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宣宗第三子；二兄皆早夭，所以文宗居長，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即位時未滿二十歲。相傳宣宗最鍾愛者為皇六子奕訢，其得位得力於師傅杜受田。如謂世宗繼統出於豪奪，則文宗得位可謂之巧取。「春冰室野乘」記其始末云：

一內務府老司官旗人某君，年七十餘矣，通籍道光末，歷事四朝，內廷故事綦熟；嘗為述道咸間遺事，多人間所不得知者。云宣廟晚年，最鍾愛恭忠親王，欲以大業付之，金石緘名時，幾書恭王名者數矣，以文宗賢且居長，故逡巡未決。濱州時在上書房行走，適授文宗讀，微窺上意所在，欲擁戴文宗，以建非常之勳，一日上命諸皇子校獵南苑。

故事皇子方讀書者，奉命外出，臨行時必詣師傅處請假，所以尊師也。是日文宗至上書房，左右適無人，惟濱州一人獨坐齋中，文宗入，行禮畢，皇子見師傅皆長揖，問將何往，以奉命校獵對，濱州乃耳語曰：「阿哥至圍場中，但坐觀他人馳射，萬勿發一槍一矢，並當約束從人，不得捕一生物。復命時，上若問及，但對以時方春和，鳥獸孕育，不忍傷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競爭也。阿哥第以此對，必能上契聖心。此一生榮枯關頭，當切記勿忽也。」文宗既至圍所，如所囑行之。

是日恭王所得禽獸最多，方顧盼自喜，見文宗默坐，從者悉垂手侍立，怪之問其故。文宗曰：「吾無他，但今日適不快，弗敢馳逐耳。」日暮歸，復命，文宗獨無所獻；上詢之，具如濱州所教以對。上大喜曰：「是真有君人之度矣。」立儲之議遂決。

按：杜受田字錫山，山東濱州人，前任禮部侍郎杜堮之子，道光三年會元。兩子一名杜翮，一名杜翰，亦均為翰林。

前引記載，絕對可信，證據是文宗接位，首沛恩施即及杜家。如「東華錄」道光三十年二、三月間所載：

二月己卯（十六）賞工部尚書杜受田太子太傅銜。其父前任禮部侍郎堮，御書匾額曰：「達尊錫類」。

二月丁亥（廿四）以詹事府詹事杜翮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三月庚子（初八）以工部尚書杜受田兼署吏部尚書。

同時以杜受田為中心，組織「班底」，準備從穆彰阿手上接收軍機。在賞杜受田官銜的同時，以蔡念慈、馮培元、何彤雲在南書房行走。蔡、馮皆杭州人，蔡為道光二十一年會元；而杜受田為是科會試總裁，蔡為其得意門生。馮為道光二十四年探花，與杜翰同榜。何彤雲雲南人，亦為此科翰林。

按：南書房翰林，原為文學侍從之臣，但亦可撰擬制誥，發生軍機大臣或章京的作用。文宗以與杜家父子有關係的人安置在南書房，顯有不必經由穆彰阿而亦可發號施令的用意在內。

政局的變動始於是年夏天，首先是「穆門十子」之首的陳孚恩，於五月間告終養，開去軍機大臣刑部尚書的差缺；杜受田調刑部，不久升協辦，孫瑞珍由禮尚調工部，旋調戶部，孫瑞珍為杜受田的同年。到了十月裡，穆彰阿終於垮了，特頒硃諭，昭示罪狀：



任賢去邪，誠人臣之首務也。任賢不斷，則任賢不專。方今天下因循廢墮，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是朕之過；然獻替可否，匡朕不逮，則二三大臣之職也。穆彰阿身任大學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難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摩以逢主意。

從前夷務之興，穆彰阿傾排異己，深堪痛恨，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力，有礙於己，必欲陷之；耆英之無恥喪良，同惡相濟，盡力全之。似此固寵竊權者，不可枚舉，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誠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無忌，若使聖明早燭其奸，則必立法寘重典，斷不姑容。

穆彰阿恃恩益縱，始終不悛，自本年正月，朕親政之初，遇事模稜，緘口不言；迨數月後，則漸施其伎倆，如英船至天津，伊猶欲引耆英為腹心，以遂其謀，欲使天下群黎，復遭荼毒，其心陰險，實不可問！潘世恩等保林則徐，伊屢言林則徐柔弱病軀，不堪錄用；及朕派林則徐馳往粵西，剿辦土匪，穆彰阿又屢言林則徐未知能去否？偽言熒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實在於此。

此諭無異宣宗的「罪已詔」，所謂「吏治日壞、人心日澆，是朕之過」，在文宗接位不足十月，何咎可任？自然是先朝三十年之過。所謂「我皇考大公至正」云云，明明道出宣宗不能「早燭其奸」。

