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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監禁所牆內，我們不只可以找到貧窮和瘋狂，而且還可以發現其它樣態更為繁複的面孔，但這些身影之間的共同性並不容易辨識。
監禁措施在其原始的形式之下，很明白地曾像一部社會機器那樣作用過，而且這部機器的作用範圍很廣，因為它由最基本的商業調節，一直擴張到布爾喬亞的偉大夢想中由自然和美德綜合權威所治理的城邦。如果我們由這一點推論，監禁措施的意義可以完全由一個幽暗隱密的社會目的來解釋，也就是說，它允許社會群體消除對其異質和有害的份子，這樣的推論很容易，只要向前推進一步即可。在這種論調之下，監禁便是「社會適應不良分子」（asociaux）的自動消除；換言之，古典時代，以一種非常確定的有效性——而且因為更加盲目，所以就更為確定——消除其威脅的份子，亦即我們不無猶豫、亦不無危險地分發到監獄、感化院、精神病院或精神分析師診所的人物。以上這個論調，大約便是本世紀初的一整群歷史學家●1想要證明的說法——如果我們用歷史學家來稱呼他們並非誇大其詞的話。如果他們懂得找出監禁措施和重商政策之間的明顯關連，那麼他們很有可能會認為，這個關連還能進一步支持其主張。也許這個關連將被認為是唯一有嚴肅意義的和唯一值得考察的對象。他們當時應該要能但卻沒有指出，瘋狂的醫療意識的形成是建立於什麼樣的社會感性背景之中，而且兩者間這麼重大的關連，使得未來要決定監禁或解放的時候，這項感性還會扮演調節者的角色。
事實上，這樣的分析預設瘋狂的全套心理配備是永遠不變的，只是人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終於找出其中的真相。這樣的分析認為這個真相從幾世紀以來，不是被人忽視，至少也是被人誤解，到了古典時代，人才開始模糊地去掌握它，把它視為家庭的解體、社會的混亂、國家的敵人。而漸漸地，這個最初的感知開始組織起來，最後終於在醫療意識中達到完美；使得過去尚被視為社會適應不良的現象，終於可以被當作自然的疾病。這裡的假設乃是一種直接演化的模式：社會經驗轉變為科學知識，群體意識在暗中進展，直到成為實證科學：前者只是後者尚被包裹的形態，像是它在幼兒期的牙牙學語。社會經驗作為一種模糊近似的知識，和知識本身具有相同的性質，而且已在朝向完美的道路上邁進。●2而且這麼說的理由，來自知識對象先於知識存在的事實本身，因為對象是先受到初步認識，然後才由一項實證科學加以嚴格地掌握：如此，知識對象具有非時間性的穩定性，不受歷史影響，其真相過去只是處於半睡眠的退隱狀態，直到有一天，實證性將它完全喚醒為止。
然而，我們不能確定，瘋狂真的是在不變的一致性當中等待精神醫學的完成，以便由幽暗的存在進入光明的真理之中。另一方面，我們也不確定，即使把它想成一種隱含的方式，監禁措施的對象就是瘋狂。我們最後也不能確定，在古典時代初啟之際，現代世界重新使用隔離這個非常古老的手勢，其目的是想要除掉那些以「社會適應不良分子」姿態出現的人物——不論他們之所以變得如此是自發的突變也好，或是原種的變化也好。我們在十八世紀的受監者之中，能夠找到類似當代社會適應不良分子的人物，這是一個事實，但這個事實很可能只是結果：因為這樣的人物之所以出現，便是來自隔離這個手勢本身。在十七世紀中葉左右，這個人物在所有的歐洲國家都受到同樣的待遇：當這樣的日子來到時，這個人便被驅逐他的社會當作異鄉人，而且被認為無法符合社會的要求；由這時候起，他便成為一切監牢、一切收容所、一切懲罰不加分辨的候選人——而這一點使我們精神感到極大的舒適。但在實際上，這樣的人物，只是由許多排拒圖式（schéma）重疊而成的產物。
