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摘錄）

本書是我較早一部著作《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的姊妹作。《瘟疫與人》一書在於探討人類與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的互動下的主要事件，特別是對於微生物而言，相對較小的環境突發變化。每當新的地理環境出現某些新的突變或突發現象時，微生物便能不時短暫突破原先的生態限制，從而發生上述變化。本書則是以類似方式探討巨寄生模式（macroparasitism）的變化。病菌是人類需要對付的首要微寄生物。而我們唯一最主要的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則是一些專精於暴力的人士，他們無須自行生產糧食和消費商品即可生存無虞。因此，對人類社群中的巨寄生物的研究在此書中便轉化成對武裝力量的組織，特別是對戰士裝備種類變化的探究。就某種意義上而言，軍備武器的變化與微生物的基因突變類似，它經常能開創新探索領域，或從寄生社會本身內打破老舊軍事常規的限制。
然而，我在描述人類武裝力量的組織變化時，力求避免使用流行病學和生態學的語言。我會如此做的部分原因是，一來，此舉會牽涉到「巨寄生模式」的嚴格定義之比喻性擴展，再來則是因為有效武裝力量和支持它們的社會之間的共生關係，通常會將維持它們生存所需的地方資源消耗殆盡。微寄生物的共生現象在疾病生態學中也很重要。實際上，我在《瘟疫與人》書中曾主張，每當從未經歷過某些陌生傳染病的社會初次接觸到這些傳染病時，曾有患病經驗的文明就比隔絕於世的社群在生存上更具優勢。當一支裝備精良、組織強大的軍隊和缺乏同等戰力組織的社會接觸時，它所起的作用就和曾有患病經驗的社會中的細菌雷同。在這樣的遭遇戰中，較弱的社會可能會在戰事中承受嚴重傷亡。它所承受的主要損失往往出自於毫無防備地暴露在經濟和流行病的侵襲中，而這類侵略則是由較強大民族的軍事優勢所造成。但無論究竟是哪些因素引發，一個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免於外力侵擾的社群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喪失自治權外，也許還會喪失其整體地位。
戰爭和人類的有組織的暴力中，含有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英雄行徑、自我犧牲和尚武精神是社會性的最高體現。戰士間的團結和結盟關係堅韌強固。的確，人類在擁有痛恨、恐懼和需要毀滅的對象上，以及擁有能分享暴力行徑的危險和勝利的戰友兩方面，最能充分展現天性。因此，我們以狩獵為生的遠祖團結起來過這種生活，儘管他們的敵人多半是野獸，而不是人類。但在我們意識的表面之下仍舊殘存這類古老心理傾向，並深遠地影響著人類的戰爭行為。
另一方面，當代人的意識極端痛恨具有組織且刻意毀滅生命和財產的行徑，特別是自一九四五年以後，人類不必親自下手的遠距離殺戮能力得到大幅增長。事實上，過去近身肉搏所需的剽悍驍勇在現代戰爭技術下幾乎消失無蹤。發展不到百年的戰爭工業化已經抹消了往昔的作戰現實，但是自古流傳下來的集體使用武力之心理傾向卻未曾改變，而這便導致了危險的不穩定狀態。武裝力量、軍事技術和全體人類如何繼續共存，的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課題。
檢視過往的強權歷史，分析技術、武裝力量和社會之間原有平衡的改變，將無法解決當代難題。話雖如此，它卻可以提供一種角度，而在擁有以歷史綜觀事物的習慣後，將不再必然陷入簡單的解決方法和極端的沮喪。在大難臨頭下笨拙地摸索應付，是所有過去世代的命運。或許我們及我們的後代也將如此。然而，既然我們仍舊必須每天做出決定，更瞭解我們究竟是如何陷入當今的可怕困境，或許會有幫助。
本書明白彰顯作者對使用這類知識的謹慎信念，可以想見，它能為更明智的行動提供依據。即使最終證明那是錯的，我們在了解過去的事物如何與今日不同，又怎樣迅速演變成現在這個狀態的過程中，仍能保有根本的理智，並得到真正的樂趣。
本書寫作過程歷經二十年，最初寫此書的動力是來自一位批評家對《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書的評論。那位批評家指出，我對於軍事技術和政治模式之間互動關係的論述，在往昔歷史的部分強調較多，但在談及現代時，則著墨較少。因此，本書可說是《西方的興起》這本書遲來的註腳。……

