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羅家倫先生愛國的熱情，對真理的執著，文字有力而優美，尤其是他思想的先進和世界觀，都使我心折！」──台灣東海大學前校長 梅可望博士

「羅家倫校長是始終如一的愛國主義者，一貫的立志振興民族，而且身體力行，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堪稱中華兒女報效民族的極佳典範！」──中央大學校長 蔣偉寧博士

「馮教授曾在本校東亞研究所博士班兼任教授多年，學識淵博，學養深厚。思華很榮幸應邀撰寫推薦序文，一方面表達對羅家倫先生的追念之意，二方面期盼以先生所提倡《新人生觀》之精神為典範，持續為國家社會培育博雅創新、知行...

第一章　羅家倫的辦學風範

在中外大文豪之中，能夠兼具文采、史識、與哲理的名人，並不多見，若要兼具教育家的辦學幹才，尤其少見；在少見的這些人中，若還要能兼通中西學養、廣具世界眼光，並且能夠終生擁有愛國熱血的，更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

羅家倫先生，就是這樣少之又少的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與教育家；他兼具英雄心與豪傑志，更是偉大的民族主義愛國者；正如同晶瑩剔透的大鑽石，光芒萬丈，多面放光，形成中華民族近代史上一顆璀燦亮麗的巨星，深深值得欽佩與學習！

從文學看，他能苦民所苦，而且深具愛國情操，很有杜甫與辛棄疾之風；從史學看，他治史嚴謹，深具春秋史筆，很得孔子與司馬遷精隨；從哲學看，他呼籲用哲學引導人生，救國救民，更有孟子與德國費希特（Fichte）的氣魄！

尤其，他因為絕頂的聰明、縱橫的才情、崢嶸的風骨，恢弘的胸襟，以及中西名校的薰陶，加上濃烈的愛國熱血，透過悲壯時代的淬鍊，終能陶鑄成雄奇剛健的生命精神。

他對人生哲學的代表作　　《新人生觀》，是在日軍轟炸的熊熊烈火中，於中央大學的演講集，不但當時膾炙人口，即使在歷史上也足以不朽。在今天，對兩岸很多熱血青年，仍然深具重大的啟發性！

筆者從青少年時期，就曾讀過《新人生觀》，深受其感動，很多名言迄今仍然對我影響很大！

回憶1986年起，我從東海大學轉任中央大學文學院長，匆匆又已二十三年，每次經過中大校園為紀念他所蓋的「志希館」，心中就湧起無限追思與感佩之情。

可惜的是，如今兩岸青年，對於這位大文豪與大英豪，卻都十分的陌生。

因為，在臺灣，有長達二十年的「去中國化」政策，讓很多青年對他非常隔閡；在大陸，則因他與中國國民黨的淵源，從前對他也是淡化處理；結果兩岸青年都忽略了近代史上這位重要英豪，不但對他本人很不公平，也是中華民族的整體損失。

今年，適逢他辭世的四十週年紀念，所以筆者不揣學淺，特別申論他的生命精神，以及他在《新人生觀》中的慧見，以表心中敬意，並做兩岸仁人志士的共同參考。

羅家倫先生，字志希，祖籍浙江紹興，1897年12月21日，生於江西進賢，卒於1969年12月25日，享年七十三歲。

羅家倫高中時，在上海就讀復旦公學，後來進入北京大學，成為轟動中外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

後來，他到歐美留學，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後於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巴黎大學研究院深造，前後共計七年。

他在這七年間留學，重點不是攻讀學位，而在觀察各國的富強之道，研究如何能從教育興國，並從大學校園為國育才。這對他返國後，主持中國三所著名大學工作，具有很重大的影響。

他主持的這三所名大學，就是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以及中央政治學校（即政大的前身）。他在清華擔任首任校長，並在中央大學當過十年校長，且在中央政校實際負責校務多年。所以整體而論，羅家倫的一生，對於教育英才最有貢獻。

我在臺大哲學研究所就讀時，先師方東美先生為羅家倫先生好友，他曾向我多次談到羅家倫的風範，至今令我記憶猶新。

另外，羅家倫在大陸期間，曾經擔任過滇黔考察團團長、西北考察團團長，並曾任新疆監察使，抗戰勝利後並曾任駐印大使，同樣功在邊政以及外交。

羅家倫來臺之後，並曾擔任首屆國大代表、國策顧問、考試院副院長，另曾擔任中國國民黨的黨史會主委十八年之久，後來兼任國史館館長十一年，集兩大修史重鎮於一身，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人。在這些崗位上，他都充分展現了燦溢的文采、精闢的史識、以及雋永的哲理。

此外，他在民間團體中，也曾擔任中國筆會會長，並且遍訪歐美各地，多次參與國際盛會，名滿世界，堪稱實至名歸。

綜觀羅家倫的一生，無論「立言、立德、立功」，都有重大功績；尤其他在主持三所著名大學期間，為中華民族培養了無數的青年國士與鬥士，其《新人生觀》更激勵了無數的熱血青年，投入神聖的民族抗日，對中華民族的振作具有直接的貢獻；他能以一本書，而復興了民族的精神，同樣堪稱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人！

所以，本文特別論述羅家倫的辦學風範，用作兩岸今後從教育興國的參考，並做為振作新人生觀，進而共同振興中華的借鏡。

　清華大學以雪洗國恥為己任

羅家倫曾經在〈我和清華大學〉一文中，回憶他創辦清華的精神與建校過程，很能看出他的一貫愛國風範與教育理想。

他到清華大學，是由當時教育部長蔡元培的推薦。

因為，清華大學源於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背景是發生在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北京的國恥。所以，任何愛國者都會主張，清華一定要能如火鳳凰一般，浴火重生，透過教育，促使青年奮發圖強，才能雪洗國恥，振興中華！

然而，當時北洋軍閥忙於私利，根本不做此想，而北洋政府中的舊官僚，同樣只見私利，胸襟與志節都不及於此。

所以，當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長王正廷，同樣擔任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時，他一直都想染指清華大學　　尤其清華基金。羅家倫曾分析，因為他「深知道清華是外交部長的一個財源，也是外交部的禁臠，那裡肯放鬆？」所以王正廷仍舊要求清華歸外交部主管。

羅家倫就是在這環境下，臨危受命。

當時，王正廷一定要外交部共管清華，其理由為外交部若不參加，美國就不答應的樣子。羅家倫於是嚴正的指出，「這種拿洋人嚇中國人的手段，是當年辦洋務的人，挾外力以自重的伎倆。」

所以，當王正廷「突如其來」的向大學院校長（即教育部長）蔡元培，提出口袋中的清華校長人選，他誤以為蔡先生平日溫文儒雅是好好先生，不會有任何反對，「哪知道蔡先生對於大學校長問題，看得特別鄭重，立刻拒絕，並且說人選問題，他已經決定了。」　

蔡元培口中所說，已經決定的清華校長人選，就是羅家倫。

據羅家倫回憶，事前他毫不知情，因為蔡元培聲望很高，王正廷不敢違抗，但仍要求成立董事會，由兩部共管。後來再經由羅家倫鍥而不捨的奮鬥，透過國民政府會議，才取消董事會。

羅家倫後來曾指出，「按國家的教育制度，哪裡有國立大學還要設董事會的理由？」足證他力抗美國勢力介入，費盡苦心的過程。

另外，羅家倫當時接到國民政府的命令，只是任命他當「清華大學校長」，而不是「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所以他也爭取，在草擬清華大學的規程時，加上「國立」二字。大學院（教育部）認為是天經地義，但外交部王正廷卻又用種種藉口反對，「一開口就說怕傷害美國感情」。

結果，羅家倫嚴正的駁斥：「美國的賠款是退還中國來辦學校的，這個錢本來是國庫的錢，現在美國退還國庫，我們為什麼不能用『國立』二字」？這樣才確定了「國立清華大學」的名稱。

此中精神，正如同孔子所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因為，羅家倫堅持清華大學是中國的國立大學，所以從此美國勢力無法經由外交部介入。羅家倫在此為民族尊嚴與國家立場，打贏了一場聖戰，同樣可證明他一貫的愛國精神，從大學生到大學校長，從來沒有減退！

當時他並強調，清華既是國立大學，自然要研究我國優美的文化，同時接受西洋的科學文化。不過，清華接受的辦法，不是站在美國立場教中國學生「來學」，乃是站在中國立場，請西方著名的、第一流，不是第四、五流的學者「來教」。

由此再次證明，羅家倫站穩國家民族立場，為復興民族而辦學的心志，也從來沒有改變！

他到清華那天，因為軍事初定，政府還沒有統一的誓詞，他就自擬誓詞，強調「學術獨立，為復興中華民族的基礎」。由此一舉廢除舊制，打破「留美預備學校」的性質，因此他先發展大學本科，同時進一步發展研究院。

他當時誓言，「我要澄清清華任何的積弊，減除任何的浪費，搜括任何的金錢，來做清華學術的建設」，務期學術「在中國的泥土上，尤其是在清華的校園生根！」　

他這篇在清華的首任校長演講，充滿凜然大義，也充滿民族意識，他形容，「在當時北方的空氣中，彷彿像一個炸彈的爆發，可是我毫不在乎，以後我對清華的一切措施，都是按照這個方針進行的。」　

羅家倫當時才三十一歲，真是全身是膽，充滿了幹勁與衝勁！

我們在此，彷彿看到了一位「現代孟子」，自反而縮，經過深思反省，深知清華必須去除外力干預，才能堅強獨立，才能振興中華，洗刷國恥！所以他用浩然之氣，化為精神動力，奮發圖強，向前衝刺，「雖千萬人吾往矣」！

這種精神，同樣也促成他後來在中央大學，面對日機轟炸，在殘破的校舍裡，仍然威風凜凜、浩浩蕩蕩的宣講青年應有的「新人生觀」！

他這種浩然之氣，足以頂天立地，喚醒國魂，影響所及，訓培了無數的熱血青年，在民族大義的號召下，英勇奮鬥，努力救國，有的直接趕赴沙場殺敵，有的在各自工作崗位盡責報國，形成了厚實而壯大的救國力量，終能促成神聖抗日的偉大成功！

