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布盧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風格。他在談論美國的高等教育時，並不考察所謂學術共同體（這通常是它的自稱）的形態、傳統和儀式。但他的資格是無可挑剔的。他寫過一本論述莎士比亞政治觀的大作，翻譯過柏拉圖的《理想國》和盧梭的《愛彌爾》。那些惱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當回事都難，雖然很多人都想這樣做，因為他目光犀利，勇氣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門肯刻薄時所說的“高級學問”的大觀察家。　　但是，布盧姆教授既不是專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諷刺作家，他思想的嚴肅性使他超然於學界的立場。他主要不是對教授們說話。他當然歡迎他們聽聽——他們肯定會聽的，因為他們正處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於一個更大的共同體之中，更多地援引蘇格拉底、柏拉圖、馬基雅維利、盧梭和康德，而不是我們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體幻影中，真正的人類共同體是那些尋求真理者、那些潛在的智者的共同體，……全體渴望求知者的共同體。事實上，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 ​​們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對善的本質有分歧時柏拉圖是亞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樣。……他們在探討這個問題時絕對心心相印。按柏拉圖的觀點，這是唯一真正的友誼，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們不顧一切尋找的密切聯繫正是這裡建立起來的。……這便是那個不可能的哲學王之謎的意義所在。哲學王們擁有真正的共同體，它是其他所有共同體的楷模。” 　　對現代讀者來說，這種語氣也許會因為那些古板的老詞——“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們不能否認，在我們反對這種語言的背後，有著對我們現代人關於“價值觀”的淺薄、常常是瑣屑無聊的言論的負疚感。　　上面那段話引自布盧姆這本書的結語。他不顧自己讀者的好惡，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討論專業經濟學家的勢力、現代科學同先於它出現的“自然哲學”的分離、人稱“文化相對主義”的現像或MBA（工商管理碩士）真實的基本含義時，他下筆別具一格。他時常一臉慍怒，咄咄逼人，不懷好意。談到人文學科在大學中的地位，他稱其為“久已沉沒的大西島”，我們重新回到那兒，力求“找回別人都已放棄的自我”。“人文學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場，眼力好的人方可從一堆堆破爛中找出被人丟棄的寶貝……”還有，“人文科學就像難民營，被不友善的當局剝奪了工作趕出家園的天才們，在那兒閒蕩。……大學的另外兩個部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對歷史毫無用處……”當他不忙於研究善的本質時，他能夠運用人文學科的精華（或許我應該說，用其糟粕）發起猛攻。身為學者，他想給我們啟蒙；身為作家，他從阿里斯托芬等人那裡了解到，啟蒙也應該是快樂的。在我看來，這不是一本教授寫的書，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願意承擔作家才經常承擔的風險。在一本討論觀念的書中，用自己的聲音說話是很冒險的，但它也提醒我們，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個人的內心深處。布盧姆告訴我們：“貫穿全書，我始終在參照柏拉圖的《理想國》。對我來說，它是獨一無二的教育之書，因為它確實解釋了我作為一個人和作為教師所體驗到的一切。”學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稱為存在主義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為個體、作為個人公開坦誠地呈現出來。可見，布盧姆教授是我們這個時代精神之戰的前線戰士，所以他特別投我的脾氣。（既然他能個性十足，我認為自己也沒有理由繼續充當無名氏一般的評論者了。）　　布盧姆在最後幾頁談到了一名學生；這名學生讀過柏拉圖《會飲篇》以後說，如今很難想像那種神奇的雅典氣氛了，“那時人們友善和睦，富有教養，生氣勃勃，彼此平等，既開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暢談自己的渴望的意義。但是（布盧姆補充說），這樣的體驗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實，這些令人心曠神怡的討論，是發生在一場雅典注定要失敗的可怕戰爭期間，阿里斯托芬和蘇格拉底至少能預見，這意味著希臘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險惡的政治環境中，他們並沒有陷於文化的絕望，他們忘我地沉浸於自然的愉悅之中，證明著人類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從於命運和環境的擺佈。我們感覺自己太依賴於歷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圖式對話的本質就在於，它幾乎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重現。