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致台灣讀者
很榮幸能夠為《痛苦可以分享嗎？》台灣版寫序。對我來說，台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二十年前，當我開始參加國際人權組織運動時，第一個參訪的國家就是台灣。在那之後，我又再度探訪台灣上百次，這次因為自己的書而有機會再次與這個小而美的島嶼產生連結，我真的非常高興。
這本書的寫作目的，是揭示痛苦身旁的旁觀者所位處的境地。到目前為止，市面上和痛苦有關的書籍，多半是針對痛苦的當事人所寫，這些書籍非常清楚地凸顯了痛苦具有多大的破壞力，也讓我們知道，身陷痛苦的人到底正在經歷些什麼。
然而，當我閱讀這些以痛苦為焦點的書籍時，往往會不由得感受到這個焦點的「周圍」，是被陰影所覆蓋的存在。閱讀因癌症等絕症而受苦的人所寫的文字時，我會想起在當事人身旁照護的親朋好友，以及專業看護等人的模樣；從社會慘案受難者所寫的文章中，我則可以看到和我一樣從事人道關懷運動的夥伴們，他們的影子。
我的父母也深受老年疾患所苦，從和手足一起照顧父母的個人經驗開始，到和夥伴一起從事人權社福活動的工作經歷，我在在感受到，有一群在受苦者身邊守護的人們，需要有個人來說說他們的故事。在這本書裡，我將其稱之為「痛苦的支持團體、支持團體的痛苦」，在我看來，這個部分是相對被痛苦本身所掩蓋了的故事。
我在這本書裡所關注的，並非痛苦經驗本身的特徵，而是痛苦所製造的「關係」的特徵。我想瞭解，痛苦這種感受究竟和其他的人類情感有什麼不同，才導致了關係的破滅。為此，我從很久以前便從自身開始分享與聆聽周邊親友的故事，乃至於遭逢社會變故的人們所經歷的遭遇。
他們的故事總是有著相似的內容。侍奉失智症父母的子女，偶爾會忍不住對父母呼喊道：「打我也好，拜託想起我是誰吧！」而扶助受害者的支持團體也會說：「我們每天被人交代要好好聆聽，但現在也希望他們能回頭聽聽我們想說的話。」
支持者所承受的痛苦中，存在著破壞彼此互動的性質，雖然有些受苦者與其支持系統的關係可能是例外，但大多數受苦者和陪伴者的關係都是單向性的。或許因為愛，又或許是因為照護責任，使得受苦者身邊的人不得不單方面聆聽訴苦或給予尊重，但因為痛苦會破壞關係，久而久之，便消磨了陪伴者單方面的情感，導致關係的結束。很多時候，支持團體便會產生自己成為「背叛者」的罪咎感，陷入自責的痛苦中。
那些陪伴社會事件受難者的人也是如此，陪伴者常常認為因為自己平安無恙、不是受害者，便總是小心翼翼避談自己所經歷的痛苦，以免喧賓奪主。即使當事人對他們說了粗魯或極具攻擊性的話，他們也會同情當事人，認為對方是因為受了苦、迫不得已，才有如此的舉動，輕易諒解對方。即使最後逐漸厭倦了，甚至得了身心疾病而退卻、消失在受苦者身旁，也仍會責怪自己為何不能堅持下去。
他們留下的空缺，最後會被其他社會運動者所占據，目睹這種現象反覆發生的我，總是想問問這樣消費他人是否正當；以及，當這些運動工作者在支持痛苦的當事人同時，是否也能以支持當事人的名義，正視支持團體的痛苦；又或是，這些支持團體的周邊，是否也有個誰在那裡支持著他們呢？我總覺得，就如同痛苦的受害者身邊需要有人陪伴一樣，支持團體也需要有人結伴同行才是。
台灣的經歷和故事，對我發展這方面的思想影響甚鉅。關於受苦的當事人，以及在他們身旁守護的孤獨，蔡明亮的《愛情萬歲》這部電影讓我印象深刻。還記得電影的尾聲，女主角美美在黎明時獨自穿過公園，坐在長凳上痛哭失聲，此後，每當我在聆聽和分享關於痛苦所帶來的絕對孤獨時，都不自覺地想起這個場景。
但那並不是結束，當人們看到美美在這個場景中的寂寞時，並不會默默地下結論，說她是一個孤獨的人，因為這種孤獨可能破壞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同情共感」，也可能隨時發生在觀看這個畫面的你我之間。人們會感受到一件事，亦即「不是只有我寂寞，你也非常寂寞」。我在這本書裡，將此稱為「痛苦」變成「寂寞之苦」的瞬間，這也是為什麼我說痛苦身旁的陪伴者也需要支持團體。
