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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我遇見了一個記得昨天的人。我的意思是，我在昨天遇見他，他也記得昨天的事，記得我們在昨天相遇。實際上，我們早在前天就見過，只是昨天才真正交談。昨天我知道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亨利．戴勒，而我無需告訴他時間崩壞了。這件事情，他已知曉。
他還知道很多其他的事。他知道現在是秋天，但是我們無法抵達冬天，春天和夏天也不會隨之而來，樹木也會一直持續是紅、黃色的。他也明白這些詞語的具體意義：「昨天」指的不是十一月十七日，「明天」說的是十八日，而十九日也許是我們永遠無法抵達的一天。從他早上醒來一直到晚上入眠時，他都清楚地理解這件事。
現在他也知道自己並非孤單一人，因為今天早上我們在穆勒咖啡館見了面。我們之所以相會，是因為約好了要見面，是因為我們都記得這個約定。我們是兩個有記憶的人，而非一個記得、另一個卻遺忘了的人。想起來就覺得有點奇怪：有個人走進門，而他的記憶完好無缺。
他就是這樣走進咖啡館大門。他在九點前抵達，我已經坐在桌旁。我大約在八點半即抵達，在櫃檯點了咖啡後，就等著窗邊的座位空出來。八點三十九分，位子空了出來，我才剛坐下不久，亨利Ｄ就走上臺階。
他推開門就看見桌旁的我，臉上的表情清楚顯示他認出了我。接著，他朝我走來，在我起身的瞬間遲疑了一會兒。我們就這樣面對面站著，找不到一句合適的問候語。
亨利Ｄ朝我邁進一步並伸出手，我迎向他時卻又稍稍收手。我微微轉身，最終笨拙地擁抱了一下──我側身在他臉頰旁親吻空氣示意，他則輕拍我的肩膀──這種混搭又奇怪的問候方式，帶著我們過去的習慣，讓這一連串的舉動最終形成一場奇怪的舞蹈：尷尬且略顯失衡。
我們都笑了，也許是因為我們的狼狽和奇怪的手勢，也或許是因為我們生疏了。我們明顯都失去與人打招呼的能力，或者應該說，我們都忘了該怎麼和彼此認識的人打招呼。
這並沒有任何特別之處。我們倆只是在前一天相遇，並且將對方從「某個人」提升到「特定的人」這個類別裡，然後現在的我們又再次見面。這本來應該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我們顯然已經習慣和那些堅持沒見過自己的人打交道，以致忘記如何問候熟悉的人。
但我們確實知道對方：我們彼此認識。因為我們在昨天相遇了，今天也還記得這件事。儘管我和這家咖啡館的所有顧客、工作人員及街上經過的所有行人見過面的次數遠多於亨利Ｄ，他們當中卻沒有人會說我們互相認識。實際上，他們會說自己從未見過我。當然，通常都只有我認出對方。但是忽然之間，亨利Ｄ和我站在這裡，如果有人問我們是否認識彼此，我們可以回答說：是的，我們確實彼此認識。我們曾經交談，彼此知道對方的名字，也記得我們之前見過面。如今，我們坐在穆勒咖啡館桌旁，重新接續起昨日在大學裡展開的話題。我們都赴了約，並以尷尬的舞步互相問候，同時也因這種尷尬而相視大笑。
他當時應該和我一樣驚訝，因為我們突然間都鬆了一口氣，情緒高昂，那顯然不是因為前一晚我們都失眠的關係。我們大笑，笑聲短促而放鬆，因為整個情況忽然之間不再奇特。我們只要簡單接續一個早已展開的話題就好。
想起我們的相遇，我再次微笑起來。我意識到自己已經很久沒有這種雙向的認知了──意識裡的小小撞擊，在大腦中引起輕微顫動，認出一個也認得你的人。這種消失已久的感覺以驚喜的姿態出現，宛如一種全新且奇特的感受，讓我們跳起了奇特的舞蹈。
現在，我獨自一人回到魏森韋格街上的公寓。我們分道揚鑣，心裡卻依然讚嘆，在十一月十八日這一天，竟然可以擁有一個共同的故事。一個相當簡短的故事，但終究是包含見面、道別、重逢及再次約定見面的故事。
