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探討的第一本書籍是埃米爾．馬勒（Émile Mâle）對十三世紀法國藝術的權威研究——《法國十三世紀宗教藝術：中世紀圖像及其靈感泉源研究》（L’Art religieux du XIIIe siècle en France, étude sur l’iconographie du Moyen Âge et sur ses sources d’inspiration），於1898年出版。依據亞莉珊卓．蓋耶芙斯基（Alexandra Gajewski）所言，這本著作的偉大創新之處，在於它藉由連結法國哥德式主教座堂與當時的禮拜儀式經文（liturgical texts）來闡明前者的意義。馬勒首創「圖像式」（iconographic）途徑來完成這項工作，亦即找出圖像的文本來源，並利用這些發現去解開圖像的敘事或精神意義之謎。雖然這本書暗示著擁護中世紀藝術法國精神（Frenchness）的重要性——這亦為馬勒聚焦於「輝煌的」十三世紀之因——但它所散發的並非明顯的民族主義精神，而是天主教精神；而書中所謂真實的藝術作品則與禮拜儀式相關，包括聖母悼歌（Stabat Mater）、聖週（Holy Week）禮拜儀式、真實或杜撰的福音書。這些精神與藝術作品都自然地反映在馬勒稱之為「石造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in stone）的哥德式主教座堂當中。馬勒在這本書的結尾把主教座堂比喻為庇護所，一艘堅不可摧的方舟，足以抵擋「生命中的風暴」；「世界上沒有任何處所比主教座堂更能給人安全感」。隨著這本著作於二十世紀多次重新出版，馬勒所採取的圖像式文學方法讓這本書成為時代文物祕藏器（time capsule），馬勒偏好的是這種方法，而非亞伯拉罕．瓦堡（Aby Warburg）等學者所採用較廣泛的文化—歷史途徑，或是其他在二十世紀不斷演進的學術—科學方法。
伯納德．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的《佛羅倫斯畫家作品集：作為托斯卡尼藝術史與鑑賞中被分類、批判與研究的文件，附帶詳實豐富的作品目錄》（The Drawings of the Florentine Painters Classified, Criticised and Studied as Documents in the History and Appreciation of Tuscan Art, with a Copious Catalogue Raisonné）與馬勒的著作形成強烈對比，其顯著程度舉世恐無出其右者。貝倫森的這本著作在1903年以兩冊的形式出版。雖然《佛羅倫斯畫家作品集》與馬勒的著作約於同時期寫成，但前者卻比後者晚了六年出版。《佛羅倫斯畫家作品集》至今仍為研究文藝復興時期繪畫的重要參考文獻，考慮到該領域的浩繁卷帙，這不啻為一項非凡的成就。這本書的重要性能夠維持至今，有一部分是因為它是有關這項主題的第一本著作，也是探討單一畫派的首份學術性畫冊。卡門．班巴赫（Carmen Bambach）在本書收錄的文章中提到，這本著作「因其所探討主題本身的新穎性而使它具有開創性」。簡言之，在貝倫森之前，沒有任何人想到要編纂這麼一本權威性的畫冊。也很有可能是因為當時除了貝倫森之外，沒有人能夠完成如此艱鉅的任務。貝倫森的這本著作包含當時佛羅倫斯畫家的所有作品圖像與文字說明，從弗拉．安吉利科（Fra Angelico）與班諾佐．哥佐里（Benozzo Gozzoli）等最早期的佛羅倫斯畫家，到針對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與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繪畫的詳細描述（班巴赫認為這是該書最受質疑的章節之一），最後則（如貝倫森本人所述）從奧林帕斯山走下，以領導矯飾主義（Mannerism）的彭托莫（Pontormo）與羅索．菲倫蒂諾（Rosso Fiorentino）作結。班巴赫寫道，貝倫森的鑑賞方法雖然重視有理解力的眼光更甚於明白易懂的文件，但絕未因晚近更極度強調以「理解力」來描述十三至十七世紀歐洲古典名作的各種途徑而黯然失色。
