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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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台灣數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史，從二次戰後以出口米、糖為主的農業社會，到現在人均所得即將突破兩萬美元，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2011年的國家競爭力排名中，台灣也成為全球第6位，是歷年來最佳的名次！這六十年來，台灣到底做對了什麼？又有哪些人貢獻其中？
在財經部會完整歷練四十年的葉萬安先生，以親身的見聞指出，推動台灣經濟成長的關鍵，除了民間企業的興起與壯大，政府適時解除管制的經濟政策亦功不可沒，尤以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及「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兩項政策影響最為深遠。這些關鍵政策能成功推展，背後其實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艱辛歷程。
首先，專業幕僚需提出經濟改革的建議，初步取得主事者認同與支持後，再與相關部會首長商量。有時還需委託專家學者深入研究，先形成共識，再分別向民意代表溝通與說明。立法實施後，執行上亦會遭遇來自部分機關本位立場的阻力或是既得利益者的抗拒。加上兩次石油危機、全球經濟環境瞬息萬變、產業更迭、外交壓力等因素，台灣經濟從管制到開放的過程中，累積了不少克服困難的經驗。
本書先簡要說明過去政府採行的經濟政策，再探討當前面臨經濟問題及其成因，然後就當前經濟政策做一分析，並檢討政策執行進度，最後再對未來經濟前瞻提出若干看法，值得其他國家參考。
作者簡介：
國15年出生於南京市，祖籍浙江紹興。民國37年國立上海商學院銀行學系畢業，分別於53年及59年在國際貨幣基金（IMF）研究所及世界銀行經濟開發研究所（EDI）各研修六個月。
曾任台糖公司副組長、行政院經安會工業委員會專員、行政院美援會專門委員、經合會綜合計畫處處長、經設會經濟研究處處長、經建會副主任委員，於民國81年5月退休。
曾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創始委員迄今46年、普查委員會29年；曾先後兼任東海大學、東吳大學、台灣大學副教授17年；曾擔任經濟日報主筆40年撰社論1,927篇，以及撰寫專論一百餘篇。
現兼任中華經濟研究院政策研究顧問，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及普查委員會委員。
名人推薦：
【推薦序】
台灣經濟自由化的大功臣
葉萬安先生應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教授之請，將他最近三十年所著有關台灣經濟自由化的重要文稿六篇，加上他為1985年行政院經濟革新委員會研討成果總報告所撰的總結報告，結集成為這本《從管制到開放──台灣經濟自由化的艱辛歷程》，囑我寫序，我覺得十分光榮。
萬安兄是我五十年的老友。1961年2月我服完預備軍官役，經王作榮先生延攬，到他所負責的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經濟研究中心工作，萬安兄是王先生介紹我認識的第一位同事。當時我的職位是荐派十二級也就是荐派最低級處員，而萬安兄已是資深專員。他從台糖公司轉任經濟安定委員會的工業委員會，再經工業委員會改組到美援會任職，經驗豐富，對台灣的經濟統計更是如數家珍。
我記得在美援會經濟研究中心時，他和王先生在同一間辦公室，主要負責經濟統計的蒐集和整理工作。此一重要工作的成果後來編成《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每年補充最新資料，更新出版，多年以來成為國內外經濟學者研究或欲了解台灣經濟最完備、最方便的統計手冊。
我還記得萬安兄工作專注，導致背痛，有一段時期腰部裝上鐵架，仍然不肯休息。我們今天使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提供的這本《Data Book》，都應感念萬安兄當年的辛勞。
我負責的工作是經濟研究，並為當時的副主任委員尹仲容先生和秘書長李國鼎先生草擬文章和演講稿。萬安兄不僅在工作上給我很多指教，在生活上也給我很多幫助，讓我順利度過離開學校、初次就業的困難調適階段，開始認識美援會的一些同事，適應環境，進入狀況。
我奉派的第一件重要任務，是為尹仲容先生準備一篇國防研究院為紀念中華民國建國五十年向他邀稿的〈對外貿易制度沿革〉。為了達成此一任務，我勤跑南港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花一個多月時間，撰成一篇大約一萬五千字的長文，分析民國以來對外貿易與外匯制度的沿革，重點置於1958年4月12日開始到1961年6月1日完成，將新台幣對美元從多元匯率簡化為單一匯率的外匯貿易改革方案，就是萬安兄在本書第四章所說的台灣經濟的第一次自由化措施。
經過這一次外匯與貿易改革，台灣經濟從進口代替、保護國內產業轉變為出口導向，以出口擴張帶動國內產業發展，導致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快速經濟發展。貿易從入超轉為出超，就業狀況從失業到達充分就業，於1970年代後期為台灣經濟贏得亞洲四小龍或四小虎(the four young dragons或tigers)的美譽。
1963年政府為因應1965年美援終止，將美援會改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簡稱經合會，我於翌年回到台大經濟系任教。其後數年完成學位，教學研究之餘，也關注國家經濟發展，勤於發表意見。