在其他方面，台灣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能夠帶來很多啟發的地方，雖然韓國和台灣的歷史經歷非常相似，但我們在歷史的轉捩點上做了截然不同的選擇。我們有許多雷同的歷史，從日本的殖民時期、獨裁政府的長期統治，到後來的民主化進程；台灣有二二八事件，韓國有光州事件。其餘像是貪污、公安事故、政治人物的無能和經濟緊縮所帶來的各種附加效應，也都頗為相似。
但奇怪的是，台灣每次都做出了與韓國不同的選擇。台灣麥當勞在二○一六年推出的廣告便說明了這一點：一名男同志在麥當勞向爸爸出櫃了，他在麥當勞的杯子裡寫著「我喜歡男生」，起身離開位置的父親不久後回座，在那杯子裡寫道：「我接受你喜歡男生。」同時，台灣也剛成為亞洲第一個允許同性婚姻的國家。
韓國和台灣有相似的歷史經驗，也是受到儒家文化影響很深的社會，然而，在韓國看起來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台灣卻發生了，從這個角度來看，相當耐人尋味。當然，我們不能單憑這點就說台灣的人權意識比韓國成熟，據我所知，也曾有人批判，在必須走出與中國不同的道路、才能把自身立足點正當化的當今台灣，正在將少數族群的人權與民族主義的政治推上檯面，也許這反而壓縮了公民社會的空間，也說不定。
痛苦及其周圍，以及圍繞著它的政治和戲劇等元素，在韓國和台灣看似相似的背景之下，各自發展，然而相互學習和瞭解彼此之異同，將有助於兩個社會更加認真且堅定地處理苦難和周遭衍生的問題。我希望，這本書多多少少會對這條道路的發展有所幫助。
3. 天主，您知道我的話是什麼意思吧？
──把存在危機寄託在神或動植物上時
在熙媽媽經常談論她的身體和疾病，唸叨著昨天哪裡痛、今天哪裡痛，讓別人一直提心吊膽。起初，人們還懷著惻隱之心聽她傾訴，但隨著時間過去，人們開始敷衍，老公和孩子也是如此。但大家越是不聽，在熙媽媽就越是只能放聲呼求，有時是哀叫身體痛，有時是埋怨大家不知道自己有多難受，甚至毫無節制地謾罵孩子，說自己罹病都是他們的錯。
在熙媽媽對家庭的埋怨逐漸演變成「罷工」，明明三天兩頭得上醫院回診，但當子女要帶她去醫院時，她卻拒絕了，只是嘴硬地說要去死一死。子女為了帶她去醫院，總是千拜託萬拜託，好不容易等她心情好點了才肯答應，而且每次都對兒女千篇一律地撂話：「我只是沒有說而已，要說的話說也說不完，你們都不知道我有多痛苦！」
在熙媽媽總在抱怨自己的病、身體和痛苦，但嘴巴卻說，自己要等到「痛到幾乎要死」的時候才會說出口。當家人問她，那之前說的話又表示什麼時，她卻用「那個不相干」、「你們什麼都不懂」來堵住別人的嘴，接著又開始罷工，拒絕看病。家人只能無奈地接受，認為她其實並不是在描述自己的痛苦。
不管說什麼都不會被理解，只能說「你們都不懂」
但是在熙媽媽有說謊嗎？和她見面聊起時，我發現事情並非如此。在熙媽媽其實也知道自己逢人就抱怨，對此也感到羞愧。當家人指責她時，她發飆的對象其實不是旁人，而是自己。
在熙媽媽希望別人理解她為什麼三不五時就要談論自己的身體和疾病，還有那種痛到底有多痛。如果可以的話，她想盡可能詳細地告訴對方她所經歷的痛苦，但是當她說出口時，那些痛苦聽起來卻一文不值。這讓她很驚慌，無論她用盡各種說明方法，都是無用。換句話說，在用言語表達出來的那一刻，她所承受的痛苦，就和普通老人所遭受的痛苦一樣平凡，這才是在熙媽媽更無法忍受的。
最終，她瞭解到，她無法用語言來描述和解釋這種痛。不僅僅是無法對其他人訴說，她也開始質疑自己是否真的和那樣劇烈的痛楚相伴。即使她也試圖用「這真的不是一件大事吧」來說服自己，但身體所感受到的痛楚卻並非微不足道。此外，因為身體和大腦主觀認定這個痛苦並不輕微，所以無論理性上如何試圖否認，心理上卻無法接受。但用言語表達的越多，心情又越是傷心憤怒，讓她更加難以忍受。
