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之評論與具現――
導讀薩依德《論晚期風格》
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薩依德（1935-2003）在1997年8月初次接受筆者訪談時，曾將自己的學術生涯分為四期，其中「最後一期，也就是我現在寫作的時期，又更常回到美學。我正在寫回憶錄；也在寫一本書討論我所謂的『晚期風格』（late style）──藝術家在藝術生涯最後階段的風格……」。前者就是1999年出版的《鄉關何處：薩依德回憶錄》（Out of Place: A Memoir）；後者則在他生前始終未能終卷，直到2006年才結集出版，距離他去世已經三年，便是這本《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從遺孀瑪麗安．薩依德（Mariam C. Said）的〈前言〉和編者麥可．伍德（Michael Wood）的〈導論〉可知，根據薩依德的寫作計畫，此書原訂2003年12月完稿，但天不假年，作者於9月25日溘然長逝，因此本書是編者根據多方面資料爬梳整理而成，留下許多未竟之跡（尤其是末章），因此在薩依德所有著作中，具有其獨特的形式與意義。

其實，薩依德有關「晚期風格」的觀點頗受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討論貝多芬晚期風格的啟發（他在晚年的一次訪談中，曾自稱是「唯一真正的阿多諾追隨者」），並擴大到更多不同藝術家與文學家的晚期作品。本書第一章便引用阿多諾的觀點：「晚期作品的成熟，不同於水果的那種成熟。它們並不圓諧，而是充滿溝紋，甚至滿目瘡痍。它們了無甘芳之致、苦澀、扎嘴，不肯只供人淺嘗消遣。」薩依德加以引申如下：「貝多芬的晚期作品未經某種更高的綜合予以調和、收編：它們不合任何圖式，無法調和、解決，因為它們那種無法解決、那種未經綜合的碎片性格是本乎體質，既非裝飾，亦非其他什麼事物的象徵。貝多芬的晚期作品顯現的其實是『失去全體性』（lost totality），因此是災難性的作品。」綜觀此書，明顯可見阿多諾對於薩依德的影響與啟發。

什麼是「晚」（lateness）

至於「晚」（lateness）這個概念究竟如何？意有何指？薩依德寫道：「對阿多諾，晚是超越可接受的、正常的而活下來；此外，『晚』包括另一個觀念，就是你其實根本不可能在『晚』之後繼續發展，不可能超越『晚』，也不可能把自己從晚期裡提升出來，而是只能增加晚期的深度。沒有超越或統一這回事。……而且，晚字當然包含一個人生命的晚期階段。」不僅如此，薩依德還指出兩點，強調貝多芬晚期風格之所以緊扣阿多諾的心弦，正是由於其作品的疏離、隱晦、抗拒、新意與挑釁性格：首先，「貝多芬的晚期風格揪緊阿多諾心弦，原因在於貝多芬那些沒有機動性的、抗拒社會的最後作品，以完全弔詭的方式，變成現代音樂裡的新意所在」；其次，「晚期風格的貝多芬，那樣毫無顧惜地疏離且隱晦，絕不單純是個怪癖反常、無關宏旨的現象，而是變成具有原型意義的現代美學形式，另外，這形式由於與資產階級保持距離、拒斥資產階級，甚至拒絕悄無聲息死亡，而獲致更大的意義與挑釁性格。」這些見解構成了《論晚期風格》一書的基調，薩依德並針對不同的音樂家與文學家的晚年之作加以解讀並印證。

上述有關「晚」的說法可能有些深奧難解。伍德在〈導論〉中則以常識般的語言來解釋英文late一字看似矛盾、卻相輔相成的兩個意思。他指出此字最常用於「我們比我們該到的時間晚、遲，沒有準時」，然而在指涉一些自然現象時，如「late evenings（夜很晚了）、late blossoms（晚開、遲開的花）、late autumn（晚秋）」，此字「卻是完全準時的」。譯者彭淮棟在譯注中指出此字的另一個意思：「recently deceased（近時過世、已故），也就是其人recent but not continuing to the present：最近還在，但目前已不在（其「在」沒有持續到目前）。」這三個意思正可用來形容此書與作者。此書英文本於薩依德身後三年出版，對於念茲在茲的作者以及引頸期盼的讀者而言，確實是「比該到的時間晚、遲，沒有準時」，而2010年出版的繁體字中譯本，當然也就更晚、更遲了，但總比從來沒有要好（“better late than never”）。另一方面，正如瑪麗安．薩依德在〈前言〉伊始便說，作者在生命終點還在寫這一本書（「艾德華2003年9月25日星期四上午過世時，還在寫這本書」），卻未能如《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般於生前定稿。雖然如此，但在諸多故舊門生大力協助下，此書終能面世，也算是眾緣和合，瓜熟蒂落，「完全準時」了。令人感觸最深的，就是作者謝世，哲人其萎，「最近還在，但目前已不在」了。