這個放逐的手勢和那孤立痲瘋病患者的手勢一樣粗魯；但它的意義，也和前一個手勢相同，不能從結果中去尋求。過去人們之所以驅逐痲瘋病患者，並不是為了遏止傳染；在1657年左右，巴黎百分之一的人口之所以受到監禁，也不是為了要擺脫「社會適應不良分子」。這個手勢無疑具有另一深度：它並非孤立那長期被習慣所隱藏、未受認識的異鄉人；是它創造了他們，是它改變社會景象中的熟悉臉孔，將他們改造為誰都再也辨認不出來的古怪模樣。它甚至使得異鄉人（l’Étranger）出現在人們尚未預感其存在之處；它拆散了原有的脈絡，去除了熟悉感；透過這個手勢，人身上的某一事物被放置在人力所不能觸及的遙遠之處，並在我們的地平線上無限地後退。簡言之，我們可以說這個手勢便是異化（aliénation）的創造者。
以此意義而言，重塑這個放逐過程的歷史，便是進行某種異化程序的考古學。問題因此不在於確定是哪種病理學上或治安上的範疇受到此一措施處理，因為這種提問法預設此一異化早已存在；我們需要知道的是，這個手勢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完成的，也就是說，我們要去探尋：在它所形成的整體之中，有哪些操作在彼此制衡？遭受同一隔離措施、一同被流放的人們，又是從哪些不同的地平線上出發的？當古典[時代之]人對一些最習以為常的側影開始失去熟悉感，而且過去存於它們和他自己形象之間的相似性也開始喪失的時候，這位古典人，究竟在他自己身上經歷著什麼樣的體驗？如果這個政令有其意義——現代人便是透過它，在瘋子身上看到他自身真相的異化——那是因為遠在現代人把它據為己有，並把它拿來當象徵使用之前許久，這一塊流放的場域便已形成。不僅瘋子被流放其中，在他四周還有許多其它面孔。然而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它們和瘋子之間並無關聯。這個場域在現實上，乃由監禁空間所圈圍而出；它的形成方式，應該可以向我們指出瘋狂體驗是如何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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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的所有土地上，大禁閉已經完成。然而，在城門之旁建造的這些流放之城，是誰住在其中呢？和關在那兒的瘋子們作伴的、好似一家人的、使他們到了十八世紀末很難由其中解脫出來的這些人物，究竟是些什麼樣的人呢？
1690年在硝石庫院進行清點時，計有三千人口。其中大部份是貧民、流浪漢和乞丐。但在不同的「分區」（quartiers）裡頭，卻有一些成份多樣的份子。他們的監禁不藉由、或不能僅藉由貧窮來作解釋：聖狄奧多羅區有四十一名女囚徒，由王室逮捕令送入監禁；強制拘留所（maison de Force）住著八名「初級女犯」（genses ordinaires）；聖保羅區住著二十位「老弱的女人」；瑪德蓮區有九十一名「變得幼稚或殘障的老婦」；聖日內納耶夫區則有八十名「變得像小女孩的老婦」，聖勒維治區有七十二名癲癇患者；聖伊萊爾區則分配到八十名變得幼稚的婦人，在聖凱薩林區則安置六十九名「體格不良及畸形的女嬰」；女瘋子們則根據她們只是「心智脆弱」，或是間歇性發作，或是暴烈瘋狂被分別安置在聖伊莉莎白區，聖約翰娜區或是黑牢裡。最後，有二十二名「無法矯正之女」，因為她們之所如此被命名的原因，被送到到矯正所去了。●3
