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周歷史文化論周畿族群的「戎狄性」
　　關中民族的「戎狄性」經過近年先周文化的探索已逐漸明朗。周族淵源的研究一九八○年代達到新的水平，雖然還不能獲得比較一致的結論，但不論資料運用之細緻，理論思辨之深入，都是空前的。從這些討論中，對西周時代住在關中地區的人群，也就是周王直接統治下的京畿人口，我們也有了新認識。
　　關於周畿之民族與文化，首先一定牽涉所謂「先周文化」的問題。「先周」一詞是有語病的，不過學術界約定俗成，大抵指周人克殷以前存在於陝西關中地區之周族和融合於周族之其他各部族，與純粹表示時代的「先秦」不同。追究克殷以前關中族群的歷史，首先要從歷史的主角而且文獻比較豐富的周族開始。
　　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有神話式的始祖傳說，周族亦不例外，周初，周統治者歌頌始祖棄，雖然經過不少「人文化」，仍殘留濃厚的神話色彩。後來再經周人整理的古老各族祖先傳說，周祖變成歷來王室祖先的伯長，棄與商祖契、唐堯、帝摯不但是同父異母兄弟，而且他的母親姜嫄還是帝嚳的元妃。這位生下來被拋到野外的棄，用周人自己的術語說，卻是帝嚳的「嫡長子」。
　　根據整理過的傳說系統，帝嚳娶四妃生四子，元妃姜嫄生棄，次妃簡狄生契，三妃陳鋒氏女生堯，四妃娵訾氏女生摯，嚳崩，四妃三妃的兩個孩子先後繼位，堯崩，中間隔了虞舜以及夏朝的十四世十七君，次妃之子契的第十三代孫成湯才繼位。又經過殷商十七世三十二君，元妃之子棄的第十六代孫周武王才克殷而為天下共主。夏商兩朝共三十一代，兄終弟及只算一代，從棄到武王前後只有十七代，周族族長何其高壽，而夏商王年何其短促？這個傳說系統很難使年代合理，所以《漢書．古今人表》有周棄在帝嚳時代，其妃在帝舜時代，其子晚到夏朝太康時代的矛盾，而《史記．三代世表》甚至鬧了周文王隔整個商代而與夏帝芒並世的笑話！這都是由於為彌合周棄是帝嚳之子的傳說造成的。
　　周人為何要製造這麼不合理的傳說，我們雖然不敢斷言，但比照後世四裔少數民族在中國飛黃騰達後，往往喜歡找周朝或漢代的名人做自己的始祖，以掩蓋他們的「蠻夷性」，也許周人的始祖傳說也有類似的心理作用，想沖淡他們久「在戎狄之間」（《史記．周本紀》）的事實。所以我主張關於周族先公先王的年曆應從明確可靠的後代往前推。文王在帝乙和帝辛之間，其父王季為帝乙之父文丁所殺，應係武乙、文丁時期，那麼王季的父親太王最早只能與廩辛、康丁同時，屬於殷墟卜辭五期說的第三期。到這時周人才在岐山下的周原定居，「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周本紀〉）《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這裡原來有個周國，可能即是殷墟一期卜辭的周，相當於太王的祖先，《今本竹書紀年》稱作邠公的時代。
　　那麼太王遷岐以前十二代十六族長活動的地區在哪裡呢？雖然關於周族起源地有寶雞扶風之間的說法，但這派附麗在后稷傳說上，可靠度不太高。如果大家願意接受孟子和司馬遷的說法，太王遷徙的路線是「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史記．周本紀》、《孟子．梁惠王下》）那麼太王以前周族主要活動地域應該在梁山東北的涇水中上游一帶，而與梁山西南方的渭水中游關係較遠。而且西周《大雅．公劉篇》所述公劉活動的地名，「度其夕陽，豳居允荒」，「于豳斯館，涉渭為亂」，豳和渭一向是無異議的，豳在今涇水中游的邠縣、栒邑一帶。公劉可能曾到過渭川，但周族並未在那裡定居下來，因為〈公劉篇〉的其他地名，如「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的皇澗和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的密和芮，據歷史地理學者的考證，可能都偏於邠縣西北、涇水中上游，即今甘肅慶陽地區的南部了。
