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疆在1795年之前曾長期被政府視為“化外”之地。土著各民族與外界之間也一直處於“衝突與合作”的關係之中。1796年之後，以傅鼐為首的流官群體以湘西苗民起義善後治理為契機，推動了苗疆社區的近代重構運動。這個運動以民族關係與人地關係等兩大關係的重建為切入點，以“和平共居”為目標。這兩個關係是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繫的問題。民族關係不解決，社會就無法安寧，所有的社會理想都將因為擾攘不安的社會環境而成為空中樓閣。人地關係不解決，社區中不斷積壓的剩餘勞動力成為社會穩定的隱患，而作為文化強勢的漢族與土家族為緩解社區中的人地關係壓力，必然會不斷侵蝕苗族人的生存空間，從而加劇民族衝突。這是湘西苗疆長期以來與外界之間無法擺脫的“衝突與合作”關係的歷史宿命。流官群體按照“民苗為二以相安”的基本原則，把各民族生存的地域空間法制化，為“和平共居”創造了一個基本的物質環境。
    在重建這兩大關係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在各民族社區創新了一系列社會管理措施。伴隨著政府新政策地深入推行，苗疆鄉村社區中逐漸產生兩個新興階層，一是“半職業化管理階層”，他們是苗弁、苗兵，總旗、百總，屯長、倉書、鬥級等基層管理人員；一是知識份子階層。這兩個階層的成長改變了苗疆傳統的社會階層結構，導致了苗疆新興的社會流動模式和文化發展方向。首先，傳統上社區內部以經濟為標誌的社會分層，轉變為以政治、文化為標誌的社會分層。社區精英向社區傳統權力流動的模式轉變為向半職業化管理階層流動的新模式。其次，鄉村社區權力結構由傳統的二元模式（官——民，或國家權力——社區傳統權力），轉變為三元結構模式（國家權力——村社區自治權——社區傳統權力）。半職業化管理階層和知識份子階層是我們深入理解苗疆社區近代重構的關鍵之點。
　為了將初期的改革成果長久保持下去，也是流官群體對初期改革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們在均屯田的基礎上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近代形態的地方財政體系，並創建了第一套由地方財政全面支持的地方社會公共事業與地方社會保障事業。為了經營150000畝屯田，地方政府成立了屯防總局，總局直接歸屬辰沅永靖兵備道管轄。這個組織主要通過經營土地為地方獲得收入，類似於當代的一個地方集體企業。這既是傳統管理思想的繼續，也是一次創新。而建立普遍的地方義務教育體系，以培養大量合格的地方管理與教育人才為辦學目標，也革新了傳統的教育模式。其他各項社會保障措施、社區宗教建設方案的長期堅持，都顯示了流官群體對傳統思想的發揚光大和積極的創新精神。
    通過以上種種改革，苗疆多民族社區獲得了自己的近代新生命。終於擺脫了其與外界之間延續了上千年的“衝突與合作”的歷史宿命，各民族走上了一條“和平共居”的社區發展新路。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段“社區重構”歷程。在當代世界，由於文化的多元自覺、科技發展的不可預期與經濟發展嚴重失衡等三大特點所構成的社會矛盾運動，將人類再一次推到一個岔路口時，深入檢討苗疆多民族社區的近代重構經驗，對我們今天作出正確的抉擇，是一件極有意義的研究工作。

作者簡介：

譚必友，男，土家族，1968年2月生，湖南鳳凰人，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1991年6月畢業於湘潭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2006年6月畢業於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獲法學博士學位，導師繫著名民族學家楊建新教授，自1991年6月從事教學科研以來，在《清史研究》等學術期刊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二十多篇，出版專著一部，主編（執行主編）學術文集五部，編著兩部。目前正從事多民族“和平共居”社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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