以上列舉只是個例子。比塞特院中的人口也是同樣五花八門，繁複到使得所方在1737年嘗試將分區簡化為五大「用」（emplois），以便作出合理的分類：第一「用」包括拘留所、黑牢、牢房以及單人牢房，用來關那些被王室逮捕令送來坐牢的犯人：第二及第三「用」則保留給「好窮人」和「大、小痲痺患者」，精神錯亂者和瘋子則被關在第四「用」；第五「用」聚集了性病患者、康復中的病人、受懲戒的青少年犯。●4 1781年霍華德去參觀柏林的勞動之屋時，他看到的是乞丐、「懶人」、「騙子和放蕩者」、「殘障和罪犯，貧困的老人和兒童」。●5一百五十年來，在整個歐洲，監禁發展著單調的功能：糾正錯誤，減輕痛苦。由1650年到突克、華格尼茲和匹奈的時代為止，屬靈聖約翰兄弟會（les Frètes Saint-Jean de Dieu）、聖拉撒爾修會成員、伯利恆院（Bethléem）、比塞特院、德國懲戒所的監護人員，一直在名冊上登記著監禁體制冗長單調的經文：「放蕩者」、「白痴」、「浪子」、「殘障」、「心智錯亂者」、「放縱者」、「孽子」、「揮霍無度的父親」、「妓女」、「無理智者」。●6在他們每個人之間，並沒有什麼指標可以顯示出他們之間的差異：都是同樣抽象的侮辱。病人受到監禁，瘋子跟罪犯被混在一起，這個狀況要在未來才會令人震驚。目前，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項整齊單一的事實。
現在，他們之間的不同對我們來說十分清楚：把他們混淆在一起的模糊意識，對我們來說，像是因為無知而產生的效果。然而，這個意識是一個正面的事實。在整個古典時代裡，它都在表現一個具有原創力又無法化約的體驗。它所劃出的領域，對我們來說是奇異地封閉且無法穿透的；而且，當我們想到那裡就是現代瘋狂的第一個故鄉時，其中的沉默顯得特別奇怪。想去知道那看來像是無知的東西，我們要詢問的不是我們的知識，而是要去質問這項體驗本身，看看它對它自己知道些什麼，看看它在過去怎麼樣陳說自我。那時我們就會知道，瘋狂當時的親屬為何。而瘋狂雖然逐漸擺脫了他們，卻沒有完全斷絕如此危險的親屬關係。
因為監禁不僅扮演負面的排除者角色，它還扮演了正面的組織者角色。其中的實踐和規則，構成了一個具有整體性、一致性和功能性的體驗領域。在一個統一的場域中，監禁聚集了某些人物和價值，而在它們之間，先前的文化卻未曾覺察出任何類似之處。監禁以難以覺察的方式，讓他們和瘋狂靠攏，於是便為一種體驗——我們的體驗——作出準備。在這項體驗中，這些人物都像是已經被歸入精神錯亂的領域之中。要建立這些親近關係，其條件是要完全重組倫理世界，要在善與惡、接受和譴責之間劃出新的分界，也要為社會整合建立新的規範。監禁只是這項深度工作的表面現象罷了，而後者和古典文化的整體融在一起。實際上，某些體驗曾為十六世紀接受或拒絕，形成明確的說法或被棄置在邊陲地帶，現在，十七世紀將它們重新處理、組合，以一個單一的手勢將它們放逐出去，使它們在流亡之中與瘋狂毗鄰而居——如此便形成了非理性（Déraison）的一體化世界。這些體驗，我們可以概述說它們觸及所有範圍：比如性慾和布爾喬亞家庭組織的關係，比如褻瀆神聖和新宗教儀式及神聖概念間的關係，比如放蕩無羈（libertinage），也就是自由思想和激情的體系之間正在建立的新關係。這三個體驗領域和瘋狂一起，在監禁的空間之中，形成一個同質的世界。而且未來就是在這個世界之中，精神錯亂會得到我們現在所認知的意義。到了十八世紀末，某些「放蕩」思想，比如薩德那樣的思想，和妄想及瘋狂有所關連，將會變成自明之理——這是未被明顯說出的自明之理之一。人們也將會同樣容易地承認，魔術、煉金術、瀆神行為，甚至性欲的某些形態，都和非理性及精神病有直接關係。以上這些都會成為瘋狂主要徵象，成為其最基本的顯現。但要在我們今日的目光中形成以上所陳述的意義整體，古典主義所進行的大變動卻是有其必要的。由此，瘋狂和整體倫理體驗領域間的關係，便將受到重大調整。
(摘錄自«古典時代瘋狂史»第3章 懲戒與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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