十三至十七世紀歐洲古典名作是一個相對而言較少討論且人們對其認識不足的領域，而貝倫森為此領域編纂目錄的偉大成就，或可媲美馬勒著作激動人心的特質，以及馬勒對他自己的全面性且準確方法的重要性與創新性所抱持的堅定信念。兩者都為我們省去查找大量文獻之苦。瑞士藝術史學家海因里希．沃夫林（Heinrich Wölfflin）於1915年出版的著作《藝術史基本概念：新藝術的風格發展問題》（Kunst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Das Problem der Stilentwicklung in der neueren Kunst）似乎也開創了研究與思想的全新紀元，雖然他的目標遠較此廣泛，其任務也較具哲學性。沃夫林在他對文藝復興時期到巴洛克時期藝術形式語言轉變的分析當中，呼籲建立「描述性的藝術史」，仔細查看並比較藝術作品的風格，然後以基本概念的形式表達出來。對超過一世紀後的讀者而言，沃夫林的著作也許是本書所探討的經典著作中最具挑戰性的一本；甚至連專家也經常無法理解他的抽象論據。然而，在某種意義上，沃夫林已超越他所處的時代，他所使用的技術工具更是如此。他時常哀嘆複製品無法充分闡明其論點——倘若那位攝影師在拍攝桑索維諾（Sansovino）的《聖雅各布肖像》（St James）時站立的位置再向右移五英呎，他有關古典剪影效果（classic silhouette effect）的論點便能獲得完美證實。然而，正如大衛．桑默斯（David Summers）在文中所示，沃夫林為了展現從過去到巴洛克藝術的轉變而辨識出的五對極為簡單的概念具有某種普遍意義以及有影響力的遺緒，尤其是對某種奠基於嚴格審慎觀看與形式分析的藝術史類別而言。他是該領域偉大的論述創始者之一，甚至可說是先知。其後許多藝術史書寫實際上都是沃夫林這本1915年經典之作的選擇性解讀。
羅傑．弗萊（Roger Fry）曾在《伯靈頓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沃夫林從「其他藝術史學家停步之處著手」；他也透過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的「心理狀態」去檢視其作品的形式結構。如同理查．維爾第（Richard Verdi）所言，正是這種洞悉塞尚創作過程的能力，使得弗萊對塞尚作品的研究「至目前為止仍為探討塞尚畫作的所有著述當中最具感受力與洞見的著作」。弗萊的《塞尚及其畫風發展》（Cézanne: A Study of His Development）首先以法文發表於《愛藝》（L’Amour de l’Art）雜誌後，其英譯本亦於1927年由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出版。弗萊的這本著作之所以具有開創性，不只是因為他主張塞尚與林布蘭不相上下，也因為他不懈地仔細審查塞尚的作品，並以精煉的表述方式來描述它們。除了散發著智慧的洞見之外，這本著作的文句相當優美，證明了觀看與思考藝術作品能夠帶來愉悅感。雖然弗萊在1920年出版的文章選集《視覺與設計》（Vision and Design）也可能因其持續的影響力（尤其是對藝術家的影響）而被認為是對古典風格地位的強力挑戰，但《塞尚及其畫風發展》仍然是對他自己的形式主義途徑最簡練的陳述，也是最能夠顯示他對這個主題的全神貫注與深刻理解的著作。
德裔建築史學家尼可拉斯．佩夫斯納（Nikolaus Pevsner）受到沃夫林的直接影響較大。在他於萊比錫取得博士學位之前，曾在慕尼黑受教於這位瑞士藝術史學家。由於納粹實施反猶太就業法，佩夫斯納於1935年移居英國，在那裡完成《現代運動先驅：從威廉．莫里斯到沃爾特．格羅佩斯》（Pioneers of the Modern Movement from William Morris to Walter Gropius）一書，並於1936年出版。柯林．艾莫瑞（Colin Amery）在本書收錄的文章中提到，《現代運動先驅》這本書已被奉為現代主義的「準則」（gospel）。佩夫斯納的現代建築與設計系譜學雖然說明了莫里斯的烏托邦主義如何轉變為格羅佩斯的實用主義，但它事實上仍無法超越沃夫林給人深刻感受的哲學相對主義，並且深受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威廉．