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高雄市市長  陳菊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劉必榮

宇通光能董事長  蔡進耀

Daily Lohas綠生活社群網站創辦人  陳致廷

臺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  柳中明

————震撼推薦 



氣候、糧食、經濟，三個議題環環相扣，都影響到國際政治與國家權力的消長。氣候問題是否終將引起一戰，也因此成為我們必須密切追蹤觀察的國際情勢。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劉必榮

《氣候戰爭2.0》根據作者親身訪問的事實根據，透過情境的假設和模擬，真實勾勒出不久的未來人類將面對的考驗、世界各國政府在全球暖化威脅下做出的具體回應。書...

序言︱Introduction

新近的科學證據已為我們勾勒出一幅預期氣候變遷對世界造成實質影響的畫面，這些影響不僅是對環境而

已，所產生的後果更觸及最核心的安全議程。

——貝奇特女士（Margaret Beckett），英國前外相。

經過一年來在世界各地研究氣氛變遷後，我有四個心得，而這正是我在展開這趟旅程時不甚了解的四件事。首先是，氣候變遷的發生，遠比我們預期得更快。當你與氣候工作第一線人士、科學家及決策人士交談，言談之中，你可以察覺到一股壓抑的驚恐。一旦氣候變遷的災難完全降臨，鐵定會有無數的人受害。

其次，減少用電或開車這類節能措施，雖然有助於提高環保意識，並使人們在某種程度上有自我掌控命運的感覺，但實際上無法改變危機的結果。我們的經濟必須大規模減碳，例如若我們未能在2050年以前達成零溫室氣體排放，那也最好在2030年以前減少80%的碳排放，否則後半個世紀的地球可能就不適合人類居住。反之，若我們做對了，我們汽車、飛機使用的燃料，家庭與工業用電，將不會產生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

第三，我們在這些期限之前達成減碳目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假如我們在十五年前甚至十年前便嚴肅看待氣候變遷問題，也許還有一絲機會，但現在為時已晚。第一個氣候變遷條約在1992年簽署，當時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現在則以每年3%擴增，而且在佔全球半數人口的亞洲，大多數國家正快速步入工業化消費社會，為使全球平均氣溫壓得夠低，以避免氣候變遷的嚴厲反撲，我們現在必須將溫室氣體排放減少4%，但目前就是無法這麼快辦到。因此，我們需要地球工程學（geo- engineering）方法，在我們致力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可作為減緩地球暖化的補救方法。有鑑於此，我們應儘快在此領域檢視各種可行選項。但近來有一種說法認為，地球工程學的技術有「道德風險」，我們甚至不應討論此途徑所使用的各項技術，因為我們可能會選擇地球工程方法，而不選擇減碳。不過，要是我們捨地球工程學不用，只以一套劇本（或方案）解決氣候變遷問題，我們恐怕會失敗。

第四，全球溫度每上升攝氏1度，人口就會出現大遷移，崩潰或正在崩潰中的國家數目，以及國內、國際戰爭的機率也會跟著攀升。如果它們的規模變大且頻率夠高，將會破壞阻止氣溫持續攀升的國際合作。

最後，我要說的是，我在冷戰期間憂心且不厭其煩高聲疾呼世人重視核武威脅，因而在某些圈子裡博得一點知名度（有一位我認識了半輩子的著名環保人士，在我要求專訪他時，甚至指控我談論氣候變遷議題是「撈過界」，好像我坐他的火車沒買票似的）。但無論是20世紀後期糾纏世人許久的核武及核子冬天威脅、現在困擾我們的氣候變遷失控問題，或者即使我們阻止了全球暖化、仍有一些將危及後代子孫的未知卻可預料到的可怕危機——都同樣凸顯了一個根本事實：「人類對待自然界的方式，已經到達臨界點了。」

人類在地球上消耗的資源，已比我們能永續發展的資源多出30%。若世界其他地區的人，都要維持「西方的生活水準」，我們需要三至四個地球才夠用。這場氣候危機是可以解決的，把工業革命的技術轉換為不耗油且不傷害環境的技術即可；但我們的電力成長太快，現在這場危機將永久存在，只是其特徵會隨著時間改變。對人類來說，一次只碰到一場大滅絕危機甚至都是種奢侈（因為那已算很幸運了）。例如，到了2020年代，我們可能對人工智慧該扮演何種角色掙扎不已，這個問題對人類未來的重要性，不亞於掌控氣候對我們的影響。正如美國前國防部長倫斯斐（Don Rumsfeld）所說：「『在已知的未知』之外，還有『未知的未知』」。

情境1／ 2045年

全球平均氣溫：比1990年高出攝氏2.8度

全球人口：58億人

自2036年歐盟終於崩潰以來，面對南方會員國人口大舉遷移至北方會員國的沈重壓力，北方聯盟在重整勢力與版圖後順利關閉邊界，不讓更多難民從飢荒肆虐的地中海沿岸國家湧入。從災情更慘重的北非國家逃離的難民，在羅馬以南的義大利四處流竄，義大利幾乎國不成國；但西班牙、帕達尼亞（義大利北部）和土耳其都已取得核武，想要逼迫糧食較充足的北歐各國分出一些糧食。傾全國之力勉強自給自足的英國，已從歐陸撤出，並躲在先進核子嚇阻武器的保護傘下。

對未來的預測：十分令人驚懼

第1章︱氣候變遷的地緣政治

氣候模型專家在預測未來情境時，巧妙地略過氣候變遷對政治、人口及戰略的衝擊。但在氣候變遷下，首當其衝的將是糧食問題。屆時出再多錢也買不到進口糧食。但仍有相對的贏家與輸家：高緯度國家仍有足夠降雨，而且糧食夠吃；相形之下，中緯度國家的麻煩可大了。

部分國家開始面臨飢荒，但不全然是我們過去熟悉的景象——無助的農業社會人民以麻木、認命的態度來面對飢荒。反之，現在的飢荒受害者中不乏高度發展與具高科技能力的國家。因此，北方國家雖然仍能餵飽自己，但所剩不多，必須驅趕大批湧入的飢民，必要時得動用武力。另方面，還須應付鄰國威脅利誘的奪糧企圖，因為這些危急的鄰國甚至擁有核武。講道理沒有意義，而且是白費力氣。

若氣候模型專家沒有料到這種情境，那麼誰會料想得到？當然是軍方。軍方非常悲觀地認為，在受壓情況下，民眾與國家循規蹈矩的可能性很低。

隨著氣候變遷持續破壞穩定，美國軍方的下一個任務將是長期奮戰以維持穩定。「反恐戰爭」多少都會有成功之時，但氣候變遷是一項真正、全面的挑戰，可能需要動用一切軍力，從特種部隊到航空母艦。因此，現在是喚醒軍方全體人員不能志得意滿之際，重新教育他們面對新的威脅，並使他們動起來。

這聽起來有點諷剌，不是嗎？職業軍隊的存在，是因為付他們薪水的平民百姓，相信軍隊的存在是必要的，況且在一個複雜且充滿危險的世界裡，博愛尚未成為最高統治準則。有時真的需要軍隊，軍隊的工作就是找出並界定對社會福祉的威脅；相對的，這些威脅也提供陸軍、海軍更多存在的理由。由於布希政府這個路障，還需要一些時間，但現在他們絕對正在準備中。