這種怨恨每次都會反彈回老公孩子身上，她埋怨家人不瞭解她無法用言語解釋痛苦；她也很憤恨，每當她說出來時，家人總是忽視或批判她。在熙媽媽真正想要的是，無需言語就有人能明白她的狀況，即使她什麼都沒有說。她甚至希望，家人連她不能說出口的心情都能懂得。
當然，沒有人可以代替她做她做不到的事，和在熙媽媽的期望不同，家人總會跟她說：「告訴我，哪裡痛、有多痛？」這時，在熙媽媽只能被迫以「令人失望」的方式來傳達她的痛苦，並且對於只能聽取到痛苦的「平凡特質」的家人「感到失望」。她會無奈地看著大家說：「難道你們就是為了這些微不足道的自白，才跟我鬧這一齣嗎？……」對於硬要她講出那些無法形容的感受，聽完卻感到失望的家人，在熙媽媽只能吐出：「你們什麼都不懂啦！」這句埋怨。
在熙媽媽不斷敘說著，但其實什麼也沒說出來。她已經確定，說得越多，就越無法把狀況講清楚，對此既失望又絕望。隨著她對自己肉體疼痛的呼喊，所有與家人一起建立的、各種稠密的「共同情感」──例如同情、尊重、愛和感情，都隨之消失殆盡，家人和自己之間再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供溝通。她被遺棄了，只留下無人能說之痛，世上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強大的真實痛苦了。
人類不能單獨存在，允許獨自存在的只有神或物。正如「人類」（譯註：韓語的「人類」漢字為「人間」。）這個詞所代表的意義，顧名思義，要在人與人之間方才存在，它不能以單數形式獨存，而是存在於其他事物之間。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將其稱為「複數性」（plurality），意即人類存在的基本特質。
因為如此，人類需要一個與他人共同居住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一起生活。如果外部的公共空間代表著「世界」，那麼內部的共同空間，就是我們以及作為他者的自己所共享的內在世界。當這種「共同空間」崩潰時，具有複數性的個人，就不得不面臨可怕的存在性死亡。當人們發現，自己曾相信是「共同的家」的地方其實不是「共同的」、曾經認為是「共同關係」的連結並不是「共同的」，人類便會體驗存在性的死亡。
在這種狀況下，即使我們試圖重新建立一個「共同的家」，但「痛苦不能被完整述說」的事實，卻會阻擋人們重建的期盼，因為一個共同的家，只能透過相互溝通和交流的「語言」來重建，但這世界上卻沒有語言可以描述痛苦。出於這個原因，人類若想用語言來因應「共同性的崩壞」這場戰役，必定會失敗。
共同性的崩壞所引發的存在性死亡，一旦走向極端，就可能引發真正的死亡，因為對人類來說，忍受存在性死亡這件事，比什麼都來得痛苦。如同對宣雅來說，早上醒來時最痛苦，晚上睡著時最幸福，只想陷入沉睡，其實也是基於這種存在性死亡所帶來的劇烈痛楚。
為了避免存在性死亡導致真正的死亡，人們試圖再次建立一個共同的家。但他們已經知道了：自己身上沒有建造這種共同房子的工具──也就是「語言」，因此，必須用「語言之外的語言」來建立，用「不是語言的語言」來創造可以溝通的個體和共同之家，否則人們無法承受存在性死亡所帶來的痛苦。最終，他們找到的解套是宗教，而且是不需要太多談話的那一種。
我心靈的依歸，只有聽懂我的祈禱的神
德龍爸爸的情況就是如此。他是虔誠的佛教信徒，身為一個大學教授，他甚至將幾部佛教經典譯成英文，是個不折不扣的學者。除此之外，他定期參禪、每天固定禮佛一百零八次，還會告訴旁人佛教所說的「真我」為何，要大家別輕易被情緒和感覺左右。
