濟國家。

社會主義出了問題，資本主義凱歌高奏

本書是一本經濟學著作，但經濟事件總是在某種政治背景下發生的。所以，如果不考慮20世紀90年代的基本政治事實，就無法理解幾年之前的世界面貌。這個基本事實就是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傾覆。社會主義不僅不再是一種統治性的意識形態，而且作為一種理念，它也失去了激盪人心的力量。

很奇怪的是，經典社會主義模式的顛覆始於中國。鄧小平在1978年將中國帶上了一條新的道路，而在短短的三年之前，共產黨人還在越南取得了勝利，在短短的兩年之前，想要恢復“文化大革命”的激進主義者才在中國國內的鬥爭中失敗。這件事在今天看起來，仍然有些難以置信的。也許鄧小平自己也沒有完全認識到，這條路將給中國帶來多大的變革。鄧小平尚且如此，別國人就不用說了，他們過了很長時間才明白，10億中國人已經平靜地摒棄了傳統思想的禁錮。事實上，晚至20世紀90年代早期，“聒噪階層”還根本沒有註意到中國的巨變。當時的暢銷書把世界經濟描繪為歐洲、美國和日本“拼死相搏”的競技場，中國充其量只被視為一個次要角色，也許只不過是崛起的日元區中的一員。

但是，人人都意識到有些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而這一變化就是蘇聯解體。

沒有人真正明白蘇聯政權出了什麼問題。 “事後諸葛亮”的我們現在意識到，當時蘇聯的整個體制已是問題重重，其最終的崩潰是勢所必然。但這個政權曾經在內戰和飢荒的威脅下維持了統治，曾經在極為艱難困苦的情況下打敗了納粹，曾經動員起充足的科學與工業資源與美國的核優勢相抗衡。它怎麼會如此突兀地消亡，竟然沒有伴隨著砰然巨響，而彷彿是在一聲嗚咽之中倏然而去，這應該是政治經濟學上最難解的謎題之一。也許蘇聯解體只是時間問題：革命熱情似乎至多只能維持幾代人的時間，尤其是時間一長，人們就不再願意以社會公益的名義排除異己。或者也許是由於蘇聯宣稱資本主義在走向腐朽沒落，而資本主義一直都活得好好的，於是蘇聯政權的根基就逐漸動搖了。我個人有一個沒有多少證據支持的猜測：亞洲各資本主義經濟體的興起以間接的方式深深打擊了蘇聯政權的士氣，因為蘇聯自稱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方向，而亞洲資本主義的興起讓這個說法更加站不住腳了。蘇聯打的阿富汗戰爭毫無獲勝的希望，又讓國家元氣大傷，面對羅納德？裡根主持的軍備擴張，蘇聯的工業也明顯不是對手，這些因素顯然都加速了蘇聯解體。不論原因如何，1989年，東歐劇變，而到了1991年，蘇聯也解體了。

這場瓦解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影響了全世界，而所有這些影響都有利於資本主義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主宰地位。

第一個影響顯然是，曾經在中央計劃體制下生活的幾億人突然​​變成了公民，並願意嘗試一下市場經濟。但有些奇怪的是，從一些角度看，這一影響在蘇聯解體的諸多影響中是最不重要的。大多數人曾期待東歐的各個“轉型經濟體”很快成為國際市場的主力，或者成為國際投資垂青的對象。而事實卻截然相反，東歐各國大都轉型得十分艱難。例如，就像意大利的南部地區一樣，東德變成了德國的落後地帶，始終低迷不振，並不斷引發各種社會與財政問題。現在，蘇東劇變已經是20年前的事了，波蘭、愛沙尼亞、捷克共和國這幾個國家方才有了一絲成功的樣子。而且，對於全世界而言，俄羅斯本身變成了一個引發金融與政治動蕩的重大源頭，其破壞力驚人。但我們暫將此事留待第6章再講。

蘇聯解體的另一個直接影響是，那些曾經依賴蘇聯解囊相助的政府現在只能自食其力了。反資本主義人士曾將其中一些國家浪漫化，並將它們當成偶像崇拜，而這些國家突然陷入貧困，從而揭示了它們過去依靠蘇聯的實情，於是社會主義運動的聲望遭到損害。古巴曾像一位英勇的鬥士，單槍匹馬、枕戈待旦地與美國對峙，在那時，對於拉美各地的革命者而言，古巴是一個有吸引力的象徵，顯然要比莫斯科那些老邁的官僚有吸引力得多。蘇聯解體之後，古巴一片凋敝，此事本身就讓一些人的幻想破滅，不僅如此，這還揭示了一個痛苦的真相：恰恰是由於那些老邁官僚的巨額資助，古巴才能在過去保持那種英勇的姿態。與此類似，直到20世紀90年代，在激進人士（尤其是韓國學生中的激進分子）眼裡，朝鮮也具有神秘的魅力。但現在，由於蘇聯援助的停止，朝鮮人總處在飢荒之中，當年那種震人心魄的力量也就煙消雲散了。