克雷爾：不僅是美國軍方，情報圈……也把氣候變遷視為影響未來世界樣貌及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因素，

他們非常關切這個問題。

作者：你認為是什麼使他們改變？

克雷爾：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樣，我認為這是意識的改變。時代思潮所趨、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的提倡，以及

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PCC）的報告，改變了所有人的觀念。其次，過去幾年來有關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已多於牛毛，他們也會像其他所有人一樣受到影響。

作者：這裡面有機會主義的因素存在嗎？軍方總是需要威脅才能使預算找到合理的藉口。

克雷爾：我會說兩者兼有之，軍方不僅對現在的任務感到疲乏，也心存機會主義。他們現在的任務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而就我所知，美國職業軍人徹底厭倦與深感疲憊，對此任務已精疲力竭。我認為他們必須談些有點耳目一新的東西，而非布希政府老生常談的全球反恐、伊拉克及阿富汗等戰爭。

——麥克‧克雷爾（Michael Klare），美國和平暨世界安全問題專家，

於2008年3月9日接受作者訪問。

無論他們的動機是什麼，美國軍方和情報圈如今已十分堅定，打算在抑制氣候變遷負面效應的戰爭中扮演要角。的確，現在華府出現一些聲音，表示他們將挺身而出為氣候變遷「備戰」。這類新承諾促使五角大廈內外嚴肅地研究，在全球暖化步步逼進之際，未來政治與戰略的樣貌及軍方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麼。

情境2／俄羅斯，2019年

2007年，十年間最大的政治宣傳噱頭出現了，俄羅斯最著名的極地探險家兼下議院議員奇林加羅夫（Artur Chilingarov）與當時信心十足的總統普亭，搭乘一艘潛水艇到北極，並在冰層底下極深處的海床上插上一面俄羅斯國旗。接著奇林加羅夫宣稱擁有北極的主權：「北極是俄國的，我們必須證明北極是俄國陸塊的延伸。」就在一星期後，加國總理哈柏（Stephen Harper）飛抵北極海重申加拿大對北方群島的主權。

強大的民族主義勢力在環北極海盆地各國蠢蠢欲動。北極海五大沿岸國：俄羅斯、美國、加拿大、丹麥（透過格陵蘭）及挪威，大家都在玩相同的遊戲，競爭天性把他們帶往同一方向，「超冷戰」（Colder War）於是開打。情勢絕不會像舊冷戰般惡劣，俄國邊境兩側並未集結坦克部隊，而且雖然雙方都有核武做靠山，但都不相信會用到核武。但核武使各方相當戒慎小心，大體來說，這只是在浪費大量金錢與時間——隨著冰層消退至大陸棚邊緣甚至更往後退，鑽油平台緊隨而至，各國戰艦彼此對峙、漁船被捕和充公屢見不鮮，俄國天然氣輸送至歐洲的爭端，以及歐洲瘋狂搜尋能源供應的替代來源。最大的短期成本是這些爭奪與對峙對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傷害，敵對陣營對小國發出「非友即敵」的最後通牒，迫使他們選邊站。長期的成本是全球氣候變遷協議，這項計劃在2012年完成的協議 ，因為強權間的對抗，恐怕要再等十年以上才會通過。

假如從現在起的十年或二十年內全球暖化真的失控，我們會知道誰最應該負起責任。

第2章︱一場在劫難逃的危機

天空實在非常大，令我們感到非常渺小。基於這個理由，我們的祖先很難想像人類本身的行為會嚴重影響天氣，即使隨著我們的數量和力量逐漸增大，很少人認為我們的活動正開始摧毀維持當前全球氣候穩定的自然循環。的確，沒人知道以前的全球氣候跟現在大不相同，其中有段時期不適合人類文明成長茁壯，也無法了解大氣成分的一些細小變化會在非常短的時間內使氣候急速翻轉，從現在的均衡變成截然不同的狀態。

沒人該為這場隱然浮現在眼前的危機負責。該負責的不是我母親，她生了五個小孩，並造成人口爆炸，使地球人口從二次大戰結束的23億人暴增至目前的67億人；也不是在1940年代末期發明現代郊區住宅制度的李維特（William Levitt）；更不是在1913年把大規模生產技術應用在汽車製造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或在1710年設計全球第一顆實用蒸氣引擎的紐科門（Thomas Newcomen）。當然更不會是在一萬或12000年前第一位以木棍掘土播下種子、並使我們開始步上農業革命，孕育大眾文明之路的婦人（在新石器時代，勞動分工方式是女人負責採集，男人負責狩獵）。上述這些人絕對料想不到，我們可能真的改變世界運作的方式，而且對我們很不利。

但世界確實變成今日的樣貌。自從我們的祖先建造第一批小城市後，僅僅六、七千年時間，這個世界在我們眼前不斷改變，失控的氣候變遷威脅奪走我們穩定、熟悉的世界，取而代之的是可怕的飢荒混亂、人口大舉遷徙，以及可能發生的戰爭，這些接踵而來的災難，可能使地球人口在本世紀末以前減至目前數量的零頭。從事後諸葛的角度，我們現在可以理解，自從某些人放棄狩獵與採集並且搖身變成農民的那一刻開始，這場危機就在劫難逃。

情境3／美國，2029年

二十年前，有道鐵網圍欄筆直地橫越亞歷桑納沙漠，圍欄的一邊是墨西哥，另一邊是美國，這道圍欄的目的是讓非法移民難以進入美國，卻無法完全把非法移民拒於門外。這道圍欄說穿了只是裝飾品，雖然偶爾還是有人因它喪命。

隨著時間流逝，情勢發生明顯變化。到了2020年中期，亞熱帶難逃久旱不雨命運的預言果然成真，此時全球平均溫度上升逾攝氏1度以上，導致墨西哥到哥斯大黎加的農地變成荒地，沒有任何農業腹地可供耕作，城鎮也成了空無一人的廢墟，數千萬人開始遷移，許多人湧進墨西哥數座大城市（大城市因不堪負荷陷入癱瘓），但有更多人朝美國邊境前進，每個月有逾100萬人試圖穿越美墨邊界，矗立在邊界的圍欄成了笑話。到了2026年，每月約有50萬人湧進美國，美國邊境各州的社會服務瀕臨瓦解，被提供偷渡者基本緊急服務的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來，社會輿論終於開始要求政府採取有力行動解決邊界問題。

2029年，美國在邊界蓋好綿延3000公里的圍牆，由德州格蘭德河口延伸至加州聖地牙哥市郊，美國邊界至此才真正滴水不漏，接著有幾批人嘗試穿越固若金湯的「大圍牆」（Big Fence），但幾乎全被自動武器和地雷消滅，使後繼者不敢再用長久以來慣用的老招式潛入美國，不再有人從墨西哥非法偷渡到美國（任何種類的移民都少得可憐）。另一個較不顯眼但同樣致命的阻礙是墨西哥灣和佛羅里達州海岸附近的巡邏船艦和飛機，專門阻止來自古巴、海地、多明尼加共和國及加勒比海島嶼小國的氣候難民，這些國家同樣遭遇惡劣的乾旱及破壞力驚人的颶風，興建陸上邊界城牆和加強海上巡防的總花費高達一兆八千億美元（約相當於2016年大通膨出現前的 2650億美元），人命與政治成本更遠高於此。