儘管如此，由薩依德的著作於身後不斷出版，以多種語文流傳世間，讓各地讀者感受到他「音容宛在」，持續發揮影響，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不已」。這裡所指的不只是他的著作，也包括他晚年最重要的志業──他與知音猶太裔鋼琴大師暨名指揮家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共同發起的「西東詩集工作坊」（the West-Eastern Divan Workshop），在遺孀繼續積極投入下，透過音樂，讓阿拉伯、以色列和西方的年輕音樂家齊聚一堂，在巴倫波因的教導與指揮下，巡迴世界許多地方演奏動人的樂章，以優美的音樂和實際的行動，向世人展現了原先不相往來、甚至對立仇視的雙方，在透過相互接觸、溝通、聆聽、了解、尊重、學習、合作之後的具體成果，以期逐步實現薩依德促進中東和平的遺願。

筆者認為以late一字來形容作者及此書，尚有其他幾個意思。首先，就薩依德本人的生命歷程及著述而言，本書在時序上屬於晚期，尤其是對身罹惡疾（血癌），老病纏身，時時面對死亡威脅的薩依德（他常以懸在頭上的達謨克里斯之劍〔sword of Damocles〕來形容他對無常的深切體會），更是他念茲在茲、在病逝前依然振筆疾書的未竟之作。其次，就內容而言，此書是處於自己生命晚期的薩依德由親身的體驗出發，以生命來印證音樂家與文學家晚年之作的風格與特色，並坦然接受其中的不和諧與不完美，視缺憾為人生與天地間難以或缺的一部分。第三，就呈現方式而言，因為作者在與時間的競賽中未能於生前完成全書（瑪麗安．薩依德在《音樂的極境》之〈序〉寫道：「時間向來令艾德華縈心──它的稍縱即逝、它無情的前進，以及它繼續存在而向你挑戰，看你能不能完成重要的事情。」），而是由他人協助整理其演講、文章、遺稿而成，所以是薩依德的「未竟之業」，其中必然存在著片斷、殘缺、不和諧、不完美，因此也具現了薩依德本人的晚期風格，讀者若以書中「晚期風格」的論點來閱讀此書並省思作者，當有另一番體會與收穫。

薩依德的音樂論述
再就薩依德的音樂論述而言，此書也屬晚作。他在鋼琴大師顧爾德（Glenn Gould, 1932-1982）五十歲英年早逝之後幾個月，於1983年開始認真撰文討論音樂，並自1986年起應邀為美國著名的左派雜誌《國家》（Nation）撰寫樂評。他於1991年出版的第一本音樂專書《音樂的闡發》（Musical Elaborations），原為1989年5月於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發表的重要年度系列演講（The Wellek Library Lectures），展現了這位文學與文化批評家、後殖民論述大師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另一番面貌。有別於該系列其他國際知名講者的是，薩依德的演講場所不是在可容納數百人的大型演講廳（筆者次年在該校聆聽著名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西蘇〔Hélène Cixous〕發表同一系列三場演講，大型演講廳座無虛席，甚至有人站著聽講），而是在空間較小但音響效果佳的教師俱樂部（Faculty Club），不僅可播放錄音，而且有好鋼琴可供他隨講隨彈，以精湛的演奏來佐證自己的論點，後來出版的書中也附有片段的樂譜（薩依德在〈緒論〉中表示，該書的理想出版形式應是隨書附卡帶或光碟，但因成本過高而作罷）。在《音樂的闡發》中，作者從專業的文學批評家/文化理論家以及業餘的愛樂者的角度出發，以有別於一般西洋古典音樂的討論方式，將其視為文化場域（cultural field），置於社會與文化脈絡中，挪用了阿多諾的若干音樂論述，既有發揮，也有質疑，強調業餘者並非全然無能無力，而是有其著力之處。

