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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試閱】法意識的概念地圖：從認知模板出發，經由拆解文化圖式到突破法律霸權（摘錄）
法律的制定與實踐，本意是實行社會正義與公平，然而在社會真實情況與日常生活中，卻演變成法律霸權。霸權來自於不平等結構，而有史以來不平等現象與結構自然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法律在社會中實踐，法律自然會受到不平等結構的制約或影響。我們經常聽到「法律保障懂法律的人」這句話，也有不少人相信「法律保障有權力的人」。然而，不平等的結構與權力通常不是來自於特定人刻意地營造或操作，而是來自於歷史與人性的自然形成，甚至往往是經由人們的參與，在個人追求與主體建構中形成。本章專注於法意識研究：既然不平等的現象與結構普遍存在，然而，現代人對不平等現象容忍度越來越小，抵抗法律不平等的社會實踐漸趨重要，在這個順從或抵抗法律的實踐過程中，人們體驗或使用法律的法意識，究竟形成怎樣的關於平等與自由的意義建構，又賦予人們何種挑戰既有權力的能動與侷限。本章藉由法意識研究，從最基本的認知出發，經由完整的法意識概念地圖，拆解法律霸權的邏輯與建構，從而提出突破法律霸權的關鍵。
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實踐
法律實踐充斥於日常生活，不論是過馬路、買東西、辦公事、談交易、繳稅款，都牽涉到法規，也都有可能引發糾紛。合法與非法的界線無所不在。法意識（legal consciousness）是指，日常生活中，人們遇到事件時，與法律相關的所思所想，及衍生出來的態度和行為，主要集中在合法與非法界線的默認、閃避與協商。這些思維與行動構成了針對事件意義的法意識，當人們的法意識變得形式化、穩定化和機構化，這些意義就會成為話語系統的一部分，限制並約束人們未來生活與文化的意義創造。法律實踐因此是一種生活與文化的實踐，是參與者在社會關係中，體現人際互動和規範思維，並且創造文化意義的過程。
法律作為一種文化實踐，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反映出某種共識或秩序。舉例而言，台灣許多住宅門口常見民眾以花盆或三角錐占據非其所有地，作為自家的停車位，那麼，其他人會怎麼看待或詮釋這種情況？法律與其有何關聯？大部分的人會選擇沉默，此種法意識的內容有幾個可能：如果花盆主人平常敦親睦鄰，那麼鄰居比較會體諒他停車的需求；也許占地行為源於四十年前鄰里集體違建時的推擠結果，現在若打破行之有年的默契，會被當成找碴與不合群；說不定，這不只是強占空地的問題，或許強占者會因為一點小事惡言相向，鄰居有可能不想惹事上身；沉默有時甚至意味著某種鄰里共識，當這位置上沒有停車，花盆主人同意其他人放上聯絡電話就可以暫停，形成一個放花盆者可以優先停車的默契。這些形成默契的秩序也不是不會改變，當鄰里搬入新成員，上述默契可能會被打破，但打破者則會被評價為自私自利。當鄰里之間有其他摩擦，占地行為也可能會成為鄰里爭議，此時圍繞著合法非法的敘事就會改變，但糾紛的解決還是取決於雙方協商過程是否彼此尊重，而達到相互承認的情狀。
法意識絕非純粹個人內在的心理活動，而是隱藏在日常生活與衝突中，人們解釋衝突的論述系統（discourse），在此論述系統之下，不論是沉默、敘事默契，或相互承認，這些關於法意識的描述，都是人們的思維行動與法律產生關連的模式。在糾紛的互動及協商過程中，人們的敘事（narrative）呈現了體驗、理解與運用法律的方式，包括想像法律制度、運用法律邏輯等，與法律相關的感知、決策，及其背後的世界觀。而在編排故事、甚至說謊等解釋衝突的敘事中，權力扮演重要角色，這些呈現在敘事的論述觀點都是權力鑲嵌於認知模板的方式。
由於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認知模板形成也有多元化的現象。而在經常彼此矛盾的多元認知模板間，人們法意識的認知與解釋不一定會完全依循某個特定認知模板，甚至會以另一個模板為基礎去進行抵抗。整體而言，人們依循與抵抗認知模板的思維與行動，形塑了法律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樣貌。因此，權力的認知模板形塑了敘事觀點，多元化的認知模板衍生出多樣化的法意識，而在人們多樣化的法意識之文化實踐中，同時也建構了社會關係。
綜合而言，法意識研究描繪人們在生活中遇到糾紛時，如何在多元認知模板的文法結構間，編寫或改寫規範與法律的論述。在描繪糾紛時，研究者通過探索文化默契、自我與他人互動模式，以及私人與公共利益定位等秩序狀態，剖析人們的道德責任感，如何在賦予事件意義之際，由於採用了權力的認知模板，進而參與了權力的再製。此時，研究者必須考察法律的傳統與文化及其當代發展，進一步探問社會權力如何與當代法律共構，個體又如何在延續與斷裂間，既依循又抵抗法律。因此，法意識研究致力於探討特定場域中關於法律的意義建構，以及此種意義所構成的社會關係，既剖析社會不平等結構，同時也理解法律作為文化實踐，此文化實踐挑戰社會結構的可能與侷限。