　　至於更早時期周族的年代與地理，大抵而言，從太王上推到不窋，即夏商之際到殷墟卜辭第二期，是周族的先公時期，周的活動地區大概不出涇水中上游一帶。太王遷於岐下，經王季到文王，可稱作周族的先王時期。從中原殷王朝的眼光來看，至少先公時期的周人之為「戎狄」是無疑的。
　　考古家根據先周考古資料，探索先周文化及其族屬，尤其是極具特徵的陶鬲。大體上除關中東部的商式鬲外，可以分成聯襠鬲和袋足鬲兩個系統。袋足鬲的大本營在甘肅和青海，向東延伸到隴東、陝西寶雞及涇水中游，聯襠鬲主要分布在周原以東，如灃西、武功鄭家坡和扶風北呂。有人以為較早階段，袋足鬲分布於環繞關中平原的西北邊緣地區，以山地、丘陵、臺原為主；聯襠鬲則在關中西部。從周人先公時期活動地區來看，周族文化應屬於袋足鬲的一支。但涇水中上游的長武蹍子坡，除袋足鬲外，也出土聯襠鬲；文王建都的灃，出土的陶鬲卻以聯襠為主，後來並且成為西周鬲的主流，所以有人主張聯襠鬲是姬周文化，袋足鬲是姜戎文化，二者合成先周文化。
　　就目前考古所見，聯襠鬲和袋足鬲的分布可在同一地區內，並不互相排斥，毋寧是共出並存的。譬如扶風壹家堡先周時期的文化二、四期的袋足鬲和三期的聯襠鬲似有先後，三期也有少量袋足鬲，長安張家坡、客省莊雖以聯襠鬲為主，也有袋足鬲，鳳翔南指揮西村亦二系並存。而出土袋足鬲的劉家村和出土聯襠鬲的北呂村同在扶風縣境，若把地區稍稍放大，時間稍稍拉長，先周時期關中西部，使用這兩大陶器系統的民族是雜處並居的。不過，今日考古所見的陶器系統只是大類劃分，即使研議更細密的類型，目前的考古知識恐怕仍然無法與當代的族群對應。
　　周人遷來岐下後不斷吸納其他部族，〈緜〉曰：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皇矣〉曰：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太王既不能止絕戎夷的憤怒，也不停止對戎夷的聘問，對付混夷、串夷等異族是戰和並用的，結果才能建宗廟，作宮室，立冢社，而使得「戎醜攸行」。諸夷皆是戎，舊說以為即是犬戎，但據當時歷史情境，應該是原來的周國（卜辭一、二期的「周」）及其鄰近諸部族。這時公劉子孫（即後來的周族）的勢力仍小，孟子故說「太王以小事大」，到王季才快速擴張。《古本竹書紀年》云，武乙三十五年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大丁時代則先後攻打燕京、余無、始呼和翳徒之戎。到王季的兒子文王，面對關中諸部民族，周人就能「以大事小」了。
　　這個新興周國包含很多不同族群，《大雅．緜篇》記述文王云：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疏附、先後、奔奏、禦侮都指歸順於周的不同民族，周族在關中於是成為「大邦」，（《大雅．皇矣》）文王遂被殷王冊封為西伯，作西方諸侯之長。以周族為核心的關中部族集團當時他們自稱為「西土之人」，根據我在另一篇論文的研究，「西土之人」的集團意識到文王時代才摶凝成功，武王靠這個多民族集團誅紂克殷，而登上天下共主的位置。
　　西土之人在當時東方人士看來，恐怕是文化尚不足稱道的族群，考古資料對這問題有些間接啟示。近年考古界提出「關中商文化」這個概念，說明周人克殷以前，關中東部存在著商人或接受商文化的民族，相對於關中西部出土聯襠鬲或袋足鬲的考古遺存，前者發現巿青銅禮器，後者則甚罕見。這些青銅器主要見於銅川三里洞、藍田懷真坊、岐山京當、西安老牛坡、渭南姜河村以及武功村。京當可能是窖藏，出自徵集，三里洞出土情況未報告，懷真坊是遺址，皆不能反映個人的身分禮制，可以不論。姜河村鼎爵之禮器與直內戈、三角援戈、鉞、匕、鏃等兵器及刀錛等工具並出，墓葬的可能性較大。老牛坡的發掘比較具有規模，清理 38 座商代墓葬，中型墓 7 座，小型墓 31 座。這個墓地中型墓及大部分小墓皆遭盜擾，然而即使劫餘小墓也隨葬有青銅禮器鼎爵觚，可以推想這個族群之重視青銅禮器。