……這或許就是這種思考的全部意義所在。這正是我們逐漸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們鼻子底下，幾乎不可能發生，卻一直存在著。” 　　我非常嚴肅地看待布盧姆這一番話，被它深深打動，並且從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賴以成長的種子。我出生在美國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認識到，我的猶太血統，我的環境（恰巧以芝加哥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會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歷程，取決於我本人的決定。我不想完全依賴歷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賴，肯定意味著我不過是個玩偶。在我們這個時代，文明世界最常見的說教可以簡單地表述為：“告訴我你的來歷，我就能告訴你你是怎樣一個人。”雖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國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還是沒有機會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夠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對它的物質影響採取了頑強抵制。我說不清楚我為何不想讓自己成為環境的產物，但我從未被利益、功利、審慎和生意所俘獲。我母親曾想讓我當個小提琴手，不行的話就做個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選是在帕爾瑪飯店的晚宴上拉琴，還是在猶太人集會上佈道。有正統信仰的傳統家庭都會教小男孩翻譯《創世記》和《出埃及記》。所以，如果這個大千世界，這個花花世界，不是那樣誘人的話，我也許很容易繼續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誠恭敬的人生不適合於我。畢竟我在早年就開始了廣泛的閱讀，這使我很快脫離了古老的信仰。十七歲那年父親勉強允許我進了大學，我是個熱情（狂放）、乖戾、不願隨俗的學生。如果我報名選修本科二年級的經濟學課程，我肯定會把時間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蕭伯納上。如果我註冊了詩學課程，我很快就會對韻律和詩節生厭，轉而去看克魯泡特金的《一個革命者的回憶錄》和列寧的《怎麼辦？》。我的趣味和習慣是一個作家的趣味和習慣。我寧願自己去讀詩，也不想從講授韻律停頓法的課堂上獲益。為了放鬆因閱讀而疲乏的雙眼，我就到男人俱樂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識到，依照先進的歐洲思想家的見解，一個來自粗俗的物質主義中心——芝加哥——的年輕人，他 ​​的文化抱負是必定要歸於失望的。組成這個城市的屠宰場、鋼鐵廠、貨棧、簡陋的工廠平房，還有灰暗的金融區、棒球場和拳擊場、機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這些東西湊在一起，你就會看見一張文化射線穿不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堅硬黑幕。根據高雅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和意大利人這些現代藝術代言人的判斷，那是個毫無希望的地方。對這些外國觀察家中的某些人來說，美國與歐洲相比有許多優勢，它更有效率，更生機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態政治和毀滅性戰爭的影響，但是說到藝術，正像溫德姆·劉易斯所言，就算生為愛斯基摩人，也要強過一個想當畫家的明尼蘇達長老會教友。文明的歐洲人中能夠擺脫本國階級偏見者鮮有其人，他 ​​們會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見帶入一切自由的美國。無人能夠預見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國家注定會降格為平庸的世界主義，古老文明各個支脈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會提供嶄新的機會，使我們擺脫對歷史和文化的依賴— —這是隱藏在衰落背後的好處。這固然會導致野蠻的表現，但也可能產生獨立的新形式。　　在這方面，正像美國人時常說的，我發現自己“處境尷尬”。歐洲的看客有時把我列入雜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國人，也不是十足的歐洲人，腦子裡塞滿了哲學家、史學家和詩人的語句，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窩裡生吞活剝的成果。當然，我是個自修者，現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紀的小說家，曾大膽地進行猜想、冒險和推測。獨立思想結出了碩果。巴爾扎克宣稱：“這個世界屬於我，因為我理解它。”布盧姆教授的書讓我擔心，這本通過自修，從事了大量研究而寫成的講述世界的書，會遭到“有學問者”的封殺，他們正在築起輿論的高牆，把整個世界擋在外面。　　美國讀者站在不同的立場上，不時指責我的書有外國味。我提到歐洲作家時有點兒盛氣凌人，似乎是在擺架子。我樂於承認，我的作品中或許有一些讓人讀起來吃力的地方，隨著公眾中無知之人的增加，我的書可能越來越難讀。評估自己讀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們還打算看書，即便只是出於對書的尊崇，或只是裝裝樣子，那麼有些事情他們是本應知道的。