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告別厭女──在情感與關係中琢磨自我（摘錄）

文╱王曉丹（本書主編、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

我們很容易以為，厭女（misogyny）只是少數人的極端情緒，但過去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本書要強調的是，厭女遠比我們想像地還要根深柢固，厭女早已滲透到我們的自我、關係與社會網絡之中。
日本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指出，厭女是一種症狀，除了憎恨、嫌惡女性的態度之外，也形成男性將女性當成客體的一套機制，例如：證明自己不是或不像女人，是「男同性社交」的前提，產生排除女人的效果。厭女也包含對於性的男女雙重標準，以及將女人區分為聖女與妓女，進行分化統治。此種機制並且已經滲透到欲望之中，表現於外在社會現象，例如：在情感關係中將對方視為玩物、難以察覺的性騷擾與性侵害、色情影片中的性別暴力、意圖控制對方的恐怖情人等等，這些都是厭女症的外在表現。美國學者凱特．曼內（Kate Manne）以倫理學重新定義厭女，她主張厭女就是以倫理規範評價女人，形成類似警察的強制力，用來懲戒失格的女人。此種邏輯或系統的效果就是：合理化男人「獲取」，而女人「提供」的性別經濟，同時將厭女情緒正常化，將之稱為人性，並原諒男性加害者，懷疑女性被害者。
上述兩本書分析了厭女的分化機制與倫理邏輯，並且呈現出這個世界的樣貌，但這些討論不足以捕捉厭女與內在自我的動態關係，尤其是厭女機制與邏輯如何滲透於性、身體與情感連結，同時造就了厭女網絡。
本書主張，厭女不只是分化機制或倫理邏輯，厭女是人際網絡中的陽剛控制，在厭女網絡中，具有厭女情結的人以陽剛之姿，將定義他人、決定他人事務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會利用社會論述合理化其行為，聲稱這是在為對方著想。生活在厭女網絡的人，經常欠缺適當的語彙、理論以描繪自身經驗，於是，社會各界難以辨識權勢性侵、無法理解慰安婦的多元主體、欠缺反思社會汙名惡女的傷害，許多人被困在愛厭交織的控制與保護之中，欠缺能動性（agency）的資源與行動指引。此時，受困於厭女網絡的人，很容易會產生自我困惑，甚至折損，以至於無法做出突圍的思考與行動。這樣的厭女網絡並非某個個人「有意識」的策略，而是透過文化建構，在人們的自我認知層次產生影響，甚至滲透到自我與他人關係的界定。為了抵抗此種厭女網絡，唯有釐清厭女網絡的社會過程，才有可能發展改變的行動與策略。
有趣的是，當代的厭女現象並未因為女性主義的崛起而停止，卻反而因為媒介、溝通與社群模式的轉變，被特定媒體建構而風行的女性主義（popular feminism），同時使得厭女現象因而風行起來（popular misogyny），二者都是搭著新自由主義的列車，彼此互相加乘。如今台灣的網際網路上開始出現汙衊女性的流行語，包括：女權迫害男性的「女生不想當兵就是女權自助餐」、嘲笑女性總是破壞社會秩序安全的「馬路三寶」、諷刺女性只重錢財與外貌的「鮑鮑換包包」等。這些現象或許並不代表女性主義毫無進展，相反的，反而是女性主義已經具有影響力，引發厭女網絡的懲戒效果。