　　反觀西土之人的大本營如扶風、鳳翔，墓葬群斷代雖然尚不一致，但一般可定為先周的墓葬卻尚未發現青銅禮器。扶風劉家 18 座墓只出銅管、銅鈴和銅泡形飾；扶風北呂，283 座先周到西周中晚期墓葬，只有報告列入第一期的 M7 出土一把三角援戈，列入第三期的 M251 出土一件銅鼎，屬於西周初期到成康。鳳翔南指揮西村清理的 210 座周墓報告定為第一期的 30 座中，只 79M5 出三角援戈，80M19、M57、M128 出直內戈及銅泡。第二期 65 座，79M62 出青銅鼎、簋各一件，三角援戈一把、銅鏡一面及銅泡，所出之鬲屬於聯襠鬲。80M112 被盜出一件銅鼎、一把銅戈；79M36、M81，80M10、M27、M111、M119、M125、M144 出土銅戈或亦出銅泡，沒有禮器。這 95 座先周墓只有 2 座出土青銅禮器，11 座出兵器，其他都只有陶器隨葬而已。很可能屬於豳邑範圍內的長武碾子坡，發掘二百多座先周墓葬及五千多平方公尺遺址，據說只出 3 件青銅容器。先周「西土之人」的祖先大概還沒有發展出銅器之禮制，也沒有普遍接受中原的青銅文化。
　　現在中國考古界的先周文化大部分屬於本文所謂的先王時期，也就是太王遷於岐下，殷墟卜辭三期以後的時段。誠如上言，周族逐漸擴張，融合附近部族，開始東進，首先必然與關中商文化族群接觸。尤其到文王作邑於豐，受命為西方伯，而且祭祀文武丁和帝乙，鳳雛所出甲骨記載甚明，周應該已經納入商的禮制系統中了。1983 年長安張家坡發掘的 83 灃毛 M1 出土銅鼎、簋、陶鬲、罐各一件；M3 出土陶鬲、罐各一件。先周時期關中西部隨葬陶器的組合是一鬲一罐，這兩座墓的陶鬲屬於袋足鬲，時代雖然略有先後，但都表現關中西土之人葬禮的通相。報告定為克殷以前的 M1，所出之青銅禮器呈現晚商到早周的風格，長方豎穴墓壙，一棺一槨坑底有腰坑，坑內骨骸推測是狗架。銅鼎內壁銘文亞字形內族徽，下有「父乙」二字〔圖三〕。從銅器的藝術風格，墓底腰坑，銅器銘文來看，又表現商文化的特徵，然而亞字形內的族徽銘文在出土東方商器還難找到近似的例子。綜合這些特徵，此墓主人也許是接受中原禮制的西土小貴族。
　　考古資料由於發掘的機遇，據以討論政治社會課題，往往受到很大制約，但累積到一定程度後仍然可以做某些推測。西土與東方接觸愈頻繁，中原的禮制在關中便愈加推展。而且以周人為首的西土集團不斷擴張時，必定吸收、接納關中東部的商文化部族，譬如自殷墟早期以來就有青銅禮器隨葬的西安老牛坡族群的後裔。尤其克殷之後，周王成為天下共主，周族及從龍的西土之人遂成為天下的統治貴族；他們紛紛採取中原行之已久的禮器和禮制，孔子所謂「周因於殷禮」，這時的西土之人固不會自視為戎狄，後之治史者也不再把他們當作戎狄。這時關中可能大量地、快速地「華夏化」，不過今日考古所見在西周盛行的聯襠鬲和袋足鬲兩大陶器系統，追本溯源，不應忽略它們原來的「戎狄性」。

從先周歷史文化論周畿族群的「戎狄性」
　　關中民族的「戎狄性」經過近年先周文化的探索已逐漸明朗。周族淵源的研究一九八○年代達到新的水平，雖然還不能獲得比較一致的結論，但不論資料運用之細緻，理論思辨之深入，都是空前的。從這些討論中，對西周時代住在關中地區的人群，也就是周王直接統治下的京畿人口，我們也有了新認識。
　　關於周畿之民族與文化，首先一定牽涉所謂「先周文化」的問題。「先周」一詞是有語病的，不過學術界約定俗成，大抵指周人克殷以前存在於陝西關中地區之周族和融合於周族之其他各部族，與純粹表示時代...

