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二手徵求有驚喜
安陽發掘與中國古史問題（摘錄）
一、安陽發掘之經過
安陽的發掘不是偶然發生的一件事；這是曾經在中國的學術界，醞釀了很長期的一段時間，方實行的一種計畫。
民國14年，王國維教授，在清華研究院開「古史新證」一課，力倡「二重證據法」，他說：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份，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
這一時期，王氏所指的「地下材料」，仍以有文字者為限，但所代表的更重要的一面，實為中國的史學界，接受了「地下材料」這一觀念。這一觀念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滿清的末期；自光緒二十五年己亥起，河南安陽小屯村出土的龜甲文字，已漸為國內的經史學界所重視；到了民國初年，龜甲、獸骨的收藏，不但成了中國金石學家的一種特別嗜好，更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注意。甲骨文的研究，漸漸地蔚成了治中國古文字學的人們，不能忽視的一種新興的項目。在這一進展中，王國維教授的貢獻，最為特出；所以當他在講堂上提倡二重證據法時，安陽的發掘已經是我國進步的學術界所公認的一種緊要的，急待進行的工作了。
在那時，近代考古的訓練，已開始輸入中國的大學；所以田野考古工作，在心理與技術方面的準備，可以說已完成於民國15年左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在民國17年；傅斯年所長就職後，他為研究所擬定的第一課題，是提倡科學的考古。他所作的最早的一件事，就是派編輯員董作賓，到河南安陽小屯村去調查甲骨文的遺址。這一調查的開始，算是為安陽發掘建立了一處田野考古學的據點；而科學化這一田野工作，卻是經過了一種長期的努力，方完成的。最初一段堅苦的奮鬥，表面上是政治性的；但實際上，大半是社會性的；結果卻以學術的意義最為重大。若把當時的情形作一簡單的分析，安陽發掘所引起的初期糾紛，可以說是起源於古董商的「自衞」；他們為了要保護自己私人的利益，不惜用種種的手段，來破壞學術性的考古。甲骨文在當時的古董行業中，是一項「熱門貨」，具有高價值的貿易品；市場又是國際性的。販賣這種貨品的古董商，雖把它的學術價值計算在內，但也只是因為這一估計法，可以抬高它們市場價值而已。若是要作純學術的田野考古工作，只有政府的主持，方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安陽發掘初步的成功，可以說靠著三種政府的力量。
1. 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傅斯年先生的主持：沒有他的主持，這個計畫根本就不會拿出來。
2. 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的倡導：沒有他的提倡，這一件事的重要性就不會有人認識。
3. 中央政府對科學事業的積極輔導政策：國民政府主持教育文化事業的若干負責人的積極支持，矯正了河南省政府最初不合作的態度，方使這件事情順利地進行而有所收穫。
安陽發掘所遭遇的早期糾紛及其經過，是我們學術界一件值得記錄的事；因為它不是簡單的地方與中央之爭。同時，它也代表了兩個不同的學術觀點；而中央政府是以近代純學術的立場，處理這一糾紛的；安陽發掘所以能繼續下去，也是靠著這一正確的立場。
所謂純學術的觀點，又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較容易說明。進步的學術界認為要把古器物的研究，建置在純學術的基礎上，第一件事情要作的，必須把私人的愛憎完全放棄，這是辨別古器物的客觀價值以前，必須作的一種工夫；也是地下的古物，應該完全歸公的理論基礎。就法律上說，這應該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但是熱心把這件事促成的社會人士，卻是不多。所以我們促請政府宣布古物國有的《古物保存法》是費了很多的時間，才達到這一目的的。第二層意義，為「地下材料」這一觀念，應由王國維氏的定義，加以擴大。考古學家必須根據現代考古學的定義，把「地下材料」再作一番新的界說，即：凡是經過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資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類歷史的資料。這一觀點，實為殷墟發掘團全部同仁，所接受的基本觀念。安陽發掘第二次的田野工作，就是根據以上兩個觀念，組織進行的。這一新觀點，更為繼續在安陽發掘的十三次田野工作人員所遵守，直到日本人發動七七事變，這一工作方才中斷；故實際的田野工作，前後共繼續了，只有九年。
二、安陽發掘以前現代考古學在中國境內之收穫
所謂「現代考古學」的收穫，我們暫以田野考古工作得到的成績為限，並從這一部份說起。在方法與經驗上，中國區域內早期提倡的田野考古，得力於地質學及古生物學最多。民國17年以前，在北洋軍閥時代，北京已經成立了一處地質調查所；這是以調查國內礦產的儲藏為主要目標的一個政府機構。這一機構的設置，因為最初幾位主持人的遠見，促成了大學內地質學研究的風氣。地質學會的創辦，是這一路的研究興趣發展的結果。同時美國洛克裴勒基金會捐款在北平創辦的北京協和醫學校，雖是以醫學教育為目的，但對於醫藥有關的學術研究，尤其是人類本身的分化和演變，以及中國民族之體質作了甚大的努力。這兩個機構提倡的科學研究，加以若干私人組織的學術團體之興起，聯合地努力，他們對於早期華北的田野考古，推進了若干極有成績的工作。
上說的各種考古成績，因它們的性質不同，所引起學術界的注意，是頗有等差的。其中最為中國史學家感到興趣的，為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現，尤其是民國十年前後華北一帶出現的彩陶文化。這一早期文化，立時引起了中外學術界的大量注意。因為這一史前文化的出現，暴露了埋藏在地下極豐富的考古資料，也開闢了尋找新史料的一條新途徑。注意的焦點為遺址中出土的現代考古學命名的陶器。在「陶器」中，有數目很多的一類，完全符合經史紀錄中所稱述的陶器，如鬲、鼎、斝等三足器。與這些經典式的古陶同出土的，另有一種引起了國際注意的陶器，即考古家所說的彩陶。彩陶的表面上帶有不同顏色繪製的花紋；花紋的內容大半是幾何形的，但也有動物形的。這種彩色陶器，根據近代考古學的發現，分布區域甚廣，由中央亞細亞向西直到歐洲的多瑙河畔，自19世紀末期以來，陸續地為田野考古家大量地發現了。等到安特生氏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第一次注意到這一類的實物時（1921），彩陶已經是世界史前史的一項重要資料；因此黃河流域的彩陶文化，立刻就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密切注意。
不過那時華北一帶的考古發現，尚有同等重要的資料；但它們出土的數量不多，沒有得到中國史學界的關切。這一批資料包括兩種考古工作的收穫。一為河套一帶出現的舊石器時代的文化；發現這一文化的人為天津北疆博物館的桑志華與德日進兩位神甫。另外一件，就是到七七事變時已吸收了全世界科學界十餘年注意的周口店的化石人了。在專家的研究計畫中，這兩件事情的重要，都遠超過新石器時代文化以上；但是在中國史學家的心目中，直到現在為止，總以為這些問題，距離中國歷史太遠了，頗有些「難稽」之感。
地下出現的資料是否重要，重要到什麼程度，自然都是很大的問題。站在中國學術史的立場看，這些發現的真實影響，為由這些新問題的新認識，中國史學界對於史料之範圍及採集史料之方法，產生了一種革命性的變化。「地下材料」這四個字，取得了一種全新的、很具體的內涵。中國的史學界，已漸漸地相信，人類歷史開始的一段―這自然包括中國上古史的部份―不能以文字的紀錄為限。不過上古史究竟應從何處說起咧？這就應該看我們所得到的地下資料，來作我們裁判的根據。
2025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