起初墨西哥裔美國人社區（以及其他規模小很多的西班牙語系族群）分成兩派，較早到美國定居的家庭傾向同意非西班牙語系多數民眾的看法，支持對邊界採取激烈措施，但是當他們看到若要有效守衛邊界，就必須採取殺雞儆猴的激烈手段時，簡直嚇壞了。無辜民眾被地雷炸死，自動武器槍殺的畫面對墨西哥裔美國人的衝擊不亞於邊界以南的墨西哥人。他們在震驚、驚嚇之餘，義憤填膺地反對這種跟暴行有關的政策。完全不管這些人是自願身陷險境，而且美國根本沒有義務收容他們。情感上，這種令人不忍卒睹的畫面，促使墨西哥裔美國人團結起來反對這項政策。不幸的是，反對封鎖邊界的舉動，促使其他為數龐大的美國人認定墨西哥裔美國人是效忠外國政府的第五縱隊（fifthcolumn）。假如美國民眾對未來更有安全感且更具信心，他們的反應可能不致如此歇斯底里，但近來他們已遭遇許多重大天災。

墨西哥裔美國人及其他西班牙語系美國人的生育率仍比大多數其他美國族群高，而且本世紀結束前可能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但他們變得愈來愈少與其他族群往來，這對未來可不是好預兆。如果這就是美國人處理新紀元第一個重大危機的因應方式，那麼當氣候變遷效應全面席捲而來時，他們會如何因應？

第3章︱反饋：多少，多快？

2007年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第四次評估報告承認並納入氣溫上升時預料會出現的兩項反饋機制：一是海洋溫度升高促使蒸發速度加快，這將導致更多暖化，因為水蒸氣會吸收熱，這是正反饋。（「正」在這裡不代表「好」，而是代表「更多」，也就是「更熱」。）另一方面，相同的蒸發加速應該會導致海洋上方的雲層變多，使地球表面的日光照射減少，這是負反饋，理論上，負反饋應該會降低地球平均溫度。（目前各界對於哪種現象終將勝出仍爭論不休，但近來的田野調查顯示，蒸發速度變快所產生的雲層會比IPCC預期的少。）

另一個反饋是極地冰覆蓋融化，尤其是北極海及南極海岸附近，這個反饋完全是正向的（也就是會加速暖化）。南北極附近冰層融化後，廣闊海洋將取代可把70%的陽光直接反射回太空的雪白冰原，並且吸收94%的日照、再把日光轉化成熱氣。

上述兩種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可以作為模型，因此被列入IPCC的報告，不幸的是，真正重大且危險的反饋完全被IPCC的報告遺漏，IPCC只用註解解釋未納入這些反饋，是因為目前仍無法把這些過程製成模型。因為IPCC忽略這些反饋，該報告的最佳猜測是2100年以前氣溫大約會上升攝氏2度。很遺憾地，被忽略的反饋正是關鍵，而且已經開始以小規模的方式呈現。當全球平均溫度升高攝氏2到3度時，這些反饋將勢不可當。

這些反饋顯然包括受暖化影響的北極釋放出大量的石化甲烷水合物（fossil methane hydrate），釋放甲烷水合物的還有海洋。加拿大北部及西伯利亞有廣大的冰湖融解，甲烷湧出速度之快，使這些湖泊很難再結冰。這些甲烷和二氧化碳一樣都會導致暖化，甲烷甚至比二氧化碳糟上22倍，因此要是納入這項反饋機制，暖化速度會加快許多。另一個反饋機制是同樣的凍原（tundra）也含有大量的石化二氧化碳，因此凍原暖化時不只釋出甲烷，也釋放二氧化碳。

另一個反饋議題與二氧化碳來源無關，是關於碳匯，也就與半數碳匯在海裡的事實有關。碳匯藉由海水以及利用海中海藻吸收二氧化碳。我們種植冬麥改變了土地覆蓋，導致大量富含鐵的塵土不再漂流到海洋中，而海藻仰賴含鐵塵土維生。 NASA高層表示，過去數十年來有30%到40%的海藻死亡。此外，海水吸收二氧化碳後正逐漸變成碳酸，進而傷害海藻。重要的是，最新估計顯示，海裡約有一半的碳匯已經消失。

因此有許多未納入IPCC報告的反饋機制，會導致暖化更加快速且劇烈。這些效應再引起更多蒸發，而水

蒸氣就是溫室氣體，並進一步造成融冰。要是把所有的反饋列入考量，那麼2100年前氣溫不會只上升攝

氏2到6度，而是可能升高6到12度。上升4到6度，所有的冰都將融化，要是所有的冰融化，海平面

就不會只上升1到2公尺，而是70到80公尺。此外，這種氣溫變化將改變海洋環流模式，最終導致廣大

的海洋缺氧，進而促進會產生硫化氫（hydrogen sulfate）的細菌滋生，硫化氫會破壞臭氧層，使呼吸變得

有些困難。這是2100年前會出現的情況。

——布席奈爾（Dennis M. Bushnell）美國太空總署首席科學家，

於2008年2月2日接受作者訪問。

情境4／北印度，2036年

2001年12月恐怖份子攻擊印度國會大廈，印度旋即譴責巴基斯坦並撤回駐巴之高層外交人員作為抗議。

2001年12月的最後一周於喀拉蚩舉行一場研討會，在這個緊張局勢升高之際唯一舉行的會議場合上，有

人指稱印度政府打算利用水資源為武器。一名與會者警告說：印巴間任何有關水資源的爭端，將導致軍事

衝突，巴基斯坦並會率先對印度發動核武攻擊。

——引自《最終協議：重建印巴關係》，2005年出版。

2036 年。核爆的地點距泰姬瑪哈陵不過5公里遠，縱有許多值得觀賞的景點於核爆後殘存，輻射劑量依然太高。由於核爆關係，猴群的數量較核爆前少，雖不再有遊客帶來食物，倖存下來的猴子出於習慣，仍在泰姬瑪哈陵的廢墟嬉戲。為了摧毀碉堡中的飛機，彈頭係採取地表核爆的方式引爆，雖然在開戰首日即使用核武，雙方均克制避免攻擊城市，核彈的目標是亞格拉空軍基地（Agra Air Force Station），恰巧位於城市的西郊，或許巴基斯坦一方擬定攻擊目標名冊（target list）的參謀人員並不知曉泰姬瑪哈陵，抑或無力為之。

若非糧食危機，印、巴當局或許不會如此冥頑不靈，夏季季風經常性缺席嚴重損害印度農業；發源於喜馬拉雅山區的印度河、恆河與布拉馬普特拉河（Brahmaputra）這幾大水系以冰河為水源，因冰河融化，致使印、巴於多年來均為夏季嚴重水患所苦。2036年，印度次大陸上已超過20億人，大部分人期望享有已開發國家的生活水準，但渺茫的季風與水患卻無法滿足印、巴兩國人民對豐衣足食的期望。

無論印度或巴基斯坦均無法生產足夠的食物因應需求，縱已較往富裕，也無法依賴國際穀物市場彌補不足。因全球暖化橫掃全球農業之故，國際穀物市場幾乎萎縮至零。本來，消失的季風與水患分別而至，直到以冰河為水源的河流由夏季洪水轉為乾旱。但到了2030年代中葉，每條源於喜馬拉雅山區的主要河川，流量都下降了。對印度來說，這問題不嚴重，該國大部分的農作仰賴雨水灌溉，但巴基斯坦有條大河流經的沙漠，對巴國而言，河流枯竭攸關生死。巴基斯坦境內，至少四分之三的農作仰賴印度河水系灌溉，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單一灌溉區域。而至2036年時，印度河已近乾涸。