總序（節錄）
　　《再訪古代中國》系列五卷，在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進入後半時出版，既云「再訪」，或許有人會問「初訪」安在？所謂初訪或再訪，當然是作者自道，舖陳我對中國古代史認識的過程，既有時間先後，也有認識深淺，不過，其間並沒有截然的斷裂。
　　大抵而言，九○年以前我的古史著作屬於「初訪」，包括《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以後是「再訪」，本系列所收五卷文字即是。這只是概略的畫分，九○以後另有已刊書和未刊文都沒有收入；而本系列所收者也含有九○以前之作，因為我的中國古史研究一些基本核心觀念仍然持續著，不至於矛盾或感覺突兀。
　　走上歷史研究這條路，少說已經半個多世紀，多年來我常思考歷史研究者（或說歷史學家）的角色，雖然以高明弘大自許，平實且本分地說，史家倒像一個導遊而已。導遊為旅遊者指點觀光勝景或歷史文化遺存；史家領引讀者穿越時光隧道，回到千百年前的世界，知曉林林總總，即是遊覽，作神交古人之「臥遊」也。
　　千百年前的人、物、事俱往矣，既已不復存在，便不能如導遊地導覽，所以史家有比導遊還艱難的任務，那就是掇拾過去殘存的吉光片羽，進行拼圖，要能拼出一幅圖像才能導覽。這種拼圖本事便是史家的特色，非導遊所可比肩。
　　要拼出什麼圖，如何拼法，史學這個園地內既有派別傳承之異，也有個人才識高低之分。終其極，史家的任務還是要能建構「歷史圖像」來；如果零碎考證，只能算是構圖前奏的準備工作，或是未完成的作品而已。近代中國的新史學為避免落入古世、中世的窠臼，提倡只研史而不著史，於是把與社會人生息息相關的歷史學限縮在「書院的學究」中；幾乎與世隔絕，蓋因研史而不著史，無法給世人形成歷史圖像之故。可見歷史圖像對歷史研究多麼重要，理應好好探求個究竟，考察其形成的過程，以便判斷圖像的可信度。
　　所謂「歷史圖像」，當然不是字面意義所指史書插圖，或編纂圖片而構成的歷史敘述；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學術語言，義涵等同於過去我們習慣使用的「歷史」。需要說明者，本文使用歷史一詞，加引號者是指經過研究而書寫的著作，不加者則指人世的事物活動，也就是真實的歷史本體。
　　為什麼簡潔的「歷史」不說，卻要用這個有點拗口的詞彙呢？當然是有新意的。「歷史圖像」除了表達歷史認識所浮現出來的具體圖像之外，也對過去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或稱批判史學（critical history）追求真實歷史的自信和樂觀態度，帶點保留的意味。
　　一般人所知的「歷史」或「歷史圖像」是怎麼來的？大概是從書籍讀來的，或者聽人說來的。不論是學校教科書，市面銷售的歷史書，甚至某些特定機關團體的宣傳品；也不論是老師教的，某場講演者講的，甚至電影、戲劇傳遞的，多會進入我們的腦中，成為我們心目中的「歷史」。總之，每人腦中的歷史認識絕非生而知之，都是別人餵給你的，從小到大，逐漸累積，形成每人所認知的「歷史」。
　　上述的模式是通相，臺灣史也罷、中國史也罷，以及世界各種大大小小、或長或短的歷史，都無例外。各領域的歷史研究、書寫者—不論是專業或業餘—提供他所建構的「歷史」給人研讀。然而歷史學者同樣不是天生自成，必然經過以上授受的歷程，也因時間、空間情境和主觀、客觀條件的制約，憑藉他學得的專業技藝，才建構出「歷史」來，形成一幅幅的「歷史圖像」。淺白說，這樣的「歷史」，不會等於複雜萬端的真實歷史。
　　「歷史」或歷史圖像的建構當然非憑空虛構，需要有根據；所根據的東西，史學專門術語叫做「史料」，即過去的人所記錄而留存到現在的人、事、物等種種資料。歷史資料往往存有實錄或偽造、周全或偏頗等兩難，換言之，即使史料不偽，也還存有記錄者主觀偏見等難以避免的缺陷，要靠歷史學家的本事予以辨析、判斷、過濾，然後選擇合適的資料建構他的「歷史」。一切的努力希望能重現歷史真相，即使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真確，但有九成把握總比八成、七成好。歷史家如果放棄這個目標，不論什麼理由—學理的或現實的，算不得稱職的歷史家。所以歷史家呈現出來的歷史圖像，一般多含有歷史真實的成分，尤其經過「科學的」史學訓練的人，追求真實的責任感和企圖心可以減少誤繆。