1973年政府將經合會改組為經濟設計委員會，我接受徵召，從台大經濟系借調經設會任副主任委員，再度與萬安兄共事，迎戰1970年代波濤洶湧的經濟問題。這時正值台灣對外貿易順差擴大，外匯準備劇增，導致貨幣數量快速增加，物價膨脹，新台幣升值應有助於緩和此一情勢。這年10月發生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機，助長台灣物價上漲，使國內物價在固定匯率下超過國外水準。1974年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台灣出口困難，失業嚴重，解救經濟困境最簡單有效的方法是將新台幣適度貶值。然而政府態度遲疑，在前後兩種情形下，都不願輕易變動匯率。
這段時期，我主張新台幣匯率應隨國際收支變動適時調整，而在美國康乃爾大學任教的兩位中央研究院院士──蔣碩傑先生和劉大中先生則主張採取「浮動匯率」(floating exchange rate)；劉先生並認為政府不願採用浮動匯率制度是因浮動二字讓人想起大陸時期「人心浮動」，所以建議用「機動匯率」代替「浮動匯率」。
1978年7月政府將新台幣對美元匯率從38：1升值為36：1，同時並宣布將匯率制度從行之多年的固定匯率改為機動匯率。不過這時台灣並無可以自由交易的外匯市場，新制之實際運作，尚有待其後相關法規制度的修訂與安排。
1977年12月，政府將經設會改組為經濟建設委員會，提高層次，擴大功能，由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先生兼任主任委員。經建會的英文譯名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更足以顯示這個機關在台灣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978年5月蔣經國先生就任總統，原經濟部長孫運璿先生受命組閣，出任行政院長。孫先生在經濟方面一個重要理想是在台灣擇地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區，唯議論多時，未能得到可行方案。據聞李國鼎先生建議迅速自由化，將全台灣發展成自由貿易區。我自己則主張從自由化進入國際化，使台北市和高雄市兩個大都會區各國商賈雲集，以繁榮台灣經濟，增強台灣安全。
自由化和國際化當然必先做好制度化的安排。我並於1981年12月行政院通過經建會所提出的「民國71年至74年台灣經濟建設四年計畫」中加入下面一段話：
「健全經設法規，提高行政效率，鼓勵民間參與，減少行政干預，以維護自由市場制度及價格機能的運作；有秩序的引入外來競爭，以提高技術，平衡物價，為公私企業開創一個開放競爭而秩序井然的發展天地，為社會大眾建立一個公平、祥和而朝氣蓬勃的生活環境。」
我記得經設會第二任主任委員楊家麟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一種主張如果你覺得是對的，就應不斷提倡、不斷鼓吹，直到大家都如此說，忘記最初由誰提出，就會見諸實施。」
1984年5月俞國華先生出任行政院院長提出「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政策宣示，1985年的經濟革新委員會經過六個月討論，提出七大冊報告書，包含五十六項革新方案，將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理念加以落實，萬安兄稱之為「台灣經濟第二次自由化」，實在是1970年代以來很多人努力的結果。而萬安兄從經設會到經建會，從擔任綜合計畫處處長、經濟研究處長到副主任委員，全面參與，鍥而不捨，有很大的貢獻。他是台灣經濟自由化的大功臣！
我有幸以學者身分受聘為經革會委會，參與討論，未因1984年職務變動從這一場台灣經濟發展的盛會缺席。我請萬安兄容許我引用我在《台灣經濟自由化的歷程》（三民，2003）中一些話，為他這本大著作一註腳（foot note）：
「我們如果說經濟自由化自始就是政府為台灣經濟發展所設定的政策原則，顯然並非事實。但是如果我們想用一句話表達台灣過去50年的經濟政策，那就是漸進的經濟自由化……。」（p.4）
「……台灣的決策者過去如果對經濟自由有更多的了解、更大的信心，因而更大膽推行自由化，則台灣的經濟發展應會有更好的表現。」（p.4）
「回顧民國70年代台灣經濟自由化的過程，雖然觀念上已予接受，制度上也力求配合，唯初期遲疑不決，後期迫於情勢，急轉直下，可謂太晚又太猛(too late and too big)，致使經濟付出若干不必要的成本。追根究底，不能不說對自由化缺少充分的認識，因而沒有完全的信心。」（p.130）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孫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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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經部會完整歷練四十年的葉萬安先生，以親身的見聞指出，推動台灣經濟成長的關鍵，除了民間企業的興起與壯大，政府適時解除管制的經濟政策亦功不可沒，尤以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及「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兩項政策影響最為深遠。