但印度河水系的六大河流中有五支發源於印度控制區內，這使得生態問題演變為國際危機……

第4章︱我們能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反饋機制已開始啟動，而且來的既快且急，有些人認為人類此時行動為時已晚。有些人則認為我們或許還有十年時間——在十年內嚴格實施削減二氧化碳排放。

針對美國的估計，如全面審慎使用，當可減少約30%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除了節約之外，有四種替代能源的產量足以取代化石燃料。考量替代能源時，產量十分重要，因為人們堅信替代能源的產能並不足以因應所需。人類陷入這個困境始於兩百年前開始大規模使用化石燃料，當時沒有其他技術足以生產如此大量的能源，既然別無選擇，只得使用化石能源，這是理所當然。目前既然有許多其他科技可以生產我們所需的能源，自然不必使用化石燃料，可以改用其他燃料。布席奈爾滿腔熱血地解釋給我聽：

至今我所談論的其他替代能源，都可以在十至十五年內設置完成。假如我們決定更弦易轍，忘卻投注在現有化石燃料設備的成本，改採其他替代能源，在可接受的時間內就能阻止這場全球所面臨的大浩劫。

我喜歡布席奈爾的說法，由奢入儉難，我喜歡高耗能的文明生活，而且不打算放棄。假如不會造成氣候災難，我希望地球上人人皆能富足安樂，而非僅有人生的贏家得以享受富裕與閒暇。我也希望科學可以繁榮昌盛，無疑地只有高耗能社會（high-energy society）才有可能辦到。

然而，布席奈爾的想法牽涉到在未來十至十五年內完全關閉石油、天然氣與煤業，這可能會造成一些政治問題。人們或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資本主義的優越本質在於「創造性破壞」，在現實世界中的夕陽產業會用盡一切社會資源以求圖存。

在不那麼意識型態化的社會裡，氣候變遷會被當成中立的事實。柯林頓與布希政府間意識型態的衝突如此劇烈，導致在美國全球暖化註定要成為具高度爭議的「價值判斷」問題，而不是科學問題。這個情況十分不幸，因為布希政府對全球氣候變遷的立場如此鮮明，又有國內意識型態衝突的擁護，當然要對國際處理全球暖化議題所失去的十年負起大部分的責任。但是，也有些國家以美國扯後腿為藉口，不追求有前瞻性的減碳政策。

我們還不知道假如美國的氣候政策改變，這些國家失去了掩護，他們將如何行動？然而由於京都議定書的期限將至，締約國須於2009年稍後決定一項後繼協議，以決定2012年京都議定書告終後的減排義務，我們將會很快發現他們的立場。後京都的談判小組成員現在散布於世界各國，甚至在2007年大選結束，冥頑不靈的氣候變遷論否定者、澳洲前總理霍華德（JohnHoward）下台後，改組的澳洲政府也正式簽署京都議定書。而哈柏總理（Stephen Harper）主政下的加拿大已經暗示將脫離議定書，並已停止履行其現有的承諾，不過在美國總統於2009年1月就職後或許又會被迫回到京都體系。（歐巴馬承諾會就全球氣候變遷採取行動。）在未來幾年，儘管無從保證，美國甚至可能簽署京都議定書或其後繼的協議。但下一輪談判真的能產生一個顯著不同的結果嗎？

過去已虛擲很多時間，看來還不僅如此，但這就是人類政治通常運作的方式。我們只希望，氣候變遷的腳步夠緩慢，足以接納我們的政治習慣。

情境5／快樂的故事

我們花了數百年學習如何管理工業革命，但我們只有一次機會可以處理氣候變遷，因為如果我們未命中目標，氣候將從此失去控制，我們將只能被迫適應，而那將是殘酷而醜陋的現實。

——馬貝伊（Nick Mabey），E3G組織總裁，於2008年3月4日接受作者訪問。

2015 年，大體上沒有強制力的2010年哥本哈根議定書（繼無約束力的京都議定書之後的國際氣候變遷公約）已被「零-2030」（Zero-2030）運動所取代。此運動的宗旨是在2030年達成全球零碳排放的目標，最早由一個印度環保團體推動，但很快引起全球的注意，且在之後幾年間，各國政府紛紛採行過去難以想像的計畫，不只削減化石燃料的使用，而是完全禁絕。以合乎經濟成本做「碳捕集與封存」的夢想，基本上已被大多數主要排放國放棄，各國政府都已開始努力制定不依賴碳基類燃料（carbon-based）的能源體系。

到2050年，世界主要經濟體幾乎都已達到碳中和，雖然讓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降到以前的水準耗費的時間較久，且全球海洋仍深受酸化之害。二氧化碳濃度直到2075年才回到2008年時387ppm的水準，而據估計一直要到接近2100年才會降到暫定的目標350ppm。

然後二氧化碳濃度應該設在何種長期水準才最適合，引發了漫長而複雜的爭議。人類真的想無限期延長目前這段冰河期間隙的漫長夏天、阻止冰河再度向南跨越北半球嗎？我們真的想藉地球工程讓我們脫離人類的冰河時代嗎？無疑的，將有少數人主張我們不應繼續干預氣候系統。我們應該把標準降回到280ppm，也就是工業革命前的水準，回到自然的正軌，即使這表示冰河期會在幾千年後重新開始。但這是下一個世代、甚至再下一個世代的問題。我們這個世代已經完成該做的工作，已經拯救了文明。

後記∣

以上文字是浮潛者在北倫敦灣淺海探索海底廢棄房屋時，在一個叫康登鎮（Camden Town）的地方，從尋獲的電腦硬碟中復原得到的。這篇文章至少在洪水淹沒的五十到六十年前就已寫出。我們對2050年代初的知識難免支離破碎，因為21世紀下半葉發生的破壞規模實在太大，但這份文件裡描述的事件實在不太可能發生。如果這種大改變真的在21世紀初期就進行，英國今天還是一個單一的島嶼。我們最好以幻想看待它，別抱以熱切的希望。

第5章︱……但恐怕為時已晚

從技術面看，氣候問題很容易解決，而且我指的不是利用地球工程；我指的是只要停止排放。有許多方法可以解開人類使用能源必然造成排放的關係——藉由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核能發電——方法有許多種，而且還有更多方法會發明出來。而且我想，做這些事的成本相當低：只佔GDP（國內生產毛額）的幾個百分點，我個人完全支持花這些錢，因為從環境保護和為後代降低風險等各方面看，我們會獲得可觀的回報。那麼，為什麼我還擔心我們可能不會成功？

我擔心我們可能無法成功，是因為一些基本上屬於賽局理論的原因。可悲的事實是，對各國最有利的策略是，讓別的國家削減愈多排放愈好，以致於每個國家都不採取行動。另一個可悲的事實是，如果你的國家花很多錢削減排放，你會把削減排放的利益分配給全世界，但承擔成本的是你的國家。這是經濟學家思考這件事的方法。