　　「歷史圖像」還有另一層複雜性。史家建構歷史圖像經人閱讀，讀者也同樣因主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折射出不同的「歷史圖像」，往往不符合史家的原圖或本意。
　　概略地說，史事因人記錄而有史料，史料經史家而產出史書，構成歷史圖像，史書因讀者又會浮現出另一種歷史圖像，卻被認定即是歷史。其實這樣的歷史是史書透過閱聽而構成一般認知的「歷史」，非歷史之本真，這過程中每層人都有主客觀的因素在左右「歷史」的建構。這就是世人所知之「歷史」形成的過程，現在作成圖表如下：
　　事實上，人類能保存下來的史料往往帶有相當的機遇性，年代愈久遠，留存的機率愈低，換句話說，歷史家想呈現歷史的憑藉愈不足。且不說一般讀者對枝節考證沒有興趣，多會要求閱聽完整的故事；即使專業研究，考證也只是「粗坯」，不是最終的「歷史」。憑著有限的史料欲達成完整的歷史，少不了解釋；受過史學訓練的解釋會遵守專業規範，不至於天馬行空，馳騁想像。不過不論多嚴謹，不運用一點想像力恐怕無法構成「歷史」或「歷史圖像」；一旦摻入想像，便難免個人主觀性的左右和客觀性的制約。然而一幅具有想像的「歷史圖像」會是真實的歷史嗎？難怪歷史學者要問：「歷史是什麼？」
　　這是歷史學的老問題。卡爾（E. H. Carr）流傳甚廣的名著《歷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開篇引述《劍橋近代史》第一版主編艾克頓（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與第二版主編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 1890-1979）論史家與史學的態度截然不同。正值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盛世的十九世紀末，艾克頓沐浴在帝國光輝中，樂觀地相信，經過像《劍橋近代史》這樣的集眾分工，可將鉅細靡遺的史料和天下最成熟的結論提供給每一位讀者，（to bring home to every man the last document, and the ripest conclu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而一切的資訊都可掌握，每個問題也都能夠解答。（all information is within reach, and every problem has become capable of solution）然而大約六十年後，到二十世紀中期，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國凋民疲，克拉克深深感受史家缺乏不斷探索歷史的耐性，甚至於陷入懷疑論，落得無是非，也不敢執著於「客觀的」歷史真理。（some important scholars take refuge in skepticism or at least in the doctrine that, one is as good as another and there is no ‘objective’ historical truth）
　　人類走過的歷史必然定格在那個時代，不會改變，此一真實的歷史可能只有「上帝」（估且名之）清楚，至於我們所讀的「歷史」，心中形成的「圖像」，是從不同時代的歷史家獲得的。時代不同，思潮亦異，每個時代歷史家的關注點也不一樣；雖然同樣都從過去留下的史料取材，由於選材不同，理解不同，「歷史」自然會不斷翻新。那個「上帝」才看得見全貌、並且透視內裡的歷史，在人世間則不斷以不同的「歷史」面貌出現，必然不周全也不純粹，但卻成為每人的「歷史圖像」。