蘇聯解體基本上還直接帶來了另一個影響，就是許多激進運動的消失，那些運動雖然聲稱自己代表純潔的革命精神，但其實只不過是由於莫斯科提供了武器、訓練營地和資金，它們才能維持下去。歐洲人總喜歡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即20世紀七八十年代那些聲稱自己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激進恐怖分子，如德國“赤軍”和意大利“紅色旅”，與那些腐敗、年邁的蘇聯共產黨人毫無瓜葛。但我們現在知道，他們都嚴重依賴蘇聯陣營的援助，一旦蘇聯援助消失，這些運動就無影無踪了。

最重大的影響是，蘇聯解體粉碎了社會主義夢想。在150年的時間裡，對於那些不喜歡受市場之手擺佈的人而言，“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主義理念是一個思想上的集合點。奉行民族主義的領導人會擺出各種社會主義理想，作為他們禁止外來投資、拒絕償付外債的理由；工會使用社會主義的措辭來要求加薪；就連商人在要求國家實施關稅或給予補貼時，也會訴諸隱約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準則。即便那些已經基本接受自由市場的政府，在這樣做的時候也是小心謹慎，甚至有點兒羞羞答答，因為它們總是擔心，徹底聽任市場自由發揮作用，不加干涉，會被視為一種冷酷的、不人道的、反社會的政策。

但現在，還有誰能臉不紅心不跳地使用社會主義的措辭呢？作為“嬰兒潮”一代的一員，我還能記得在那個年代，革命理想、英雄推動歷史前進的理念還是很能打動人心的。但現在，宣揚革命理念已經相當於拿別人的痛苦開玩笑：蘇聯進行了多次清洗，建立了大量古拉格勞改營，但仍然一如既往的腐敗、落後；經歷過“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人對經濟的關注度上升。世界各地仍然有一些激進的左派，他們頑固地宣稱，已經嘗試過的各種社會主義實踐都不算真正的社會主義；還有一些溫和的左派，他們認為，一個人可以摒棄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不必因此變成米爾頓？弗里德曼的信徒，與前者相比，這一觀點更有道理一些。但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力量已經失掉了主心骨，這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在當今的世界上，產權和自由市場被視為基本的準則，而不是勉強為之的權宜之計，至於貧富不均、失業、不公正等市場體系令人不快的方面也都被認定是無法更改的現實，被人們所接受。這是自1917年以來從未有過的情況。就像在維多利亞時代一樣，資本主義穩若磐石，這不僅是由於資本主義工業化取得了諸多成就（我們很快就將看到，這些成就是千真萬確的），而且是因為沒有人能提出一種足以替代資本主義的、令人信服的道路。

這一形勢不會永遠延續下去，未來肯定會有新的意識形態、新的夢想。如果當前的經濟危機久拖不決、持續惡化，新的意識形態和夢想將會更快湧現。但目前而言，資本主義統治著世界，這一統治地位沒有遇到挑戰。

　　 嬰兒、貨幣與商業周期的故事

威脅資本主義穩定的大敵一直是戰爭和蕭條。不消說，戰爭並沒有完全消失。 20世紀中葉幾乎毀滅資本主義的戰爭是大國之間的慘烈衝突，而在可預見的將來，那樣的戰爭應該不會爆發。

　　那麼蕭條呢？ “大蕭條”幾乎使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玉石俱焚，而且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直接誘因之一。但在那之後的一代人時間裡，工業化世界經歷了持續的經濟增長，縱使有衰退，也是短暫而溫和的，而經濟恢復則強勁而持久。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由於美國長期沒有發生衰退，經濟學家已經在召開諸如“商業周期過時了嗎”這樣的會議了。

這話講得太早了：20世紀70年代成為“滯脹”的10年，經濟低迷不振，通貨膨脹飛漲。在1973年和1979年的兩次能源危機之後，一些國家發生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人們又在問那個問題了；正如我們剛剛讀到的，羅伯特？盧卡斯和本？伯南克幾年前在公開場合宣傳，雖然世界經濟仍會不時遇到波折，但創巨痛深的衰退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世界範圍的大蕭條更是絕無可能。

如果你知道世界經濟剛剛經歷了一場重大的衰退，你會明白上述說法是錯的。但如果你沒有註意到此事，你應該如何判斷這個說法呢？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需要轉而探討理論問題，並思考一下，商業周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尤其是市場經濟國家為什麼會遭遇衰退。

無論如何，你千萬別說答案顯而易見，並根據自己的成見把衰退的成因解釋為某種東西。事實是，如果你思考一下，你會發現衰退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尤其是，如果你理解並基本上相信市場通常會自發實現供需平衡，你就會覺得更奇怪。因為在經濟蕭條（特別是嚴重蕭條）時期，供給似乎無處不在，而需求卻無影無踪。願意工作的工人到處都是，工作崗位卻不夠；工廠一切就緒，訂單卻不夠；商店家家開門，顧客卻不夠。特定的商品會遭遇需求不足，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製造商生產了許多芭比娃娃，消費者卻想要布拉茨娃娃，一部分芭比娃娃也許就會滯銷。但對一般性商品的需求怎麼會不足呢？難道人們不總是會把錢花在某些東西上面嗎？