當然，文宗決無誹薄其父之意，只是譴責不重，不足以去三朝老臣，歷數前非，則不能不提先朝，措詞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接下來是痛責耆英：

耆英之自外生長，畏葸無能，殊堪詫異。伊前在廣東時，惟抑民以奉外，罔顧國家，如「進城」之說，非明驗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幾至變生不可測，賴我皇考洞悉其偽，速令來京，然不即予罷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召對時，數言及英人如何可畏；如何必應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祿位，是其喪盡天良，愈辯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

按：耆英為祿康之子，宗室，故首言「自外生長」。所謂「進城」之說者，道光二十七年，英國要求其僑民准入廣州城，態度強硬，耆英迫不得已，訂二年後入城之約，作為搪塞之計。

至期知此事必起糾紛，於二十八年奏請述職，趁機活動留京，巧為規避。廣東由巡撫徐廣縉署總督、藩司葉名琛署巡撫，至二十九年春，英國要求踐約，果然鬧出軒然大波。此為耆英「抑民以奉外」的「明驗」。

罪狀甚重，處分不致於死，穆彰阿「革職永不敘用」，聲明是念他「三朝舊臣，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實有未忍」。耆英「降為五品頂帶，以六部員外郎候補」。文宗於硃諭中謂：「穆彰阿暗而難知，耆英顯而易見」，而據王壬秋日記，耆英實為險人，其後復起，而於英法聯軍之役，終因玩弄手腕，為文宗賜令自盡。

穆彰阿雖有四子，而後裔不振，相傳同光年間以票友下海的名小生德君如，為穆彰阿的孫子，與程硯秋為英和之後，同為旗人貴族式微後所出的名人。

文宗知人之明勝於其父，但早年信任旗人的觀念猶牢不可破，及至賽尚阿、訥爾經額僨事，方知旗人不可恃。

「清史稿」列傳一百七十九論曰：

清沿故事，有大軍事輒以滿洲重臣督師，乾嘉時如阿桂、福康安、勒保、額勒登保等，皆胸有韜略，功在旂常；道光以來，惟長齡平定回疆，差堪繼武。其後禧恩之征徭；奕山、奕經之防海，或以驕侈召謗，或以輕率僨事。

至洪楊初起，李星沅不勝任，易以賽尚阿，馭將無力，遂致敵不可制。訥爾經額庸懦同之，畿甸震驚，自是朝廷始知其弊。惟僧格林沁猶以勳望膺其任，不復輕以中樞閣部出任師干。即有時親藩遙領，亦居其名，不行其實。蓋人材時會使然，固不可與初入關時並論也。

所謂「清沿故事」，是沿明朝大學士督師的故事。賽尚阿咸豐元年大拜，是清朝最後一個專征伐的「中樞閣部」；此後曾國藩、官文、李鴻章、左宗棠以大學士督師，皆為因功升任，與賽尚阿不同。

同時，賽尚阿亦為自國庫支領鉅額軍費的最後一人。清初自康熙用兵三藩開始，軍費皆由國庫支撥，最初，統帥且不必負後勤方面的責任，朝廷特簡大員專辦糧台。及至乾隆「十大武功」，嘉慶川楚教匪，道光內憂外患迭起，連年用兵，庫藏因而竭蹶，最後一筆二百萬兩給了賽尚阿，復又賜高宗誅訥親的「遏必隆刀」，但賽尚阿兵敗，並未授首於「遏必隆刀」下。

太平軍之釀成大患，實由上下粉飾，報喜不報憂積漸而成。洪秀全的「上帝會」與白蓮教在本質上並無不同，只是後者雜出於釋道，前者倚附耶穌而已。我最反對有些史學家，將太平軍起事比擬為民族革命，當時吏治不修，民生凋敝，由於宣宗闇弱不明，此為事實，但與種族無關。

文宗，宣宗第三子；二兄皆早夭，所以文宗居長，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即位時未滿二十歲。相傳宣宗最鍾愛者為皇六子奕訢，其得位得力於師傅杜受田。如謂世宗繼統出於豪奪，則文宗得位可謂之巧取。「春冰室野乘」記其始末云：

一內務府老司官旗人某君，年七十餘矣，通籍道光末，歷事四朝，內廷故事綦熟；嘗為述道咸間遺事，多人間所不得知者。云宣廟晚年，最鍾愛恭忠親王，欲以大業付之，金石緘名時，幾書恭王名者數矣，以文宗賢且居長，故逡巡未決。濱州時在上書房行走，適授文宗讀，微窺上意所在，欲擁戴文宗，以建非常之勳，一日上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