　　我們這麼說，還只就時間大勢而言，換不同的空間也一樣適用，近現代則以「國家」的範圍最顯著。不同國家的史家即使講同一事件，肯定不一樣，尤其是利害相抵觸的對方。進而言之，同一時代、同一國家，相同的人、事、物，我們還是會看到不同的「歷史」。愈是民主、自由、人權發達的國家，「歷史」愈多樣化，因為史家的個人特質，從命題取材開始就滲入「歷史」的建構過程了。研究或寫作的對象既受作者選擇的影響，史料有所取捨，解釋的主觀性遂更大；建構成的「歷史」再經過自主性的讀者作選擇性的吸收，投射出來的「歷史圖像」距離真實的歷史會有多遠啊！
　　我們閱聽的「歷史」和認知的「歷史圖像」都無法跳脫上述模式的「如來掌心」。這麼說來，「歷史」變成可以塑造多種面貌的東西，如俗諺所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豈不是歷史知識的危機嗎？然而卻更接近「歷史」的實況了。莊子不也說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地間似乎沒有絕對的「歷史」或「圖像」！我曾以宜蘭外海龜山島作比喻，宜蘭人說：「龜會越頭。」去臺北和回宜蘭這兩趟旅途所見烏龜的頭向完全相反，但皆不妨礙龜山島之真，從不同角度寫出來的歷史也是這樣。不過，不必那麼悲觀，龐大複雜的歷史本來就因不同角度而形成不同的「歷史」。


自序（節錄）
　　中國古代是我的歷史研究比較熟悉的一段，從華夏到中國，多集中在後世所謂漢的民族和地域。第一本專著《周代城邦》〈緒論〉章就申明說：「中國幅員廣大，民族複雜，先秦各地的歧異性仍然甚深。本書以中原及東方為主要的討論對象，南方（按指江淮一帶）稍及之，燕北、西秦皆不在範圍之內。」爾後出版的《編戶齊民》，帝國治下的人民基本上也是漢族，或改造成漢人者，前年出版的《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就以編戶齊民做為「中國」範圍的指標。
　　一個限縮在漢族領域內的研究者，何以一段期間內竟然探索非漢世界？回想起來似乎偶然，但多少也有點必然性，要從更早的學生時代說起。
　　上世紀六○年代中期，我從蔽塞的臺灣南部鄉下負笈於大都會臺北，進入臺灣大學總圖書館找課外書籍以滿足求知欲，主要偏愛兩類，學術性的借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世界名著」，興趣性的則獨鍾於內陸亞洲的遊記。海島出生的年輕人何以喜愛季風所不及的亞洲大陸，不是高原、山岳就是沙漠？我自己也說不上來，只能說是年輕人，對遙不可及之地的浪漫情懷吧。
　　關於亞洲內陸的遊記，我先前既無任何知識背景，亦無人指引，不知道怎麼會在總圖發現一本戰前老書《亞洲腹地旅行記》，斯文赫定（Seven Hedin）著，李述禮譯，開明書店出版，閱讀之餘，對作者的探險生涯不禁心嚮往之。這位瑞典地理學家的學術探險於是引發我兼具治學與人生的想像，不願只守在書齋而已。赫定的事蹟後來知曉稍多，這裡不表。我的專業即使與他懸隔，對他的興趣則一直不減，晚年偶然在書店看到中譯本的《我的探險生涯》，仍然興沖沖地買回來翻閱。
　　不過，我個人的情懷並沒有引領學術之路，大概主客觀條件都缺乏之故吧。唯在求學過程中，與亞洲內陸始終若斷若續。課堂上聆聽李濟先生多次提醒學生研究中國歷史「不要上秦始皇的當」，以長城為界。他重建的中國上古史雖以黃河流域的殷商文化為中心，但背景及根源則擴及東經90度以東廣大區域，進而認為「必須向四面投射到包括太平洋群島、南北美洲、從北極到南極。」（〈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