當我們那輕快並帶點緊張的笑聲漸漸平息以後，亨利Ｄ承認自己曾經很擔心，害怕我們相遇的記憶會在一夜之間從記憶裡抹去。我說，經過無眠的夜晚之後，早晨降臨時，幾乎要說服自己這一切都只是我的想像。我們根本沒有相遇，這一切根本不曾發生。但這是真的，這件事確實發生了。他點了一杯咖啡，我們開始吃早餐。只是我仍然不明白這一切怎麼可能發生，但是我們就這樣突如其來地坐在這裡，聊起我們昨天在大學裡初次見面。他說著自己的版本，我敘述著我的版本：他在講堂裡走下階梯，我側身沿著一排座位走出來。他疑惑地看著那個朝自己走來的女人，我做了個手勢表示想和他說話。我們站在那裡，揣著各自的目光，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但是其他元素都是一樣的：講堂的空間、一整排的椅子、通往出口的階梯。我們記得一切，而且可以分享這份記憶，因為我們兩個人都將邂逅儲存在記憶裡。
吃過早餐後，我們走回我的公寓。我請他進來看看，不是看那羅馬式的雜亂、門邊的垃圾袋、半空的杯子、裝沙拉的容器、散落一地的紙張和書籍，而是請他到整齊的廚房、到客廳來，書架、文件夾和文件都整齊堆疊在那裡。這是我全部的研究調查。關於希臘人、馬其頓人、邁錫尼人和波斯人的書籍，一些關於西臺人和蘇美爾人的筆記，還有一堆有關埃及人的資料。當然，還有關於羅馬人的一切。關於法蘭克人的書籍、收集了斯巴達人和伊特拉斯坎人的文件資料夾。關於北方民族的筆記，還有記錄著各個日耳曼部落名字的清單，桌上的電腦旁放著簡妮塔．翁格（Janita Weng）的《羅馬和黑麥》（Rome and Rye），以及她的最新作品《惡火之膿：麥角菌致病案的追蹤與反思》（Noxious Pustule──The Case Against “Claviceps purpurea“），另外還有一部關於海洋考古文物的調查報告。這裡所有資料都沒有按照時間或字母順序排列，更非按照地理模式或任何已知的系統組織排列，卻依舊保有某種秩序，可以四處走動而不踩到這些堆積如山的資料。這些並不是日以繼夜追尋已逝的羅馬人和其失落文明後，隨機留下的散亂殘骸。你可以輕易地在公寓裡移動，不需要挖掘或砍除一片林子，抑或用開山刀奮力開路。這只是一間公寓，一個好奇人類還算整齊的公寓。我們倆快速巡視了公寓，看了一眼院子裡的歐楂樹、站在廚房水槽旁喝了一杯水，將包包都留在廚房地板上之後，就離開了。我們並沒有說好要這樣做。我們只是放下包包，然後離開公寓，沿著河岸散步。
那時候，我們早已開始抽絲剝繭梳理這段故事，從我們的記憶裡喚出一連串的十一月十八日，一直回溯到最初的第一天，甚至是十八日之前的人生，然後再繼續追溯更多十一月的日子。我們坐在河岸的石牆上，看著船隻從我們身邊航行而過，在那一連串的日子裡來回穿梭跳躍，然後一次又一次地聊起我們突如其來的相遇細節，那份不安、驚訝，以及將我們連結在一起的奇妙巧合。在河邊坐了許久後，我們繼續往城裡走去，最後回到我的公寓。亨利D從地上撿起他的包包，我們便分道揚鑣了。他回到飯店，我則躺上床。要是我能睡得著便準備就寢，但是我不再覺得疲憊，甚至異常地精神奕奕，充滿驚奇。因為，儘管我偶爾懷疑自己能否將另一個人拉進我的十一月十八日裡，卻從不曾想像會遇到一個早就在我無限循環人生裡遊走的人。
是羅馬人引領我發現亨利Ｄ的足跡。或者更準確地說，我並沒有被引領去尋找亨利Ｄ，他就這樣出現了。也許，我以前就見過他。因為我現在非常確定，早在第一次拜訪杜塞道夫大學時就在餐廳裡看見了他。也許，如果我當時有留心、有尋找異常現象的話，我會更早遇見他。但是，當時我並沒有尋找異常現象，我尋找的是羅馬人。當我不在尋找羅馬人的時候，我就在尋找希臘人、伊特拉斯坎人、蘇美爾人、邁錫尼人、日耳曼人和法蘭克人等這類歷史中的人。我尋找的並不是一個揹著包包的男人。