人們之所以難以清晰明了地探討衰退問題，原因之一在於，很難以一種形象的、人性化的方式來描繪衰退。但我有個很喜愛的故事，我常用它來解釋衰退究竟是怎麼回事，也把它作為幫助自己思考的一個“直覺泵”（讀過我舊作的讀者聽過這個故事）。這是個真實的故事，不過在第3章我將運用想像力來豐富它，用它來解釋日本經濟的委靡不振。

這個故事是斯威尼夫婦在一篇文章中講的，此文發表於1978年，題為“貨幣理論與國會山嬰兒看護合作社危機”。不要看到這個標題就不願意往下讀了，我是在談嚴肅的事。

諸位想不到吧，在20世紀70年代，斯威尼夫婦竟然是一家嬰兒看護合作社的成員。嬰兒看護合作社是願意彼此照顧孩子的年輕夫婦結成的一種組織。斯威尼夫婦參加的這個合作社主要是由在國會上班的人組成，而且與其他的嬰兒看護合作社不同，它的規模很大，約有150對夫婦。因此在這家合作社里，願意代人照顧嬰兒的人很多，但這麼大的組織管理起來也不容易，最大的難點是必須確保每對夫婦都公平地作貢獻。

像許多類似機構（以及其他不使用貨幣的交易機制）一樣，這家嬰兒看護合作社以發行憑證的方法解決管理問題。它使用的憑證是一種票券，每張票券的持有者有權得到一小時的照顧嬰兒服務。代人照顧嬰兒的人在完成工作後，會根據工作時間從嬰兒家長那裡得到相應數量的票券。這一體系的構造本身就足以避免有人推卸責任。它會自動確保，隨著時間的推移，每對夫婦提供的托兒服務時間恰好等於他們得到的托兒​​服務時間。

不過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後來人們發現這一體系需要有大量的票券投入流通。連續幾天晚上有空又暫時沒有外出計劃的夫婦會努力積累票券，以備未來之需，而在他們積累的時候，其他夫婦的票券儲備肯定會相應減少。時間一長，每對夫婦一般都想保留足夠多的票券儲備，以便在不代人照顧嬰兒的時候能夠連續外出幾天。嬰兒看護合作社的票券發行工作也很複雜：其成員在加入時領到票券，在退出時要返還票券，還要以票券的形式支付會費，作為合作社管理者的報酬。像這樣的細節還有很多，不過這些都不重要，關鍵問題在於，突然之間，票券的流通量變得不夠了，少得難以滿足合作社的需要了。

　　這一不足造成了奇怪的後果。有的夫婦覺得自己的票券儲備將會不夠，於是很想代人照顧嬰兒，而不大願意外出。但唯有一對夫婦決定外出，另一對夫婦才有機會幫他們照顧嬰兒，於是代人照顧嬰兒的機會變得稀少了，這使每對夫婦更加註意維持自己的票券儲備，除非情況特殊，否則不願意輕易使用，而這又讓代人照顧嬰兒的機會更為稀缺了……

一句話，這個合作社陷入了衰退。

　　 好了，時間到。聽我講了這個故事，你有什麼想法？

如果你感到困惑：這本書不是要探討世界經濟危機嗎，怎麼講起照顧小孩來了？那麼你沒有抓住要領。要理解任何復雜的系統，無論是全球氣候還是全球經濟，唯一的途徑就是利用模型來分析。模型就是以簡化的方式來呈現複雜的系統，這樣的簡化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複雜系統的運行機理。有的模型是由聯立方程組成的，有的是由計算機程序組成的（例如每天為你預報天氣的計算機模擬圖），有的模型就像是設計師在風洞中測試的模型機，那是真飛機的微縮版，用來觀察和做實驗更為方便。嬰兒看護合作社是個微型經濟體，可以說，有可能發生衰退的最小經濟體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但這家合作社經歷的是一場真實的衰退，正如模型機機翼推動的起飛，也是一種真正的起飛一樣；模型機的飛行狀況很有價值，設計師可以藉助它來深入研究大型的噴氣式客機將如何飛行，同理，這家合作社的發展沉浮也十分重要，我們可以藉此來洞察真正的經濟體為何會繁榮或衰落。

如果你不覺得困惑，倒覺得有些惱怒：我們要在這裡討論重大問題，這傢伙卻在講一些華盛頓雅皮士的趣聞軼事。那麼你應該感到臉紅，還記得我在導言中的話嗎？有一些古靈精怪的想法，願意做一些思維遊戲，這不僅會招人喜愛，而且還是如今一種必需的素質。一個不願玩模型機的飛機設計師不值得信任，同理，一個不願玩經濟模型的經濟學者也不值得信任。