薩依德下一本有關音樂的書是2002年出版的《並行與弔詭：音樂與社會之探討》（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此書是他與巴倫波因的對話錄。1993年6月兩人巧遇於倫敦旅店，當時薩依德應英國國家廣播公司之邀，發表年度李思系列演講（Reith Lectures，六篇講稿於一九九四年結集出版，便是著名的《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並且買了一張巴倫波因鋼琴演奏會的票。兩位分屬巴勒斯坦裔與以色列裔、但都具有國際視野並關心中東和平的移民與愛樂者，從此結為莫逆之交，有機會在世界各大都市見面時，都會相邀暢談音樂及其他共同關切的議題。《並行與弔詭》收錄了他自1995年10月起與巴倫波因的六篇對話，由音樂出發，並暢談社會、政治、歷史與文化等議題，除了深入探索音樂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兩人都主張長久對立、仇視的以巴雙方應承認彼此的歷史與存在，並且決心致力於雙方的和平共存。（至於原訂2003年10月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印行的《歌劇中的權威與踰越》〔Authority and Transgression in Opera〕，原為薩依德1997年於劍橋大學發表的燕卜遜系列演講〔The Empson Lectures〕，但後來並未出版。）

2008年出版的《音樂的極境》（Music at the Limits），收錄了薩依德自1983年5月（他心儀的鋼琴大師顧爾德過世後幾個月）至2003年9月（薩依德過世前兩週）所發表的四十四篇樂評。他在書中再度發揮自己的音樂造詣與文化批評的專長，針對多位作曲家、音樂家、演奏家與演唱家，發表精闢獨到的見解、評價與感受，在有限的篇幅中，出入於音樂、文化、歷史、政治、社會之間，熔藝術與現世性於一爐，迥異於一般樂評，提供了理解與賞析音樂的另類觀點，顯現出其視角之多元，關懷之廣闊，見解之犀利。書中若干文章可與《論晚期風格》並讀，如五篇討論顧爾德的專文中，〈顧爾德，作為知識分子的炫技家〉（原刊於2000年的《瑞理騰》季刊〔Raritan〕）便是《論晚期風格》中的第六章〈顧爾德：炫技家/知識分子〉，其他四篇及書中論及顧爾德的部分都可與該文參照，從不同面向了解薩依德對於這位鋼琴奇才的激賞與評價。

瑪麗安．薩依德在為《音樂的極境》所寫的序言中，除了提到《鄉關何處》中記述的童年音樂經驗之外，也告訴讀者音樂對於薩依德的重要：在兒子與死神擦身而過以及母親罹患重病時，音樂為他發揮了安頓生命的作用；在薩依德本人病魔纏身時，「音樂成為他寸步不離的伴侶」，1998年夏天接受「嚴酷可怕的實驗治療」時，特意安排療程，因而未曾錯過海立克（Christopher Herrick）十四場巴哈管風琴音樂會的任何一場，事後並撰寫一篇樂評。她也指出，在此「同時，艾德華探索『晚期風格』論。他判定，作曲家人生尾聲所寫的作品，特徵是『頑固、難懂，以及充滿未解的矛盾』，這些思維演化成他另一本書《論晚期風格》，全書觸及多位作曲家的晚期作品。」二書關係之密切可見一斑。

就原先出版的順序，《論晚期風格》比《音樂的極境》早兩年問世，但繁體中譯本反倒較晚出現，在這層意義上再度顯得「比該到的時間晚、遲」。全書七章，編者伍德在〈導論〉中指出，第一、二、五章以1993年於倫敦發表的諾斯克里夫勳爵講座（Lord Northcliffe Lectures）為基礎（第一章尚包括2000年對幾位醫師的座談），第三、四、六章原為獨立之文，第七章則彙集了四則薩依德有關晚期風格的論述。全書（尤其是第七章）看似片斷、不完整，「並不圓諧，而是充滿溝紋」，卻更具體呈現了薩依德本人的晚期風格，他反本質、反系統、反總體的一貫立場，以及對於個別音樂家和文學家及其晚期作品的評論，有待細細品味。由於作者未能於生前統整全書，讀者固然可以依編者安排的順序閱讀，也可由第一、二、五章了解薩依德當初的基本架構，至於第四章〈論惹內〉的特色則在於其中若干個人的成分與色彩，而第七章的支離片斷更具體呈現了時不我予、為時已「晚」。全書討論了不少音樂家與文學家，此處僅引述第五章〈流連光景的舊秩序〉（諾斯克里夫勳爵講座最後一講）的結論以見一斑：