羅家倫對於建設清華，有很多重要貢獻，公認最關鍵的，在於他能有很軟的身段，聘請好師資，並且有大氣魄，提高學術水準。

這也正是後來梅貽琦接任清華的同樣風範，認定一所好大學，可以沒有「大廈」，不能沒有「大師」！

所以，羅家倫曾經指出，「我認為一個大學要辦好，最重要的就是要教授得人」　。他並強調，他不願意把任何一個教授地位做人情，也絕不以自己好惡來決定。

新聞界大老馬星野，是羅家倫在中央政校的學生，他也回憶提到，羅先生到清華第一天即宣告：「要大學好，必先要師資好，為青年擇師，必需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顧慮。」　

例如，他為延攬蔣延黻先生到清華任教，便整整一天待在蔣先生家中，非得到同意不可。　

另外，他在擔任中央大學校長時，經常參加各種學術研討會，從會中的演講學者，探求好師資　　正如同「星探」一般，他可以說是「師探」，心中永遠為師資著想，為學生著想。這種尊重老師、苦求師資的精神，今天仍然深值重視與效法！

他當時在清華的重要貢獻，除了重用好師資，就是淘汰壞師資；對若干不學無術，並藉外力干涉校務的洋教員，他不但徹底區分，並且大力整頓。

所以，他對於其中稱職的老師，不但續聘，還會加薪；但對不稱職的，則一口氣去了六個，大約佔了外籍教育的一半！

後來這些未續聘的外籍人士，跑到美國領事館，向美國公使抱怨；羅家倫義正辭嚴的，提醒美國公使馬慕瑞注意：「若這些人留在清華，決不是美國的光榮，因為他們絕對不能代表美國的學術水準。」

羅家倫就是以這種「講道理、講正氣」的凜然立場，讓美國人知難而退。因為馬慕瑞公使，也曾任美國約翰哈普金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知道國際標準，所以，羅家倫這些話打動了他，讓他知道不能雙重標準。

羅家倫的嚴正態度，更讓美國官員知道，中國早已不是慈禧太后時代，更不是八國聯軍的時代，任何外國人對中國人，再也不能看成二等公民！

另外，對於傑出的中國教授，像陳寅恪、趙元任、金岳霖等人，羅家倫不但親自慰留他們，還改進以往的不公待遇。

其中外文系的吳宓教授，因為在五四新舊文學之爭時，曾批評新文學運動，並同他打過筆戰官司，他怕羅家倫來了會對自己不利，曾托趙元任打聽消息；羅家倫大笑，答稱「我決不是這樣偏狹的小人」　，結果不但繼續聘他，還增加待遇，後來成了好朋友。

由此也可看出，他很能有蔡元培「泱泱大度」、「休休有容」之風，這才是為教育留住人才的重要精神，至今仍然深具啟發性！

羅家倫當清華校長時，本身還是三十一歲的青年，很能代表那個時代的朝氣與銳氣，形成中國教育史上的清流風範。

他當時在清華所聘請的名師，在文哲方面有朱自清、馮友蘭等人，在史學與政治學上，有蔣廷黻、葉公超、浦薛鳳等人，在自然科學方面則有周培元、薩本棟、薩本鐵、楊武枝、李進桐等人，真是人才濟濟，所以成為促進中國現代化的人才根源地。

除此之外，羅家倫在清華，還有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創舉，就是清華從來沒有收過女生，但自從他到校以後，「就把清華的大門為女生開放。」　

他在招女生時，並沒有事先呈請大學院（教育部）批准，因為他認為，男女本應平等，享受同等教育權利，政府也應肯定，賦予女生此項權利。

所以，他直接的明確宣布，「男女教育是要平等的」，「更不願看見清華大門，劈面對女生關了！」　

由此也可看出，他從北大所傳承的自由學風、平等精神，與博愛思想，在清華同樣散播，並且具體力行。

從今天來看，兩性平等已屬普世價值，但在抗戰之前的中國，民風仍然封閉，羅家倫從北大當學生寫文章，就主張大學應對女性開放，到清華時期擔任校長，更用行動招收女生，很能證明他劍及履及的實踐精神。

這也足以證明，他何以在各個時期，都有著一股永不磨滅的熱情與正義感！

另外，羅家倫曾指出，他到清華之前，清華大約有十年不曾有過像樣建築，可以說停頓了近十年；所以他重新設計，另畫藍圖，並且將英法聯軍燒毀的圓明園，也規劃納入了清華，這對於在國恥背景中成立的清華，更有特殊的警示作用。

因為他在清華任內只有兩年，未及實現這個目標；然而他在離校三年之後，仍然於中央政治會議，幫助清華達到這目的，讓校園除了清華園外，還增加了圓明園一萬餘畝的校地，完成了他對於清華的承諾。

雖然，後來因為國共內戰，政局動盪，清華終究未能實現此項理想；但他當時的遠見、苦心，與永遠的愛國精神，仍然值得懷念與肯定！

　中央大學以復興民族為己任

羅家倫從1932到1942年，擔任中央大學校長，長達十年之久，時逢民族抗日聖戰，他從教育青年的工作崗位，發揮了極大的影嚮，為復興民族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尤其，羅家倫在中大很有遠見，並且很有辦事魄力，他精心策劃大規模的遷校計畫，將幾千人、幾千箱東西，浩浩蕩蕩運上船，其中還包括農學院的名種動物，甚至包括醫學院解剖用的二十四具屍體，都完整無缺的遷往重慶。

這項空前壯舉，不但保存了中大，也茁壯了中大，使中大在日本人的炸彈下更堅強，真正展現了驚人的民族奮戰精神，也成為全民長期抗戰，政府奠定陪都的前驅。

當時的中大，分設四處，在沙坪壩、柏溪、成都、與貴陽，並成立文、理、法、工、農、醫、師範七大學院，外加一個研究所，一個牙醫學校，和一個實驗學校，成為抗戰時最大的學府。那時的中大不但師資全國第一，培養人才之多，也是全國第一，更為民族神聖抗戰，寫下血淚交加、悲壯而感人的光輝史頁！

他在中央大學，同樣誠懇廣攬名師，如方東美先生（哲學）、宗白華先生（美學）、張大千先生（藝術）、徐悲鴻先生（藝術）、李叔同先生（藝術）、胡小石先生（中文）、汪辟疆先生（中文），均為中大名師；另有傑出的畢業校友如唐君毅（哲學）、程石泉（哲學）、吳建雄（物理）、李國鼎（物理）、余紀忠（新聞）等，對國家民族均有重要貢獻。

中大當時教育系主任王書林，就曾經回憶：「新校長最大的好處，是對教授們非常客氣。」　

由此可以證明，羅家倫非常尊重教授，對於好的師資，一定率先禮遇，表示敬意，成為他辦學的一貫風範。

另外，他於1934年的學生畢業紀念刊，曾在序文中，提到中央大學的使命，語重心長，立志高遠，至今仍然深具啟發意義。

他開宗明義就指出：

「當此國難嚴重的時會，我們國立中央大學，應當首先負起復興中華民族的重大使命，這不僅是我們的使命，也就是我們推卸不了的義務！」　

然後他強調，教育必需要有宗旨與目的：

「教育沒有目的，是不必辦的，大學沒有理想，是不值得存在的。我們必需認清努力的方向，我們的事業方有意義。」

緊接著，他明確點出：

「近代式的大學，應當適應民族的需要，從發揮民族的最高智慧，來求民族的生存。」

換句話說，他認為，大學的宗旨就在「擔負民族復興的使命」，而其方法有二：

「第一，必需選擇有智慧的青年，給予有紀律的知識鍛鍊，使其有良好的學術基礎，以從事高深學理的探究，與實際問題的研討。」

另外，「第二，就是培養青年道德的人格，使成民族領袖人才。此處所謂領袖人才，是各方面的，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凡是領袖人才，必需有道德的人格，否則知識不過是自私的工具。」　

他並指出，「十九世紀初年，德國哲學家主張大學的目的在『學者與道德的人格』（scholarly and ethical personality）的養成，到現在想想，還是對的。」　

試看今天有些高級知識分子，雖有能力學問，但卻缺乏道德人格，因而走向貪污腐化，便知這項大學目的，至今仍然非常正確，而且非常必要！

羅家倫當時在中大，一面增加設備，以改善學術的環境，一面喚起大眾覺醒，努力實現新大學的理想。他稱讚畢業同學均能「砥礪學行，一致奮發」，並稱「這也是由於民族意識在各位內心上推動所致」。足證他當時，已同時強調「敦品」與「勵學」的重要性，並且以「愛國精神」為動力，成為他辦學的一貫特色。

然後他並強調：「只有健全道德的人，才可以成為民族健全的領袖」，所以他勉勵畢業生們：「我想諸同學絕不會負中央大學的期望，且必能一致努力，以共同完成中央大學對於復興中華民族的使命！」

此外，在1940年，羅家倫為《中大之門》寫序，再次強調同樣的精神。

他首先指出，「青年進大學是新生命的開始，大學教育是一生事業的重要基礎」，然後期勉同學：

「進大學的時候，首先要立志，立志就是定一個新人生觀。」　

因此，他開始為中大同學講述著名的「新人生觀」，就是為所有的熱血青年，奠定人生方向，立定人生腳跟。

他當時就指出：「第一，要立志做一個健全的人，一個健全的國民。不為個人圖私利，在大學時培養出高尚的志趣，良好的習慣，將來才能做一個民族復興的幹部。第二，要立志求高深的學問，以上所舉的兩大志願，是連結在一道而不可分的。」

他並進一步強調：

「有第一重志願，而無第二重志願，則徒稱救國，空言無補，有第二重志願，而無第一重志願，則滿腔學問，適足以濟其奸私！」　

如今我們看到很多硬拗奸巧的人們，雖有「滿腔學問」，但都為了「濟其奸私」，或淪為黑金、或淪為貪腐、或淪為民族罪人，都非常值得警惕！

所以綜合來看，羅家倫心中的教育理想，就是為救國而教育，絕不空談理論，絕不忘掉救國，更絕不只做象牙塔裡的教育家！

他的這種精神特色，最典型的例證，就是針對日軍轟炸慘痛教訓，在中央大學遷到重慶之後，他立刻開辦「航空工程系」。

他為什麼辦「航空工程系」？

在《航工季刊》1940年的創刊號序文中，他說得很明白：

「你看，在現在的時代，沒有飛機如何立國？你看，沒有飛機，一切文化建設事業，有何保障？你不記得，中大被敵機炸過七次嗎？你不看我辦公室，現在我寫這篇序文的地方，就是敵機炸成的瓦礫堆嗎？」