平德（Wilhelm Pinder）的影響，一如艾莫瑞在本書收錄的文章中所示，平德以時代精神（Zeitgeist）來解釋藝術風格的概念，貫穿佩夫斯納的整本著作。《現代運動先驅》本身即為開創性的著作，亦為一項非凡的資訊蒐集任務的成果，期盼著佩夫斯納另一份建築指南——《英國建築》（The Buildings of England）系列叢書——的到來。就像許多開創性的書籍一樣（嚴格來說也可與阿爾弗雷德．巴爾［Alfred H. Barr, Jr.］探討馬諦斯的著作相比較），《英國建築》因其內容的侷限性（而非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途徑）而較不具價值。佩夫斯納對印象派與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的評論如今已屬罕見；《現代運動先驅》的真正價值在於其對十九世紀工程學的討論以及佩夫斯納深刻的建築書寫，能夠描述並活化查爾斯．沃伊西（Charles Voysey）、查爾斯．雷尼．麥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以及彼得．貝倫斯（Peter Behrens）等人建築作品的結構與立面。該書亦為1930年代這個關鍵十年當中現代建築與設計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大衛．沃特金（David Watkin）在其1977年出版的著作《道德與建築》（Morality and Architecture）當中針對佩夫斯納的道德化途徑的抨擊已眾所周知，但從後世的角度來看，它已成為了解佩夫斯納書寫脈絡的重要依據，尤其是理解這位德裔流亡者在其與母國關係模糊不清時所撰寫的著作。《現代運動先驅》當中的權威性與武斷分析，使它至今仍為最值得閱讀與最具挑釁意味的現代建築指南之一，佩夫斯納在撰寫該書時可能也利用了他與書中幾位關鍵主角的私人通信聯繫，特別是格羅佩斯與亨利．范．德．費爾德（Henry Van der Velde）。
巴爾為了撰寫如今已成傳奇的《馬諦斯的藝術作品與觀眾》（Matisse: His Art and His Public）這本專題論著，也不斷地發問卷給馬諦斯及其家人，作為可利用的往來聯繫。巴爾這本著作與弗萊探討塞尚的著作相反，是對馬諦斯作品的事實—歷史解釋。巴爾參照一系列文件，並追求科學性的嚴謹，例如製作馬諦斯畫作年表，而非深入了解他創作這些畫作的過程。這本著作歷久不衰的魅力，是來自巴爾將這份創新研究的豐富內容編織在一起的手法，首度解釋馬諦斯生平的某些時期或某批畫作，或首度重現馬諦斯的重要作品，例如《奢華、寧靜與享受》（Luxe, calme, et volupté, 1904-1905），這幅畫作在1950年於巴黎舉辦的馬諦斯回顧展被拍到之前，已懸掛在保羅．希涅克（Paul Signac）的餐廳牆上長達四十年。巴爾認識到這種資訊收集方式是現代時期藝術史的重要新動力；他在1941年提醒他的研究生，雖然他們無法直接聯繫十三至十七世紀歐洲著名藝術家，但「但他們可以寄航空郵件給馬約爾（Maillol）或希凱羅斯（Siqueiros），並寫信或打電話向萊特（Wright）、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以及施蒂格利茨（Stieglitz）等人士預約會面」；他也催促學生盡快這麼做，並補充說，現在嘗試以這種方式聯繫保羅．克利（Paul Klee）和愛德華．維亞爾（Edouard Vuillard）已經太晚了。巴爾對馬諦斯的研究被譽為探討現代藝術家的著述當中最偉大的專著之一。約翰．艾德菲爾德（John Elderfield）在其收錄於本書的文章中說明了巴爾開創性的紀實途徑如何「把探討馬諦斯的文獻從評論性質推向藝術史研究」。這也是巴爾能夠向馬諦斯本人求證事實的最後時刻，因為馬諦斯在巴爾這本著作出版三年後便辭世。若把最近的拼貼和刪減擱置不論，《馬諦斯的藝術作品與觀眾》可說是對馬諦斯生平與作品的完整詮釋（也正是這個原因使本書選擇這本著作，而非巴爾於1946年出版的探討畢卡索的專著）。
