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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之下

正如我們看到的，「怪物主旨情節」如此受歡迎且強大，原因就在於，雖然不一定準確，卻鼓勵我們相信我們和故事中的英雄一樣，比起他正在對抗的這個（實質上）不人道、自私的怪物，擁有更高的道德品格。
但如果我們試圖將這個情節配方應用在現實世界，會發生什麼事呢？從偵探、律師、法院工作人員到基層員警，那些在刑事司法體系中工作的人，會頻繁的與犯下可怕罪行的人接觸。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直覺反應往往是將這些罪犯視為非人類的怪物。但這樣的框架到底是有幫助，還是會造成反效果呢？
勞倫斯．艾利森教授，他以禿頭和留一撮長長的灰鬍子著稱。穿著隨性的衝浪連帽衫，說話輕聲細語，但這種風格反而強化了他的權威感。他之所輕聲細語，是因為他本身就充滿權威，沒必要大聲疾呼。採訪艾利森這位或許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審訊專家，確實令我有點緊張，但他的從容冷靜馬上就讓我感到放鬆。我們在他北威爾斯的客房裡親切聊天，他右肩上方還掛著一隻巨大的藍鯨玩具，使他看起來完全不像刻板印象中的警方審訊員。很快我就明白，這正是他想傳達的──「眼前這個人會坐在你對面，背後是有原因的，不會只是因為他們是「壞人」，如果你對這點不感興趣，就無法成為一位好的審訊者6。」
想像一下電影中警方審訊的場景：審訊官大力敲打桌子，對嫌犯大喊大叫，一邊威脅他，一邊辱罵他是「一坨屎」，甚至還會打他（影集《反恐任務》中的傑克．鮑爾大概是最為人所知、最惡名昭彰的代表）。事實上，這樣的場面直到近期也與現實相去不遠。在英國直到一九九二年，才通過所有審訊都必須錄音、所有嫌犯都有權要求律師在場的強制性法律，起因是此前有兩起引起高度關注的司法誤判案件。在美國，直到二〇〇九年才由歐巴馬總統簽署行政命令，禁止使用水刑（往嫌犯臉上灑水以模擬溺水，就如同勞勃狄尼洛主演的電影《特務風雲：中情局誕生祕辛》中所描繪的那樣），以及其他所謂的「強化審訊技巧」。長久以來大家都知道這類技巧往往會導致不實的供詞7，那為什麼這麼久以來，警方還是堅持使用這些技巧（有許多地方甚至今日仍在使用）呢？
當然，答案就在我們從小就耳濡目染的「怪物主旨情節」，就連偵探們也和我們一樣不例外。嫌犯是個非人類的怪物，純粹而簡單。問他為什麼要做那些事情毫無意義，除了純粹的邪惡以外，沒有人能提供任何合理的解釋或理由來解釋這種惡劣罪行。偵探是個英雄，做著上帝的工作，為了正義與善良奮力戰鬥，無怪乎某種類型的偵探（艾利森的說法是「那些狗屎般的傢伙」）喜歡「傳統」的做法。但問題是，你真的那樣做的話，會發生什麼事？以下引述自艾利森的警方反恐偵訊文件中節錄的嫌犯供詞原文：8

「你不知道你們政府有多腐敗，如果你不在意，那詛咒就會降臨你身上。」
「審訊的目的不是要你按部就班的完成你那小檢查表，然後你就被摸摸頭表揚。如果我發現你只是在照規定辦事，我們就不用再談了，真誠一點吧！」
「告訴我，為什麼我應該要回答你？你問我這個問題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審訊者：「我問你這些問題，是因為我需要調查發生了什麼事，還要知道你在這些事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不對，那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理由。我問你的是，這跟你有什麼關係？」