作者序（摘錄）

本書是我較早一部著作《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的姊妹作。《瘟疫與人》一書在於探討人類與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的互動下的主要事件，特別是對於微生物而言，相對較小的環境突發變化。每當新的地理環境出現某些新的突變或突發現象時，微生物便能不時短暫突破原先的生態限制，從而發生上述變化。本書則是以類似方式探討巨寄生模式（macroparasitism）的變化。病菌是人類需要對付的首要微寄生物。而我們唯一最主要的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則是一些專精於暴力的人士，他們無須自行生產糧食和消費商品即可...

導讀 一部融合軍事史、科技史、社會史的大歷史分析（摘錄）

翁稷安，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長期致力於推廣資訊科技，被譽為「數位願景家」（Digital Visionary）的作家凱文．凱利（Kevin Kelly），於二○一○年時出版了《科技想要什麼》（What Technology Wants）一書，乍看似乎又是一本常見的趨勢書籍，但內容卻引起不小的爭議。光是書名便點出了核心問題――「科技」（Technology）不再只是統稱那些被人類發明、使用的器物或技術，而是由無生命的集合名詞變成如同生物一般的存在，能夠主動「想要」什麼，渴望自我進化與成長。凱利創造了「科技體」（technium）一詞，形容這樣具有自主趨力的系統。這並非他首次提出將科技視為生物體的主張，在他寫於上世紀的數位趨勢經典《釋控：從中央思想到群體思維，看懂科技的生物趨勢》（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裡，就已經初步闡述此觀點。這是為何日後《釋控》會成為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編導團隊的參考讀物之一，電影裡人工智慧統治人類的科幻場景，無疑是對凱利「科技生物觀」的極致演繹。
相較於《釋控》略帶危言聳聽的抽象思考，《科技想要什麼》更務實地回歸歷史，從演化角度剖析人類與科技的共生關係。凱利指出，人類文明的進程，始終源自於科技的發明與應用密不可分，有著各種工具或技術的相伴，人類才能克服自然界的挑戰，成為主宰地球的物種。這些工具或技術最初源於人類的需求，但隨著技術變得日益複雜，它們很快就像生物學中的菌類、植物和動物一樣，具有自主擴張的能力。科技體源自於人性的需求，所以和人類文明發展相依相生。如凱利所形容的：「科技體是想法組成的生物，演化的過程也模仿有基因的生物……兩個系統的演化都由簡而繁，從籠統而具體，從單調到多樣化，從個人主義到共生主義，從浪費能源到高效率，也從緩慢的變化轉成更強的演化能力。隨著時間流動，科技物種不斷變化，模式非常類似物種演化的譜系。但科技來自於想法，而不是基因。」
不論過去、現在或未來，科技體的演化都將與人類的命運緊密交織。為了證明這一論點，凱利重新梳理人類歷史，他強調人類歷史每一個關鍵的轉折點，都反映著一次科技的突破，兩者相輔相成。姑且不論《科技想要什麼》的主張是否完全正確，凱利確實點出人們審視歷史時常見的盲點――過度凸顯個人或集體的主動性，關注人們主觀的意願或想法，忽略了外在的物質條件，如科技可能才是決定歷史成敗走向的關鍵。