若有任何一本藝術史專書稱得上不朽，那便非爾文．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早期尼德蘭繪畫的起源與特色》（Early Netherlandish Painting: Its Origins and Character）莫屬。這本書於1953年在美國出版，距潘諾夫斯基從德國移居美國已超過十年之久。這本書是潘諾夫斯基最後一本重要著作，是他畢生研究文藝復興文化，尤其是北方文藝復興的心血結晶。它持續陳述著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方法。蘇西．納許（Susie Nash）指出，馬勒的圖像學主要處理的是禮拜儀式來源問題，潘諾夫斯基則採取更廣泛的歷史視角，追溯個別風格的演進以及整體繪畫傳統的發展。他在討論這本書的核心主題「范．艾克兄弟、佛蘭芒大師，以及羅希爾．范．德．魏登」（Hubert and Jan van Eyck, the Master of Flémalle, and Rogier van der Weyden）之前，先界定早期尼德蘭繪畫起源於十四世紀法國和佛蘭芒的泥金裝飾手抄本（illuminated manuscripts）以及1400年左右「前范．艾克」（pre-Eyckian）時期荷蘭各區域的繪畫學派。潘諾夫斯基的描述通常相當吸引人：凝視范．艾克的畫作讓人有種「被寶石迷惑」或「透視深邃大海」的感覺。但這本著作的崇高重要性則是來自他在書中對基督教象徵主義（Christian symbolism）與塗繪寫實主義（painterly realism）的融合，以及在那看似無止盡的註解中的概念擴張。潘諾夫斯基的這本著作不僅資訊量豐富、頗具洞見並引發不少爭議，同時也是人文主義學術研究的不朽作品，帶給讀者無限的閱讀樂趣。納許也提到，這本書的內容背後具有某種「敘事性驅力」（narrative drive），源自潘諾夫斯基藉由安排事實（有時會略為篡改事實）來述說迷人故事的能力。
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同樣也把撰寫有關藝術的著述當作敘說迷人故事的機會。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坦言，為了寫出措詞巧妙的文句，他偶爾會扭曲事實，並以藝術史終究是個「經過商議的寓言」這項觀察來合理化這種做法。或許所有作家都曾經這麼做，但在克拉克的著作中，這種做法創造出絕妙著述與嚴謹學術的特殊組合。在克拉克的所有著作中，《裸藝術：探究完美形式》（The Nude: A Study of Ideal Art）以最令人難忘的表述方式匯集了他的創新研究途徑與他把對藝術作品的回應具體化的能力。弗萊身為克拉克的早期導師，對克拉克文學風格的顯著影響並非偶然。克拉克於1953年在華盛頓特區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 of Art）發表梅隆講座系列（Mellon lectures），其內容於三年後整理成《裸藝術》一書。克拉克之所有能夠以七個短章節的篇幅涵蓋整個藝術史，不僅因為他用字精簡，也因為他在擔任貝倫森的助理時所獲得的藝術鑑賞訓練，這些經驗幫助他建立了一個廣大的藝術作品記憶資料庫，供他在寫作過程中隨時運用。然而，《裸藝術》並未追隨貝倫森的風格；克拉克的寫作風格展現出深刻的唯智主義（intellectualism），受到瓦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專攻的藝術史類別的強烈影響，克拉克之前在撰寫有關達文西的專著時亦曾大量利用該機構的資源。他與弗里茨．薩克索（Fritz Saxl）、戈楚德．畢因（Gertrude Bing）、恩斯特．宮布利希（E. H. Gombrich）以及其他人維持長期通信聯繫，並從中體悟到他們的科學方法所臻至的成就已超越貝倫森的直觀式途徑。克拉克把瓦堡研究所的學者深奧難懂的熱情轉化成對一般大眾具吸引力之書籍的能力，使他的著作，尤其是《裸藝術》，具有持久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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