我在這裡討論的人物都各以其方式運用晚期特徵，或不合時宜，以及一種不乏弱點的成熟，一種另類、不受編制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模式，同時，各人──如同晚期的貝多芬──都畢生在技巧上努力、蓄勢。阿多諾、史特勞斯、藍培杜沙、維斯康提──如同顧爾德與惹內──打破二十世紀西方文化與文化傳播的巨大全體化（totalizing）規範：音樂企業、出版界、電影、新聞界。他們都有極端自覺，超絕的技法造詣，儘管如此，卻有一件東西在他們身上很難找到：尷尬難為情。彷彿，他們活到了那把年紀，卻不要照理應該享有的安詳或醇熟，或什麼和藹可親，或官方的逢迎。但他們也沒有誰否認或規避年命有時而盡，在他們的作品裡，死亡的主題不斷復返，死亡暗損，但也奇異地提升他們的語言和美學。

原作、譯筆相得益彰
《論晚期風格》由名譯家及古典音樂愛好者彭淮棟翻譯，也可說是眾緣和合的難得之作。在過去的觀念中，譯者居於次要角色，往往隱而未現，「有功不賞，有過要罰」，但晚近隨著翻譯研究的崛興，論者開始重新省思並逐漸重視譯者的角色。淮棟兄為筆者在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碩士班的同學，好學深思，文筆典雅，多年來從事名著翻譯，成績斐然，有目共睹。他翻譯的第一本薩依德著作《鄉關何處》（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彭譯簡體字版易名為《格格不入》），是薩依德在母親過世及自己被診斷出罹患血癌後，深感生命無常、時不我予的心境下，回顧自己的童年與青年之作，不僅為個人與家族鏤刻下生動深刻的回憶，也為已逝的中東世界保留了重要的紀錄。此書除了刻劃個人的青少年遭遇之外，也記述了對於音樂的喜愛，是薩依德最個人化、抒情化的作品，包括他的好友、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波瓦里耶（Richard Poirier, 1925-2009）在內，都認為這是他最好的一本書。《鄉關何處》保留了薩依德的「開始」與「早期」的歷史與風貌，淮棟兄也因翻譯此書榮獲網路媒體《明日報》2000年最佳翻譯獎。

他今年1月出版的薩依德樂評集《音樂的極境》中譯本，內容已簡述於前。至交巴倫波因在為該書所寫的〈前言〉伊始，盛讚薩依德是「興趣淹博的學者。他精研音樂、文學、哲學，以及深明政治，而且，在各有差別，看來遙不相屬的學門之間尋求並找到關連的人十分難得，他是其中一位。」結論時並再三致意，推崇之情溢於言表：

這些精采、乍看不可能的關連，促成薩依德偉大思想者之譽。他是為他的民族爭取權利的鬥士、無與倫比的知識分子，兼為最深層意義上的音樂家：他以他的音樂體驗與知識，作為他政治、道德、思想上的信念的根據。他關於音樂和音樂演出的論述，既賞心，復益智，只是聯想之際多遐想，而行文至為典雅，佳處精采照人，富於獨創，充滿出人意表，只有他能揭露的啟示。

由此可見，薩依德博學深思，文筆典雅流暢，再加上其中有關音樂、文學與文化的見解，對於任何譯者都是很大的挑戰。淮棟兄多年關注西方文學與文化思潮，雅好西洋古典音樂並以彈奏鋼琴自娛，而且翻譯功力深厚，可說是翻譯此書的理想人選。四百多頁的譯作加上隨書附贈的長達七十五分鐘的鋼琴和歌劇選曲CD，不僅是對華文世界愛樂者的最佳獻禮，也彌補了薩依德當年出版《音樂的闡發》時的遺憾。

更令人佩服的是，淮棟兄不避艱難，直接自德文迻譯《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Beethoven: Philosophie der Musik [Beethoven: The Philosophy of Music]）。阿多諾興趣廣泛，思想深邃，文字艱難，眾人皆知，連薩依德也不時提及此事。若說閱讀阿多諾就已如此困難，那麼翻譯就更是硬碰硬、難上加難了，而淮棟兄也以「專、精、博」來形容阿多諾這本書。為了忠實傳達原著的旨意，譯者直接從德文原著入手，迻譯阿多諾對於最心儀的音樂家貝多芬的多年研究心得，箇中艱苦外人實難想像。〈譯跋〉以德文、英文、中文對照，指出此書英譯者傑夫科特（Edmund Jephcott）及（由英文轉譯阿多諾《美學理論》的）中譯者王柯平的錯誤，令人一方面佩服淮棟兄取法之高、態度之嚴、用功之深，另一方面也慶幸能有這本譯自德文之作，讓人得以直窺阿多諾對貝多芬的看法。因此，《論晚期風格》第五章伊始，除了提到「阿多諾說，貝多芬的晚期作品，其體質與己異化，其作用與人疏離」，指出「阿多諾本人就是晚期特質的寫照，鐵了心不合時」，譯者並以譯注說明這些與阿多諾書中論點相似之處，可供有意深入的讀者參照比對。