所以，假設他們熟悉20世紀的歷史超出了能夠客觀證明的程度，這並沒什麼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們視為理所當然。“從本質上說別人跟我相似，我大體上也跟別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別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獻上祭壇，希望得到接納。你祈禱自己至少不會因為遭到拒絕而發怒，變成該隱。你也許很天真，炮製出自己心愛的寶貝，把它們不加區別地堆在一起。那些現在沒有認識到它們價值的人，以後也許會明白。於是你覺得自己不是在為同代人寫作。也許你的真正讀者還沒在這裡，而你的書會讓他們現身。　　有時我很喜歡拿有教養的美國人開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寫成喜劇小說：一個畢業於美國一所不錯的大學的博士，妻子為了另一個男人離他而去，他變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書信體寫作，寫一些悲傷、尖刻、諷刺、放肆的書信，不僅寫給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寫給一些偉人，那些塑造他的觀念的思想巨人。在這種危機時刻，他又能做些什麼呢？從書架上取出亞里士多德和斯賓諾莎的著作，怒氣沖沖地從字裡行間尋找慰藉和建議？這個遭受打擊的人，他 ​​想讓自己重新振作起來，想給自己的遭遇找個解釋，讓人生重新具有意義，他逐漸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努力的荒唐。他最終還是向自己的荒唐處境屈服了，他寫道：“這個國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價值五分錢的花言巧語。”這是在跟威爾遜總統的副手馬歇爾先生學舌，大概是在那場大戰時期，他曾經說過“這個國家需要的是一支價值五分錢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讀者抱怨此書難讀。他們可能對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歷史教授報以同情，但也會不時被他那些賣弄學問的冗長信件搞得不勝其煩。有些人覺得，自己是在被迫參加一場思想史概論課程的艱苦考試，認為我是把同情與智慧跟晦澀和迂腐一鍋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書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說：“如果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徹底落空了。有些讀者會認為你是在跟別人過不去，佈置類似於障礙賽的任務，或是門薩協會會員玩的高智商字謎遊戲。”有些人會從中獲得虛榮心的滿足，另一些人卻會憎恨被人測試。人們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給自己的專業，其次是警覺的公民面對的大事——經濟、政治、核廢料的處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們想放鬆一下，他們不明白為何不能讓娛樂簡簡單單地進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這種意見，因為我本人在閱讀蒙田的著作時，也情不自禁地想繞開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長引文，它們使我覺得高中學的拉丁文不夠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並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結尾部分，我想表達這樣一種觀點，“高等教育”為遇到麻煩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麼有限。到頭來他會領悟到，在應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在大學裡，誰會教他如何對待情慾、女人和家庭呢？），用體育比賽的話說，他又回到了起點——或者像我寫書時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點。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樣呢？有時，他借助於自己的喜劇感是能夠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條通向靈魂的幽徑 ​​。也許它很難被發現，因為在人生的中途，周圍已是雜草叢生，其根源便是我們所說的我們的教育。然而，那條幽徑一直就在那兒，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暢通，以接近我們內心的最深處——接近我們的內心對一種更高層次的意識的清醒認識。我們藉助於它做出最終判斷，把一切理出頭緒。這種意識有著不受歷史噪音和我們當下環境干擾的力量，它的獨立性便是人生奮鬥的真諦。心靈為了找到並固守自己的地盤，要同各種敵對勢力抗衡，這些勢力有時表現為否認心靈的真實存在，並且看起來確實經常想把它徹底幹掉。　　19世紀的浪漫詩人和一些好為人師的理論家，在一件事上搞錯了——詩人和小說家從來不是人類的立法者和導師。如果必須把藝術家的事業解釋成有目的的，那麼詩人——藝術家——應當賦予人類新的眼光，使他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認識這個世界，轉變僵化的經驗模式，這就堪稱雄心大誌了。