然而，上了年紀時，德龍爸爸也像在熙媽媽一樣崩潰了，與愛妻死別是最主要的原因。雖然過去他逢人就強調「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但面對妻子的死，這句話失去了意義，聽來反倒像對妻子的侮辱。在那之後，德龍爸爸沒有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也跟著病倒了。因為變得無法正常如廁，還曾經尿濕褲子。這對比任何人都愛乾淨的他來說，當然是種恥辱。和以前佛經中所說的虛無相比，現在朝他襲來的虛無感更加巨大而不可描述，這也使得憂鬱症悄悄找上門來。
他和妻子如膠似漆，兩人的感情之好，曾被人說在韓國幾乎不可能看到，雙方互相愛重的程度讓旁人幾乎無法理解。妻子過世後，德龍爸爸的話急遽減少，令大家不勝唏噓：「到底有多麼深的愛才會這樣呢？」周遭朋友無不知道他們是一對神仙眷侶，可想而知，德龍爸爸有多麼難以接受妻子的離開，他甚至曾說：「我老婆走後，隔天我也要跟著走。」
妻子亡故帶來的痛苦令他難以忍受，但老婆再也不在世上的感覺太不真實，更令他難以相信。整個事件對他來說相當奇異，充滿煎熬，卻又缺乏實感，彷彿一睡醒，老婆又會出現在身旁，所以他總會故意睡得久一點。偶爾看到老婆曾經觸摸過的物品，心中就湧上穿腸般的劇烈憂傷。他也想一了百了，整天茶不思飯不想，於是很快就消瘦了許多，他反而覺得這樣才好。
德龍爸爸也慢慢開始整理身邊的關係。截至先前為止，他來往的對象都是知識分子和學者，見面時，大家討論的話題都圍繞在人生意義、韓國社會、文化等「高尚」的主題上，這些高談闊論，如今只讓他感到虛無。整個世界都崩塌了，再討論那些有何意義？現在要他再和過去時常來往的對象聊天，他只覺得麻煩，又毫無建設性，光是坐在那裡就讓他很痛苦，還不如自己獨處。
不用出門，就表示不太需要打理門面。以前他常說：「都五十好幾了，出門時褲子還有皺褶，應該會覺得丟臉而想回家吧？」但現在既然不用出門，自然也不必燙衣服。子女很擔心爸爸的狀況，提議找家事管家，都被他拒絕，他覺得自己還沒落魄到那個程度。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有任何人來填補太太的空缺，即使人生會因此亂七八糟，也是一樣。
不久之後，德龍爸爸收起了塞滿書架的書。這些是他收集了一生的書籍，陪伴了他的人生，但這些書都是什麼呢？他更恨自己為了讀書，犧牲了和妻子相處的時間。這些文字，別說是解開世界的祕密了，甚至連安慰一顆受傷的心都做不到，是毫無價值的東西。他非常羨慕一個朋友，五十多歲急性心肌梗塞僥倖搶救回來後，便果斷地和妻子一起回老家生活。刺骨的悔恨時不時湧上心頭，當時他也應該這樣做才是。
有時德龍爸爸會去寺廟和僧侶交談，但聊得越多，空虛越深，他們說的話沒有力量，也不能帶來安慰。沒有什麼話比「人生很是空虛」來得更空虛；也沒有什麼話比「現在感受的痛苦不是自己的」還要讓人無力。這份疼痛是如此明顯地存在，怎麼會不是我的痛呢？雖說佛教不是一種以文字和話語為先的宗教，並因而被稱為「不立文字」，但不立文字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種「話語」；儘管佛教主張不發言而保持沉默，但矛盾的是，佛教其實仍是一種由許多話語所組成的宗教。
那時，妹妹勸他加入日本的一個新興宗教，她說哥哥所認知的「道」並不是真的悟道，如果能接受這個新興宗教的教義，就能戰勝痛苦。起初他覺得很荒謬，也認為無論處境多麼窘迫，都不能依賴這種「偽」宗教，他不能用這種低俗的方式來處理自己長久以來建立的孤高的精神世界。
但妹妹幾乎每天都來探望他，鼓勵他信教，只是沒有強迫他。每次回家前，妹妹都在另一個房間真誠地誦讀該宗教的經文，看著她的模樣，德龍爸爸有些動搖了。雖然不認為唸咒會改變他的心，但他似乎不得不回應妹妹的一片赤誠，最後他便跟著妹妹一起去了「會館」。這次，他的人生再次產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唸著這句經文，心就會比較安慰。真不知道為什麼以前我會不曉得有這麼好的『道』？」當我再次見到德龍爸爸時，他顯現出前所未有的平靜。他說，自己現在一有時間就會誦唸那個宗教的咒語，也把原有的宗教觀拋得一乾二淨，甚至還開始和別人一起「傳福音」，對此非常熱情。他也小心翼翼地觀察了我的眼色，建議我相信這個「至道」。