新的情況，需要新的應對方式。台灣的女性主義在新的情勢之下，應該開始論述早已存在於社會各個角落、各種近身搏鬥的抵抗與協商。事實上，已有越來越多女人採取不同的因應方式，或者不願被動接受統治內化厭女而自我嫌惡，或者不再默默服膺規範而懲戒其他失格女人；現今的受害者不同於以往全然失語，拒絕一聲不吭地隱身於社會角落；現在的男人也並非受制於陽剛氣概動彈不得，甚至開始挑戰主流對其人生的界定。換句話說，不管女人或男人，或多或少地，正在上演「告別厭女」的進行式。目前的新劇碼是，這些告別厭女的社會變化，並非僅僅是厭女的相對面，一如厭女也不只是女性主義的反挫而已。事實上，社會變化與厭女網絡盤根錯節，彼此互相建構，厭女對不同人有不同的強制力，有些人受到較大壓制，另外一些人可能享受變化成果，但享有較大權力的同時，也可能受到更多的關注與制約，形成既被要求陰柔又必須陽剛、彼此矛盾、進退失據的雙重束縛。
告別厭女網絡，最難的是對抗厭女的另外一面，也就是愛女。愛女是對於女人的愛的宣稱與行動。愛女具有我們嚮往的特質，溫暖、相互、成長、禮物，可以拉攏我們，讓我們卸下心防，用力付出。然而，厭女網絡經常以愛女的樣貌表現──「我是為妳好」、「我是因為太愛妳」、「我是不能沒有妳」、「我是為了我們的未來努力」、「我是……」──要拆解這些以「我是」開頭的句子，絕非易事。愛女關係中經常帶著厭女的特質，兩者愛厭交織的網絡不易被揭露，個體也經常受苦於是否被背叛的感受，甚至進入一種自己與對方是否「病理化」的猜測。其實，愛女／厭女是人我關係的反覆協商、定位自我認同的探問，是在情感中不斷反思、尋找適當位置的練習，是自我的持續琢磨、鍛鍊最佳能動性的旅程。
弱勢者（包括女人與男人）往往在愛女／厭女的雙面性中感到迷惑，經歷著感受與認知的新任務：何謂抵擋厭女歧視心理、拒絕厭女兩性二元體制、反抗厭女懲戒網絡？這本書就是要論述這些努力翻轉的足跡，研究個體在拉攏與懲戒之間的自我琢磨，如何在情感與關係中不斷進行主體建構，因此得以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為了告別厭女，為了開拓改變的路徑，本書試圖揭露厭女網絡的單一結構，如何嚇阻、幽禁、挫傷與排除弱者（上篇），並指出在厭女網絡處境中的兩難困境，挖掘受害者的內在自我、失落綑綁、雙重束縛與愛厭情結（中篇），最終更探索各種可能的多元協商路徑，包括發聲、行動、連結與對話，試圖阻斷厭女網絡的運作（下篇）。〔…〕
辨識厭女：拉攏與懲戒的兩手策略
厭女，是否意味著占一半人口的男性憎恨女性？答案是否定的。厭女並非所有男性的普遍特質，甚至，人們往往從反面認識厭女，例如，當一位男性被褒獎並不厭女時，厭女才似乎有可能被看見。厭女，遠比表面所呈現的更細緻、更幽微、更複雜。
曼內認為厭女不僅僅是一種憎厭的心理狀態，而是系統性現象背後的倫理邏輯。厭女的心理狀態就是因為對方是女人，社會不由自主貶抑她、覺得她是弱者、認為她就是不好──曼內稱之為天真（naive）的厭女概念。實際上，厭女的心理狀態，經過操作，構成了整體政治與社會結構。曼內將厭女的政治分配的社會功能，視為父權秩序的警察執法。她的貢獻在於，提出區別於性別歧視（sexism）的厭女概念，性別歧視比較接近意識形態，其功能在於正當化與理性化父權的社會秩序；而厭女則比較是維護此社會秩序的強制力，其功能為懲戒失格女人。
兩手策略就是厭女網絡的操作方式，區分「好」女人與「壞」女人的分而治之手法。這種區分源自於道德上的男女二分體制，也就是厭女邏輯中的「道德與社會勞動性別經濟」（gendered economy of moral and social labor）──女性提供順從、良善、關注、崇拜，而男性獲取榮譽、尊重、資源、權力。在此種提供者／獲取者動態（giver/taker dynamic）的邏輯下，男女分別承載各自的社會期待、分別扮演分化的社會角色，分別遵守不同的社會規範。厭女成為系統的理由就是，這一套合格／不合格的道德透過強制力，強化了女性的被宰制，鞏固了男性霸權。
如果反過來指責此種兩手策略，厭女者會回覆，人的喜好或厭惡的情緒，出於自然情感，這是無法被強迫，也不可以用外力改變的。以下就是合理化憎厭情緒的說法：

