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假如統嗣兼繼之說成立，那麼世宗即位的合法性又在哪裡?楊廷和等人雖很快認識到這一矛盾，並上疏含糊其辭：“武宗皇帝親挈神器授之皇上，名號雖兄弟，而實猶父子”，實在是欲蓋彌彰。而既然明世宗即位乃奉武宗“遺詔”，何況正德十六年九月自願退位而群臣又不准，那麼無論議禮的哪一方都不得攻擊皇帝沒有合法性，而必須默認這個前提。這一點我們從明世宗每次下詔總要不厭其煩地提及自己的即位乃是本著“兄終弟及”的原則，由“皇兄”親授，便可了然。由此也可以看出，楊廷和執意把朱厚熄過繼給孝宗，本質上並非為了死去的孝宗立嗣，而是為活著的張太后保留一個“母儀天下”的尊號。從來祭祀死人是為了生人，在這裡又得一證。
然而，無論大禮議的根本動機及其背後的權力運作如何，都不該忘記，至少在形式上，那仍是一場以儒家內部不同觀點為背景的學術論爭。而綜觀議禮兩派的理論基礎，大禮議實際表現為一種“天理”與“人情”之爭，說穿了，便是作為正統的朱學與新興的王學之間的鬥法。
說楊廷和一派的主流是朱學這一點當無異議，楊廷和的兒子、翰林院修撰楊慎就曾與伺僚上言：“臣等與桂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輩所言者，冷褒、段猶之餘也。””楊廷和本人也說：“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議禮之正，可為萬世法。”凹更無論他的同僚們所引程頤之說了。
眾所周知，自明初以朱子傳注開科取士之後，程朱學說已然成為官方學術的正宗。程朱本人既成了從祀孔子廟廷的賢哲，他們的理論也自然帶有幾分“天理”的意味。因此，儘管濮議與大禮議的可比性值得商榷，但是程頤的“禮，為人後者為之子”這句話本身卻依然有其應有的分量，並從理論上構成了對議禮諸臣的威脅。假若明世宗承認了這是“天理”，那麼他也就無法改弦更張，尊崇所生。因此，重新構造一種學說基礎就勢在必行，以王學為背景的新興的議禮官僚們完成了這一任務，這就是“禮本人情”說。
當然， “禮本人情”並非王學的首創。所謂“聖人緣人情以製禮”、“禮以時為大”早就成了儒 家學者們的口頭禪，更何況唐代以後早已升格為“經”的《禮記》就曾明確指出：“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甚至反對議禮的楊廷和、毛澄等人對此亦直認不諱，所不同的，似乎只是雙方各有自己不同的人情罷了。
不過，用“人情”和“天理”這樣一對概念來大致區分王學與朱學，仍有其客觀的意義。事實上，儘管迄王守仁為止，宋明理學家仍然把“存天理，滅人欲”作為共同的目標，但理學與心學之間卻仍有著巨大的分歧。同一個“理”，前者定義之為“性”，乃天命所賦予；後者則定義之為“心”，是良知的朗現。前者需即物外求，後者靠反身自得。相較而言，心學無疑更能彰顯主體的自為精神。落實到實踐當中，理學家重視規矩格套，不失綱常軌範；心學家則講究因時求變，順乎人情。在這個義意上，說王學更能體會“禮本人情”的微意並不過分。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出生在浙江餘姚一個普普通通的書香世家。從弟子錢德洪等人為他所修的《陽明先生年譜》中，我們看到，“歷世隱德”的上氏家族，除了自稱為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後裔外，並沒有什麼顯赫的足以耀人的先世。六世祖王綱官至廣東參議，明初死於盜賊之手，高祖王與準以相術知名，曾祖王世傑“躬耕受徒，以養其母”，環堵蕭然，以陶潛自況。正是從這一代起，王家才勉強算得上書香門第。 所謂“有媯之後，五世其昌”，到了王守仁父親王華這一代，居然峰迴路轉，中了個狀元。而此前，據說當王華年僅20歲，還是個諸生之時，才名已和後來官至少傅的內閣大學士謝遷（木齋）不相上下，文采極受提學張時敏的賞識，對二人“並以狀元及第（奇）﹝期﹞之”，從此名聲大噪，“故家世族爭禮聘為子弟師”。張時敏的延譽，除了預示他有望進入仕途，擺脫平民身份；再就是標誌著他已成為名流認可的八股文高手，可以開門受徒，收取更多的教資。當王守仁出生時，王華已為浙江方伯寧良之子做過家庭教師，生活想必是大大地改善了。 由於母親早亡，祖母溺愛，父親忙於科舉，幼年的王守仁得以自由成長。這種近乎放任式的教育經歷，王守仁後來懷念不已： 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 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而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 沾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 矣。 這樣的教育思想無疑是高明的。然而不容諱言的，由於疏於教導，少年的王守仁也曾流於紈絝。為人“和易善謔”，日與群兒為戲，鬥雞走狗糜所不為。而且頑皮成性，天真爛漫，17歲與諸氏夫人成親之日還偷跑出去，與鐵柱宮道士對坐養生，樂而忘返。 另一則逸事很能說明他的性格。