本章所稱法意識的「法」，侷限於國家法（或稱西方現代法、實定法），因此法意識就是人們對於國家法的意識。而法意識的「意識」，其範圍依據研究的問題而有所不同：量化研究受限於問卷調查的形式，法意識指的是民眾對於法律是否公正的看法；質化研究則依據方法論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設定，研究者多半採詮釋主義的取徑，指的是人們在結構下的感受與認知、行動與意向、道德與責任。
本章將回顧法意識研究的重要的問題意識。接下來將逐步討論法律概念與論證的不平等、剖析不平等資源與文化圖式如何建構「法律性」、指出隱身在主體建構的「法律性」不平等結構，以及描繪不平等文化圖式與法文化的變遷，最後總結法意識研究的未來。
當我們在糾紛裡尋找法律身影，經歷到法律概念與論證的不平等
法意識研究起源於法人類學的糾紛過程（disputing process），研究糾紛過程中雙方的感受、表達與實踐，尤其是糾紛的解決方式。一篇發表於一九八Ｏ年的著名文章帶來了突破性的發展，標題為〈糾紛的興起與轉變：命名、歸罪、主張⋯⋯〉（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Naming, Blaming, Claiming…），文中費爾斯坦爾（Williams L. F. Felstiner）等人將糾紛發展描繪為一種「線性」的主觀認知轉變歷程，從「命名」傷害或不利益，到探問原因而「歸罪」其他人，最後尋求第三人協助而有所「主張」，指出同一個事件，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解釋。例如，一個沒有抽菸史的人咳嗽了大半年，被檢查出得了肺癌，一開始唉聲嘆氣情緒低落，此時尚未進入「命名」階段；但後來聽說鄰居多人也有類似症狀，還有人得了肺癌，抬頭看到黑煙，於是便將大家的病症「歸罪」於隔壁工廠；經過眾人努力蒐集資料，一致覺得工廠老闆違法排放，應該要對大家的健康受損負起賠償責任，所以向工廠老闆「主張」或到法院提起損害賠償的訴訟。敘事主角對於自己病症的解釋經歷了一段認知轉變的過程，從自認倒楣得病，到老闆黑心，最後請求法院給予公正的審判。這種糾紛過程的發展不必然順暢，陳昭如與張晉芬發現人們主觀認知的差異，她們以量化數據的方法研究勞動待遇，研究成果顯示，客觀的不公平不一定會反映在勞動者的法意識，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例如性別因素。
進入法院之後，糾紛從「問題」轉變為「案件」，民眾經常會感到自己失去對事件解釋的控制權。法人類學家梅里（Sally Engle Merry）在一九九Ｏ年出版了經典論著《訴訟的話語：美國社會底層的法律意識》（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這本書採取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式，研究了美國麻州初審法院的案例，包括鄰居地界糾紛、父母子女管教衝突、夫妻暴力或協議破裂等。梅里的研究指出，初級法院與民眾存在著話語邏輯的落差：民眾帶著想望走進法院時，大致運用了權利與證據的法律話語，但是法院書記官就像刁難人的守門員，經常將之界定為非法律案件，轉而應用道德話語或治療話語，勸告雙方互相讓步。這個研究的核心是「權力」的概念——生活中的困擾進到法院之後，法律的權力凌駕了當事者的權利——法院人員以其權力重新改寫了糾紛的意義與相關人的責任倫理。
從法律語言的角度可以進一步解釋人們失去詮釋權力的過程，而由於法律人的邏輯與論證模式不同於一般民眾，法律的權力改寫有時會產生不正義的結果。王曉丹研究法律論證的不平等，以關鍵詞搜尋特定時間內家暴離婚的判決，發現法律論證假設當事者為獨立於他人、不受他人影響的個體，且法律論證採取「線性」的時間與因果推論，有別於受暴婦女「循環式」與「關係式」的思維邏輯，這最終造成了法律無法涵蓋受暴婦女以家庭為中心、考量小孩與整體家庭狀況的訴求，因而產生性別不平等的結果。再舉一例，吳豪人著眼於法律概念的不平等，指出國家法立基於西方現代市民法的世界觀，本身預設了人與土地及人與環境的「個人所有」概念，這與原住民族歷史和習慣的「集體總有」概念相違背，而法律的強制性作為殖民主義的一環，對於原住民族的文化與發展造成巨大的不正義。上述研究都顯示出，司法或法律背後的法律意識不只與人民的法意識有差距，真正的關鍵在於，二者的論證邏輯與概念內涵之差異造成對弱勢群體的不正義，深刻影響了法律權力的合法正當性。
雖然因為種種歷史及文化的條件環境，形成了法律論證與概念的不平等，但是整體而言，法律的合法正當性還是未受到嚴厲質疑，這牽涉到人們看待法律的信念結構。若要進一步探究此種法律合法正當性的信念結構，則必須進入人們的主觀世界，討論人們如何想像、感受與體驗法律。因此，法律與社會研究必須深究，法律實踐文化中人們主觀意識的呈現與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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