再一個可悲的事實是，現在愈來愈多人公開談論減緩（mitigation，即削減排放）和適應（adaptation，即適應氣候變遷的情勢）的差別。但當從國家政府的觀點思考這個問題，如果國家花錢在國內採取適應措施，你知道這些錢是用在你的國家，利益也會留在國內。如果花錢在減緩措施上，利益會擴散到全世界。基於這個理由，我認為很難、很難解決這個問題。

技術專家（至少其中一些美國的專家）認為，市場終究會解決問題，但那也要花很長的時間。但政治是導致因應措施遲無進展甚至徒勞無功的原因，在人類世界中想完成任何大事都牽涉到許多政治。

所以，我們又回到緩慢、冷酷無情的國際磋商，希望藉以達成某種削減排放的協議。而殘酷的事實是，在即將進行的後京都議定書磋商中，將很難達成大幅削減排放的新承諾，其原因正是現在的情勢似乎變得愈來愈嚴重和急迫了。回到1997年，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比較容易簽訂在十五年內削減排放5%到10%的協議；而且他們到了履行承諾的期限屆滿時，幾乎確定都已經不在領導的位子。要簽訂十年內削減40%排放的協議將困難得多，因為我們目前面對的威脅已嚴重得多。此外，經濟飛快成長的開發中國家在1997年的議定書中被豁免受限制，但它們現在的排放已多到變成一頭可能吞噬該條約的怪獸。

在2008年，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可能已趕過美國。當然，中國的人均排放仍遠低於美國，因為它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但中國已愈來愈難辯稱應豁免做任何控制排放的承諾，即使只訂定模糊的目標也不夠。印度、巴西和其他快速工業化的前第三世界國家也一樣。但是有三個不容否認的事實：（a）這些國家仍然相當貧窮，而它們快速成長的排放主要是因為它們愈來愈不窮；（b）舊富裕國家要為造成目前問題的排放承擔幾乎所有責任；以及（c）除非美國承諾削減排放，中國才會做承諾。

沒有別的替代選項，因為人類非常關心公平——有時超過他們所稱的實質利益。我們很難想像，隨著中國、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排放增加，它們會接受舊工業國家可永久享有較高的人均溫室氣體排放權。排放權勢必朝向所有人平等的方向趨同，否則不可能達成協議。公平的概念要求世界上汙染較多的國家，把資源轉移給汙染較少的國家，條件是這些較貧窮的國家把資源用在降低排放的成長。這個概念現在是幾乎所有北方和南方集團，在協商京都議定書相關議題時的基礎，儘管至今部分北方國家仍然心不甘情不願。

但這是一個不對稱的交易，而過去八年來大體上在這類談判中缺席的美國，即使在新政府的領導下也會感到很難接受。此外，任何白紙黑字的協議，如果不明確規範我們能忍受大氣中有多高的二氧化碳，以及協商達成明確的削減排放目標，就沒有多大價值。京都議定書按照既有排放來制訂比例化的削減、而不參照任何以科學制訂的目標，促使梅爾（Aubrey Meyer）在我的訪問中相當坦白地說：

如果京都議定書是我們演化過程中最好的適者生存範例，那麼很確定的推論是，我們不適合生存，而且我們將無法存活。我們已經錯得離譜。

情境6／台灣，2045年

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攝氏2度，台灣只高出1.5度，而中國沿海地區上升3度，內陸的溫度更高。台灣仍能用自己生產的糧食養活自己，而且這個國家非常富有，即使2040年物價嚴重膨脹，仍有錢可以進口其他糧食。台灣真正的氣候變遷問題是政治。

問題是這樣的：2018年北京的民主運動達到極盛之際，當時「改革派」已在執政黨內掌控重要職位，民主的人民共和國似乎指日可待，台北和北京簽署許多相當樂觀的協議，其中最重要的是，保障在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自由遷徙，包括在兩國之間做生意所享有的公民權，甚至是在對方的國度裡定居。

原本認為台灣會受惠，因為台商非常成功利用龐大的中國市場。但在2020年那場「大修正」（Great Correction）終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改革（也終結許多改革者的生命）後，台北方面改變了一些想法，但人口的移動主要仍是由台灣流向中國，其中大多數是企業家。在全球暖化變得更嚴重前這個條約並不成問題。

但全球暖化終究真的變得更嚴重，2030年代的氣候變遷對中國尤其無情，為華北平原帶來降雨的東北季風持續減弱，同時許多地區的深層地下蓄水層大多被抽乾殆盡（淺層的地下蓄水層早在2010年前就被抽乾了）。中國政府採取滴水灌溉及勸導農民捨小麥改種馬鈴薯等省水措施，以因應這場危機，但隨著沙漠對農地的蠶食鯨吞，華北能栽種的糧食數量銳減。

許多國家成為糧食淨進口國已有好幾代時間，假如你有足夠的錢進口短缺的糧食，就不成問題。中國當然有很多錢：到2040年人均所得幾乎與台灣不相上下，但要填補的糧食缺口卻是非常巨大——需要進口可供3.5億人口食用的糧食——而國際榖物市場實際上已經崩潰。

中國政權為因應這場危機顯然費了許多心力，例如大幅減少豬肉及雞肉的產量，因為以前許多榖物都被拿去餵養牲畜而非供人食用：在2037年前中國每人平均消耗的肉類退回到2010年的水準，但在2038年不得不實施糧食配給，而且隨後兩年每年的配給都減少。這就是20年前簽訂的自由遷徙條約為台灣帶來嚴重問題的原因。

台灣不會實施糧食配給，肉品雖仍能隨處買到，但價格非常貴。台灣明顯比中國涼爽許多，政治氣氛也比中國冷靜許多，中國「大修正」以後的政權比之前政權更為專制，但並未引發民眾大規模出走至台灣，因為移居台灣需要很多錢，但確實催生了一股龐大且日漸猖獗的偷渡潮。

假若在中國淨資產逾百萬美元的家庭有5%選擇移居台灣，這個島嶼將須接納500萬個移民。如果是淨資產逾50萬美元的中國家庭移居台灣，那麼只需其中1%，就會有500萬人遷居台灣，要是其中5%移居台灣，那麼島上現有的居民將淪為少數。

第6章︱真實的世界政治

從網路攝影機觀看這場愚蠢的氣候高峰會（我也未獲准出席），令我驚訝的是，這種條約決策體系130年來

幾乎一成不變。雖然有更多不同臉孔，而且蓄八字鬍、穿雙排扣長禮服，或戴尖盔甲帽者變少了；但除了

這些之外，世界各國政府在試圖決定如何瓜分大氣時，那場場景宛如是1884年柏林會議的翻版。

這就好像處於鼎盛期的民主化、公民社會及自決從未出現過一樣。各國政府無論是民選與否，都不管自己

的公民，更遑論顧及其他國家的公民。他們各自堅持他們在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分配權，以及

決定誰該得到什麼。對大氣的爭奪方式與意圖，猶如當年歐洲強權在非洲爭搶地盤……。

最富有及快速發展的國家（美國、歐盟、日本、中國、印度等），都想在這場氣候高峰會上盡其所能為自身

攫取最大的氣候利益─享有比其競爭對手更大的汙染權。這個過程非常可能產生錯誤的結果。

──蒙比爾特，英國《衛報》，2009年12月19日

2009年的丹麥哥本哈根會議，幾乎就是1884年柏林會議的翻版，除了結束的方式不同外。柏林會議協議瓜分非洲，使歐洲各強權在未來30年免於彼此交戰，而在此次哥本哈根會議上根本沒有達成真正的協議。

