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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盧梭：沒有朋友的「人類之友」
（節錄）
我尤其想聚焦在「告訴人類該如何處世的知識分子們」的道德與判斷力。他們自己的人生過得怎麼樣？他們對親友與夥伴誠實正直到什麼程度？他們處理情欲與財務是否公允？他們說的、寫的都是真實的嗎？以及，他們的思想體系在經歷時間與實踐的考驗後，是否還站得住腳？這項調查從盧梭開始，他在這些現代知識分子當中居首位，是他們的原型，在許多方面也是影響力最大的一位。雖然比他更年長的知識分子如伏爾泰，早已開始進行推翻聖壇與尊崇理性的工作，但盧梭是結合現代普羅米修斯所有顯著特質的第一人：他主張自己有權利全然反對既存秩序，相信自己有能力根據他設計的原理，將既存秩序改頭換面，同時，也相信這一切能透過政治手段達成。以及最特別的，他承認本能、直覺與衝動，對人類行為的影響甚鉅。他相信自己對人類有一份獨一無二的愛，並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天賦與洞察力，使他的言詞得以精彩巧妙。在他的生前身後，以他對自己的評價來看待他的人，數量出奇地多。他的影響力無論從時間遠近來看，都很巨大。在他死後的那個世代，他的地位達到神話等級。他死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十年前，然而，當時許多人認為，促成法國大革命及歐洲舊制度垮台的人就是他，路易十六與拿破崙也這麼認為。
（節錄）
盧梭為後人留下的思想寶藏，以及他對於文化演進的相關想法，後來受到馬克思等人的攫取繼承。對他來說，「自然」指的是「原始」或「文化出現以前」，由於個人與他人的關係會誘發人類的邪惡傾向，因此所有文化都會帶來弊端：如同他在《愛彌兒》中所寫，「一個人所吐出來的氣息，對其同胞是致命的」。因此，人類文化本身便是一個會不斷發展的人造結構，會規範人們的行為舉止，而你可以透過改變文化，同時改變產生這些文化的競爭因素，確實又徹底地改善人類的行為──這得靠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盧梭要建構的這些概念是如此廣泛，幾乎光是概念本身，便是現代思潮的百科全書。
當然，這些概念並非全都出自盧梭。他博覽名家：笛卡爾（Descartes）、拉伯雷（Rabelais）、巴斯卡（Pascal）、萊布尼茲（Leibnitz）、貝爾（Bayle）、豐特奈爾（Fontenelle）、高乃伊（Corneille）、佩托拉克（Petrach）、塔索（Tasso），以及他尤其喜愛引述的兩位哲學家，洛克（Locke）與蒙田（Montaigne）。德．斯戴爾夫人（Germaine de Staël）認為盧梭有著「最令人崇敬的稟賦」，她表示：「他沒有發明任何東西，不過，他為一切點燃了火苗。」更確切地說，簡單、直接、有力與發自內心的熱情，讓盧梭作品中的見解，看起來多麼生動又清新，許多讀者因此大開眼界。於是，這個人成為了擁有卓越力量的道德與智慧導師。而他又是怎麼得到這些的呢？盧梭是瑞士人，在日內瓦出生，被養育成一個喀爾文主義者。
其父艾薩克（Isaac）是製錶商，但生意並不太好，反而經常惹是生非，頻繁涉入暴力與暴動。其母蘇珊娜（SuzanneBernard）則出身富裕家庭，但生下盧梭之後沒多久，就因為產褥熱而過世。儘管他雙親都不是來自於統治日內瓦的寡頭政府，或是與組成二百人理事會（Council of Two Hundred）、二十五人內部理事會（Inner Council of Twenty-Five）關係緊密的家族，但他們享有最高的投票權與法律上的特權，盧梭也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優越地位，這使他出於利益（而非出於智識的信念）自然而然成為保守派人士，也使他終其一生，都藐視沒有投票權的群眾。他家裡也算是有錢。