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根據地理位置、地質條件、農作特點和農民生活習慣等方面，將華北地區界定為河北、河南、山西、山東、陝西五省和北京、天津兩市。
以華北地區作為主要研究區域，一是富農經濟在華北地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華北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代表著我國兩種不同耕作特點，與長江中下游地區以租佃關係為主的農業生產特徵不同，華北地區以自耕農經濟為主，雇傭關係較為普遍，體現了富農經濟的主要特點。二是富農與新富農階層在華北地區具有特殊意義。富農的發展演變更多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特別是階級理論的實踐從根本上重塑了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富農”問題的形成及其理論認知的演變，伴隨著革命鬥爭形勢的改變得到充分體現。從中共創建之初對富農問題的認識處於探索時期到蘇區革命中的試錯與糾偏，從1935年底共產黨勢力在華北地區紮根到七地改革時期對鄉村社會的根本性改造，與國民黨在部分地區推行自耕農政策的實踐相比，華北地區成為共產黨階級政策實踐的主要地區。歷經近半個世紀的革命鬥爭，在農民問題上，特別是在富農與新富農的問題上，共產黨基本形成了獨特的階級理論和操作規則。對華北地區富農與新富農的研究，可以揭示革命、階級與鄉村社會的內在關係。
本書的研究時段是20世紀前期。以清末民初作為研究起點，分析階級理論運用於中國鄉村社會的深層次的社會背景。顯然，如果沒有鄉村社會矛盾的長期積累，沒有農村社會危機的加劇，何以使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佔據上風，並成為共產黨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武器。從這一意義上講，探討清末民初之際華北鄉村社會發展狀況，分析富裕農民的產生與發展，對於分析鄉村社會變遷同樣具有學術價值。對富農階層歷史命運的分析，使本書的研究時段延伸至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作為革命老區，華北地區的土地改革在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之時已基本結束，對土地改革後農村貧富差異的產生、新富農的出現，以及合作化道路選擇等問題的討論，可進一步揭示出富農與新富農對鄉村社會變遷的深刻影響。
本書希望透過20世紀前期富農與新富農階層的獨特視角，探討華北鄉村社會的歷史變遷。這將是一個有意義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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