我不喜歡吃甜食，就算端到我桌上我也不會吃。但我本身並沒有歧視甜食，而甜食也並沒有錯，所以在點菜時開宗明義就說了，我不吃甜食，難道錯了嗎？……我何德何能改變你的本質，我們井水不犯河水，我想也是我對交友和平的最大讓步了吧？

然而，厭女不只是個人喜好而已，而是將部分女人切割為「比較不好的女人」的社會網絡，厭女網絡靠著拉攏「好」女人，同時懲戒「壞」女人的兩手策略，取得權力。凡是女人的行為不符合規範，她的「失敗」、「逃避」或「拒絕」都被賦予道德責難，或者輕忽，或者無情，或者背叛，都是失格女人。那些沒有被懲戒的女人，即可暗自欣喜，慶幸自己站在較佳的道德位置，比下其他人。這一切，因為被懲戒而神傷，或者因為被拉攏而得意，都鞏固了道德規範，以及設定道德規範的父權體制。就像是胡蘿蔔與棒子：「溫言在口，大棒在手，你可以走得更遠」（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and you will go far.）。
厭女的兩手策略，並非個人「有意識」的行為，不只是上野千鶴子或曼內所談的分而治之，還包括內外並進，尤其建構女性自我內在的機制──女性自我厭惡與自我客體化──而服膺於父權社會角色，在關係中產生既拉攏又懲戒的效果。此種兩手策略通常潛藏在文化慣習，鑲嵌於女人與男人內在的自我認同，甚至滲透至兩性互相吸引的通則之中，形成文化建構。女性的自我客體化表現為自尊低落、身體羞恥感、對外表感到焦慮等脫離現實的社會規範。這反映在權勢性侵案件中，受害者在受到貶抑或責罰的同時，還可能渴望讚賞、回饋，甚至自以為的成長。
拉攏與懲戒有一種特殊的合作方式，產生互相加乘的效果。控制者會訴諸受控制者的心理恐懼、擔憂與孤單，使得控制者可以扮演保護者的角色，反之，受控制者則期待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因為之前的拉攏，厭女者反而強化其強勢者的地位，使得懲戒成為自然且無法抵抗；另外一面，之前受過懲戒的弱勢者心理上害怕，讓厭女者反而變成弱勢者的渴望、甚至生存動力，期待得到讚賞。拉攏與懲戒二者互相加乘，構成一個讓人驚訝的結果──被懲戒者反而會渴望對方，因而努力改變自己，被懲戒者為了得到讚賞，可能會放棄自我，甚至更迎合對方。〔…〕
打破愛女／厭女：協商自我與他者關係
許多人因為現實中女人的強勢或積極主動，懷疑女性主義早已沒有必要性，轉而同情部分男人，看見男人依舊受困於必須陽剛的社會角色。這是對女性主義的偏狹看法，事實上，女性主義並非只是發起一場讓女性取得權力的運動，女性主義的願景是打破社會權力結構，反對有權力的人欺負沒有權力的人。
為了要突破性別二元體制道德懲戒的厭女網絡，女性主義論述必然要進入情感與關係之中。亞當．朱克思（Adam Jukes）在《為何男人憎恨女人》（Why Men Hate Women）這本書中研究暴力男性（家暴者、性侵者等），以心理分析的視角討論男性的欲求──支配女性、控制女性──背後就是對女性的憎惡與恐懼。他以臨床精神分析的許多案例證明，憎女具有普遍性，在不同人身上只有程度的不同，沒有本質的不同。這本書僅僅研究男人，並沒有討論陽剛氣質與陰柔氣質對立的社會建構，也沒有涉及男女性別特質並非固定不變的討論，女性也可能陽剛，男性也可能陰柔，雙方皆受困於二元對立的結構。〔…〕
或許，拒絕陰柔的下一步應該不是陽剛，陽剛的解決方案也不應該是陰柔。真正的關鍵應該是，面對生命中曾經重要的人，有沒有協商的可能。
我想起來協商是怎麼一回事。協商是在對立的視角使勁強化自己的力量，以氣勢先把對方壓下去，然後就有機會彰顯自己，讓自己被聽見。氣勢的取得很重要，或者眼觀四面，看看對方最在意的自我形象，然後以上位姿態評價對方，讓她嚇到，讓她自責，讓她退讓。協商也可以訴之以情，強調為對方著想的愛，如果自己有錯，就是愛得太深，太急，所以野蠻。〔…〕