未來學vs.歷史學
這種未來學的推論看似前衛，但歷史學早已有類似的洞見，不同之處在於，歷史不會預言未來，歷史學家更習於埋首於複雜紛陳的人事之間，分析過去的理解。美國史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寫於上世紀八○年代的《富國強兵：西元1000年後的技術、軍隊、社會》，表面上看似和《科技想要什麼》無涉，但這兩部同樣聚焦於科技的著作，讀來卻又不時互相呼應，令這本出版逾四十年的史學專著，至今依舊充滿啟發。
以《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著作聞名的麥克尼爾，在《富國強兵》中，以他一貫擅長的大歷史分析，探討西元一千年至二十世紀，科技和人類社會發展的關係。於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凱文．凱利不同，出生於一九一七年的麥克尼爾，雖然未曾親赴兩次大戰的前線，但也目睹了歐洲乃至全球的戰爭狂潮。本書寫作時又正值美蘇冷戰的對峙，因此他對科技與軍事的探討，不僅限於技術發展，更關注軍事戰略的現實考量。相較於凱利對科技的樂觀態度，麥克尼爾則保持冷靜的歷史視角。《富國強兵》一書的問題意識，與其一九六三年的成名作《西方的興起》一脈相承，在那個全球化仍然方興未艾，史家還在摸索「全球史」概念的階段，麥克尼爾敏銳地將焦點放在不同文明間的交互影響，雖然仍帶有西方中心的傾向，但更著重不同文明的技術與思想，在流動與競爭的作用下，決定了文明興衰的軌跡。

從《瘟疫與人》到《富國強兵》
一九七六年的《瘟疫與人》延續相同的宏觀視角，書中決定不同文明命運的關鍵，從科技或思想，轉變成肉眼看不見的疾病，細菌和病毒經由人們的移動而傳染散布，見證著文明的互動，也左右文明的盛衰。相較於《西方的興起》，《瘟疫與人》的觀察更加細緻，並試著不再局限於西方，試著將中國、中南美洲置於歷史舞台的中央。作者敏銳地觀察到，疾病的散播常伴隨著軍事行動，細菌和病毒成為變相的攻擊手段，決定了戰場最終的勝敗。《瘟疫與人》可視為《西方的興起》更深入的探究與論證，聚焦於不同文明間交流機制的描繪，並從人類整體角度逐步取代早期的西方中心觀點。
《瘟疫與人》所觸及的戰爭，成為了《富國強兵》的核心，可追溯至《西方的興起》中對軍事科技和政治模式互動的討論。《富國強兵》綜合了軍事史、科技史和社會史的視野，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瘟疫與人》探討病菌這類微生物的「微寄生」（micro-parasitism）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富國強兵》則專注在他所謂的「巨寄生」（macro-parasitism）――即不直接參與生產，而是以暴力為專業，獲取名利與財富的社會群體。具體而言，即是在討論歷史裡武裝力量的組織發展。作者大膽地將武器變革，類比於微生物的基因突變，有時會成為開疆拓土的動能，有時則會破壞了社會內部的既有秩序，是一把禍福難料的雙面刃。如同宿主和體內微生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可以共生互利，也可能同歸於盡，武裝集團在人類社會扮演著類似的角色，共同抵禦外侮一向是凝聚共同體的最佳助力，軍事的能力也決定了共同體的韌性與強度。然而，暴力易於失控的特性，無論是對外征伐還是對內鎮壓，都不時挑戰著人性的底線。研究戰爭和軍事科技，不僅是在研究不同的文明社會，如何於內外刀光劍影的權力遊戲中，謀求生存或繁盛，更重要的是探索人們在面對更強大、更便捷的暴力誘惑時，努力找到平衡，不向原始慾望屈服，讓文明走向開化的決心。