你將會發現，嬰兒看護合作社的故事恰恰是一個很有用的工具，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世界各國的真實經濟問題，那些問題可是一點兒都不離奇。經濟學家使用的以數學構想為主的理論模型聽起來往往要比這個故事複雜得多，但那些模型揭示的道理通常可以用簡單的故事轉述出來，比如嬰兒看護合作社的故事（如果不能這樣轉述，那往往表明模型本身有問題）。在本書中，我還將在不同的背景之下重提幾次這個照顧嬰兒的故事。但現在，先讓我們考慮這個故事的兩個重要寓意：一個與衰退的發生原因有關，另一個與衰退的應對之策有關。

首先，嬰兒看護合作社為何陷入衰退？原因並不是社員們不會照顧嬰兒：他們會也好，不會也罷，都與衰退無關。原因也不是合作社深受“國會山價值觀”困擾，或者陷入了“裙帶托兒主義”，或者未能像其競爭對手那樣順利進行調整，以適應托兒科技的日新月異。這家合作社的“產能”沒有出問題，它的問題只不過是“有效需求”不足：由於人們竭力積累現金（托兒券），因而花在真實商品（托兒時間）上的消費太少了。這對現實世界的意義在於，一國容易遭受商業周期擺佈的狀況也許與該國根本性的經濟優勢與劣勢關係不大，甚至毫無關係，也就是說，良好的經濟體也會遇上禍事。

其次，如果是這樣，如何來解決衰退呢？斯威尼夫婦寫道，當嬰兒看護合作社出現問題時，人們很難讓主要由律師組成的理事會相信，這本質上是個極易解決的技術問題。最初，合作社的管理者認為這相當於經濟學家所說的“結構性”問題，需要以直接干預來解決。於是他們制定了一條規則，規定每對夫婦每月至少外出兩次。但最終經濟學家的意見佔了上風，管理者增加了票券的發行量。這個措施帶來了神奇的結果：有了更多的票券儲備，社員變得更願意外出，於是代人照顧嬰兒的機會充裕多了，這又讓社員更加願意外出，如此循環。由於得到別人照顧的嬰兒人數大大增加，這家合作社的“托兒生產總值”（GBP）突飛猛進。而且，這也不是因為社員更會照顧嬰兒了，或者該組織經歷了什麼根本性變革，原因不過是突破了貨幣政策上的瓶頸。換言之，印鈔票就能對抗衰退。有時候，或者說通常情況下，解決衰退的方法簡單得令人吃驚。

好了，讓我們回頭探討一下真實世界裡的商業周期。

顯然，就算是一個小國的經濟也要比一家嬰兒看護合作社的經濟複雜得多。首先，普通大眾不僅會為眼前的快樂而花錢，而且會為未來投資（例如，可以僱用合作社成員來修一個新的嬰兒圍欄，而不是幫著照看孩子）。另外，現實世界還有一個資本市場，在這個市場上，有多餘現金的人可以藉錢給急需的人並收取利息。但基本道理是一樣的：衰退的原因通常是，公眾整體上在努力積累現金（或者說努力花費得少點兒、儲蓄得多點兒，這是一回事），通常只要發行更多的票券便可以解決衰退。

現代世界裡的票券發行者就是央行，如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銀行等。央行的工作就是在需要時增加或者減少現金量，以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但是，既然事情這樣簡單，我們怎麼會遭遇經濟蕭條呢？各國央行為什麼不一直印刷足夠的鈔票以便始終保持充分就業狀態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決策者根本不知道應當怎麼做。現在，除了觀點最右的弗里德曼之外，幾乎持任何立場的經濟學家都認為，“大蕭條”是因為有效需求崩潰導致的，美聯儲本應以大規模注入貨幣來對抗那場蕭條。但在那時這還根本不是流行的想法，相反，許多傑出的經濟學家都附和一種充滿道學氣的宿命論。這一觀點認為，“大蕭條”是之前經濟增長過度帶來的必然結果，其實是個有益的過程。熊彼特宣稱，經濟復甦“唯有在自然（發生）時才是健康的。因為任何僅僅由於人為刺激而產生的經濟復甦，都會使蕭條無法徹底實現其效果，所以會在沒有調整完畢的殘餘失調之上增添這場復甦造成的新失調，而這種新失調又是接下來必須清除的，這就使商業面臨未來另一場（更嚴重的）危機”。

這樣的宿命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煙消雲散了，而且在一代人時間裡，大多數國家確實在積極努力地控製商業周期，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各次衰退都不嚴重，工作機會一般也很充裕。到了20世紀60年代晚期，許多人開始相信，商業周期不再是一個重大問題了，就連理查德？尼克松也承諾要“微調”美國經濟。