　　我還讀到傅斯年先生的創所宣言〈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仁工作旨趣〉，提倡擴張研究的新材料，尤其注意中國人一向忽略而歐洲人卻格外注意的問題，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所以他打趣地說，西洋人的所謂漢學（Sinology）豈不是虜學？但「相信漢學之發展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換言之，史語所第一代學人心目中的中國歷史文化研究，要延伸到陸地絲路，從創所之地的廣州，未來移往洛陽，再一步步西去，到中央亞細亞各地，脫離純中國材料之範圍；另一方面是海上絲路，也要在廣州發展南洋學，把南洋學當作中國人的學問。這些都是傅先生創所時的構想，可惜由於多重因素的限制，往中亞這條線只有一點小成績，南洋一線則未起步。
　　上面說過大學時代我之嚮往亞洲內陸，只是浪漫情懷，談不上學術。然而大學畢業服預官役那年，因劉壽民（崇鋐）老師的推薦，受國立編譯館委託，翻譯勞佛（Berthold Laufer, 1874-1934）的名著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in Ancient Iran（《中國與伊朗—古代伊朗與中國之文化交流》）。勞佛教授，德裔美籍，中國人認為是漢學家，其實是人類學者兼東方學家（Orientalist），早歲學於柏林和萊比錫，專攻東方民族語言，一八九八年赴美，率領傑素帕北太平洋探險隊（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調查薩哈林島（Sakhalin Island）和西伯利亞黑龍江（The Amur）流域土著民族；一九○一至一九○四年隨約伯．希佛探險隊（Jacob H. Schiff Expedition）到中國，一九○八至一九一○年率伯拉克斯東探險隊（Blackstone Expedition）到西藏和中國，十三年後（1923）又隨馬歇爾遠征隊（Marshell Field Expedition）再到中國。田野調查之餘亦收集古物，發表論文超過二百篇，著有《漢代陶器》（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1909）、《論玉器》（Jade, 1912）及《中國與伊朗》（1919）等專書。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歐美興起的異域研究遍及埃及、近東、南亞、中亞和北亞、東亞，收集民族學、考古學和古代碑銘與古文獻等新材料，開啟新學術。此一新學風的學者往往也是探險家，勞佛僅是其中之一而已，我青少時期對亞洲內陸的嚮往竟與此一學風不謀而合，雖然當時對近代歐美的學術探險所知還很有限。
　　一百多年前這股新學術，凡涉及古碑銘古文獻者，語文學（Philology），亦稱作歷史語言學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勞佛嫻熟多種現代的與古代的語文，《中國與伊朗》便是借助於中國豐富的文獻記載以印證波斯語（尤其是中古波斯語），重建歷史上的民族文化交流。廣大的亞洲，他之所以選定伊朗，因為伊朗民族足跡踏遍廣袤地區，東及中國，西至土耳其。如他在該書〈導論〉所說：「伊朗人是東西方的大媒介，將大希臘思想（Hellenistic ideas）的遺產傳入中亞和東亞，又把中國有價值的植物和產物移植於地中海地區。他們的行為具有世界史的意義，但若缺乏中國人的記載，我們無法把握此一勢態之全貌。」
　　他認為中國人的貢獻可以「彌補伊朗傳統知識上的空闕」，《中國與伊朗》一書主要「探尋物質文化諸物件的歷史，尤其是栽培植物、醫藥、產物、礦物、金屬、寶石和織物。探究這些物質自波斯輸入中國（Sino-Iranica），還有一些是從中國傳到伊朗（Irano-Sinica）。」至於動物、遊戲競技和樂器等課題，他別有已發表之專文或尚待刊印文稿，並不包括在此書之內。