亨利Ｄ也沒有在尋找任何人。前天，他只是走進一間講堂，找了個位置坐下。雖然他說，人們在某種程度上總是在尋找些什麼。他去參觀大學，在講堂入口看到有關講座的公告。然後他走進講堂，在後排找了個位置坐下。
我走上階梯，跟亨利Ｄ坐在同一排，但我其實已經聽過這場講座了。第一次是我剛開始造訪這所大學的時候。我在走廊上毫無目的地閒逛，然後找到通往餐廳的路。就在那裡，我看見一則告示，是與十一月十八日一場講座有關的提醒：公告上第一行以粗大的紅色寫著「Heute」（今天），接著是一段描寫羅馬帝國貿易和穩定供應鏈的內容。這場講座顯然是秋季系列講座的其中一場，似乎是以「從古至今複雜社會」為主題的跨學科合作。
在餐廳稍坐片刻後，就在講座即將開始之際，我帶著些許遲疑走向那間講堂，還好很快就找到了。我記得自己當時並沒有做好準備，幾乎就想轉身離開。但我最後還是朝著已經就座的幾位聽眾點點頭，悄悄溜進第三排。講座就要開始前，一大群學生走進來。前排忽然之間擠滿了人，他們彼此認識，來回交錯地互相聊天。我覺得自己妨礙了他們，彷彿是個介入者。
講座內容主要在探討羅馬社會的物流系統，這個系統必須完善運作，才能確保物資和資源穩定流通，維持羅馬社會的運行。特別針對進口、運輸，以及儲存大量穀物時面對的挑戰進行探討。講座以德語進行，隨著內容推進，我意識到自己的語言能力尚未達到預期中的水準。儘管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熟練地使用德語，依然聽不懂許多較為細節和專業的術語。但是這場講座已經引起了我的興趣，離開講堂當下，我就知道自己之後還會再回來。
於是，前天，就在講座開始前最後幾分鐘，我確實回來了。這一次，我覺得更有信心了。這段期間，我不僅更深入理解了羅馬人，在學生中也感覺更自在。我曾經多次偷偷溜進不同科系的課堂上課。我的世界和德語能力都成長了，開始帶著一股謹慎的熱情行事，而這股熱情為我打開了一扇又一扇的門，通往各間教室和講堂。我經常坐在後面幾排，參與那些基於某種原因吸引我的課。當然，這些課也帶領我推開了一扇扇的門，通往羅馬人的世界。
我覺得自己做好了充分準備。我找到了系列講座前幾場的錄影紀錄，先熟悉了一部分專業術語；我從圖書館借閱了有關羅馬帝國資源掌握和稀缺性的幾本書：關於用水量、採礦和食品進口的資料；我閱讀了有關穀物交易、大型穀物倉庫管理的文章。而且我終於讀完《羅馬和黑麥》，簡妮塔．翁格在書中主張北方的小麥短缺遏止了羅馬的擴張。無數個夜晚，我坐在扶手椅上閱讀她冗長且詳盡的敘述。我讀到穀物定量分配和補給關鍵的重要性、一旦配給短缺就會引起的騷動，以及翁格強調以小麥麵包做為身分標誌的資料。她認為，羅馬人的自我認知與穀物供應緊密相連，因為小麥很早以前就被視爲區分人類和動物、羅馬人和蠻族的根本。她也認為，小麥的故事儼然成爲民族優越感的故事。在普勞圖斯（Plautus）的喜劇中，取笑某些原始民族為訪客提供雜草，彷彿他們招待的是牛。翁格引用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和蓋倫（Galen）的觀點。她描述羅馬人厭惡色雷斯（Thrace）和馬其頓（Macedonia）等寒冷地區食用的黑麵包，彷彿那根本不適合人類食用。她也闡述了黑麥的問題，因為所有羅馬人整整五百年來唯一的共識就是：沒有小麥，羅馬人便會退化到原始階段，陷入野蠻的深淵。只有食用小麥的人才是文明人，無法為人民取得小麥的皇帝或糧務官（praefectus annonae）難以被稱為羅馬人。無庸置疑的是，如黑麥這般的穀物只適合蠻族和野獸。