這是一種狂妄自大的想法，充分就業政策的悲劇性缺陷也在20世紀70年代顯露出來。如果央行對自己可以創造的工作機會過於自信，如果它過度增加貨幣流通量，通貨膨脹就會發生。而一旦通貨膨脹加劇的預期已在公眾頭腦中根深蒂固，除了維持一段時期的高失業之外，沒有什麼辦法能讓經濟擺脫通貨膨脹。如果這時又遭遇一些外部衝擊，突然導致物價上漲，例如油價翻倍，那麼經濟蕭條就指日可待了（雖說或許不如“大蕭條”嚴重，但也令人極其厭惡）。

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通貨膨脹又回落到了適度的水平，石油供應充足，央行官員似乎也終於掌握了調控經濟的訣竅。美國經濟在80年代中期之後經歷的衝擊似乎也讓人堅信，我們已經弄明白了蕭條這回事。例如，1987年美國股市崩盤，有一天的跌幅與1929年大崩潰首日的跌幅同樣慘重，但美聯儲向金融體系中註入現金，結果不但實體經濟的增速沒有下降，道瓊斯指數也很快恢復了。 20世紀80年代末，美聯儲官員對於通貨膨脹率的輕微上升過於擔心，以至於沒有註意到一場衰退正在逼近，結果等他們準備對抗衰退時，為時已晚。不過，雖然這場衰退導致老布什競選連任失敗，但它還是被常用的藥方治癒了，美國又步入了一段經濟持續增長的時期。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似乎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商業周期就算沒有被消除，至少也已經被決定性地馴服了。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貨幣管理者的功勞：歷史上從未有哪個央行行長像格林斯潘那樣，被一圈神秘的光環籠罩。但在20世紀90年代末人們還覺得，經濟的基礎結構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些變化使經濟繁榮更易持久。

　　 信息科技重塑了經濟

在嚴格的技術意義上可以說，1971年英特爾公司發明微處理機，標誌著現代信息時代的開始。微處理機把電腦的五臟六腑置於一塊芯片之上。到了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十分生動的方式使用微處理機的產品，如傳真機、電腦遊戲和個人電腦等，變得越來越流行了。但在當時，這看起來還不像一場革命。人們大都估計，信息產業將繼續被IBM等官僚氣十足的龐大公司主宰。還有很多人認為，所有新科技的命運都將步傳真機、錄像機和電腦遊戲的後塵：由有創意的美國人發明，最終卻變成陌生的日本製造商的搖錢樹。

但到了90年代，人們明顯看到，信息科技將大大改變美​​國經濟的面貌與氣質。

對於信息科技最終將帶來多大的經濟利益，我們仍然可以抱有疑問。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裡，新科技對我們工作方式的影響比其他任何影響都明顯。現在，典型的現代美國工人大部分在辦公室里工作，而且從1900年直到20世紀80年代，辦公室的基本外觀與運行方式幾乎是一成不變的：始終是打字機和檔案櫃，人們寫備忘錄，舉行會議（沒錯，複印機確實取代了複寫紙）。突然，在很短的時間裡，辦公室就煥然一新了：每個辦公桌上都有相互聯網的個人電腦，人們使用電子郵件和互聯網，召開電視會議，進行遠程辦公。這是一種極為清楚的質變，和單純的量變不同，它給人一種突飛猛進的感覺。伴隨著這種進步感，人們又對資本主義的未來產生了一種新的樂觀看法。

也許可以這麼說，這些新產業恢復了資本主義的浪漫性。這種浪漫性曾表現為，一位英雄的企業家造出了一種功能更好的捕鼠器，從而得到了理所當然的回報，變得富裕。自亨利？福特時代以來，這樣的英雄形像似乎已越來越少，因為美國經濟日益為龐大的公司所主宰，其經營者不是浪漫的創新者，而是與政府官員沒什麼兩樣的官僚。 1968年加爾布雷斯寫道：“隨著現代公司的興起，隨著現代科技與規劃所需要的組織的出現，隨著資本所有者與企業控制權的分離，在成熟的工業企業中，企業家不再作為一個單個的人而存在。”如果資本主義看上去和社會主義相差無幾，又沒有社會主義的公正，還有誰會為它熱情洋溢呢？

但是，信息產業重塑了產業秩序。像在19世紀一樣，非凡的個人又成為經濟傳奇的主角：那些男子（在很多情況下是女子）有了一個更好的想法，在自家車庫里或餐桌上完善它，然後一舉成功，一夜暴富。商業雜誌不再枯燥，變得真正有趣了。商業成就也顯得令人尊敬了，而在之前100多年裡可從不是這樣。

這為自由市場理念營造了優越的環境。 40年前，那些為自由市場、為無拘無束的企業家精神的優點辯護的人，總是苦於找不到動人的例證：當他們說“私人企業”時，大多數人會想到通用汽車；當他們說“商人”時，大多數人會想到一​​名身穿灰色法蘭絨套裝的富商。而在20世紀90年代，財富來源於德行或者至少來源於創造力的古老理念又復興了。