13歲其母鄭太夫人死後，繼母對他極為冷遇。由於浙俗好巫，王守仁便對一名神婦威逼利誘，使之極言生母鄭氏顯靈，欲治繼母虐待先子之罪，那以後，繼母對他極好，勝於己出。這個事件不知是否出自偽託，然而就刻畫守仁形象而言卻是真切的：王守仁後來之所以好兵法，喜權謀，都和他這種詭譎多變的性格密不可分。 夏言為人豪邁才高，“縱橫辯博，人莫能屈”，但同時也是弄權的高手。他揣摩明世宗之心，早知他不希望大臣結黨，“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帝以為不黨，遇益厚”。而既然要摧抑議禮新貴之朋黨，那麼除了在更定祀典之際繼續為世宗鳴鑼開道，以保持寵信不衰之外，還勢必需要形成自已的嫡系力量。在謀求重新起用“大禮”得罪諸臣未果之後，開始把目光轉向新生力量的培養。於是“會當選庶吉士，不能無所徇”。這種明日張膽的舞弊行為，招致了王守仁的學生、刑科都給事中戚賢的尖銳批評，二人從此勢不兩立。 嘉靖二十年太廟發生火災，又一個政治上整人的藉口出現了。戚賢立刻上書“自大臣以下極言論列”，同時薦舉聞淵、熊浹、劉天和、王畿、程文德、徐樾、萬鏜、呂柟、魏校、程啟允、馬明衡、魏良弼、葉洪、王臣， “皆被廢與疏遠之人”。向當時的朝廷大員夏言、郭勳等人公開挑釁。從戚賢這份薦舉的名單來看，大概為求公正，也包括魏校、程啟允等對王學不利的人物，但是王學中人所佔比例仍然極為可觀，尤其王畿、程文德、徐樾、馬明衡、魏良弼、王臣都是王守仁弟子中的有名人物。這一點被夏言抓到了把柄，除了明指王畿為偽學，而且刻意揭出朋黨一說，稱戚賢“偽學小人，黨同妄薦”，以此來激怒世宗。明世宗果然大怒，於是把戚賢貶為山東布政司都事，所有被薦者都被奪俸。第二 年，時當官員考察，夏言又特別授意南京考功郎薛應旃，把聲名顯赫的講學家王畿乘機革職了事。 夏言指王畿為偽學，更像是一場純粹的政治事件。但令人感興趣的是，把王畿置於察典的薛應臍，卻同樣是王門中的有名人物，更是晚明東林學派的鼻祖。假如注意到這一點，那麼這一事件到底反映了王學在其自身演變過程中的那些消息? ，王守仁是浙江餘姚人。但是，當弘治十年26歲以後，除了偶一歸省之外，他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家鄉以外度過的。先是京師，繼而龍場、滁州、南京、江西，所到之處，聚徒講學，尤其是平定南、贛盜匪與宸濠之亂後，更是聲譽鵲起，成為具有全國性影響的人物。不過，或許是由於交通不便，家鄉的人雖然偶爾也知道王守仁在外闖出了大名，但是在鄉親們的心裡，王守仁卻仍然是年輕時的那個紈絝子弟。這樣的印象甚至一直持續到王守仁正德十六年歸越以後。 當嘉靖時期偽學之禁盛行的時候，工守仁和他的弟子們假如說在此時還有一個難兄難弟的話，那麼這個人物便是陳獻章江門心學的嫡傳湛若水。 湛若水無疑是明中葉具有創造性成就的理學家之一。他的“隨處體認天理”的講學宗旨，相較于乃師陳獻章“靜中養出端倪”，少了一分禪宗，多了一分理學的味道，是明代心學發展中重要的一環。同時，由於久歷閒官，位居清要，生平所建書院極多，“相從士三千九百有餘”，在新學的陣營中，駁駁與同時倡道的王守仁中分天下。 除了在47歲那年(正德七年，公元1512)作為冊封的使節出使過安南，湛若水一生中沒有擔任過太多與社會實踐有關的職務。和王守仁相比，他更是一個純粹的學者，既沒有王守仁那樣高超的實踐才幹，也沒有他那種赤身擔當的行動勇氣。儘管其學說的本身並不乏新銳穎異之處，但是在為官為宦的幾十年中，他給人更多的印象卻是依阿取容，苟延度日。 前面已經提到過中世紀判斷偽學的兩個標準：一是看學者本人的理論與實踐是否一致，二是看學說的本身是否為名教所能羈絡。換句話說，違背了後者的，可視做“真小人”；違背了前者的，則屬於“偽君子”。這種評判的標準不僅是政治上打擊別人的理由，同時也是社會輿論的基本尺度。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在提倡偽學之禁的人物中，不時有品格上堪稱“君子”的衛道士出現，便不必感到過度的憤激，一概以“假道學”為之歸類。 和王畿“四無說”本身所導引出的，後學的任情恣肆不同，湛若水所要隨處體認的“天理”並沒有擺脫他那個時代程朱理學框架之下，綱常名教的基本軌範。從這個意義上說，湛若水之所以被視做“偽學”，除了可能有的政治因素之外，原因只能是他在當時人的眼中，是個言行不一的偽君子。那麼，他的真實形象究竟如何呢? 增城湛氏的始祖名叫湛露，元大德間做過德慶路治中，隨即定居在增城的沙貝鄉，那以後一直是當地士紳中的頭面人物。或許是因此之故，其孫湛懷德，也就是湛若水的高祖，值元末天下大亂之際還擔任過地方上的“保障頭目”。當時元政府的統治能力逐漸萎縮， “凡為保障一鄉頭目者，得專生殺”， “保障頭目”趁機擁兵自重，變成當地的土皇帝。洪武中，湛懷德眼見元帝國大勢已去，識時務者為俊傑，於是極力協助明政府削平鄰境蘇有興等人的反抗，換來了新王朝對其家族勢力的某種默認，“時近地皆以降民充戍，獨沙貝鄉免，至今賴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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