一開始讓他回心轉意的，是那個宗教構築出的「依靠」，首先是他的妹妹。罹患重度憂鬱症的他，會對妹妹大小聲和訴苦，偶爾也一語不發，但妹妹從來沒放棄過哥哥。她幾乎每天都會來照顧並安慰哥哥，誠心為他祈禱，在會館裡見到的人也是如此。由四五個人組成的小團體中，他們彼此付出真心、相互扶持。「這和彼此刻意保持距離、『故作灑脫』的禮佛不同，佛教真的很冷漠。」他們的存在對他來說，是一個新的依靠，新的陪伴。
然而真正徹底撼動他的心的，其實是「咒語」。每當他心情煩躁時，都會唸咒禱告，思緒紊亂時也會唸誦，這麼一來，紊亂的思緒自然消失了。它與參禪時不同，如果說，參禪是為了清除腦海中的雜訊而用盡心力壓抑、好不容易才能平穩心靈，這個經文反而是藉由其縈繞在腦海的方式，令人很快安下心來，所以當他起心動念時，就會趕快打坐唸咒，以求心安。
信徒和眾神──對德龍爸爸而言，這代表著「我有依靠了」這句話的嶄新意義，也是最重要的變化。他曾經拒絕孩子們的建議，不接受家事管家上門打理家務，即使生活變得落魄也無所謂。但開始有地方可去之後，他便注意起穿著和髮型，畢竟不能蓬頭垢面地去參加小團體聚會。在家裡時，生活也端正了起來，因為唸誦經文時必須身心靈清淨。於是，他又慢慢地開始關照自己的生活了。
一開始聽聞父親跟著姑姑去信什麼新興宗教，並且感到排斥的孩子們，看到爸爸的改變後，便也不再多說，反倒覺得爸爸能夠重新生活、開口說話和出門，這一點更重要。孩子們對此很感恩，決定不再深究那個新興宗教是什麼，因為不管那是什麼宗教，至少它做到了他們做不到的事，光是這點，就很讓人感激。德龍爸爸希望死後的葬禮可以依循該宗教儀式，孩子們也決定尊重他的意願。
對於不知道如何陳述自身遭遇的眾生，能夠解救他們的其中一個存在，便是神。神甚至可以聽見我們未曾說出口的話。當我們向神祈禱時，絕望的人會說：「雖然我說成這樣，但您知道我在說什麼吧？」前面說的話和後面說的話，往往大不相同。前面的話，是從嘴巴中絮絮叨叨吐露出來的話語；後面的話，則是在口中說出的話與話之間遺漏了的、但神能夠聽得懂的話語。所以這只能對神訴說，是只有神才能理解的。
最終我們可以對神說出各種話語，並說得若無其事。這是一種「方言」，德龍爸爸所唸誦的「經文」也是如此。方言和經文扮演著一種「空記號」的功能，雖然人一直在講話，但話語裡並不具有特定的意義，就像一個空的碗。人們只在乎張開嘴發出聲音，在「聲音」裡頭，包含著我們講不出口的「真心話」，只有神才有辦法從那個聲音中聽出「真心話」來。
受苦者往往只能透過方言和經文才能講話，因為「真心話」是不能說出口的。不過儘管如此，那依然保有一種「真心話」的形式，因為有人能夠理解方言和經文──能夠理解真心話的第一個主體是上帝，第二個，則是共享咒語和方言的「共同體」──所以經文仍然可以是種「真心話」。在新興宗教團體的晨禱會所溢出的，並非胡言亂語，反而是只有上帝才能夠理解、最接近真心話的話語。就像嬰兒的啼哭聲，雖然無法與之對話，但它卻是非常精確的一種話語呢。
「聲音」能夠重建無法用語言建立的「共同之家」，在這個共同之家，人們可以透過分享各種裝載真心話的「聲音」，來進行交流和溝通，而共同之家也能帶來超越「話語」的安定感，和存在性的意義。「上帝應該懂我說的意思吧？」以及「這些經文裡面，什麼意義都囊括在內了！」是一樣的含意，如此一來，想表達卻無從表達的人所想的「真心話」、讓這些人創造「共同之家」的話──全都是「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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