但真正鼓舞經濟樂觀情緒的是經濟繁榮的非凡擴展：不但發達國家經濟興旺（其實在發達國家中，經濟成就惠及大眾的程度並沒有人們曾經希望的那麼高），而且許多不久之前還被視為在經濟上毫無希望、不值一提的國家也變得欣欣向榮了。

“第三世界”為什麼窮，又為什麼富

“第三世界”一詞最初的意思是一種象徵尊嚴的標誌：尼赫魯提出了這個詞，用來指代的是那些潔身自好、既不和西方也不和蘇聯結盟的國家。但很快，經濟現實就壓倒了政治意願，“第三世界”變成了落後、貧窮、欠發達的同義詞。這個詞不再讓人聯想到正義的呼籲，而是帶有一種絕望的含義。

改變這一切的是全球化：科技和資本從高工資國家向低工資國家轉移，“第三世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也隨之增長。

我們已經不太記得在全球化興起之前世界是什麼樣子，所以讓我們稍稍回溯一下歷史，看看僅僅一代人之前的“第三世界”的面貌（在許多國家這個面貌至今未變）。在那時，雖然幾個東亞小國的快速經濟增長已開始受人矚目，但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等發展中國家依然基本上毫無變化，一如既往地出口原材料，​​進口製造品。這些國家的製造業規模小、效率低，只為國內市場服務，其國內市場受到進口配額的保護，這些製造產業創造的工作機會還是很少。同時，人口壓力迫使絕望的農民耕種越來越貧瘠的土地，或者盡一切可能維持生計，比如在許多“第三世界”城市附近的大垃圾場邊安家落戶。

由於人們沒有多少生活出路，所以用微薄的工資就可以在雅加達或馬尼拉僱到工人。但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單靠廉價勞工，發展中國家還無法在國際製成品市場上與發達國家競爭。發達國家具有一些難以撼動的優勢：它們擁有基礎設施與技術工藝知識，市場規模要大得多，接近關鍵組件的供應商，政局穩定，又擁有維持經濟效益所必需的、難以名狀卻至關重要的各種社會習慣。在這些優勢面前，發展中國家的工資率就算只有發達國家的1/10、1/20，也是無濟於事的。就連激進人士似乎也意識到，逆轉這些根深蒂固的優勢是絕無可能的：在20世紀70年代，那些呼籲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人主要是想提升原材料的價格，而不是試圖讓“第三世界”國家融入現代工業世界。

　　但後來就出現了一些變化。關稅壁壘降低、電信條件改善、廉價空運出現等因素結合起來，使得在發展中國家生產不再那麼不利了。除此之外應當還有一些因素，但對整個的原因，我們至今也沒有完全弄懂。現如今，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在“第一世界”生產仍是比較有利的。比如，一些公司曾經將生產移往墨西哥或東亞，但在親身體驗了“第三世界”經商環境中的種種不利之處後，又決定把生產撤回來，這種情況其實很常見。但在上述那些因素出現之後，在相當多的產業裡，發展中國家已經能憑藉低工資獲得充足的競爭優勢，從而打入國際市場。於是，過去依靠出口黃麻或咖啡勉強度日的國家也轉而生產襯衫和運動鞋了。

勢所必然的是，在那些生產襯衫和運動鞋的工廠裡，工人的報酬很低，雇主又認定他們會對嚴酷的工作環境忍氣吞聲。我之所以說“勢所必然”，是因為那些雇主並不是為了自己（或其工人）的健康而辦企業的，他們當然會盡可能地壓低工資，而工資的最低值是由工人可以得到的其他工作機會決定的。畢竟許多發展中國家仍然一貧如洗。

但在一些國家裡，這些新出口產業紮下了穩固的根基，普通人的生活也有了十分明顯的改善。生活改善的原因之一是，就算只是為了吸引工人，一個成長中的產業也必須向員工提供比其他行業高一點兒的工資。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是，製造業發展了起來，新的出口產業又為配套產業創造了許多工作機會，這在整個經濟體中產生了連鎖效應。土地壓力有所緩解，於是農民的收入上升；急於尋找工作的城市失業人群減少，於是工廠開始為爭奪工人而相互競爭，所以城市人口的工資也開始上升。在韓國、中國台灣等經濟體，這一過程歷時已久，人們的工資也已趕上了發達國家的水平（1975年韓國的每小時平均工資只有美國的5％，到2006年該數字已上升到62％）。