他在這序最後，還說明「羅家倫書於重慶沙坪壩瓦礫堆中」，可見他心中救國的熱切與熱血！

他在這序文中，開宗明義就感慨：「若是二十幾年前，國立大學注重航空工業教育，中國也許現在有了自己發明的新式飛機了！」

他這種感慨，是為愛國而發，更為救國而發！試看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有了「神舟」太空工業，可以送人到外太空，大大的提高了中華民族的地位，成為世界三強之一，足證羅家倫的眼光很遠大，他從教育做起的方法，更是從根救起，所以很紮實！

他當時並語重心長的指出，「因為以前的人不注意，所以現在的人埋怨以前的人；若是現在的人不注意，將來的人一定要埋怨現在的人！」　

所以，他一就任中央大學校長，早在七七抗戰前兩年，就已經辦航空工程教育，而且提到「當時因為避免敵人注意，我叫這個高級班做『機械特別研究班』，並稱之為「悲痛的隱蔽」　，由此也可見其煞費苦心，與救國的艱難處境。

七七抗戰開始之後，他曾親赴空軍司令部，洽談合作計畫，在敵機瘋狂轟炸南京時，更堅定決心，與空軍共同辦理「航空工程訓練班」；因為有此基礎，所以他把中大完整遷到重慶後，一開學就開創「航空工程系」，並從大二開始。

他在寫上述序文時，中大航空工程畢業生，已經服務於空軍及飛機建造業的，約有一百多人，堪稱「學以致用」，而且「即學即用」的最佳例証！

從上述真實的故事，充分證明，羅家倫身體力行了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名言，「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蔡元培曾經提醒北大學生「官可以不做，國不可以不救」；羅家倫自己擔任校長，同樣提醒中大學生：「教育不忘救國，救國不忘教育！」　

所以，他在1943年的《文化教育與青年》自序中，開宗明義就曾指出，「中國的出路在現代化」，並且熱情的強調「中國的前途繫於青年」；因為，「青年的蓓蕾，要靠教育來培養，靠文化來涵煦，才能為民族開放出鮮豔的花朵！」

因此他在結論，特別強調，他相信自己「還保持著二十幾年前《新潮》時候的青年精神」。

最後，他進一步指出本身心態，「多年來我接近最多的是知識青年，我敬重知識分子，我尤愛青年。」

這正是羅家倫終生的特色　　他為青年服務，青年為救國服務！

所以，他辦教育，絕不會與時代脫節，更不會與救國脫節；在他心中，永遠有個至高無上的目標：為了復興民族，必需重視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復興民族！

尤其，羅家倫強調中國要現代化，但他很清楚，復興文化乃是復興民族的重要根源，所以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他非常的重視。

馬星野先生就曾回憶強調：

「一般人以為羅先生是五四運動領導人物，以為他對於中國固有文化，會有敵視的態度。對於中國固有倫理，會有輕視的態度。事實上，羅先生是中國文化根基最深，也是最熱愛中國文化，最重視中國倫理道德的人。」

所以他認為，「羅家倫對黨國貢獻很多，但是最大的即在於教育方面。」

另外他並指出，羅家倫抗戰時曾有名言：

「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所以，他感慨的指出，羅家倫「這種在艱苦中奮鬥，在砲火下求上進的精神，最可佩服。」

除此之外，羅家倫本身終生廉潔勤儉，兩袖清風，更是所有學生最好的身教榜樣。

中央大學1962年在臺復校時，先從理學院與地球物理研究所開始，戴運軌先生為首任所長兼理學院長。他就曾回憶，「志希先生不治家人生產，永遠自奉儉約」，晚年因公積勞成疾，竟然醫藥費都成問題，「頗感拮据」，真是「廉潔可風，一介不取。」

所以，戴運軌讚嘆，「志希先生豈僅兩袖清風，身後蕭條而已；即在逝世之前療治期間，也都在苦於難以為繼，維持不下去，高風亮節，豈是尋常人所可望其項背的。」　

戴運軌並進一步指出，羅家倫一生「真可以說是來去清白，除了他那些傳誦遐邇的不朽著作，簡直一身之外無長物，宜乎志希先生不論走到哪裡，他都普遍而深切的獲得青年人的擁戴。」

中央在臺復校時，先後在苗栗、中壢選地，從頭重建，自然萬分艱辛；但是，當戴運軌讀到羅家倫的遺著《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這才猛然領悟，羅家倫抗戰時，要將中大全校所有師生與設備，千里迢迢的安全搬到重慶，無一遺漏，重新建設，「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氣和魄力」！

相形之下，他很感嘆「頗有自愧弗如之感」！

所以最後，戴運軌曾引述羅家倫的豪語，提醒大家，大學對復興文化的重要：

「我希望將來的史家，寫到這時代世界文化史的時候，說是這個階段裡的文化光芒，是由中國大學裡，放射出來的！」　

羅家倫這種精神氣魄與遠大慧見，至今對兩岸的大學教育，都有極深刻的啟發意義！

　中央政校學風影響政風

羅家倫生平貢獻很多，最令人津津樂道的，便是領導大學教育，在思想上有「青年導師」之稱。

其實，他最早主持的大學教育，還應從北伐時期的中央黨校算起，也就是後來的中央政校，到臺灣改稱政治大學。

1926年8月，他從歐美深造回國後，先在東南大學任歷史系教授；次年3月，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先生之邀，先在南昌晉謁，隨即參加北伐軍，四月份擔任總司令部編輯委員會委員長，階級為少將，5月5日任總司令部參議。

國民政府5月5日決定，在南京成立中央黨務學校，這就是後來中央政校、與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

羅家倫當時為九位籌備委員之一，校長為蔣中正先生，教務主任為戴季陶，他兼副主任；因為蔣公與戴先生經常不在南京，羅家倫便成為實際推展校務的主力。尤其，蔣中正先生8月12日通電下野後，羅家倫獨立支撐黨校，功勞非常重大。

當時，孫傳芳軍隊渡過長江，攻打南京附近龍潭，羅家倫特別從上海連夜趕回南京，向中央黨校全校師生精神講話。他特別強調，為什麼要兼程趕回？因為「世界上只有殺得死的革命黨人，絕沒有嚇得走的革命黨人！」　

這種凜然大義，正如同他在北大宣言所說的「中國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深深令人欽佩與感動！

1928年3月，蔣公復任後，重新發動第二期北伐，羅家倫以教育處主任名義隨軍行動，5月3日發生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中國軍民六千多人被日軍慘殺，外交處主任蔡公時也被害犧牲。

當時，羅家倫奉命與熊式輝以「軍使」身分與日軍交涉，數度出入火線，但是全程大義凜然，在日兵刺刀前毫無畏懼；充分證明，他並非一介書生而已，更有孟子「威武不能屈」的凜然正氣！

同年8月21日，羅家倫奉命為清華首任校長，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為目標，要為中國造就超過美國頂尖大學的人才；雖然只做兩年，但貢獻卻很多，奠定基礎非常深厚。到1930年5月，因中原大戰爆發，北京被閻錫山控制，企圖控制清華，他才辭職，轉到武漢大學任教。

同年9月，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本來仍盼羅家倫回清華續任校長，但羅家倫堅決不肯，希望專心學術本行，所以在武漢大學，接任歷史系教授。　在這期間，他曾發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充分展現深厚紮實的學養與實力，迄今仍被公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最重要論著之一」。　

不久之後，蔣中正主席親到武漢巡視，親自要求羅家倫回任清華校長，或擔任中央政校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繼續為中國的富強統一培養人才。

羅家倫懇辭未准之後，便於1931年1月21日，重新回到南京的中央政校任職。

當時「中央政治學校」從「中央黨校」改制而來，於1929年7月更名。在七月時，羅家倫還以清華校長的身分，同時應聘為中央政校的校務委員，並曾在該年兼任北大的歷史教授。

羅家倫到中央政校後，兼代教育長，明確向師生指出，「我們要擔負普法戰爭後，法國政治學校的責任」；因為法國第三共和的復興，即是來自巴黎政校的畢業生。所以他以此特別激勵政校師生，再次證明他很能以學理結合實際，強調學以致用的重要性。

中央政校早期傑出校友馬星野，曾經回憶指出，在他看來，羅家倫「辦學校最重要的措施，是聘請好教授，充實圖書儀器，同心同力愛護青年。」　

這三大措施，猶如三足鼎立，正是辦好任何學校的三大重要基石，深值兩岸辦學校的仁人志士，共同效法與力行！

羅家倫主持中央政校時，公認另一項貢獻，便是重視邊疆青年的人才。他在1933年2月，將原先中央黨校的蒙藏班，擴充成為「蒙藏學校」，並決定在包頭、酒泉、西寧、康定、大理五地，分設分校五所。

他當時呼籲，「重視邊疆上的後一代」，並且強調「中國是整個的，邊疆同胞和內地同胞的利益存亡是一致的。」這是「歷史和時代的啟示，這是不容忽視的真理！」　

因為他的苦心栽培，對於後來中國邊疆的安定，產生很大貢獻。後來他巡視分校，眼看三萬多蒙古生穿政校制服，在沙漠邊際歡迎他，感動的幾乎落淚。

羅家倫此時，擔任中央政校教育長，長達三年；到1934年9月，因為同時擔任中央大學校長，公務太忙，無法兼顧才獲准辭去。

中央政校在重慶期間，仍由蔣中正先生掛校長名義，後來教育長由經國先生繼任，成為重要幹部來源。經國先生一直到晚年，最喜歡別人稱他「教育長」，足證他也非常重視教育，並可證明這位置的重要性，同時可見羅家倫當時受重用的程度。

1931年1月26日，羅家倫曾發表「從樹立學風到樹立政風」，至今仍然發人深省。他強調：

「政治的好壞，繫於一種風氣；學校的好壞，也繫於一種風氣。風氣一經養成，則在這風氣感召以下的人，自然感覺到一種環境的壓力，這就是道德的壓力　　使善者日趨於善，惡者不敢為惡，潛移默化，一道成風。這種風氣在政治上叫做政風，在學校裡叫做校風。」　

然後，他進一步指出：

「本校是中央政治學校，顧名思義，各位是將來要從事於政治的人，但是各位將來政治上一定不能隨俗浮沉，一定要轉移風氣，要肅清貪污風氣，要樹立廉潔風氣；要打開無動為大的風氣，而樹立果敢有為的風氣；要破除狹小傾軋的風氣，而樹立廣博雄厚的風氣。律己要嚴正，對人要寬厚。做的雖小事，顧的要到大局。我們要從建立良好的學風，而建立良好的政風。」　