另有兩件巧合之事也值得一提。首先，阿多諾因為小心審慎，求全心切，縱使已有四十多本相關劄記，但生前猶未著手撰寫有關貝多芬的專書，而是在身後由戴德曼（Rolf Tiedemann）根據眾多相關資料，梳理統合出版，情況類似薩依德的《論晚期風格》。其次，薩依德生平最後一篇討論音樂的文章，是有關索羅門的《晚期貝多芬》（Maynard Solomon, Late Beethoven）的書評，收於《音樂的極境》，標題「不合時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tations”）有如自我表述，卻又似一語成讖。文中多處討論晚期風格之處，與本書相應，尤其令人聯想到書中所說的：「『晚』就是要終結了，完全自覺地抵達這裡、充滿回憶，兼且非常（甚至超自然地）知覺當下。因此，阿多諾就如貝多芬，成為晚期本身的象喻，是對當下提出評論的人，其評論不合時宜、離譜，甚至帶著災難性。」若以此處定義的「晚」來形容《論晚期風格》，將句中的「阿多諾」換作「薩依德」，誰曰不宜？

由以上描述的種種主客觀條件可見，不論是對於薩依德的認識與翻譯，對於文學與音樂的喜愛、理解與體會，對於薩依德靈感之源的阿多諾的探索與翻譯，以及對於譯事的態度、用心與功力，淮棟兄都稱得上是華文世界翻譯《論晚期風格》的最佳人選，而翻譯此書的機緣則可說是「完全準時的」，原作、佳譯相得益彰，實為作者與讀者之福。淮棟兄身處新聞與文化界，多年來透過翻譯為華文世界引進了許多精采的作品，發揮了比一般學院派人士更普遍的影響力，此說當不為過。以他多年累積的學養與功力，我們期待他以紮實的翻譯，繼續為華文世界輸入更多的文化資本，落實學術與文化紮根。

至於本書翻譯用心之處，僅舉副標題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為例。原文看似簡單，其實很難中譯。北京三聯書店閻嘉的簡體字版譯為「反本質的音樂與文學」，字面上忠實，也符合薩依德一向反本質化的立場，但細讀全書，尤其是書中一再強調的「時代倒錯與反常」（anachronism and anomaly），似乎尚有若干落差，未盡其趣。淮棟兄則譯為「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取蘇東坡「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之說，以示書中所討論的音樂家與文學家的晚期作品，雖不如早、中期作品之技巧精熟，結構完整，圓融和諧，卻不拘泥於技巧、結構，反能突破框架，超越規矩，出格反常，「不肯只供人淺嘗消遣」，另成風格，其實符合更高層次之道。為此副標題，譯者反覆尋思兩個多月，殫精竭慮，終能另闢蹊徑，通權達變，曲盡其意，相較於嚴復所謂「一名之立，旬日踟躕」，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本文以「未竟之評論與具現」為題，一方面因為本書讓我們透過薩依德驚人的博學與精闢的評論，從特殊的角度來認識音樂家與文學家未達究竟、未臻完美、甚至明顯具有「冥頑不化、難解，還有未解決的矛盾」的晚年之作（阿多諾所謂的「災難」及薩依德所謂的「不和諧的、非靜穆的張力」、「一種刻意不具建設性的，逆行的創造」），另一方面也讓人有機會「以彼之道，還觀彼身」，親自觀照此書如何具現了薩依德這位愛樂者與文學批評家生前念茲在茲的未竟之作，以及此書與他所討論的音樂家與文學家晚期風格的相應之處。除了上述知性的理解之外，此書所評論與具現的種種未竟，更讓人深切領會並如實面對藝術與生命中的衰老、無奈、不圓滿與無可如何，坦然接受，將缺憾還諸天地。


2010年2月23日
台北南港

未竟之評論與具現――導讀薩依德《論晚期風格》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薩依德（1935-2003）在1997年8月初次接受筆者訪談時，曾將自己的學術生涯分為四期，其中「最後一期，也就是我現在寫作的時期，又更常回到美學。我正在寫回憶錄；也在寫一本書討論我所謂的『晚期風格』（late style）──藝術家在藝術生涯最後階段的風格……」。前者就是1999年出版的《鄉關何處：薩依德回憶錄》（Out of Place: A Memoir）；後者則在他生前始終未能終卷，直到2006年才結集出版，距離他去世已經三年，便是這本《論晚期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