從化石燃料轉換為其他能源來源，其實並不困難。這種替代能源技術，實施二十或三十年的費用都不會超過每年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或2%。執行的障礙都是政治因素作祟：在國家層面，就是特殊利益的影響以及就是純然的不相信；在國際層面，是一種對公平性或比較利益的莫名疑慮（最好情況），以及狹隘的國家利益（最壞情況）。

假如有一個世界政府，只要找出危險、通過必要的法律，並且致力於淘汰化石燃料，但基於各種理由（好、壞皆有）世界政府根本不存在。我們必須以這種非常繁複且冗長的國際體系來處理這項危險，近兩百年來某些國家首度達成政策共識，然後在那個搖搖欲墜的基礎上建立一項全球行動共識。

*

出席的192國在現有時間內頂多可以完成的是，在兩周內擺平大部分的小分歧。為了解決重大爭端，他們希望大排放國之間有一個高層協議，他們大多被安排在會議結的最後幾天才出場。然後會議以一個大家都支持的響亮意向聲明做結尾，較低層級的談判儘快填入草約剩餘的空白處，最終版的條約準備完成，待2010年的某個時間簽字。

當這場會在12月7日揭幕，抵達會場的數千百代表仍樂觀認為，將可能達成某些有意義的事。但仍有三大絆腳石：美國、中國，以及不受削減排放量義務約束的最有錢與高排放開發中國家。三者之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美國總統無法提出美國對削減排放的可靠承諾。

（歐巴馬）不會說在2002年以前我將減少30%的排放量，他會著手改革，必須一步步來做。

──帕喬里（Rajendra Pachauri），IPCC主席，2009年3月11日

歐巴馬清楚了解避免災難性氣候變遷的重要性，但投票給他的美國民眾中很少人把這件事當成是最優先的當務之急。他們最關心的是就業與健康照護，因此歐巴馬也把它們當成是首要推動的施政工作。他送交國會的第一個法案拯救美國經濟脫離衰退的措拖，在此問題上砸下非常龐大金額；第二項改革法案是將健保擴及數千萬未投保的美國民眾；承諾適度削減美國排放量的氣候變遷法案僅被擺在第三順位，雖然歐巴馬原本希望能帶著那項承諾出席哥本哈根會議。在2009年秋天以前，很清楚的是，即使健保法案沒有在年底前完成立法，歐巴馬也會兩手空空去哥本哈根。當年10月他開始把哥本哈根會議說成是「中繼站」（staging post），而非終點站。

即便國會的動作更快一些，歐巴馬可以帶到哥本哈根的東西真的還是非常有限，大多數其他工業化國家都在談論比1990年減少20%至30%的排放量─日本新政府甚至要減少40%。歐巴馬的法案說美國要減排17%，而且還是跟2005年的排放量相比。歐巴馬把比較基準由1990年改為2005年，是想讓人覺得他提出一個有意義的減排方案，但若與其他所有人使用的1990年標準相比，美國減少的排放量只有微不足道的4%。美國（或至少是華府政治圈）就是不準備採取更積極的行動。

由於像中國這類大國明白，只要政治上有可能，歐巴馬將做更多努力抑制美國的排放量，是要他出席並提出國會通過的適度承諾，哥本哈根會議仍可能會有一項真正協議。無論如何，畢竟這是美國首度承諾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這項原則比附在其上的任何特定數字更為重要。但這項原則並不未使人放心，因為國會尚未通氣候法案。的確，還不確定該法案會以哪種形式過關。

實際上，美國有兩個政府，歐巴馬只領導其中一個，因此除了一份意向聲明之外，他確實提不出任何東西，但那是不夠的。這可能是歐巴馬原本來打算在前往挪威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途中趁會議開幕時順道訪問哥本哈根一天、但不參加最後幾天閉幕會議的原因。

中國的問題似乎是截然不同的性質，但最後變得非常類似。顯著的問題是中國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國（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07年超越美國），卻仍為「附件2」國家，未被賦予減少排放的義務。儘管中國有許多地區仍很貧窮，但在中國13個省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遠於法國全國的人均排放量。中國超快的經濟成長依賴飛快擴張的電力供應，而中國可以靠開採豐富的煤礦取得電力而無須付出高昂的費用。

中國政府並非無視於全球暖化問題，反之，北京當局相當明白中國極容易受到全球暖化的影響。中國的領土與美國相當，坐落的緯度也相同，但前者人口數是後者的四倍，農業土地遠遠較少，而且有一些特定的弱點，像是（南部）重度依賴冰河融水形成的河流，以及（北部）主要仰賴東北季風。因此中國在風力與太陽能發電投下鉅資，目標是在2020年前的能源組合中再生能源佔15%。中國也是舉世汽車燃料效率規定最嚴格的國家之一，每加侖須行駛45英哩（45mpg），以減少馬路上川流不息的新車對環境的衝擊（中國現在已是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國）。但到頭來，它仰賴煤來發電─69%的主要能源來自煤，幾乎是全球平均值的兩倍，而且未來數十年將繼續重度依賴燃煤發電。

這項事實對中國在形成任何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條約決策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它不想在絕大多數中國人仍處於貧窮之際，被迫接受會限制其經濟成長的目標。因此，它領導77國集團抵抗外界對他們依京都議定書不必削減排放量的抨擊。中國在哥本哈根的其他主要考量因素是，它「絕不」接受美國不願接受的減排限制─而美國完全尚未接受。

阻礙哥本哈根會議談判的第三塊絆腳石是，是否要重新談判京都議定書或制定一項全新條約的問題。嚴格說來，沒人質疑當初安排這場會議的人都支持京都進程，而且無意揚棄京都議定書。不過，包括美國、英國以及會議東道主丹麥在內，這些自稱為「承諾圈」（circle of commitment）的西方國家，正在秘密起草一份提案，欲以一個新條約取代整個京都進程。新約草案的內容規定開發中國家須削減排放量以交換金援，尤有甚者，該草案還允許已開發國家2050年的人均年排放量幾乎是開發中國家的兩倍。

這份「丹麥文本」（Danish text）與其說是一份邪惡文件，不如說是一份令人嘆為觀止的愚蠢文件。舉例來說，有長久排放歷史的富國應該提供開發中國家金融援助，專門用於協助他們減少排放，無論是工業、農業或林業；但這類金援應與幫助窮國適應暖化的資金清楚分開，而且後者不應附帶任何條件，因為暖化是第一世界加諸於第三世界的負擔。此外，這兩種金援也不應與用以幫窮國發展經濟的傳統外交援助混淆在一塊。這份「丹麥文本」實際上想把這三種形態的援助綁在一起，然把把它們變成富國強迫窮國減少排放的工具。

試想，以為可以在哥本哈根把這種規則改變強兜售給窮國的想法，其無知與傲慢簡直令人自嘆弗如。「丹麥文本」的提案要建立一個富國與窮國擁有不同排放權的兩種等級世界，同樣脫離現實，實際上是把目前的不平等加以制度化，並且讓非常不討喜的世界銀行掌控誰能獲得氣候相關援助。這份文件大概是打算在會議接近尾聲、世界各國領袖出席而且談判陷入僵局之際冷不防提出來。但出人意表的是，這份文件甚至在會議揭幕前就外洩，並且引發預期的受害國勃然大怒。