所以，中央政校的門口，樹立兩大招牌，「要做官的莫進來，想發財的請出去！」

這兩句話，深深打動了很多有理想、有志氣的愛國青年；前行政院長李煥在回憶錄中就說，他當年看到之後「精神一振」，並終身引為座右銘，便是典型例證。

後來證明，國民黨的政治風氣，凡是能力行上述良好政風，就能得到民心，勝利成功。反之，如果背離上述良好政風，貪污腐化，就會失去民心，慘遭失敗。

事實上，蔣公早在1927年，便曾致羅家倫函，強調對於中央黨校的重視，要求對學生報告，「請速整理統計，凡各系調查成績在五名至十名以內者；請即交來一閱為荷。」　

由此可見，蔣公在軍務忙碌之餘，非常注重人才，特別會優先從中央黨校選才，其中重任即由羅家倫擔任，可見其分量。

後來，蔣公來臺創辦「革命實踐研究院」，同樣擔任選拔人才的角色；經國先生曾說，這是蔣公來臺兩大重要措施（另一為穩定新臺幣）。可見羅家倫對國家選拔人才的重要角色。

另外，1927年5月12日，蔣公致羅家倫函中，也明白提到：「現由歐美回國，本黨青年專門人才，如蕭錚、羅霞天、駱美奐、吳任滄諸同志，務收容在本校任教，以備本黨應用也。」　

由此也可看出，蔣公對人才與師資均很重視；正如同政府來臺後，中央黨部設立「中山獎學金」，選拔人才留學。羅家倫從1960年之後，也擔任中山獎學金考試委員，再次證明他在培訓人才的重要地位。

只不過，1969年羅家倫過世之後，中山獎學金涵蓋面太廣，理工人才很多，文法人才卻很不足，直到經國先生注意到這問題，從1973年改制，才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為主。如馬英九（法律）、沈呂巡（外交）、及筆者（哲學）等人共十二位，即正好趕上第一期，當時還被戲稱「黃埔一期」。由此也可看出，經國先生傳承蔣公注重人才培訓的一貫精神。

另外，蔣公在1928年5月21日，致羅家倫函中，也曾指出：「明（星期五）晚九時，請約同各系主任與果夫、井塘各同志駕舍，研究學生畢業後工作之分配。最好由兄預擬一方案，屆時俾可根據方案討論一切。」

由此充分可證，羅家倫當時擔任中央政校校務工作後，同時兼負為國舉才的重任，影響既深遠，也重大。

羅家倫生前常強調：

「我們學校窮，國家也窮，我們只能以感情相維繫，以大義相勸勉。」

正因羅家倫是以情感道義相結合，所以在他主持的各校，一直能請到很多好的師資。

馬星野就指出，羅家倫本來最早是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教授，所以他在籌辦中央黨校的時候，就廣請各大名校最好師資；他回憶：「當時教授陣容，是一時無匹的。」例如，他請到東南大學的方東美先生、趙蘭坪先生、韋潤珊先生，北京大學的王世杰先生、段錫朋先生、周鯁生先生，金陵大學的唐啟宇先生，復旦大學余井塘先生、趙隸華先生等等。這種「尊師重道」的風範，成為羅家倫終生的特色，至今仍然深深值得效法！

1959年，政大校慶時，請羅家倫題詞；他回憶在九一八事變後，再度回到中央政治學校，力主成立大學部，建立長期正軌教育的規模，當時所定目標，就是「要把本校辦成法國巴黎的政治學校，而兼備英國倫敦政治學校的學術權威性，並且以研究學術、革新政治，為雪恥國強的基礎。」

然後他再指出，「現在時間過去將近三十年，我仍願以這個心願，提出來和國立政治大學師生共期勉。」

如今，我們距離上述題詞，已經再過了五十年，羅家倫過世也已四十年，但是放眼臺灣多年來政風，卻有很多貪腐，學風也是積弱不振，令人不勝唏噓！

因此撫昔感今，回顧羅家倫這種高崇莊嚴的辦學理想，以及教育興國的滿腔熱血，實在深深值得所有仁人志士，今後共同重視，切實整頓政風，革新學風，才能真正承擔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志業！

【註解】：

※本文曾刊登在臺北《傳記文學》2009年5月份「五四專號」，經徵得該刊同意納入本作，特此申謝。

　《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9年）第八冊，P.398

　《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9年）第八冊，P.399

　《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9年）第八冊，P.399

　《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9年）第八冊，P.401

　馬星野〈悼羅志希先生〉，《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594

　馬星野〈悼羅志希先生〉，《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594

　《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9年）第八冊，P.402

　《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9年）第八冊，P.402

　蔣永敬，〈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228

　馬星野〈悼羅志希先生〉，《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594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冊，P.215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冊，P.216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冊，P.216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冊，P.228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冊，P.228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冊，P.224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741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冊，P.205

　戴運軌〈懷念羅家倫先生〉，《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692

　戴運軌〈懷念羅家倫先生〉，《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692

　《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727

　蔣永敬，〈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734

　蔣永敬，〈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734

　馬星野〈悼羅志希先生〉，《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594

　蔣永敬，〈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739

　王煥琛，《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695

　王煥琛，《羅家倫先生文存》十二冊，P.695

　王煥琛，《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P.13-14

　王煥琛，《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P.15-16

第二章　羅家倫與北大精神

　北大的熱血青年

羅家倫因為家學淵源，對中國文史哲，很小就有根底；從三歲起就由母親教他背誦短詩，父親傳珍公更常親自講授詩詞，到四歲就讀家塾，奠定了很好的國學基礎。

他在八歲時，父親教他當時的禁書鄒容《革命軍》，小小心靈，就有奮勇救國的豪氣干雲。後來他還曾經作詩回憶：「大袖藏歸革命軍，教兒讀罷氣如雲！」

十八歲時，他就讀上海復旦公學，同學中有余井塘、黃季陸等名人。那時，他還擔任《復旦雜誌》編輯，並曾發表〈二十世紀中國新學生〉，開始嶄露頭角，展現過人的才氣與志氣。

1916年10月10日，羅家倫十九歲，聽到黃興先生在上海徐家　家中病逝，他第一個趕到，站在床邊敬禮。他曾回憶，當時「心中酸痛，熱淚如麻」，因為「真是為國家民族而傷心哀慟」。從這文字，就可看出羅家倫從少年起就很重情義，深具愛國精神。

復旦公學創於1905年8月，由于右任、馬相伯等創立，于右任建議校名為「復旦」，民國二年曾推孫中山先生為校委會主席。該校深具愛國意識與言論自由的傳統，所以對少年羅家倫很有影響。

羅家倫後來在回憶錄中，讚揚黃克強生平，深具「赴義恐後的精神，百折不回的志節，豪邁恢宏的氣度，斐然成章的文采，所以能鼓舞一世，完成他偉大的生命。」　

他並指出，黃克強「能文、能詩、能書」，「他文章氣宇開張、雄渾流麗，他的詩歌慷慨悲歌、感情流露，他的字於秀潤之中，現剛勁之氣。」　

其實這兩段話，正好也能形容羅家倫本人的生命精神。

1917年，羅家倫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以外文系為主，但卻經常修哲學課，並與中文系的傅斯年、哲學系的顧頡剛，結為好友，還常在胡適的家中討論學問。

1918年，北大文科學生為了吸收新知，適應新思潮，自我培訓，創立了「新潮社」，羅家倫即為發起人，名稱也是由他提議，時年才二十歲，很可看出他的聰慧、膽識與抱負。

那時，他與後來擔任臺大校長的傅斯年，共同擔任「新潮社」的編輯。他曾明確表示，該刊特色為「批評的精神、科學的文義、革新的文詞」，很可看出北大青年當時的朝氣、銳氣、與志氣。

1919年，在巴黎和會中，北洋軍閥政府因為私心，想要鞏固政權，企圖攏絡日本做為外援，所以對於山東領土主權問題，表現非常軟弱，引起北京學生強烈抗爭。

羅家倫提議五月四日，發起北大全體學生的請願行動，當天他走在最前面，大規模的罷課示威，迅速擴散成為社會運動，並且遍及多省，期能喚醒人心，共同救國，成為震驚中外與歷史的「五四運動」，羅家倫就是當時熱血青年的指標性人物，成為眾所公推的學生領袖。

當時聞名的「五四宣言」，也是由他起草。全文慷慨激昂，擲地有聲，讀完後直令人熱血澎湃，極具激勵人心的作用。

他當時是臨危受命，臨時接受學生會的委託，靠在長桌旁邊，憑著愛國精神，將其滿腔熱血，迅速寫成救國宣言，只花了十五分鐘。全文一鼓作氣，一氣呵成，沒有更改一字，立刻送出印行，成為「五四運動」的唯一文宣品，也成為歷史上不朽的愛國文獻。

由此很可看出他的才華橫溢，而且才思敏捷，到了「倚馬可待」的程度。

他當時文中的號召，「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簡明有力，一針見血，迅速成為所有愛國人士的共識。宣言中還有兩段名句，至今仍然正氣凜然，撼動人心：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1972年，筆者在臺大當研究生時，曾經參加保釣運動，親眼看到這兩句名言，再度高掛在校園大樓，做為保釣心聲，心中仍然熱血沸騰！

後來，我也曾接受臺大學生代聯會委託，撰寫保釣宣言〈告美國青年書〉，同樣也是一鼓作氣完成，所以很能體會羅家倫當時的心境，心中也彷彿聽到民族精神的一貫呼喚！如今保釣宣言記載於臺大校史館，堪稱臺大傳承北大「五四精神」的具體例證。

當時北大的學生活動中，羅家倫除了起草宣言，另外舉凡對外發言、探望被捕同學、親自與警方交涉等等，均由羅家倫領頭，同時展現了優異的口才與幹才，〈五四運動〉四字也是由他所取。他不但在愛國歷史上，為北大創造了光輝的一頁，為他本人歷史也奠定了光榮的地位。

同年5月26日，羅家倫在上海的《星期評論》，還曾經用筆名「毅」，發表一篇文章，名為〈五四運動的精神〉，由此筆名，也可看出他以「弘毅」自勉的心志。他根據親身經歷，首次分析，北大學生當時發起「五四運動」，重要動力有三：　學生犧牲的精神，　社會制裁的精神，　民族自覺的精神。