對抗，只會築起一道牆。艾利森出版過一本講述家庭關係的書，他舉了一個更貼近家庭生活的例子：如果你那青春期的孩子違反了門禁，你選擇質問他，他多半會爭辯，直到你們其中一個、或兩個人都怒氣沖沖地離開。這跟面對嫌犯相同，如果你強逼他們要說出他們所知道的事，他們只會保持沉默。
艾利森心想：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或者，準確的說是艾利森一家在思索。艾利森和他的妻子艾蜜莉，他們在工作上也是一對搭檔，艾蜜莉有諮商專業背景。夫妻倆很快就意識到，這跟審訊之間的交集比他們原先想像的要多，在這兩種情況下，目標都是讓受訪者開誠布公，去談論他們不想談論的事情。相似之處還不只於此，尤其是成癮諮商，早期運作方式都跟過去老派的警察審訊一樣，「輔導員」會訓斥客戶的成癮問題，希望迫使他們正視這個問題。當然，實際上會發生的狀況是，客戶會反抗、憤然離去或閉口不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史蒂芬．羅爾尼克和威廉．米勒兩位心理學家，他們提出了所謂的「動機式訪談法」。動機式訪談法的概念是透過建立信任和共情，而非對抗，引導客戶能放鬆的開口，甚至想要分享他們的故事。
艾利森夫婦想知道，這種方法能否應用在警方審訊上，他們很快就發現這方法比傳統的諮商輔導更有效，於是開發出「以融洽關係為基礎法」（rapport-based），顧名思義，是要和嫌犯建立互信關係。這不只是「親切」以對（正如艾利森教授不屑稱之的「卡布奇諾與擁抱」），那只會顯得虛偽，當然，嫌犯心裡也明白，你大概並不認同他們（聲稱）做過的那些事。
「共情是想像力，而非溫暖」，艾利森教授對我說。這並不是要去喜歡嫌犯，而是去「想像」成為他是什麼感覺，表現出對他們的故事真心感到好奇，並坦率承認他們沒有義務要對你吐露任何事。艾利森跟我說，唯一接近這種風格的虛構審訊者，是一九七〇年代的電視劇偵探可倫坡，他謙遜低調、開著老舊的寶獅汽車，和如同他註冊商標般的好奇心（「我還想再多問一件事……」）。看看當之前那位審訊恐怖主義嫌犯的審訊者，被一位使用融洽關係而非對抗方式的審訊者取代時，會發生什麼事。

審訊官：「我們逮捕你那天，我相信你有意圖殺害一名英國士兵或警察。我不知道那天發生了什麼，也不清楚你為何覺得那麼做是必要的，或是你希望透過那樣做達到什麼目的。這些事情只有你知道，某某某（嫌犯的名字）。如果你願意，可以告訴我，如果不願意，也沒關係。我不能強迫你告訴我，也不想強迫你。我只是希望你能幫助我理解這件事。你能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嗎？（展示空白筆記本）你看清楚了嗎？我甚至沒有列提問清單。」
嫌犯：「這畫面太美了。由於你對我懷著體諒與尊重，好的，我現在就告訴你。但這只是為了幫助你，了解這個國家真正發生的事情。」

這些小故事雖然有意思，但實際數據又是怎麼說的呢？二〇一三年，艾利森夫婦和研究團隊發表了一篇論文，總結了多年來的研究成果9。這個團隊觀看了四百一十八份恐怖行動嫌犯的審訊影片，這些人最終都被判有罪，然後將審訊者的技巧一句一句歸類。審訊者的態度是對抗性的（帶著批判、諷刺、教條、居高臨下、公式化、不信任、攻擊性）還是建立融洽關係的（不批判、尊重、有信心、支持、謙虛、信任、溫暖）。他們也將嫌犯的回答歸類，以評估「審訊產出」的成果，也就是嫌犯提供了多少可用作證據的資訊。其中包含了與能力相關的資訊（嫌犯是否有足夠的能力犯下這項罪行？例如，製造炸彈的技能）、動機的資訊（犯下罪行的原因）和機會的資訊（他們是否在合適的地點，合適的時間犯行？），以及關於其他人參與情況、地點和時間的資訊。
研究結果非常明確，審訊者使用越多建立融洽關係技巧，從嫌疑犯那裡得到的「審訊產出」就越多。此外，艾利森夫婦及團隊發現，即使是少量的「不當審訊者行為」，也就是儘管只失控個一兩次，「審訊產出」都會明顯降低。這裡能得的教訓是，如果把自己設定為在對抗邪惡怪物的英雄，那就註定失敗。只有避免將嫌犯「怪物化」（要謹記，這些人最後全都被判犯下嚴重的罪行），而是將他們視為「人」、與他們建立連結才能成功。
在刑事司法體系，採取「怪物化」的框架是災難性的。我說災難並非比喻，實際上是真的會導致喪命。那些聽起來枯燥無味的術語「審訊產出」，其中隱含的事實是──如果你身為審訊者，並將嫌犯「怪物化」的話，你就是在降低獲取最終可能讓他們被定罪、並被關押的資訊，同時增加他被釋放、再次殘害他人的機會。