這是會議從揭幕首日就對峙氛圍濃厚而且亂成一團的原因。另一原因是太多人出席這場會議（大約5000名官方認可的代表），無法從事這種須刪除所有方括弧的細部作業。最要命的是，假如這場會議的主辦人不是丹麥政府而是一群狒狒，會議的進行也許會更順遂一些。

情境7／中國，2042年

2039年3月25日，印尼和菲律賓開始釋放高空氣球，每年把約一百萬噸的硫灑在平流層，以便每年降低地表溫度1度。

那是極壯觀的場面：每天五或六個各載負約五噸的巨大氣球，各從散布兩島國的100處不同地點，迅速飄升到高空。由於經度從赤道往南、北散布，可以確保這些二氧化硫被釋放到南北半球平流層環流的熱帶上升支流。在幾個月內，它們會擴散到世界各地的平流層，而且已因為化學作用分解成次微米大小的硫酸鹽分子，可以反射陽光回太空，冷卻地球表面。西方經過幾天後才發現這件事的規模非同小可。

當然，提供作業資金和大部分設備的是中國，雖然印度也應該有能力自己進行：所需的技術層次並不高，且一年的成本只有約250億美元。但由於中國遭受氣候變遷的打擊遠比這兩個熱帶國家嚴重，中國有帶頭採取行動的迫切需求。此外，萬一西方或日本採取激烈的反應方式，中國也有軍力可以保護這兩個小國。

事實上，當西方政府大聲抗議這項亞洲的片面行動時，許多人竊喜中國及其盟國採取果斷的行動，打破由於西方意識形態分歧造成的世界僵局。中國向所有人保證，他們會監看灑進這麼多硫到平流層的效應，萬一發生意料之外的不良效應就會停止行動，然後約一年後大氣將恢復正常。此外，他們只是想複製自然界火山爆發導致大量相同物質進入平流層製造的冷卻效應，這會出什麼差錯？

許多國家的左派人士要求他們的政府動用武力，以阻止這種「危險的實驗」，但即使在少數由左派控制政府的國家，也沒有人嚴肅地考慮與中國交戰。過去十年承受氣候變遷重大打擊的中國，可能是可怕的跛腳巨人。此外，許多左派的人也暗自好奇，想看看這類地球工程，是否真能解決這個掌控人類生命和未來前途的問題。

第7章︱緊急措施

克魯琛是（Paul Crutzen）贏得諾貝爾獎的平流層化學家，他以畢生信譽做賭注，2006年在《氣候變遷》刊登的一篇知名文章中建議，把二氧化硫注入大氣以提高地球反照率，可能是避免氣候變遷失控的好方法，甚至是必要之舉。他刻意藉此重新引發這個被視為禁忌的地球工程議題的公開辯論。他以相當純熟的技巧，在這個議題的討論中以進為退，而非直接提出主張。

他指出，工業革命以後的大部分時候，人類把過多的二氧化碳排入大氣中，造成地球暖化，但同一個燃燒化石燃料的工業化過程也排放二氧化硫和其他汙染物，把太陽光反射到太空，並導致地球冷卻。這個「不幸的巧合」意味著二氧化硫抵消了二氧化碳的部分暖化效應：據克魯琛自己在2003年的估計，介於25%到65%間。不過，那種情況已經改觀：幾乎所有已開發國家的新法律都強制工業停止排放二氧化硫，因為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二氧化硫每年造成50萬人早死。因此二氧化硫污染的「全球暗化」（global dimming）帶來的冷卻效應已經消失，而二氧化碳仍不斷排入大氣——這正是全球暖化加速的一大原因。

克魯琛建議，我們可以避開這個兩難的情勢，以不影響人類健康的方法取代少排放的二氧化硫。這些二氧化硫並不排放到人類呼吸的低層大氣（對流層），而直接注入上層大氣（平流層）。此外，由於小分子容易停留在平流層很長的時間，我們只需要過去任意排入低層大氣之大量二氧化硫的一小部分（二氧化硫分子在低層大氣只停留一星期左右）。但即使克魯琛審慎地提出建議，主張以較無害的干預大氣取代過去極度有害的污染，但如果不是他的諾貝爾獎（他以臭氧層破洞的研究獲獎）光環給他的保護，恐怕也難逃私刑伺候。

地球工程提議在部分地方引發的激憤，只有擴大核能發電激起的怨懟差可比擬（通常也在相同的地方），克魯琛自然也得到同等待遇。和所有冒險跨入這個雷區的科學家一樣，他小心翼翼地在《氣候變遷》期刊上提出他的建議，作為萬一全球暖化失控的最後遏阻技術：「我必須再度強調，提高反照率計畫應該只有在其淨利益已獲得證實，尤其是氣候暖化已因世界空氣品質改善而矛盾地開始加速時，才應該採用。很重要的是，它的可能性不應被用做不當的氣候政策理由，而只是創造一種對抗潛在的氣候加速暖化的可能性。」但他怎麼說都無濟於事，因為在包括許多其科學家同僚的人們眼中，他製造了一個「道德風險」。

道德風險這個詞來自金融界，意指政府不應出手救援因為投資失利而虧損慘重的投資人，不管政治壓力有多大，因為這麼做將鼓勵其他投資人任意涉險，然後預期投機行為即使出了差錯也能獲得紓困。在氣候變遷科學的領域，道德風險是，如果人們（和政府）相信可以藉由科技魔法遏阻氣候變遷，他們將喪失以更艱難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來解決問題的動機。地球工程不能在小孩面前討論，因為如果他們知道，就不會守規矩了。

然而如果不積極研究這類可能性，就是完全無能，因為在沒有任何安全網的情況下大量排放二氧化碳而導致全球氣候變遷，本身就是在進行一種毫無計畫的實驗。如果預留一步後路至少能讓我們放心一點，萬一所有未來削減排放的承諾都落空時還有一線希望，例如過去承諾的削減排放都沒有兌現。如果京都議定書以及取代它的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的協議，未能實現它們的許諾，我們有三或四種經過測試和驗證的替代方法可以阻止氣溫攀升，那豈不是更保險？

去他的道德風險。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情境8／大滅絕

遠古時期的海洋與今日的海洋大不相同，已是眾所皆知的事，今日的海洋即使在深層也富含氧氣。遠古海洋經常分層化，較上的含氧層供養種類相似、但外形差異極大的海洋生物，而較下層的海洋含氧量極低，供養極少數有機體。（這種海洋在地質記錄中的特徵之一是，有極平滑和安靜的海底，因為未分層海洋會有的小型挖洞動物都不存在，不會攪動沈積物。）但北歐地球演化中心（Nordic Center for Earth Evolution）主任兼南丹麥大學教授地質學家甘菲德（Donald Canfield）率先指出，當深海變得完全無氧時，硫菌就會從它們逃避氧氣的沈積物中出來，接管海底。

硫菌的新陳代謝會製造廢物硫化氫，使深海對氧基生物變成致命的地方。這個缺氧的深海層與充滿氧氣的上層間以「化變層」（chemocline）分隔，而化變層很少距離海面超過200公尺。今日全世界出現這種情況的大片海域只有黑海，其化變層大約在海面下150到200公尺。但甘菲德說，在遠古時代，即使開放海域也長時間處在這種狀態。他的理論即今日廣為人知的甘菲德海。