事實上，比起羅馬人，我漸漸對蠻族更有興趣。所有為羅馬世界奠基的人、羅馬人幾乎不了解的失落民族，以及所有後繼而來卻迅速遷入羅馬領土裡的人都引起了我的興趣，這些部落和團體，都有著我不曾聽過的名字。我在探索羅馬世界的同時，也將自己引到不同的方向，進入錯綜複雜的國家、領土和文化當中。我不再只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停滯狀態或羅馬帝國的邊界，至少不再像之前那樣關心。現在我更關心的是曾經存在的王國間那些不斷的交流和互動，有時是透過戰爭和衝突的形式，有時則是透過緩慢累積的相互影響。
也許就是因為如此，我前天再度回到大學。因為我還想了解更多。我想知道這些向四面八方延伸的精細關係。或許也是為了探究羅馬所有容器和周遭環境之間的不斷交流。無論如何，我再次搭上前往大學的電車。由於時間有點遲了，我便匆匆穿過廣場上零星坐在矮牆上的人們，沿著一幢建築物抄捷徑，從靠近講堂的側門溜了進去。那群年輕的學生已經逐一入座，坐在前排焦躁不安地交談著，我則急步走上階梯，坐在較不擁擠的上排座位。同一排較遠處內側坐了三、四名聽眾。亨利．戴勒──或者說是後來證實是亨利．戴勒的那個人──便是其中一個。
一開始，我並未留意到他。我當時坐在那一排，離走道還有幾個位置。會留意到他，是因為他在提問時間開始前的中場休息時起身離開講堂。他當時一定坐在那一排中間的位置。他站起來，揹起包包，準備要離開。我看見距離他不遠的聽眾站起來讓他通行，於是我也站了起來，椅墊在我身後彈起，我往後退了一步，讓他通過。
他看起來有點不耐煩，卻又帶著一絲奇怪的歉意，身上散發著某種特質，讓我多看了他一眼。走下階梯的這個男人，紮著馬尾、揹著大包包、手臂上挽著外套，動作略顯生硬。和坐在講堂裡的其他學生相比，他明顯年長一些。我想，他應該是講師或較年長的學生。我覺得他與講堂裡的人格格不入，雖然差距並不大，但在他快步走下階梯往出口走去時，卻足以引起我的注意。
我對他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但這並不稀奇。我反覆看見同一批人，也經常熱絡地跟他人打招呼，彷彿我們彼此認識，儘管我知道那只不過是我單方面的熟悉感。當然，我會在同樣的時間地點見到這些人，但也有些人會出現在不同的場合：上午在超市收銀的店員，下午可能會走在街頭；在餐廳裡見過的食客，可能忽然在商店裡站在我面前。此刻，在我面前經過的這個男人，讓我覺得似曾相識。我記得那個包包，我想自己應該是在餐廳裡見過他，但是又有些細節不盡相同。也許是穿著不同，或是髮型不一樣，我無法確定。我留意到他的綠色襯衫顏色帶著一點灰。我喜歡這個顏色，但是這並不常見。無論如何，這引起了我的注意。
這一切一開始時並沒有讓我多想。就只是穿著綠襯衫、肩上揹著包包的男人。我可能見過他，但是我已經不會花太多時間去思考路上遇見的男人或他們的穿著，至少在我重複的秋日時光不再這麼做。當然，除非他們剛好是足球迷或騎著腳踏車的小偷。
穿著綠襯衫的男人從我身旁經過，沿著階梯往下走向出口時，台上講師正要開始解答聽眾提出的第一道問題。我自己正準備發問，關於翁格的理論，以及像黑麥這類穀物是否會影響到糧食供應這類問題。但是我忽然失去了專注力，沒有提問。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原因，還是我已經察覺到有些不對勁，反正我昨天再次搭上電車來到大學，走進講堂，出席同一個講座，也坐在同一個位置上。當我抵達時，留意到同一排內側少了一名聽眾，儘管我好幾次低調轉身尋找，仍看不見那位穿著綠襯衫的男人。與此同時，我依舊試圖專心聆聽羅馬人的穀物貿易：裝卸穀物的技術、穀物保存期的考量、儲存的困難程度、大規模穀物的測量方法、支付處理，以及比較穀物經由陸路或海路運輸的方式，與其他必需品和資源（鹽、錫、水泥、油、魚醬等）運輸有何不同。