盧梭沒有姐妹，但有一個大他七歲的哥哥。痛失妻子的艾薩克特別疼愛盧梭，因為他長得像母親。艾薩克對他的態度，擺盪於哀憐的情感與恐怖的暴力之間，但即便他受寵，卻曾經公開譴責他父親扶養他長大的方式，他後來在《愛彌兒》中寫道：「為人父者的野心、貪欲、專橫與錯誤的先入為主，還有他們的疏忽與殘酷的無動於衷，比起為人母者欠缺思慮的心軟，對孩子的造成傷害更勝百倍。」不過，父親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是哥哥，一七一八年，他因為父親的請求被送入少年感化院，理由是他的頑劣屢教不改。一七二三年，他逃走了，就此音訊全無，也讓盧梭成了實質上的獨子，他對許多當代的知識分子領袖就是這麼說的。不過，儘管多少會覺得自己幸運，但他從孩提時期便有強烈的被剝奪感，以及自哀自憐──後者或許是他最為人所知的個人特質。
死亡很快地奪走他的父親與養母，他不想做版畫學徒，於是他十五歲時（一七二八年）逃走，並皈依天主教，以獲得法國安訥西（Annecy）的華倫夫人（Françoise-Louise de Warens）保護。《懺悔錄》中盧梭早年職涯細節的記錄並不可信，但他的私人書信，以及「盧梭產業」龐大的資料，已經被用來建立一些沉默的真相。
華倫夫人依靠法國王室撥給的退休金度日，而且似乎是法國政府與羅馬教廷之間的密探，盧梭與她同住，靠她吃穿，從一七二八年至一七四二年，度過了最美好的十四個春秋。在這段時間裡，他們倆有一段時間是戀人，但也有幾段時間他自行離開對方。到他安然邁入三字頭的年紀以前，他都過著失敗且依賴的生活，尤其是依賴女人。他換了至少十三份工作，雕刻匠、僕役、神學院學生、音樂家、公務員、農夫、家庭教師、出納員、樂譜抄寫員、文書與私人祕書。
一七四三年，他成為法國駐威尼斯大使蒙太居伯爵（Comte de Montaigu）的祕書，雖然這個差事看起來合他意，但他做了十一個月後就被解雇並且馬上逃之夭夭，以免被威尼斯大議會逮捕。蒙太居聲明（相較於盧梭的說法，人們更相信這個版本），他的祕書因為「卑劣性格」與「難以形容的傲慢」，導致「狂悖」與「自命不凡」而注定窮困潦倒。
有幾年盧梭自認是天生的作家，他用字遣詞技巧一流，尤其自認在寫信時特別出色，但他在尊重事實方面卻不怎麼嚴謹。確實，他如果是律師應該會很優秀。（蒙太居是個軍人，他這麼厭惡盧梭的理由之一，是因為這位大使在口授書信時，費力想著該怎麼拿捏措辭，盧梭卻時常誇張地打個大呵欠，甚至遛躂到窗戶旁邊。）一七四五年，盧梭認識了年輕的洗衣女泰蕾茲（Thérèse Levasseur），她比盧梭小十歲，答應長期做他的女傭。這為他漂泊的生活帶來些許安定。與此同時，他也認識並結交了狄德羅（DenisDiderot），後者是啟蒙運動的重要人物，後來主編了《百科全書》（L’Encyclopédie）。狄德羅和盧梭一樣是工匠之子，靠自身努力成為作家的典範。他寬容大度，對人才的照顧不餘遺力，盧梭欠他很多人情。盧梭透過他認識了聲譽卓著的德國文學評論家暨外交官格林（Friedrich Melchior Grimm），格林帶他參加霍爾巴赫（Baron d’Holbach）的激進派沙龍，這個沙龍便是知名的「哲學領班」（le maître d’hôtel de la pralosophie）。
法國知識分子的力量才剛發端，並在這個世紀的下半葉穩定地拓展開來，但在一七四○與五○年代，他們身為社會評論家的地位還不夠穩固，政府如果覺得自身受威脅，依舊可能導致突發的政府暴力行為。盧梭後來大肆抱怨他所受的迫害，但實際上與同時代的人相比，他的遭遇輕微許多：伏爾泰因為得罪一位貴族，被其僕役公開鞭打，並在巴士底監獄（Bastille）服刑了快一年。販售禁書者則可能要在槳帆船上服刑十年。
一七四九年七月，狄德羅因為出版一本為無神論辯護的書遭到逮捕，並被單獨囚禁在法國樊尚（Vincennes）的堡壘中三個月。盧梭前去樊尚探監，途中他在報紙上看見一則公告，是第戎科學院（Dijon Academy）的論文比賽邀請函，寫著「科學之重生，和對提升道德有所貢獻之藝術」。