由此可見，他為喚醒民眾，已經懂得以學生犧牲奮鬥的精神，做為社會輿論制裁的動力，並且促成民族的自覺自立。

這種心志與熱忱，也成為抗戰時，他任中大校長一系列演講《新人生觀》的同樣精神。

今年正好也是「五四運動」整整九十周年，回顧羅家倫當時做為學生領袖的表現，很有愛國的熱血，並有過人的膽識、勇氣、智慧、與魄力，堪稱「英雄出少年」的典型例證，至今仍然深深值得喝采與效法！

同年夏天，他曾經專程到上海，以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身分，前往拜謁國父孫中山先生，並以「出生之犢不怕虎」的精神，與國父熱烈論辯政局，經國父慈祥的解說，他更為欽佩；因為那次中山先生的精神感召，更加奠定他後來從教育上救國的方向。

1920年，羅家倫為紀念五四週年，再於《晨報》刊登《五四紀念增刊》，邀請北大蔡元培校長、胡適與蔣夢麟等北大名教授，為學生寫文章打氣。

他本人並在《新潮》的五月號，發表長文；在這文中，他重申一年前所說「五四運動」的精神，然後從正反分析「五四運動」的成敗。

他認為，正面的影響是：　思想改革的促進，　社會組織的增加，　民眾勢力的發展。

然後，他也用自我反省的精神，承認也有些副作用，值得警惕，因為「學生產生了萬能的觀念，導致了學術的停頓，行為落於形式的巢臼。」

換句話說，他也認為，大學生畢竟應該沉潛用功，致力求學，才能成為人才，蔚為國用。學生政治活動只能一時救急，不能長期沉迷於街頭抗爭。這種冷靜的分析，直到今天，仍然很能發人深省。

因此，羅家倫曾以身作則、用心沉潛；在杜威訪華之後，研讀杜威的《學校與社會》，更加深他對教育的重視，甚至有意翻為中文（可惜後來未實現）；後來他赴美國留學時，就因為杜威的新書《Reconstitution in Philosophy》啟發，發表長文，介紹這本《哲學的改造》。

他除了引介杜威「實踐主義」的哲學，更認為一定要將理論結合實際，這對於「救中國思想界的危機，尤為緊要」；可見他念茲在茲，均是立志以思想文化救國，並以拯救中國危機為己任。

他當時並指出，這種務實的哲學觀，可以「引導人從抽象的到具體的，從普遍的到特殊的觀念性」，所以非常重要。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將哲學結合人生需要，結合時代使命，那才不會淪為空中樓閣，不會成為時代逃兵，不會與人生脫節。他的《新人生觀》，就是典 型例證。

這種經世致用、救國救民的人生觀，直至今天，仍然深深值得重視與推廣！

哲學的大用，本來早從羅馬的西塞羅（Cicero），就曾明白指出：「哲學，你是人生的導師，美德之益友，罪惡之勁敵，如果沒有你，人生還值得什麼？」

但是，如果哲學本身用詞太晦澀，表達太抽象，變成只是象牙塔中少數人的學問，那就根本無法成為「人生導師」，當然也無法成為「美德益友」與「罪惡勁敵」，甚至還會眼見美德毀棄、罪惡橫行，哲學家卻只能退居書房，空自悲憤！

所以，羅家倫在《新人生觀》中強調，哲學要彰顯「強而不暴是美」的人生觀，要能挺身而出，撥亂反正，才能真正救人救國，並且扶傾濟貧，這種慧見直到今天仍很重要！

另外，羅家倫在1919年5月11日的《晨報》，也曾經發表重要的創見，名為〈大學應當為女子開放〉，堪稱中國教育為女性打報不平的第一篇文章。羅家倫時年才二十一歲，已經表現出凜然的正義感與沛然的同情心。

同年夏天，美國名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應邀到北京講學時，由胡適口譯，羅家倫記錄，介紹美國教育情況。所以，《新潮》在當年十月，由羅家倫發表了一萬字的長文，名為〈婦女解放〉，論述男女平等的理由，以及如何推動的方法。該文對於促進中國女權，貢獻極大，影響也很深遠，均可看出羅家倫一貫的熱情與俠義精神。

1920年，羅家倫從北大畢業之後，決心更加充實自己，才能以學問救國，所以在蔡元培推薦下，先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深造，再去杜威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同學有蔣廷黻。他的心志不在學位，而在觀摩歐美的富強之道，所以廣泛的以哲學、歷史、文學、教育、人類學等為修習內容。

1923年秋天，他曾綜合所學，針對國內「科學與玄學」爭論，沉思運筆，完成《科學與玄論》一書，頗受蔡元培所欣賞，後在1924年出版。書中特別強調整合兩者的重要性，指出兩者「各有各的機能，各有各的領土，不但不可強分，而且也不可少」，也很受方東美先生稱讚，兩人因而成為莫逆之交。從本書中，很可看出他的胸襟恢宏，思想高超，能夠壁立萬仞，曠觀大局，所以絕不陷入偏狹的門戶之見。

他回國後，擔任三所名校的校長，均很有此胸襟；他在中央政校、清華、中大等校，都以這種精神辦學，蔚成雍容學風，所以培養了很多的重要人才。

例如，羅家倫雖然是新文學的提倡者，但本身的國學根基非常深厚；他後來在1948年所寫〈偉大藝術天才石濤〉，形容黃山的雄奇與美麗，認為「北方太華之峻拔雄奇，東南天台、雁蕩之清健秀媚，甚至於桂林山勢之陡削蕭森，黃山均兼而有之」　。從遣詞用字中，均可看出他的國學素養，才情橫溢，風格綺麗，而且深具盎然生機，所以能夠馳情無礙。

另外，他評論石濤的畫品「氣勢雄遠，神韻幽閒，兩者兼而有之」，短短數語，就能點出其中精妙，很可說是石濤千古難求的知心人，並能彰顯他本身在國學中的造詣。

尤其，他從石濤畫作中，領悟「寫生」與「寫神」的區別，深知其為「詩、書、畫」集一身的天才，更能從其作品中參透蒼茫抑鬱的亡國之痛，不但足以印證其本身在國難中的沉鬱心境，同時可看出他對中國文藝欣賞的高深水準。

所以，他在擔任各大學校長時，均能兼容並蓄，新舊並存，絕不排斥任何學問；這固然也受蔡元培影響，但更因為他本人就是貫透古今學問的典型，所以深知辦學不能狹隘偏頗。

這令我想到，柏拉圖很早就曾強調：「哲學家的靈魂，一直在尋求一切人事和神事的整合，再沒有什麼比思想狹隘的哲學更加危險了」！這種通達開明的胸襟，對於哲學與辦學均至為重要；近代部分學界囿於門戶之見，文人相輕，均因缺乏這種胸襟，真是至為可惜！

羅家倫在留學期間，還曾與留德的朋友，如傅斯年、趙元任、俞大維等，經常通信論學，可見他的用功程度。

1923年，羅家倫因為嚮往歐洲哲學，曾經前往德國、法國、英國，在柏林大學、巴黎大學等，修習文學、史學、哲學、教育、兼及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同學有朱家驊、俞大維、傅斯年、陳寅恪等人。

當時羅家倫心中所掛念的，仍是學成之後，如何拯救中國，因為他認為，中國面臨的，「是重大的教育問題，是民族根本問題！」

那時，蔡元培曾以校長之尊，親自寫信給羅家倫，對其期勉有嘉；信中還提及，將應邀到德國參加康德二百年生日紀念，所以請羅家倫代訂「不甚貴的旅館」，並請羅家倫代為準備祝詞，均可看出他對羅家倫的倚重。

另外，蔡元培還提及，屆時他赴德若須演講，擬用「康德與戴震」為題；因為戴震同樣在當年為兩百歲生日紀念，北京也有紀念會；戴震在中國有大影響，如同康德在歐洲很有影響，所以二人很可以相互比較研究　。

當時，蔡元培將此重要演講，請羅家倫先準備初稿，還提及對二人學說的比較，「或同或異，不妨分別論之」，並請羅家倫譯成德文，形成學界很珍貴的逸聞與佳話。由此既可看出蔡元培有慧眼識英雄，也可看出羅家倫在其心目中的分量。

由此一例，還可證明，羅家倫除了用本名發表的著作很豐富，他應蔡元培之邀，用蔡名義所寫的論著，如《康德與戴震》，也很值得重視；另外，他回國後，應蔣公之命所準備的各期重要文章，同樣非常豐富，均很值得注重。

例如，蔣公在1927年，便曾經致函羅家倫，其中明白提到，請他代擬文稿，其中「應加二層意見」，蔣公說明論點之後，並稱「以上諸點是否參入於書內，請酌量損益為盼。」　

由此可知，羅家倫很早就已代蔣公準備重要文告；名史學家郭廷以為羅家倫當時的助理，便曾指出：「羅先生寫的又快又好，有內容又動人」，足證他的才華與學養，除了在學界深受蔡元培肯定，在政界也早已深受蔣公倚重。

筆者不敏，也因為曾經兼任經國總統秘書，而有為經國總統準備文稿的經驗，所以很能體會羅家倫為蔣公備稿的心志與抱負。

尤其，他在為蔣公長期備稿忙碌之餘，本身仍能有大量的文學、哲學、與史學作品，還有豐富的演講文集，甚至還有大量的詩品與文藝評論，真是很不容易，非要有充沛的精力，與強韌的毅力才行。

綜觀蔣公身邊的歷任文膽，就此而論，羅家倫的表現，實屬非常難得與罕見，深深值得重視！

尤其，蔣公生前仍然同意羅家倫自行獨立著述，並沒有埋沒他的文才，成為「沒有名字的人」　　否則後人就沒有福分看到《新人生觀》等曠世名作　　由此也可看出，蔣公在用才的方面，很有難能可貴的胸襟與遠見。

　對五四運動的反省

《新潮》雜誌在1920年5月，出版了羅家倫一篇長文〈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對的方針〉，是他在五四運動一週年後，從整體國運所作的深刻反省，至今仍然很有啟發意義。

首先他開宗明義的說到：

「無論是贊成的、反對的，總不能不認『五四運動』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第一件大事。」　