要到很久以後我才想起，真正的協商原來不以氣勢為解方。那些日子當我們面對彼此而有著突來的困惑時，並不曉得變得陽剛或盡量陰柔都不能解決問題。我以為自己正一點一點踏上能動主體的康莊大道，卻不知陽剛之氣只能協助我拒斥與壓制美好生命，陽剛只是給我自大的鴉片，蒙蔽了我面前隱晦的種種。而又是在更久以後我明白，那些捉摸不定的模糊感，原來是易感、易受傷的脆弱性為我張開的解方。
女性主義反對陽剛與陰柔的對立，反對前者比後者優越所衍生的不平等。瑞溫．康諾（Raewyn W. Connell）在提出霸權陽剛氣質理論（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ory）時，雖然強調男性內部因為種族、階級、性傾向的不同，並非每個男性都具有同等的競爭、攻擊、堅毅特質，但是基本上她還是認為相對於女性來說，男性具有較優勢的地位。安娜．亞若史密斯（Anna Arrowsmith）在研究厭女時，修正了康諾的說法，她研究兩性交往的案例，女性已經不是永遠處於弱勢，因為種族、階級或者性傾向等因素，女性可能會取得陽剛的位置，但是陽剛／陰柔的二元對立，仍然是困擾的主軸，只是男性面對女性的權力，衍生更多厭女的情緒與懲戒行動。
告別厭女，不只是破除好女人／壞女人或者男／女的邏輯，還要打破陽剛／陰柔的二元對立。答案不在於超越，而是在其中，在巴特勒所稱的「一個人的自陳」（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中不斷提問與顯示自身，作為一種協商自我與他者關係的過程。在打破厭女網絡的社會過程，最重要的在於「為什麼是我」的提問，這個提問幫助我們理解，臣服與自由之間主體建構的困境，也強調了重建倫理關係的努力，這樣的提問引導出，個體踏出每一步，都是謙卑地回應過去被拒斥的、被排除的、被壓制的片段。

【導論】告別厭女──在情感與關係中琢磨自我（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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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告別厭女──在情感與關係中琢磨自我（王曉丹）

▎上篇　單一結構
我說妳是妳就是──PTT「母豬教」中的厭女與性別挑釁（余貞誼）
無人加害、純粹活該？──女性數位性私密影像如何成為厭女的報復式色情（方念萱）
必須「賢淑」──五種父權家庭拒斥的女性（姜貞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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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兩難困境
女性主義為何漏接了房思琪？──受害者「自我」的複雜與兩難（王曉丹）
在野地中掙扎──林奕含的雙重失落與綑綁（黃囇莉）
沒有選擇的選擇──女性從政者的雙重束縛（楊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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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多元協商
報導、判決書與小說的「愛女╱厭女」情結──2013年八里雙屍案（陳惠馨）
重讀性暴力受害者──改寫能動性與脆弱性的意義（王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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