「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出現
麥克尼爾依軍事運作的模式，將社會分成兩類：一是由指揮體系主導的社會（command societies），古代各大帝國皆屬此類，這類社會由少數政治菁英掌控，軍事力量主要用來維持內部秩序的穩定，對任何可能危及靜態穩定的變動，諸如對外的接觸或對內的創新，都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另一類則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market societies），即近代西歐文明所代表的社會，允許商人與發明家擁有更多的自由，並在各國競爭的壓力下，透過稅收支持軍備，使商業和軍事緊密結合，促進軍事科技的快速成長，讓西歐的勢力得以向外快速的擴張，形成正向的循環。
這也是為什麼作者特別標舉出西元一千年這個時間點，在他看來，此前是指揮體系社會的時代，此後則是市場體系的軍事商業化運作時期，隨著時間的演進，不只造成西方的強盛，也構成了強力的「軍事—工業複合體」。然而，隨著西歐各國勢力不斷的向外擴張，市場逐漸飽和進而凝滯，帝國勢力彼此角力，指揮體系捲土重來。不同於古代，這次的回歸伴隨著先進的武器裝備，導致的結果就是兩次世界大戰，並且還使用毀滅性的核武器，開啟冷戰時期「互相保證毀滅」的意識形態對峙。……

人類如何走出下一步？
以二○一○年《科技想要什麼》出版時的科技，凱利的立論難免有些危言聳聽，但放在AI技術日趨成熟的今日，科技體的概念可說是真知灼見了。麥克尼爾構思、寫作《富國強兵》時，正值冷戰不斷升溫的關口，到了一九八○年代正式出版，又是雷根主義（Reagan Doctrine）的顛峰期，這位保守派的自由陣營領袖積極大張旗鼓要推翻蘇聯，造成美蘇雙方開啟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大體上，《富國強兵》依然具備史學研究應有的嚴謹，但那淑世的熱情和憂慮可說溢於言表。
也因為《富國強兵》談論的是大勢所趨，即使冷戰結束多年，只要軍事—工業複合體仍然存在，由上而下的指揮體系藉由民主的漏洞不斷強化，麥克尼爾四十年前的擔憂仍是我們當前的現實。他的解方自然有其時代的限制，但他的期盼卻是超越世代的隔閡：「無論活在前途難以預測的狀況中有多可怕，未來將如同過去一般，取決於人類建立和重建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能力，而其所將受到的限制主要就是，我們取得大家同意集體行動目標的能耐。」
倘若科技體來自於人類的想法，那麼軍事—工業複合體則來自人類的慾望，它們都帶領人類文明的前進，至於走向何種終點，則將由人類集體的智慧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導讀 一部融合軍事史、科技史、社會史的大歷史分析（摘錄）

翁稷安，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長期致力於推廣資訊科技，被譽為「數位願景家」（Digital Visionary）的作家凱文．凱利（Kevin Kelly），於二○一○年時出版了《科技想要什麼》（What Technology Wants）一書，乍看似乎又是一本常見的趨勢書籍，但內容卻引起不小的爭議。光是書名便點出了核心問題――「科技」（Technology）不再只是統稱那些被人類發明、使用的器物或技術，而是由無生命的集合名詞變成如同生物一般的存在，能夠主動「想要」什麼，渴望自我進化與成長。...

導讀 一部融合軍事史、科技史、社會史的大歷史分析
作者序
第一章 古代武器和社會
第二章 中國稱霸時代，1000年至1500年
第三章 歐洲的戰爭業務，1000年至1600年
第四章 歐洲戰爭藝術的發展，1600年至1750年
第五章 歐洲暴力官僚化帶來的拉力，1700年至1789年
第六章 法國政治和英國工業革命的軍事衝擊，1789年至1840年
第七章 戰爭工業化的開端，1840年至1884年
第八章 軍事─工業互動的強化，1884年至1914年
第九章 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
第十章 1945年以來的軍備競賽與指令經濟
結論
註釋

導讀 一部融合軍事史、科技史、社會史的大歷史分析
作者序
第一章 古代武器和社會
第二章 中國稱霸時代，1000年至1500年
第三章 歐洲的戰爭業務，1000年至1600年
第四章 歐洲戰爭藝術的發展，1600年至1750年
第五章 歐洲暴力官僚化帶來的拉力，1700年至1789年
第六章 法國政治和英國工業革命的軍事衝擊，1789年至1840年
第七章 戰爭工業化的開端，1840年至1884年
第八章 軍事─工業互動的強化，1884年至1914年
第九章 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
第十章 1945年以來的軍備競賽與指令經濟
結論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