硫化氫不只會毒害海洋生物，如果它進入大氣，且濃度夠高，對陸上動物和植物也一樣致命。到21世紀初，大多數古生物學家已放棄所有大滅絕是由小行星撞擊的假說，轉而尋找其他能解釋成因的致命機制。漸進氣候變遷曖昧的舊假設再也說服不了任何人。那麼，如果不是小行星，那又是什麼？

2005年5月，賓州大學的坎普（Lee Kump）、帕弗洛夫（Alexander Pavlov）和亞瑟（Michael Arthur），發表一篇極重要的論文，宣稱甘菲德海就是元凶。這篇在《地質學》（Geology ）期刊發表的論文說，一旦氫化硫的濃度在低層無氧的海水層高到某個程度，就會穿透化變層，把上層海水裡的氧氣全都驅散，並且逸出水面。

但全球暖化與甘菲德海的出現有什麼關係？

下降洋流能把富含氧氣的上層海水帶到海洋下層，如果缺少下降洋流，海洋下層的氧氣將得不到補充，因為有機體死後沈入海底腐化會把氧氣耗光。從大陸漂移把各大洲移動到今日的位置以來，下降的洋流位於北大西洋北方（在「墨西哥灣流」北端），和在南大西洋與南極洲之間。南北的下降洋流合稱為子午線反轉循環（MOC），它們在下降時把大量含氧冷水帶入大西洋的深淵，海深洋流再把這些水帶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只要這些洋流下降到深處的地點是在高緯度區，一切就會正常運行，海洋深處的水都能保持含氧狀態。

不過，如果全球暖化發生，上層的洋流可能還不到目前的高緯度位置，就開始下降（「反轉」）。北大西洋洋流似乎特別容易出現這種行為：在10,000到15,000年前的上一個大冰期，北大西洋洋流在全球快速暖化時曾完全停止流動數世紀之久。幾年前，研究人員擔心這種行為可能再度出現，並導致西歐急劇變冷，因為西歐從北大西洋洋流的溫暖上層海水吸收許多熱；然而較晚近的資料顯示，該洋流的速度和水量尚未大幅減少。需要在比今日氣溫更暖化的情況，才會阻止該洋流達到高緯度區——但在遠古時期，氣候曾經更暖，它確曾在離目前下降位置（格陵蘭、冰島與挪威間）的南方很遠處就開始下降。而當發生這種情況時，海洋深處就開始無氧化。

子午線反轉循環的洋流在反轉時，把大量氧氣帶到海洋下層，這雖是呼吸氧氣的海洋生物能在海底繁衍的原因，卻也是子午線反轉循環真正功能（讓各地海洋的密度、溫度與鹽度平均化）的良性副作用。如果洋流比目前下降點提前反轉，那麼帶往下層的將不是富含氧氣的冷水，而是含氧較少的溫水。如果下降海水的含氧不夠有機體腐化所需的量，深層海洋將開始無氧化——而這個過程若持續到完全沒有氧氣殘留，海洋將變成甘菲德海。

如果我們讓全球暖化失控，是否可能觸發甘菲德海，目前仍沒有證據足以判斷。但就像這個問題的許多方面一樣，我們只有在一切都已經太遲時才可能確定。而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目前的氣候危機很可能導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造成人類滅絕。

第8章︱童年結束

由於不了解地球調節氣候的方式，我們在自任管理者時錯誤百出，我們犯了最惡劣的奴役的罪行。如果我

們選擇扮演地球的管理人，那麼我們應該負責維護大氣、海洋和陸地上的生命權。這個任務我們很快將發

現已不可能達成……

要了解有多不可能，想想你會如何調節自己的體溫或血液的成份。腎臟功能衰竭的人都知道每天調節水份、

鹽份與蛋白質攝取的困難。腎臟透析的技術方法能幫上忙，但絕對無法取代健康活躍的腎臟。

——羅夫洛克，《獨立報》，2006年1月16日。

過去10,000年來，人類建立一個迄今遍布全球的文明，但大部分時候我們只是半野蠻的小孩。短短二世紀前，奴隸制度幾乎全球通行，女性幾乎在每個地方都處於次等地位，戰爭是正常的做生意方式。資源向來匱乏，因此競爭一直是比合作更好的策略。直到這段時期的尾聲，我們還未能真正了解我們居住的地球運作的方式。

然後我們開始燃燒化石燃料，資源開始變充裕。人口和消費當然隨之激增，但科學和知識也與日俱進。我們開始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而這是非常令人驚駭的發現。我們生長的溫床，一半是遊戲場，一半是戰場，亙古不變，專為人類而設計——結果證明這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幻想。真實的世界極其古老，它對我們漠不關心，而且有很多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可以傷害我們：10,000年的火山地震和100公尺的海平面升降、冰河時代和小行星撞擊、失控的溫室暖化和100光年以外的超級新星殺死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我們發現自己孤立無援，現在該是我們長大的時候了。

我們在上世紀才勉強通過期中考：我們擁有以戰爭直接摧毀人類文明的能力，但最後避免使用它。現在則是期末考，攸關的則是我們文明所仰賴的整個環境。這牽涉的不只是知識和技術能力，也關係到自制和合作的能力。換言之，就是成人的價值。如果我們能在還有機會通過考試的歷史點決定接受這個考試，那將是多麼幸運的事。而如果我們通過考試，那麼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長遠未來，將會是多麼有趣啊。

序言︱Introduction

新近的科學證據已為我們勾勒出一幅預期氣候變遷對世界造成實質影響的畫面，這些影響不僅是對環境而

已，所產生的後果更觸及最核心的安全議程。

——貝奇特女士（Margaret Beckett），英國前外相。

經過一年來在世界各地研究氣氛變遷後，我有四個心得，而這正是我在展開這趟旅程時不甚了解的四件事。首先是，氣候變遷的發生，遠比我們預期得更快。當你與氣候工作第一線人士、科學家及決策人士交談，言談之中，你可以察覺到一股壓抑的驚恐。一旦氣候變遷的災難完全降臨，鐵定會有無數的人受害。

其次，減少用電或開...

推薦序——
綠色聖誕節的啟示。／蔡進耀
全球暖化和你、我有關嗎？／陳致廷
設想未來，落實現在／柳中明

序言

情境1：2045年
第1章  氣候變遷的地緣政治

情境2：俄羅斯，2019年
第2章  一場在劫難逃的危機

情境3：美國，2029年
第3章  反饋：多少，多快？

情境4：北印度，2036年
第4章  我們能解決這個問題……

情境5：快樂的故事
第5章  ……但恐怕為時已晚

情境6：台灣，2045年
第6章  真實的世界政治

情境7：中國，2042年
第7章  緊急措施

情境8：大滅絕
第8章  童年結束

推薦序——
綠色聖誕節的啟示。／蔡進耀
全球暖化和你、我有關嗎？／陳致廷
設想未來，落實現在／柳中明

序言

情境1：2045年
第1章  氣候變遷的地緣政治

情境2：俄羅斯，2019年
第2章  一場在劫難逃的危機

情境3：美國，2029年
第3章  反饋：多少，多快？

情境4：北印度，2036年
第4章  我們能解決這個問題……

情境5：快樂的故事
第5章  ……但恐怕為時已晚

情境6：台灣，2045年
第6章  真實的世界政治

情境7：中國，2042年
第7章  緊急措施

情境8：大滅絕
第8章  童年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