然後他再指出：

「這件事為中國的政治史上添一個新改革，為中國的社會史上開一個新紀元，為一個中國的思想史上起一個新變化。」

然而，五四運動的成績中，最大的事什麼？副作用又是什麼呢？

羅家倫在結論中強調：

「五四運動唯一的成績，就是能夠使中國『動』。」　

但他也客觀的指出，「動也有『衝動』與『活動』的分別。」

他並比喻，「衝動」同打嗎啡一樣，人到麻木不仁的時候，是非打嗎啡不可，這時打嗎啡針有絕大的效驗。

他指出，「五四運動」是中國昏暈後起死回生的神針；然而，既打之後，人已更醒過來，「就應當趕快吃固本培元的藥。」

這段話正是羅家倫這位「五四運動」領袖，最深刻也最精闢的比喻。

他並提醒，不然的話：

「倘使要接二連三打嗎啡針，那不但嗎啡針此後無靈，而且人要被他打死。」

所以，他語重心長的強調，「五四運動」雖是中國昏暈之後，起死回生的神針，但是現在要趕快吃固元培本的藥了！因為，「本固元培，才可以養成真正永久的活動。」

他並在結論中指出：

「我總願以後可以避免一時的不經濟的『衝動』，而養成永久的真正的『活動』！不然，長此下去，釀成一個『反動』，則中國的進化，至少又要停滯多少年。」

後來歷史證明，正因「五四」之後，中國面臨不停的『衝動』，無法安定建設，軍閥內戰不說，即使北伐後有「黃金十年」的建設，但迅即有日本入侵，全民展開神聖抗戰；精疲力竭之後，又有國共大規模內戰；中共雖然當時獲得成功，但卻政治運動不斷，人民如烙餅般，被折騰來又折騰去，到了文革，更成空前浩劫；直到四人幫倒台，鄧小平呼籲改革開放，大陸才又逐漸恢復生機，但已「停滯多少年」了！

由此足證，羅家倫在此，深具其遠見與慧見。

他並指出，五四運動成功太快，突然把學生地位抬得很多，平心而論，「我們的虛名，實在過於我們的實際」，「實在是最危險的事」！

由此也可看出，羅家倫很有反省精神，比起其他容易自滿自大、終於迷失自己的人，格局與境界大不相同。

然後他更指出：

「民國成立之後，民黨之所以失敗，原因也在于此。」

因為，「在民國未成立以前，民黨確是一部分『民』的，所以凡是『民』聽到了，都起來表同情。」　

但是，「民國成立以後的民黨，都趾高氣昂，去做偉人元勳去了。所以社會上的人，看得民黨，是一個離開了『民』，而孤孤伶伶獨立的特殊階級，所以也因此失了同情，而終究不能不歸於失敗。」　

所以，羅家倫特別提醒學生們，應該「從解決平民的生計問題著手，是他們最關切不過的事。也是他們最感激不過的事！」　

他並語重心長的指出：

「我們回回講，出去叫什麼『愛國』、『救國』是沒有用的！肚子餓了，還要他們按著肚皮去講『愛國』、『救國』，是不會成功的。」

然後，他很深入的分析，「中國亡不亡，對於這般貧民，沒有關係的」！他並且提醒同學們：

「我們同志的青年啊！你看看北京的洋車夫，一天跑到晚還不過賺二三十個銅子，還要養家；你看中國亡了，他們的苦痛，難道還會過於此嗎？你看唐山的煤礦工人，在黑暗世界裡，一天挖到晚，只得了六個銅子，你看中國亡了，他們的苦痛，難道會過於此嗎？」

因此，他進一步指出：

「恐怕外國人來了，他們還要講人道主義一點呢！所以中國對於他們，實在不足愛。中國亡了，他們實在不必救。我們以『愛國』『救國』來號召是不行的！」　

所以，他的結論是：「我們說的話，要說他們心坎上的話，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要解決他們切膚的問題。」　

另外，他也特別反省，五四運動有失敗的方面，可以說

是自身弱點的暴露：

　學生萬能的觀念：「我們自己的選舉都辦不好，有什麼妙策可以整頓全國的選舉？我們自己的評議會都往往不足法定人數，而且討論不得要領，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組織強有力的議會？」　

　學術的停頓：「對於新的知識，一點不能增加進去，哪裡還有再來傾倒出來的呢？」因此，很多北京的同人感嘆：「不得了，沒有功夫讀書」，天津的同人說「腦子空」、上海的同人說「無法想」，可見感受知識的空虛，不夠應用，是各處一樣的。

　落於形式的窠臼：「當五四的時候，大家東謀西畫，都有一點創造的精神，而如今則一舉一動都彷彿有一定的形式……，最無聊的就是三番五次的請願，一回兩回的遊街……，我以為我們此後，實在不能再有這種無聊的舉動了！」因為，「舊墨卷」是不可以重抄，抄去就鬧到沒有意思。

最後，羅家倫很中肯的提出一個問題。

他說，「我常常想，歷來各國的革命都可以革得好，何以中國辛亥以來的革命，愈革愈糟呢？」

然後他回答：

「我想這沒有別的緣故，乃是因為他國的革命，是大家為主張而戰的；而中國的革命，除了幾個領袖人物之外，其餘的人都是被金錢收買得來的，權位引誘得來的。」　

所以，「他們原來就沒有民主共和的觀念，如何可以盼望他們實行民主共和的政體呢？」　

因此，他提醒國人，各國的學者，認為改革政治社會，都非先從改造思想下手。因為，「以思想革命為一切改造的基礎」，堪稱從根本拯救時弊。至今仍然深具啟發性。

尤其，他當時舉出的幾項改革方法，從大處著眼，而從小處著手，非常具有培元固本的功用：　

　「定期出版品，不在乎數的增多，而在乎質量的改革；」

　「苟有真正改造社會的心思，還不如腳踏實地的調查一點寒苦同胞的生活情形；」

　「西洋大部分有系統的著述，應當從速翻譯介紹了！」他並引述吳稚暉先生所說，「中國要好好的有三萬種書譯出來，方才像個國家。」　

然而，即使到今日2009年，恐怕兩岸加起來，也還沒完成本項要求，深深令人警惕！

　專門學者的培養：他經常憤悶的想，「現在最要緊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夠造詣的人，拋棄一切事都不要問，專門去研究基本的文學哲學科學」，因為「世局愈亂，愈要求學問。」　

綜合上述，其實也正是中山先生所說，「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而學問的目的，在於復興民族文化，否則，在將來的世界上，是不能生存的！

這種警語以及反省，直到今天，對於兩岸，都還深具重要的啟發意義與警惕作用！

到1950年5月4日，時隔「五四運動」已經三十一年，也是國共內戰之後，他在臺北《中央日報》，曾經再發表〈五四的真精神〉一文，其中很多內容，非常發人深省。

首先，他特別提到：

「五四運動是兩種意識覺醒的表現，於是產生兩個巨大的潮流，每個潮流裡又各有一個主流，至今還在激盪，以刷洗　澱，而期衝開國家民族進步的前途。」　

其中第一，「五四是代表新文化意識的覺醒」；第二，「五四是代表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對於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羅家倫敘述的很詳盡：

「從清末民初以來，中國受到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侮辱，無一不潛伏在知識分子的心靈裡化為悲痛。」

然後，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以及巴黎和會處分山東問題，對中國的不公不平，「加上北洋軍閥和官僚的愚昧與賣國，只知屈膝求榮，靦顏固位，於是巴黎和會中我們山東問題失敗的消息傳到之後，激勵了當年北京學生極度的憤慨。」　

所以當時，「由北大發動（即羅家倫等）而集合了其他七個專門學校學生，於五月四日集合在天安門前，對於各國使館直接表示抗議，要求其轉達其所代表的政府改變政策，秉正義而予我援助。」

然後，學生們「逕赴趙家樓，燬親日派首領曹汝霖的住宅，痛擊章宗祥，而陸宗輿臨時狼狽離去。」

雖然學生十餘人被捕，「但是大家再接再厲，堅決要求，拒簽巴黎合約，罷免曹章陸三個國賊，全國學生群起響應。」

後來，六月三日，北京北洋軍閥大規模逮捕講演學生一千餘人，引起全國的公憤；上海、天津等處紛紛罷工罷市，國外留學生也同時響應，對中國出席和會代表團採取行動。

這個運動的實際效果，終於迫令北洋軍閥政府，罷免曹章陸三人，並且拒絕在巴黎合約上簽字，保留山東問題，成為國際重大懸案；等到1922年在華盛頓，能比較順利的解決。

所以，當時「以青年的奮起，激發了全國民眾的力量，終能阻止賣國的政府，簽訂一個重要的不平等條約，這是中國政治史上第一次！」　

因而，五四運動宣言中號召的「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兩句名言，相當程度能夠完成，的確是響噹噹的愛國成果！

另外，誠如羅家倫所說：「五四的涵意並不只此，五四的近因固然是反對外交失敗，軍閥禍國，而五四的伏流，卻是一股近代的民主思想。」　

他並指出，五四的根源，「為什麼五四會在那時候首先在北大裡醞釀呢？」

第一，「因為當時蔡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提倡一種新的學風，新的人生觀，教學生要研究學術，探討真理，要關心國家民族的安危（就是大家常引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卻不要以升官發財為目的。」　

正因這種純潔的理想主義，「實在感動了一批青年」。

第二，杜威那時也在北大講學，宣揚民主的教育思想和民主的政治哲學，廣受大家接受，因而身體力行。

第三，北京大學雖為當時新文化運動中心，卻也仍然是國學中心，所以北大學生發動五四運動時，免不了下意識仍潛伏一些漢宋太學生預闖政治的暗示。

所以羅家倫指出，五四運動出發時候，他就聽見好幾位讀中國書的朋友們，如此的竊竊耳語。只因時代不同，行動的方式不同，以前人是「伏闕上書」，現在卻是：

「一面著手國民外交，一面以奮鬥的精神，去實現那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民族意識，並且把他廣泛的散佈到全民社會裡去，成為一個普遍的民眾運動。」　

然後，羅家倫回顧，五四運動還在高潮的時候，他在《每週評論》用「毅」的筆名所寫短文，並且再提他在《新潮》所說「我們學生運動的成功失敗和將來應教的方針」，重申他的主張：