在剛剛實現工業化的經濟體中，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帶給大眾的好處是實實在在的。像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仍然十分貧窮，所以其進步程度可以用普通人獲得的食物量來衡量；在印度尼西亞，1968~1990年，每日人均攝入的熱量從2 000卡路里上升到2 700卡路里，平均壽命從46歲上升到63歲。在整個環太平洋地區，甚至像孟加拉國這樣的地方，都可以看到類似的進步。這些進步發生的原因並不是西方的好心人給予什麼幫助，相反，西方從來就不多的對外援助在20世紀90年代縮減到幾乎為零。其原因也不是第三世界國家政府實施了好多政策。我很快就會以充足的事實提醒讀者，這些政府還是一如既往地冷酷無情、腐敗橫行。這些進步的真正源頭是那些鐵石心腸的跨國公司和貪得無厭的企業家，雖然他們只關心如何利用廉價勞工帶來的獲利良機，但他們的行動在無意間改善了大眾生活。這不是什麼發人深省的壯舉，但不論那些人的目的是何等卑劣，數以億計的民眾畢竟因此脫離了赤貧狀態，過上了新生活，這種生活條件儘管在某些方面依然惡劣，但總歸要比過去好多了。

這一次，我們也有充足的理由來將功勞歸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者承諾要實現社會發展，在一段時間裡，“第三世界”還把斯大林的“五年計劃”當成指導一個落後國家奮發圖強、融入20世紀的最佳範例。甚至在蘇聯已經喪失了其代表進步的光環之後，許多知識分子依然相信，貧窮國家唯有自絕於與較發達經濟體的競爭，才有希望打破自身所處的牢籠。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一些鮮活的範例就向世人表明，貧窮國家也可以實現快速的發展，而這些模范國家取得這一成績的途徑並不是光榮孤立，而恰恰是盡可能地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日本一蹶不振，歐洲仍在掙扎，美國怨恨重重

並不是所有人都對蘇東劇變之後的世界經濟狀況感到滿意。雖然一時之間美國經濟十分繁榮，但其他發達國家卻問題重重。自20世紀90年代初的“泡沫經濟”破裂以來，日本經濟一蹶不振。歐洲仍然深受“歐洲硬化症”困擾，具體症狀是失業率（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即便在經濟復甦期間也是如此。

同時，美國經濟的整體繁榮也沒有惠及全民。美國經濟增長的好處沒有被平等分享：財富與收入的不均都上升到了自《了不起的蓋茨比》那個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水平，而且以官方標準衡量，許多工人的實際工資其實下降了。就算對這些數字打一些折扣，仍然很明顯的是，收入最低的至少2 000萬或3 000萬美國人被甩在了後面，與整體經濟增長漸行漸遠。

一些人不管這些，而是對另一些事義憤填膺。在“第三世界”的出口產業裡，工人的工資微薄，工作環境惡劣，一些人常常為此發出道義上的大聲疾呼。以“第一世界”的標準看，那些工人的確可憐，但是低工資、壞工作畢竟好過無事可做，對於這樣的相反意見，那些批評者幾乎毫無耐心聽下去。一些人道主義者還指出，全球化的好處與世界上的大片地區擦肩而過，尤其是非洲大陸依然如故：貧困不斷加劇，疾病四處蔓延，殘酷的戰亂頻繁發生。後一種批評更有道理一些。

還有人預言災難將臨，古往今來一直有這種人。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每天都會有人預言另一場蕭條即將發生，理智的觀察家已經學會不把這樣的警告太當回事。然而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拉美髮生了一些充滿不祥預兆的事件，我們現在知道，這些事件確實表明，蕭條經濟學有可能要回歸了。但由於人們對各種警告已經麻木，所以這些事件基本未能引起關注。

01 為什麼窮，為什麼富：看那些掙扎在危機邊緣的國家

2003年，芝加哥大學教授、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做了主席發言。盧卡斯首先闡釋宏觀經濟學是“大蕭條”催生出來的一門學科，然後宣布這個學科已經走到了告別過去、另闢天地的時刻。他宣布：“預防蕭條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

盧卡斯並不是聲稱商業周期（即至少伴隨了我們150年的衰退與增長的不定期交替）一去不復返了，但他的確聲稱商業周期基本上已經被馴服，針對商業周期的任何進一步的舉措都只會帶來微不足道的益處。他認為，撫平經...

前言
01 為什麼窮，為什麼富：看那些掙扎在危機邊緣的國家
在當今的世界上，產權和自由市場被視為基本的準則，而不是勉強為之的權宜之計，至於貧富不均、失業、不公正等市場體系令人不快的方面也都被認定是無法更改的現實，被人們所接受。
社會主義出了問題，資本主義凱歌高奏
嬰兒、貨幣與商業周期的故事
信息科技重塑了經濟
“第三世界”為什麼窮，又為什麼富
日本一蹶不振，歐洲仍在掙扎，美國怨恨重重

02 前車之覆，後車之鑑：拉美危機給我們的啟示
“龍舌蘭危機”爆發14年之後，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大部分國家或地區正在經歷一場金融危機，這場危機與1994～1995年拉美的遭遇頗為相似。所以很明顯的是，我們從拉美危機中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為什麼危機發源於墨西哥
阿根廷的問題有多麼嚴重
多事之秋：墨西哥危機延續
從天堂跌入地獄：墨西哥和阿根廷的災難性危機
堅持不住了，緊急大救助
前車之覆，後車之鑑：為什麼我們還是栽了跟頭