這件事發生在一七五○年，是盧梭一生的轉捩點。他受到啟發，覺得自己該做點什麼事。其他的參賽者不意外地會為藝術或科學辯論，他則將主張自然的優越性。突然間，就像他在《懺悔錄》中所說的，他堅信自己對「真實、自由與美德」有著無比熱忱。他自我宣告：「美德，真實！我會越來越大聲呼喊，真實，美德！」他補充說，他的背心「被不自覺流下的淚水浸濕」。溼透的背心可能是真的，因為他哭點很低。可以確定的是，盧梭立即決定要寫一篇論文，這種方式後來成為他的原則要素：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贏得比賽，一夕成名，這個目前仍就失敗、滿腔怨恨，渴望成名的三十九歲男人，至少正合時代所需。那篇論文寫得拙劣薄弱，今天看來幾乎不值一讀，當我們回頭去看這樣的文壇事件，似乎很難解釋，如此不可取的作品，怎麼會製造這麼大的名氣？確實，知名評論家勒美特（Jules Lemaître）說盧梭的瞬間神化，「為人類的愚蠢提供了強力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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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六二年，隨著《愛彌兒》出版，眾人對盧梭的崇拜開始激增，他在這本書裡提出了各式各樣的想法，「論自然以及人類如何回應自然」成了浪漫主義的主旋律，但之後變成討論「未開發的原始狀態」。這本書為了確保能擄獲最多讀者，因此過於精心設計。某種程度來看，盧梭太知道如何對自己有利了。一部分是他的感染力越來越強，在宣揚真實與美德時指出了理性的侷限，為宗教在人類內心深處留下一席之地。所以他在《愛彌兒》收進《信仰這一行》這個章節，譴責啟蒙時代與他同夥的知識分子，尤其是無神論者或自然神論者。盧梭批評他們傲慢又武斷，「即便他們自稱是所謂的懷疑主義，卻無法通曉萬事」，也批評他們破壞信仰的行為，對正派的男女信眾所造成的危害：「他們毀滅、踐踏了所有人的敬畏，偷走了他們從宗教中所獲得的對苦難的慰藉，奪走了對權力、財富的追求唯一的抑制力量。」這說法相當有力，但為了平衡，盧梭覺得也有批評國教之必要，特別是天主教對奇蹟的狂熱，對盲目崇拜的鼓勵。這絕非明智之舉，尤其盧梭為了打擊盜版，甘冒在著作上簽名的風險，他老早就被法國教會人士盯上，被懷疑是雙重叛徒：曾皈依天主教，後來又為了恢復日內瓦公民資格回歸喀爾文教派。因此，由楊森教派（Jansenist）所把持的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強力反對《愛彌兒》中反天主教的觀點，在司法宮（Palais de justice）前焚燒此書，並發出對盧梭的逮捕令。他及時收到高官友人的警告逃過一劫，此後，他做了幾年亡命之徒。由於喀爾文教派也反對《愛彌兒》，讓他在不受天主教管轄的境外之地，也被迫不斷遷移居所。但他從來不缺有力人士的庇護，在英國（一七六六至一七六七年間居留了十五個月）與法國（一七六七年之後）皆然。在他餘生的最後十年，政府不再關注他，他的主要敵人都是同輩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伏爾泰。為了回應這些人，盧梭寫了《懺悔錄》──一七七○年他終於落腳巴黎之後，在此處完稿。他沒有冒險付印，但卻在上流社會的家族裡發送，因此傳閱甚廣。一七七八年他過世時，他的名聲正是新一波高潮的前夕，並在革命者接管巴黎後，達到完美的巔峰。
然後，盧梭享有他生前未曾想過的成功。從不帶成見的現代角度來看，盧梭似乎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但他可是文學史上最愛抱怨的人之一，他堅持自己的一生充滿不幸與迫害。他抱怨得如此頻繁、痛苦與反覆，以致於有人覺得有義務要相信他。有一點他非常堅持：他長期苦於不健康。他是「受病痛所苦的可憐蟲……我有生之年的每一天都在痛苦與死亡之間掙扎」。他「受失眠之苦長達三十年」，他還補充道：「大自然塑造我來受苦，給了我證明能對抗病痛的體質，讓我再難受也不會氣力衰竭，或許我的身體覺得自己的氣力，一直都這麼強吧。」