「一方面積極的研究學術，為新文化運動放一個建設性的異彩，一方面是深入民眾，為實際解除民眾痛苦，增進民眾福利而努力。」

緊接著，羅家倫反省，「回想當年及其以後，大家都是認得不真，做得不夠」，並且謙稱「我就是其中最慚愧的一個人。」　

其次，他也承認，五四運動一個缺點，

「就是當時從事這個運動的人，大都文化的意識很強，國家民族的意識很強，但是沒有公認的具體政治方案，更沒有政治的組織，來和這偉大的潮流相結合。」　

他並分析原因，「當時五四的發動，完全出於青年純潔愛國的熱情，絕無任何政黨或政團在後面發縱指使。」

然後他強調，「五四的可愛，也正在於此。」

只不過，羅家倫也指出，「話又說回來，五四運動雖然不是國民黨所發動，但是精神上卻與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主義是一致的。」

他並提到，「這關鍵在於蔡孑民先生。」

然後他引述，1919年冬天，廖仲愷向他說，本來馬君武反對蔡先生去北大當校長，但總理卻贊成蔡先生去，「現在證明，總理真有眼光和氣度，蔡先生把革命的精神傳播到北方去了。」

所以羅家倫指出：

「國父的眼光到底比別人敏銳，對於時代的適應和把握，到底比他人高明而有魄力。」

他並舉出例證：

「新文化運動一發動，他就在上海創建《建設》雜誌，以積極方案相號召，而令幹部同志辦《星期評論》，完全用語體文，俾與北方幾個有力量的刊物相呼應。」

另外，五四運動之後，羅家倫與兩位代表，一起到上海晉謁國父。羅家倫回憶，當時「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和他（國父）劇烈辯論了三個鐘頭，而他始終娓娓不倦，越辯越起勁，硬是要說服我們！也可以見得他對於青年注意的強度了。」　

然後他再指出：

「蔡先生是同盟會的健者，始終是國民黨黨員，他有革命家的勇氣，同時更有學人君子的氣度與特立獨行的精神。」

他並強調，蔡元培「絕不做黨的宣傳」，但是「他的宣傳力量最大，因為他真能力行『身教』」。

然後他再舉例，如胡適之諸先生，當時都是蔡先生聘來的教授，「但後來都對蔡先生『以師禮相事』，如同『衷心悅而誠服，如七十二子之服孔子』，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情。」

換句話說，蔡元培當時雖然為北大校長，但他的革命精神以及人格風範，都對青年學生有很大的感召作用。

所以羅家倫說，「國民黨裡面有這樣一位哲人，發生這樣大影響，這段歷史是很值得珍貴的。」　

另外，他在分析近代教育之後，最後再強調：

「覺醒後的文化意識，還應當加強！覺醒後的民主意識，以愛護國家民族為骨幹的，還應當發揮！」　

由此再次可證，羅家倫的一貫特色，就是現代教育與愛國教育並重，以及「民主」意識與「民族」意識並進；加上他向來重視民生疾苦，注重「民生」意識，仍是來自孫中山先生的重要啟發，今天仍然深值重視與弘揚！

到了1967年五月，《傳記文學》邀羅家倫再談「對五四運動一些感想」（10卷5期）；距離1919年五四運動，已有四十八年，距他本人（1970年）辭世，只有三年，堪稱他一生中，對於五四運動的最後文章。其中有幾段新內容，很值得重視。

首先他引述，國父在1920年致海外同志書，其中提到對五四運動的評語，強調「自北京大學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的預備。」

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

當時，「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蒙極大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　

然後他再重申，北大原先也是一個陳舊的學校；在「京師大學堂」時代，進士館裡，差不多每個學生有個當差。上課鈴打了由當差請「老爺上課」，可見風氣的老朽。

另外，民國初年，北京出名的八大胡同裡，客人首稱「兩院一堂」，兩院就是參眾議院，一堂便是京師大學堂，即北大的前身，更可看出風氣的敗壞。

羅家倫回憶，這種陳腐敗壞的風氣，到了蔡元培當校長，才為之一變。他教訓學生，來北大是為求學，不是為了升官發財，不只是為個人求學，乃是「要為國家民族著想，為負起貢獻世界文化的重要使命而來，這才讓大學生如夢初醒，振作精神。」

那時，軍閥養助無聊文人官僚，批評北大學生為「洪水猛獸」，蔡元培曾發表一篇文章，叫〈洪水與猛獸〉，主張不可壅塞新思潮的洪水，卻要先驅逐猙獰軍閥的猛獸，羅家倫讚嘆，「在當時的環境中，這是何等偉大的魄力！」　

他在另外一篇回憶辜鴻銘的文章，也曾提到，因為辜鴻銘在日文報上登文章，批評北大五四運動學生，他還在課堂上，直接找辜鴻銘據理力爭；以辜鴻銘的博學與豐富的世界經驗，都還不能瞭解五四運動精神，相形之下，更可看出國父同情與支持五四運動的遠見與胸襟。

所以，羅家倫再指出，「五四運動真正的領導者」，乃是「同盟會會員、國民黨黨員，文化的先覺蔡孑民先生，這是無法推翻的歷史的事實。」因此不能以政治立場任意扭曲，混淆視聽。

另外他也鄭重澄清，「五四運動」從未主張「非孝」或「手打孔家店」，也從未主張把「線裝書丟到茅廁裡」。

他指出「非孝」是浙江杭州經子淵辦的師範學校，一個學生施存統，在該校刊物發表的荒謬文章。「手打孔家店」是四川老儒吳虞的話。至於把「線裝書丟到茅廁裡」，雖是吳稚暉先生所說，但那是鑑於當時科學不受注重，復古氣壓高漲，所以他才慨然有感而發，然而後面還有句，「三十年之後，中國科學昌明了，再把這些書撈起來讀」，可見這話有時代性，並不是要毀滅中華文化。

羅家倫並指出，吳老先生是思想界的革命家，當時補弊救偏的議論，正足以表示他的革命精神，卻硬生生被斷章取義。

事實上，羅家倫本身也非常孝順，更曾特別工筆撰寫《蓼莪集》，首先引述古詩，並在詩中表達內心深處無限孝思：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由此充分可證，羅家倫雖是五四運動健將，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但對傳統孝順美德，卻是身體力行，極力提倡，令人非常感動！

如今，兩岸科學均已相當昌明，亟待重新振作的，確實應該是中華文化，以此返本開新，撥亂反正。因此展望未來，深值仁人志士，共同領悟羅家倫所說：「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一貫的精神」；唯有如此，傳統結合現代，學理結合時代，重新出發，才能再創中國現代化的新光明！

　對五四運動的回憶

「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到2009年已經足足有九十年，當時的學生領袖羅家倫，在2009年，也已逝世了整整四十年！

在2009年，重新回顧羅家倫談「五四」，更有莫大的意義與啟示。

事實上，羅家倫在「五四」的二十週年，也就是1939年5月1日，就曾在《新民族》發表文章〈紀念五四〉，至今讀來仍然發人深省。

他首先指出，五四運動的產生，由於三個重要因素：　

第一，是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文學的革命引起整個思想的革命；當時的《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三個刊物，實在是「發動青年思想的馬達」。

第二，是蔡孑民先生提倡正確人生觀的影響。這種哲學的思想，打破了當年北平北洋政府腐化的風氣，使青年們知道，「升官發財的觀念，不但不是青年所應當有，而且是青年最可恥的一種心理。」

第三，是民族國家意識的發達。因為，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以後，繼續不斷的侵略中國，更加「燃起了中國民眾愛國的火焰」。

所以羅家倫指出，由於這三個因素的交流，於是「灌溉出五四運動燦爛的鮮花」。　

然後，他在文中，再次重登了「五四宣言」。

那篇宣言，是他臨危受命，倚著桌旁臨時提筆寫成，前後只用了十五分鐘，寫完沒有再改，立刻送出分印各大學同學；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才思敏捷，倚馬可待，更可看出胸中熱血膨湃，出於至誠，所以大筆一揮，渾然天成，至今仍然鏗然有聲！

尤其，文中「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立刻成為人人在五四運動中，朗朗上口的共同口號。

另外，文中嚴正指出：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正氣凜然，大義凜然！用反襯法，烘托出民族精神的悲壯與豪情，至今仍然膾炙人口！

1982年，當臺灣大學同學發起保釣運動，向日本再次嚴正抗議時，校園紅樓高高懸掛的，同樣是這兩句內容，更證明其永垂萬世，足以不朽！

所以，羅家倫說：「『五四』運動燃起了國家民族的烈焰，繼而令人熱血澎湃，迴思良久，『五四運動』喚起了全國青年的覺悟，「五四」運動為國民革命　　三民主義增加了無數的生力軍！『五四』的力量太偉大了！」

這段評語，確實非常中肯，即使在九十年後的今天，仍可證明非常正確！

當然，任何社會運動除了正面貢獻，也會有副作用。

所以，羅家倫很持平的指出，五四運動也有缺點：

第一，「是大家雖有共同的民族意識，而無一致的政治意識」；因此後來長期內戰，很多菁英內耗，形成時代悲劇，更造成國家分裂；今後自應從大局著想，共同團結，一致對外，才能共同創造民族盛世。

第二，「是五四運動以後，青年雖知道學問的重要，有不少的人在埋頭苦幹，但也有許多看不透徹的人，專心奔走呼號為事，不能切實在學問上苦幹，流弊是演成了許多無理的學潮。」

第三，「是五四運動雖喚醒了許多青年，震動了不少的民眾，但是這種力量，還不曾深刻的廣泛的達到民間。」

然而，整體而論，五四的精神仍然是偉大的，因為「五四運動」的本身太光明了！

所以，羅家倫的結論是：

「在抗戰建國的期間，我們應當特別紀念『五四』的精神始終是抗日的！」

從本質上來看，「五四」的精神，背後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最可貴的愛國精神，這對今後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運動，進而振興中華，同樣是很根本的精神動力！

在臺灣有段時期，以「去中國化」為政策，甚至以媚日反華為能事；當時出生的小嬰兒，至今已成長為二十歲人，均被誤導成自己「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深深值得今後反省與改進！

因此展望今後，臺灣青年更應多多領悟，當年「五四」運動的愛國精神與救國熱情，勇於挺身而出，貢獻所學，為振興中華而努力，那才是整體中華民族之福！

羅家倫有關五四的回憶，經常提到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的風範，同樣值得敬重。

他對蔡元培很尊敬，特別推崇蔡元培轉移學風，他並明確指出，從五四運動後，「就北京大學而論，學生從軍閥的高壓和官僚的引誘中，不顧艱險，奔向一條救國的路，實在是蔡先生轉移學風的結果。」　