　　勞佛本意是利用中國資料以彌補伊朗空白的歷史，其實也「表示中國對伊朗文化史的貢獻。」但相對的，他也同時揭露中國文化所含的域外成分，使我們知曉原來認為中國的東西，其實是域外之物。那麼，豈不是了解域外愈多，對中國本身的理解也更深嗎？我慶幸年輕時期有此機緣開啟我的視野，即使學術背景不足，難以往這條路發展，卻給我後來提倡的新史學埋下一粒種子。
　　另外值得追憶的，五十年前當青壯之時，（1976 年）我結束英國留學生涯返國，竟採 go overland 的方式，隻身自倫敦歷經法國、義大利、希臘、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一路搭乘火車、汽車或輪船，直到最東的加爾各答（Calcutta）才飛日本而回臺灣。這也算是一種探險式的旅行，親自體驗南歐、南亞這個歷史舞臺的民族文化，不能不說是青少對亞洲內陸浪漫情懷的補償吧。
　　言歸正傳，回到上世紀九○年代，我提倡的新史學，想在歷史「骨骼」之上加上歷史「血肉」，從政治、經濟、制度的舊史學，擴充及於生活、禮俗、心態的新社會史。這是新史學的第一階段，增益歷史研究的內容，三十多年來臺灣史學界不少英才相繼投入，成就的學術業績相當可觀。
　　其實我構想中的新史學還有第二階段，「超越中國疆界的中國史」，換言之，即新視野對舊視野的革命。二十多年前我曾說過：「這是一個世界觀的革命，也是一個人生觀的革命，破除過去的牢籠，走出中國疆界研究歷史。」當年覺得這種想法「太火爆，太敏感，在國家認同紛歧、社會分裂的臺灣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爭議」；（《新史學之路》序）但從上文所述史語所的學術傳統，本來就是中國史研究終究該走的路，我的擔心豈非反映臺灣在長期一黨獨裁的統治下，史學的視野不進反退乎？所幸這些年來，隨著大環境的改變，先前的憂慮逐漸顯得多餘，第二階段新史學已經揚帆出航，成就當指日可待。
　　在這樣的學術脈絡和時代環境下，我多少寫了一些非漢的論述，本卷《非漢世界》諸文就是這樣來的，副標題「草原西陲與東海」，皆指涉非漢地域，而以「草原」為主，長短論文共五篇，其餘西陲兩篇，東海只有一篇而已。本卷諸篇皆因不同機緣而作，由於年輕時我興趣的域外多是草原地帶，諸如青年浪漫情懷的憧憬，接納虜學的概念，受不以長城為限的啟發，再加上翻譯中國伊朗文化交流的名著。當然論文的寫作機緣不會單憑青少時代的觀念種子，還有直接的近因，其中歐亞草原動物文飾、周秦民族戎狄性、李峪及大司空村等文便與業師高曉梅（去尋）先生的薰陶有關。

總序（節錄）
　　《再訪古代中國》系列五卷，在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進入後半時出版，既云「再訪」，或許有人會問「初訪」安在？所謂初訪或再訪，當然是作者自道，舖陳我對中國古代史認識的過程，既有時間先後，也有認識深淺，不過，其間並沒有截然的斷裂。
　　大抵而言，九○年以前我的古史著作屬於「初訪」，包括《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以後是「再訪」，本系列所收五卷文字即是。這只是概略的畫分，九○以後另有已刊書和未刊文都沒有收入；而本系列所收者也含有九○以前之作，因為我的中國古史研究一些基...

總序
序
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
周秦民族文化的「戎狄性」
李峪與大司空村
草原史觀拾零
蒙古「黃金氏族」的推測
三星堆的歷史重建
魏晉西陲人口流動與民族關係
流求與「流求」論335
文章出處
索　引
再訪古代中國各卷篇目

總序
序
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
周秦民族文化的「戎狄性」
李峪與大司空村
草原史觀拾零
蒙古「黃金氏族」的推測
三星堆的歷史重建
魏晉西陲人口流動與民族關係
流求與「流求」論335
文章出處
索　引
再訪古代中國各卷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