更確切地說，他的私處一直有毛病。在一七五五年他寫給友人特羅尚醫師（Dr Tronchin）的信中，他提到「某一器官的殘疾，從我出生就有」。他的自傳作者萊斯特．克勞克在仔細診斷後寫道：「我相信盧梭一出生就罹患了尿道下裂，這是一種陰莖的殘疾，尿道的開口在陰莖腹側。」
成年後，這變成一種限制，讓他不得不痛苦地使用導尿管，對心理與生理都造成問題。他一直覺得自己需要排尿，而這會讓他在上流社會維持生計變得困難：「我還是一想到就發抖，」他寫道：「被一群婦人簇擁，強忍到某些話題結束……當我終於找到一處敞亮的樓梯間，總有另一個貴婦拖住我，接著滿院子不斷移動的馬車準備把我擠死。貴婦的侍女們盯著我，排成障壁的僕役們嘲笑我。我找不到符合我用途的一面牆或可憐的小角落。總之，我只有在一一見過每一個人，或某些穿著白襪高貴的腿之後，才能小便。」
這段文章是自哀自憐，有其他大量證據表明，盧梭的健康沒他寫的這麼糟。他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偶爾會強調自己身強體壯。他的失眠在一定程度上是幻想，因為有不同的人作證聽到他打鼾。大衛．休謨（David Hume）陪著他航行到英格蘭，寫道：「他是我認識的人裡面最活蹦亂跳的。他能在最凜冽的夜晚待在甲板十個小時，那裡的水手都快凍死了，他卻一點事都沒有。」
不管動機正不正當，他自憐最初始的樣子就是不斷憂慮健康，用來掩護、餵養他生活裡的每一個片段。他從年輕就養成一個習慣，告訴別人他所謂的「內情」以博取同情，特別是出身名門的貴婦。他自稱「最不幸的將死之人」，曾說過「殘酷的命運糾纏著我」，宣稱「像我流這麼多眼淚的男人，世間罕見」，並堅決地認為「我的命運多舛，慘到沒人敢提，也沒人肯信」。他真的經常這麼說，很多人也信了，直到他們更了解他的個性。甚至真的了解之後，還是繼續同情他。艾丕內夫人（Madame d‘Epinay）是他的資助人，雖然她已經察覺到盧梭對她態度惡劣，卻還是說：「他用簡單而原始的方式講述他的不幸遭遇時，我還是會被感動。」盧梭像是軍隊裡「老兵」，一個老練的心靈騙子，有個發現毫不意外，他年輕時寫了幾封討錢的信，有一封還留存在世。收信者是薩伏依公國的統治者，內容要求給付撫恤金，因為他罹患了可怕的、會損毀外貌的疾病，而且很快就會死掉。
在盧梭的自憐背後，是令人難以忍受的自大，他認為自己所受的苦、自己的本質，都不同於凡夫俗子。他曾經寫過，「你的不幸怎麼可能跟我一樣？我的處境舉世罕見，從古至今沒聽說過……」、「平心而論，能愛我如我愛自己的那個人，還沒出生」、「沒人比我更有愛的天份」、「我生來就是實際存在過最好的朋友」、「如果我認識比我更好的人，我會疑懼不安地離開人世」、「你找給我看看，有誰比我更好、更忠誠、心更軟、更多愁善感……」、「後代子孫會尊敬我……因為我值得」、「我對自己深感欣喜」、「……我的慰藉存在於我的自尊」、「……如果歐洲找得到一個開明政府，他們會設立我的雕像」。難怪伯克會說：「自負只是他的瘋狂行徑中，程度最輕微的小缺點。」盧梭的自負，有部分是出於他認為自己的基本情緒運作不太正常。「我感覺自己優秀到不會有恨」、「我太愛自己了，以至我無法恨任何人」、「我從來不知道憤恨是什麼感覺，嫉妒、惡意、報復未嘗進駐我心……偶爾生氣，但我從來不狡猾或積怨」。實際上，他太常積怨，而且狡猾地追逐這些憤恨，很多人也注意到這件事。盧梭是第一位公開表明自己是所有人類之友的知識分子，而且他多次這樣表明。但他所說的愛，是泛指全人類，他培養出一種強烈癖好，喜歡譴責特定的個人。他早先的友人，日內瓦的特羅尚醫師就是其中一名受害者，他曾提出質疑：「全人類之友怎麼會沒朋友，或幾乎沒有？」盧梭的回應，是捍衛他自己有權決定誰值得鞭策：「我是人類之友，人類到處都有。真誠之友還會發現，惡意到處都有──我其實不用說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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