這些關鍵政策能成功推展，背後其實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艱辛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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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創始委員迄今46年、普查委員會29年；曾先後兼任東海大學、東吳大學、台灣大學副教授17年；曾擔任經濟日報主筆40年撰社論1,927篇，以及撰寫專論一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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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安兄是我五十年的老友。1961年2月我服完預備軍官役，經王作榮先生延攬，到他所負責的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經濟研究中心工作，萬安兄是王先生介紹我認識的第一位同事。當時我的職位是荐派十二級也就是荐派最低級處員，而萬安兄已是資深專員。他從台糖公司轉任經濟安定委員會的工業委員會，再經工業委員會改組到美援會任職，經驗豐富，對台灣的經濟統計更是如數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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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一次外匯與貿易改革，台灣經濟從進口代替、保護國內產業轉變為出口導向，以出口擴張帶動國內產業發展，導致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快速經濟發展。貿易從入超轉為出超，就業狀況從失業到達充分就業，於1970年代後期為台灣經濟贏得亞洲四小龍或四小虎(the four young dragons或tigers)的美譽。
1963年政府為因應1965年美援終止，將美援會改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簡稱經合會，我於翌年回到台大經濟系任教。其後數年完成學位，教學研究之餘，也關注國家經濟發展，勤於發表意見。
1973年政府將經合會改組為經濟設計委員會，我接受徵召，從台大經濟系借調經設會任副主任委員，再度與萬安兄共事，迎戰1970年代波濤洶湧的經濟問題。這時正值台灣對外貿易順差擴大，外匯準備劇增，導致貨幣數量快速增加，物價膨脹，新台幣升值應有助於緩和此一情勢。這年10月發生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機，助長台灣物價上漲，使國內物價在固定匯率下超過國外水準。1974年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台灣出口困難，失業嚴重，解救經濟困境最簡單有效的方法是將新台幣適度貶值。然而政府態度遲疑，在前後兩種情形下，都不願輕易變動匯率。
這段時期，我主張新台幣匯率應隨國際收支變動適時調整，而在美國康乃爾大學任教的兩位中央研究院院士──蔣碩傑先生和劉大中先生則主張採取「浮動匯率」(floating exchange rate)；劉先生並認為政府不願採用浮動匯率制度是因浮動二字讓人想起大陸時期「人心浮動」，所以建議用「機動匯率」代替「浮動匯率」。
1978年7月政府將新台幣對美元匯率從38：1升值為36：1，同時並宣布將匯率制度從行之多年的固定匯率改為機動匯率。不過這時台灣並無可以自由交易的外匯市場，新制之實際運作，尚有待其後相關法規制度的修訂與安排。
1977年12月，政府將經設會改組為經濟建設委員會，提高層次，擴大功能，由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先生兼任主任委員。經建會的英文譯名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更足以顯示這個機關在台灣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978年5月蔣經國先生就任總統，原經濟部長孫運璿先生受命組閣，出任行政院長。孫先生在經濟方面一個重要理想是在台灣擇地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區，唯議論多時，未能得到可行方案。據聞李國鼎先生建議迅速自由化，將全台灣發展成自由貿易區。我自己則主張從自由化進入國際化，使台北市和高雄市兩個大都會區各國商賈雲集，以繁榮台灣經濟，增強台灣安全。
自由化和國際化當然必先做好制度化的安排。我並於1981年12月行政院通過經建會所提出的「民國71年至74年台灣經濟建設四年計畫」中加入下面一段話：
「健全經設法規，提高行政效率，鼓勵民間參與，減少行政干預，以維護自由市場制度及價格機能的運作；有秩序的引入外來競爭，以提高技術，平衡物價，為公私企業開創一個開放競爭而秩序井然的發展天地，為社會大眾建立一個公平、祥和而朝氣蓬勃的生活環境。」
我記得經設會第二任主任委員楊家麟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一種主張如果你覺得是對的，就應不斷提倡、不斷鼓吹，直到大家都如此說，忘記最初由誰提出，就會見諸實施。」
1984年5月俞國華先生出任行政院院長提出「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政策宣示，1985年的經濟革新委員會經過六個月討論，提出七大冊報告書，包含五十六項革新方案，將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理念加以落實，萬安兄稱之為「台灣經濟第二次自由化」，實在是1970年代以來很多人努力的結果。而萬安兄從經設會到經建會，從擔任綜合計畫處處長、經濟研究處長到副主任委員，全面參與，鍥而不捨，有很大的貢獻。他是台灣經濟自由化的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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