但是那一名缺席的聽眾並沒有出現。正確來說，他那回是在中場休息、講座結束後才出現的，並且坐在我身後兩排的座位上。我看著他拾級而上往最後一排走去。不久後，講師宣布開放提問。而這一次，這位遲到的聽眾穿了一件藍色襯衫，但我確定就是他。他手臂上依然挽著外套，肩上依舊揹著包包，並在第一道問題提出前就坐了下來。
我再次準備好要發問，這次還寫了下來。我想問：儘管難以為帝國各省軍團與人民取得足夠的糧食，羅馬人是否真的從來不曾食用或進口黑麥？此外，我也想問：日耳曼邊境以北小麥產量偏低，是否可能是導致羅馬向北擴張停滯，甚至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素之一？
當然，我已經明白了，有些事情完全不對勁。不僅因為我或許是全場唯一對羅馬人看待黑麥態度感興趣的人，更因為──或者說主要原因──那個剛剛走上階梯的男人穿了一件錯誤顏色的襯衫。因為十一月十八日不會有更換襯衫的情況。十一月十八日是一再重複的，而在十一月十八日裡行走的人，不會在同一天、同一個時間裡穿著兩件不同的襯衫。在十一月十八日，人們都遵循一個模式，只要不將他們從既定的路線上拉走，他們會堅守在自己存在的位置。他們不會在某天走下階梯，隔天卻往上爬。
前一天，那個男人穿著綠色襯衫走上階梯，此刻的他卻穿著藍色襯衫。於是我開始意識到，我肯定不是唯一與十一月十八日格格不入的人。當然也可能有其他解釋，當下我也考慮了其他可能性，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模式被打破了，而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此刻坐在我身後幾排的這個男人，也被時間困住了。
我當然沒有提出準備好的問題，因為我的思緒都集中在身後兩排的那個男人。我可以感覺到他不時將目光投在我身上。我的穿著和前一天並沒有什麼不同，也坐在相同的位置，因此我不明白自己為何會引起他的注意。也許是他走上階梯時我盯著他看得太久了，也或許他察覺到我大部分的注意力突然轉向他。
但是我也認為，他可能已經知道我活在另一個時間裡。無論如何，至少現在我明白了他身上不對勁的地方。這讓我感到毛骨悚然，就像深夜赤身裸體地走在荒蕪的街道上，卻遇見另一個同樣赤身裸體的人。我的感覺便是這樣。赤裸。彷彿完全暴露無遺。
當聽眾提出最後一道問題時，我開始收拾筆記本，拉上背包準備離開。穿著藍襯衫的男人靠在椅背上，手臂上還掛著他的外套。提問的過程中，他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我也跟著站起來。當我走到階梯旁，他正好走到我那一排的座位。我清了清喉嚨，表明有些問題想請教他。
他點了點頭，我帶著包包側身走出那一排座位。我們一起走下階梯。途中我以帶點遲疑的聲音問他──我不知道究竟是因為德語程度不足，還是這非比尋常的情況讓我感到緊張，也許兩者皆是──我說：「Ein Wiederholung（這是一種重複嗎？）」。我說出德語的「Ein Wiederholung」，但是馬上意識到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應該用陰性冠詞的「Eine Wiederholung」。我的口音、錯誤的語法和怪異的問題，讓我們之間的空氣顯得格外突兀。他只是點了點頭，但似乎又隨即改變主意，用手指比著整個講堂。確實。他說，這一切都在重複。我點了點頭，表示這樣說應該更準確。因為我現在已經確定，他也同樣被困在十一月十八日這一天。
他建議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喝杯咖啡。我同意了，於是我們朝餐廳走去。那裡擠滿了人，很難找到空桌，讓我們可以不受干擾地交談。於是他建議我們到走廊稍遠處的自動販賣機買咖啡。在路上，他打開包包、拿出錢包，我在那個敞開的包包底部看見一抹綠色，應該就是那件綠色的襯衫。他拉上包包，問我想喝什麼咖啡。