03 日本經濟大衰退給我們的啟示
與其他亞洲國家碰到的災禍相比，日本的遭遇雖沒有那麼慘痛，但其持續的時間卻是這麼長，迄今為止沒有找到令人信服的原因。這也是一個先兆：如果這事能發生在日本，誰敢保證它不會發生在美國·後來果然應驗了這個先兆。
“日本速度”震驚世界，卻又暗藏危機
日本大泡沫是如何形成的
增長型衰退：日本真的不一樣
日本跌入可怕的流動性陷阱
日本要走到窮途末路了
日本的頑疾該用什麼辦法解決

04 無妄之災：亞洲金融危機始末
如果說這場危機是對亞洲各國罪孽的懲罰，為什麼這些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的經濟體在同一時間一起撞上危機呢·1997年的韓國已差不多是個發達國家，其人均收入可以與南歐各國相比，而印尼仍然是個很窮的國家，其發展程度可用民眾每日攝入的卡路里來衡量。上蒼為什麼會把如此不般配的一對國家一起投入危機深淵呢·
繁榮的背後：暴風雨即將來臨
泰國引火燒身
恐慌蔓延，信心下滑，崩潰發生
危機像疾病一樣傳染下去
為什麼是亞洲·為什麼是1997年
亞洲式的危機：2002年的阿根廷
由亞洲金融危機想到的

05 我們該聽誰的：危機之後的拯救之路
自亞洲危機爆發至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角色一直遭到不少非議。許多人認為危機其實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實際上大體主宰其政策的美國財政部）造成的，或者覺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危機處理不當，以至於使危機嚴重到遠不該有的程度。這麼想對嗎·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貨幣--球幣
資本投機也有學問
荒唐的華盛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錯在哪

06 血雨腥風：對沖基金來了
馬哈蒂爾仍然不依不饒，繼續在各種新聞發布會上和演講中抨擊索羅斯，一直罵了幾個月，等到馬來西亞經濟開始真正顯得危機重重時，由於擔心擾亂市場，馬哈蒂爾才相對有所收斂。
對沖基金：如猛獸一般
喬治·索羅斯成名之舉
馬哈蒂爾大罵索羅斯
鏖戰香港：對沖基金的大陰謀
俄羅斯的難言之隱
波濤洶湧：1998年大恐慌

07 大泡沫：格林斯潘究竟是對還是錯
格林斯潘就像一位家長，他雖然嚴厲警告中學生不要縱飲狂歡，但並沒有打斷宴會，而是一直站在一旁等待，以在歡宴落幕時做一名清醒的司機，送他們回家。
格林斯潘做了什麼
格林斯潘其實很失敗
格林斯潘泡沫是如何發生的
泡沫破裂之後又是一個泡沫

08 誰是兇手：影子銀行的所作所為
那些本應為影子銀行系統的脆弱憂心忡忡的人卻在對“金融創新”大唱讚歌。格林斯潘在2004年宣稱：“不僅單個金融機構更能抵擋潛在風險因素帶來的衝擊，整個金融體係也變得更有彈性了。”
銀行究竟是乾什麼的
影子銀行是如何操縱市場的
漠視危機等於自殺

09 大難臨頭：泡沫破裂了，銀行崩潰了，危機發生了
2005年秋，美國房市大繁榮已經開始衰落了，但大多數人都沒有馬上明白這一點。當房價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以至於零首付、用“超優惠利率”支付貸款的房子都超過了許多美國人的購買能力時，房屋銷售開始委靡不振了。我當時寫道，房市泡沫開始破裂。
房市泡沫破裂了
影子銀行崩潰
伯南克無力回天：美聯儲失去拉動力
一場新災難：危機蔓延全球
全球大衰退

10 蕭條經濟學
應對衰退的傳統政策似乎已經完全失效了。現在，如何創造充足的需求來利用經濟產能的問題再一次成為關鍵問題。蕭條經濟學重返歷史舞台了。
什麼是蕭條經濟學
我們該如何應對
吸取教訓，金融體系一定要改革

前言
01 為什麼窮，為什麼富：看那些掙扎在危機邊緣的國家
在當今的世界上，產權和自由市場被視為基本的準則，而不是勉強為之的權宜之計，至於貧富不均、失業、不公正等市場體系令人不快的方面也都被認定是無法更改的現實，被人們所接受。
社會主義出了問題，資本主義凱歌高奏
嬰兒、貨幣與商業周期的故事
信息科技重塑了經濟
“第三世界”為什麼窮，又為什麼富
日本一蹶不振，歐洲仍在掙扎，美國怨恨重重

02 前車之覆，後車之鑑：拉美危機給我們的啟示
“龍舌蘭危機”爆發14年之後，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大部分國家或地區正在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