訓練有素的無知在無情地四處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脹，使藝術家的這項事業舉步維艱。若是還事物以本來面目，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思想世界中，而思維的運行確實糟得很。因此，藝術家，無論他是否把自己視為知識分子，都被捲入了思想鬥爭。思維本身永遠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個藝術家都應該感謝樸素的魅力，這使他無需苦心思索。在我看來，大學一向是個卸去偽裝的地方，我在擯棄不良思想的艱鉅工作中，可以從這兒找到幫助。正是在大學中，我開始了對現代意識形態的研習，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心理學、社會理論和歷史理論，當然還有哲學（包括邏輯實證主義、自然主義和存在主義，等等） 。我甩掉多餘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機體恢復呼吸能力，我維護植根於生活的樸素，但我從不把大學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聖殿和避難所。遠離喧囂的大都市，在一個刻板的學術村落裡過日子，對我來說是一種折磨。所以，我從來不是“激進的”中歐小說家所稱的“校園作家”。恰恰相反，我訓練自己去辨識激進派和右派那些變化無窮的話題，這使我能夠（不是什麼令人羨慕的技能）嗅出百年來革命詞藻散發出的那種未經處理的污濁惡臭，或從另一個方向分辨出最近戈爾·維達爾“原創的”地緣政治學不過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黃禍”主題，其氣味並不比20世紀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這極具煽動性的“激進”作家的狂暴姿態中，根本就沒有什麼新鮮東西。倘若他們也能拿出自己的觀點，大學就保不住在知識生活中的壟斷地位了。　　布盧姆教授的核心觀點是，在一個受輿論控制的社會裡，大學過去一直充當著思想自由的島嶼，所有的觀點都能無拘無束地進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為可能。但是，由於大家都想讓大學在社會上扮演積極的或“正面的”參與角色，這使它淹沒在了社會“問題”的逆流之中。全神貫注於健康、性、種族和戰爭問題的學術界名利雙收，大學成了社會的概念倉庫，常常起著有害的作用。針對通識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難以想像的，它有可能使大學陷入與全美國的對立之中。“圈內人”的慾望和動機日益變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樣。這就是我對布盧姆的言論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說了些有爭議的話，那麼對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書之所以成為一部極為嚴肅的著作，在於它不但有論證，而且伴有對歷史背景的準確說明。他運用對政治學說令人讚嘆的把握，揭示了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現代民主源自何處，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盧梭和另一些啟蒙哲學家的意圖及其得失。　　左右兩派的爭論在過去十年裡變得異常火爆，讓文明對話的習慣受到訕笑。對手們似乎不再傾聽對方的意見了。如果聰明的對手只因興趣索然而不讀布盧姆教授這本書，那將是非常遺憾的。該書的陳述十分重要，值得細細研究。無論人們是否同意它的結論，它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討論指南 ​​。它不僅是對傳統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準確的歷史大綱，是對民主美國高層次精神生活的發展值得信賴的概述。

序　　布盧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風格。他在談論美國的高等教育時，並不考察所謂學術共同體（這通常是它的自稱）的形態、傳統和儀式。但他的資格是無可挑剔的。他寫過一本論述莎士比亞政治觀的大作，翻譯過柏拉圖的《理想國》和盧梭的《愛彌爾》。那些惱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當回事都難，雖然很多人都想這樣做，因為他目光犀利，勇氣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門肯刻薄時所說的“高級學問”的大觀察家。　　但是，布盧姆教授既不是專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諷刺作家，他思想的嚴肅性使他超然於學界的立場。他主要不是對教授們說話。他當然歡迎他們聽...

序（索爾·貝婁） 前言 導言：我們的美德 　 卷一：大學生 　白板 　典籍 　音樂 　關係 　卷二：虛無主義，美國的風格 　德國思想的聯繫 　兩次革命和兩種自然狀態 　自我 　創造力 　文化 　價值 　左翼的尼采化或尼采的左翼化 　我們的無知 卷三：大學 　從蘇格拉底的申辯到海德格爾的就職演說 　六十年代 　學生與大學 索引 譯後記

序（索爾·貝婁） 前言 導言：我們的美德 　 卷一：大學生 　白板 　典籍 　音樂 　關係 　卷二：虛無主義，美國的風格 　德國思想的聯繫 　兩次革命和兩種自然狀態 　自我 　創造力 　文化 　價值 　左翼的尼采化或尼采的左翼化 　我們的無知 卷三：大學 　從蘇格拉底的申辯到海德格爾的就職演說 　六十年代 　學生與大學 索引 譯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