他去買咖啡時，我往角落的幾張桌子走去。那裡沒有太多人，所以我放下包包。此時他端著咖啡，試圖以不可能維持的平衡穿越大廳，我走過去幫忙。他的大包包幾乎要讓他失去重心，我趕緊從他手中接過其中一個紙杯，讓他得以穩住腳步。我們坐下來的時候，我想起還未互相介紹。我告訴他，我叫做塔拉．謝爾德。他叫亨利．戴勒。
他說，當時（在時間崩壞之前），更具體來說是十一月十六日，他來到杜塞道夫出席大學舉辦的一場會議。他是挪威人，曾在弗萊堡（Freiburg）和杜塞道夫唸書。他說，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是一位社會學家，平時住在奧斯陸（Oslo）。現在大部分的時間在德國或美國生活。他表示這事說來話長。
我告訴他，我曾經學過人類學，現在則是書商。或者應該說，我目前不是書商。目前我什麼都不是。我對羅馬帝國相當感興趣，對帝國的邊界有興趣。或者說，直到最近都很有興趣。但現在邊界好像正在崩塌，我的視野也更寬闊了。
但是除此之外，我什麼都不是。我生活在十一月的某一天，在一個重複的循環裡。我曾試圖讓時間往前走，時間卻停止不動。十一月十八日是一個容器，或者說，至少我是這樣覺得。我曾經試著了解自己為什麼在這裡，並盡量不破壞。我說自己被困在金色的籠子裡，然後開始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或許我是一隻怪物，一個在十一月十八日裡吞噬自己世界的怪物。我知道自己的解釋裡缺少了什麼。我看著他，他什麼也沒說。然後我心想：但他也在這裡，現在有兩個人了。
我問他，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唯一被困在十一月十八日的人。他說，一直到我問了那個奇怪的問題時，他才意識到。但他確實感覺到有些不對勁。這就是他回來的原因。當他在講堂上離開座位，經過我身邊時，他覺得我有些奇怪。
喝完咖啡後，我們在這個不尋常的狀況裡，端著空杯子坐了一會兒。我一度覺得自己某些奇特的觀察嚇到了他，但是當我試探性地建議一起去城裡，也許找個地方用餐時，他點了點頭，站起身來。
他把包包揹在肩上，拿起我們的空杯，丟進垃圾桶，我也提起自己的包包，離開大學。兩個旅人，各自揹著對這個情況來說過於巨大的包包。
幾個小時後，我回到家裡，頭昏腦脹，充滿不真實的感覺。老實說，兩個完全不相關的人卻同時被困在同一個十一月十八日裡？就算這事並非不可能發生，兩人能相遇的機率又是多少？
今天早上，我們在穆勒咖啡館會面。我們兩人都有些擔心，不曉得相遇的記憶是否會在一夜之間從對方的意識裡消失，但是這些記憶都留下來了。兩人都記得，而非只有一個人。
我幾乎一夜無眠。亨利設法睡了幾個小時，但是醒過來的他記得一切。他記得我們的相遇，記得我們一起喝咖啡，記得我們一起散步到市區。散步時我們只說了幾句話，但是我們之間的沉默，說明了彼此都需要片刻的寧靜來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記得我們在一家日本餐廳用餐，也記得我們聊了些什麼。
我再次寫下：我遇見了一個有記憶的人。這個句子從今天早上開始就一直在我的腦海裡嗡嗡作響，而我現在把這句話打入電腦，打在這個等一下我會列印出來的文件裡。記在紙上，記在我的記憶材料上──直到昨天為止，這是我唯一可以期待得到一絲記憶的地方，也是我唯一的見證者、我的知己。
但是現在我們是兩個人。兩個有記憶、一起被困在十一月十八日的同類，而且不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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