他當時談到，「五四運動也很簡單，它是為山東問題，中國在巴黎和會裡失敗了，國際間沒有正義，北京軍閥官僚的政府又親日恐日，喪權辱國，於是廣大熱血青年，發生這愛國運動。」　

羅家倫並指出，

「這是中國第一次廣大的青年運動，也是全國性的民眾運動。所以這運動不是北京大學可得而私，更不是少數身預其事的人，所敢得而私。」　

五四運動之後，青年們受到愛國精神激發，紛紛參加國民革命的救國工作，羅家倫稱之「有如風起雲湧」。

所以，羅家倫引述蔡元培當時名言：「官可以不做，國不可以不救！」

等到五四之後，學生運動發現流弊的時候，蔡元培又強調：「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同樣成為人人傳頌的名言。　

如今回顧「五四」運動之後，學生領袖之中，能夠堅守這句名言的，如羅家倫、傅斯年、段錫朋，都當之而無愧。

所以，羅家倫在紀念段錫朋的文章中，特別提到，當五四運動告一段落的時候，「我們因略具浮名，遇過一些政治社會的引誘。可是書貽（段錫朋）和我們一般友好絕不為動，相約繼續求學，以充實自己，再圖報國。」

由此足證，羅家倫很清楚，救國只靠學生運動還不行，愛國除了熱血，還要有學問，那就需要多讀書，充實自己，以學問報國。

所以，在五四運動後，羅家倫、傅斯年、與段錫朋這三位學生領袖，紛紛相約到歐美先進國家留學，以紮實的學問，自我訓練成為人才。

段錫朋在北大原念商科，後改稱法科，羅家倫在1918年為了反對媚日外交，即與段錫朋等，在北大西側飯廳開會，並且歡迎北大留日回國同學，報告日本侵華企圖。

羅家倫在當時，是演說的最後一人，因為情緒激昂，便提議在第二天發起北大全體學生，前往新華門請願與抗議，可稱五四運動的前奏。

當時，因為蔡元培校長立即請辭，羅家倫還受到部分同學責難，此時段錫朋很明確支持他、安慰他，並且強調「漢宋太學生陳蕃、李膺、陳京這般人的風骨，是我們大家所需要的。」

所以，羅家倫後來回憶五四運動，「中國歷史上漢朝和宋朝太學生抗議朝政的舉動，也給大家不少的暗示。」就是本此而來。　

羅家倫並指出，當五五那天下午，事件擴大，情勢非常嚴重時：

「書貽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熱忱的姿態，出現於全體北大同學，和整個北京專科以上學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茸舊布衣衫，可是他的言論、他的主張、他的氣慨，他發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為大家心悅誠服的領導者。」

所以，段錫朋後來被推到上海，由原先的「北京學生聯合會」會長，更被推舉為「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由此擴大五四號召，全國人心共同支持，「實現了罷免親日三巨頭（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最後並阻止了巴黎和約的簽署，才保留山東問題，到華盛頓會議得到有力解決，把青島濟洲灣和膠濟鐵路的領土主權次第收回。」

羅家倫在此很謙虛的說，「當年在知識青年群中，始終其事的實際領導者，除了書貽段錫朋之外，沒有哪一個當得起這名稱。」

眾所皆知，任何群眾運動，最怕領導群中相互猜忌傾軋，學生運動更是如此。然而羅家倫在此，以五四運動原始發動人的身分　　也是五四運動唯一文宣的執筆人，卻對段錫朋做如此恢宏的稱讚，一方面固然可以證明段的名望，另一方面同時可以看出羅家倫的胸襟與涵養，均是非比尋常。

羅家倫這種胸襟與氣度，承自於蔡元培先生，也表現在他後來主持各個名校大學的風範。

所以，他在紀念蔡元培先生時，曾經特別指出，蔡元培「極端反對嫉妒和排擠」　，並且「極力反對學校內或校際間有派系。」

他並強調蔡元培的名言，「只能有學說的宗師，不能有門戶的領袖。」而且，「要能泱泱大風」、「休休有容」，才能「為民族發揚學術文化的光輝，才是大學應有的風度。」　

這種精神風範，正是羅家倫後來籌劃中央政校、主持清華大學，以及中央大學的風範，至今仍然深具重大啟發意義！

羅家倫並提到，段錫朋出國留學時，先到哥倫比亞大學，第二年正遇上華盛頓會議，要討論山東問題，「這也正是我們這班從事五四運動的人的未竟心志。」　

所以，當羅家倫聽到北洋政府用三萬美金收買少許留學生的敗類，企圖做其工具繼續賣國，他與段錫朋等再次合作，成立「留美中國學生華盛頓會議後援會」，強力監督代表團不得讓步　，正因為他們的堅持與努力，才能終於得到最後勝利！

很多人看五四運動，只看頭未看尾，沒有追蹤瞭解「山東問題」的後來發展，是非常可惜的事。

尤其，很多人不曉得羅家倫等人在後續這段的奮鬥過程；所以羅家倫曾引述段錫朋的話：「這是五四運動未完的工作，我們做事要徹底」，足證他們除了滿腔熱血，還有堅強毅力，深深值得欽佩！

段錫朋雖然曾經轟轟烈烈，成為智勇雙全的救國英雄，後來也曾擔任多項高層公職，但是一生清廉，非常節省；這種儉樸風範與羅家倫相同，至今仍然令人欽佩。

相形之下，有些青年菁英，在未掌權之前，非常清新清廉，但掌權之後卻開始貪腐，真令人感嘆，權力容易令人腐化，而且「何昔日之芳草，竟成今日之蕭艾？」

由此對照，從羅家倫、段錫朋與傅斯年身上，所表現的清廉人品，以及正直人格，更令人深感欽佩與敬重！

例如，段錫朋病危時，醫生曾用氧氣把他救醒，段知道後，還用輕微的聲音叮囑：「外匯少用一點」！因為當時使用氧氣需要外匯，所以段才有此說，令他身邊的谷正綱眼淚都掉下來。

因此，羅家倫強調，「一個人到了病重將要臨死的時候，還有這種堅強的國家民族意識」　，真是偉大！

「五四運動」三俠之中，除了羅家倫、段錫朋，便是傅斯年了。

羅家倫與傅斯年相交，是從1917年北大開始。

傅斯年先經過三年標準很高的北大預科訓練，然後升入本科，所以，中國學問基礎很好，英文能力也很強。

所以羅家倫也曾回憶，當胡適初進北大當教授時，自己提到「常常提心吊膽，加倍用功，因為他發現許多學生學問如此的強。」　

傅斯年就是這樣一位學生。

因此，羅家倫提到，傅斯年與他抱著熱忱，繼〈新青年〉而組織〈新潮〉，傅為主編，共同主張民主、反封建，並主張民族獨立，反對侵略。由此可知當時他們的朝氣與銳氣，形成非常先進的新思潮先鋒。

羅家倫並指出，在五四的前夕，傅斯年是參加「發難大會」的學生代表之一。到了五四當天，他更是親自「到趙家樓打進曹汝霖住宅的」　！由此可知他還是文武全才，必要時候還能以肉身捍衛領土的山東好漢！

傅斯年後來考取山東公費，前往英國倫敦留學，先研究實驗心理學，進而研究哲學、政治、文學等，返國後先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貢獻極大。

羅家倫曾形容，傅斯年的號召力和攻擊精神，與法國自由主義大師伏爾泰（Voltaire）很相似，因為「他們都願意為自由與開明而奮鬥，對於黑暗和頑固有強大的摧毀力，而且愛抱不平，也是相似之處。」

這種精神，正是羅家倫所說「俠」的精神，出於「偉大的同情」，不但是五四運動的精神動力，也是中華民族的抗日精神，更是從北大到臺大，一脈相承的學風精神！

抗戰勝利後，傅斯年曾暫代北大校長，到臺灣後，又曾擔任光復後臺大的首任校長，手訂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要求同學們都要修《孟子》與《史記》，就是從教育上，要培養學生有孟子般的浩然正氣，以及司馬遷的歷史使命感，也是同樣的精神傳承。

如今適逢五四運動，堂堂進入九十週年，我們緬懷當初「五四」三俠客共同的愛國精神風範，深深感到，今後唯有加強這種品德教育與愛國教育，才能無愧先賢，並能在此偉大的傳統基礎上，再次創造更為光輝燦爛的民族前程！

【註解】：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327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326

　《羅家倫先生文存》，〈偉大藝術天才石濤〉，P.19

　〈蔡元培致羅家倫函〉，《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P.598

　《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P.12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15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6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25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52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1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1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1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22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2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2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3-435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5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435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1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5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6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6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7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18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21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53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P.35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一冊，P.466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一冊，P.466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20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20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20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20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20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202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202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68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68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71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74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冊，P.78

第一章　羅家倫的辦學風範

在中外大文豪之中，能夠兼具文采、史識、與哲理的名人，並不多見，若要兼具教育家的辦學幹才，尤其少見；在少見的這些人中，若還要能兼通中西學養、廣具世界眼光，並且能夠終生擁有愛國熱血的，更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

羅家倫先生，就是這樣少之又少的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與教育家；他兼具英雄心與豪傑志，更是偉大的民族主義愛國者；正如同晶瑩剔透的大鑽石，光芒萬丈，多面放光，形成中華民族近代史上一顆璀燦亮麗的巨星，深深值得欽佩與學習！

從文學看，他能苦民所苦，而且深具愛國情操，很有杜甫與辛棄...

【附圖】
【代序】
【自序】 用「新人生觀」振興中華！
第一章、羅家倫的辦學風範
第二章 羅家倫與北大精神
第三章 從新人生觀振奮民族精神
第四章 弱是罪惡，強而不暴是美！
第五章、培養運動家的風度
第六章、負起知識的責任
第七章、培養智慧
第八章、終生的愛國者
第九章、《新民族觀》以振興中華為己任
第十章 從詩詞看新人生觀

【附圖】
【代序】
【自序】 用「新人生觀」振興中華！
第一章、羅家倫的辦學風範
第二章 羅家倫與北大精神
第三章 從新人生觀振奮民族精神
第四章 弱是罪惡，強而不暴是美！
第五章、培養運動家的風度
第六章、負起知識的責任
第七章、培養智慧
第八章、終生的愛國者
第九章、《新民族觀》以振興中華為己任
第十章 從詩詞看新人生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