劇情反轉

但如果我們想到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邪惡時該怎麼辦呢？比如希特勒和納粹？就像本章一開始出現的虛構怪物，他們毫無悔意的殺害了數百萬人，極端奸詐與不誠實（好比希特勒撕毀了與英國首相張伯倫和蘇聯的史達林簽訂的協議），他們恐嚇全人類、威脅全球數百萬人的生活。自始至終，如同其他數不清的獨裁者，希特勒正是利用怪物主旨情節配方，將自己及支持者描繪為英雄，反將完全無辜的受害者描繪成怪物。希特勒和納粹究竟是如何辦到的？他們為何能成功扭曲這套主旨情節呢？
在尋找這個答案時，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著名的「服從行為研究」（Behavioural study of obedience）是個有用的起點，這是自一九六〇年代至今仍非常重要的心理學教科書。10

從一九三三到四五年，數百萬無辜的人依命令遭到系統性屠殺。他們建造毒氣室，設有守衛森嚴的死亡集中營，「製造」出的每日「屍體配額」，效率就像在量產機械設備。這些不人道的政策，也許只是起源於一個人的思想，但若不是有大量的人員服從命令，根本無法大規模的執行。11

米爾格蘭真正關心的，不是去理解希特勒和納粹高層的動機，而是成千上萬名執行命令的低中階親衛隊（Schutz Staffel，簡稱SS）軍官。這個問題在一九六三年特別受到關注，也就是米爾格蘭發表研究報告那年，哲學家漢娜．鄂蘭同時也出版了她備受爭議的著作《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書中分析了一九六一年在耶路撒冷舉行的阿道夫．艾希曼審判，這位納粹軍官負責規劃將猶太人送入死亡集中營的任務，艾希曼聲稱他只是「服從命令」。就算我們完全接受這個自我辯護的理由，卻也跟以色列一九五七年的「黑旗法」有衝突。該法律要求士兵拒絕執行「明顯非法的命令」，這類命令本身應如黑旗般高掛，警示著：「禁止！這是刺眼且令人心生反感的非法行為」12。鄂蘭的分析是因為提出了「平凡的邪惡」一詞而引發爭議，她主張，艾希曼「從未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因為他無法「從他人的角度思考」。13鄂蘭在一九七一年的後續文章中寫道：「這些行為是怪物般的，但執行者，至少是正在受審的那位，非常有效率的執行者，卻極其普通、平凡，他既非惡魔，也非怪物」。14許多人對這觀點感到憤怒，正如我們稍後將更詳細探討的，近年研究顯示，艾希曼不僅知道他在做什麼，更對自己的任務帶著一種扭曲的自豪。
米爾格蘭這項著名的研究目的，是以實驗方式探究「只是服從命令」這種辯護是否具備任何正當性。那些對潛在受害者毫無惡意的普通人，真的會以如此痛苦的方式傷害他們嗎？甚至用的是可能致命的電擊？
相信我不需要告訴你，答案是──「會的，他們真的會這麼做」。米爾格蘭的實驗不僅經常被心理學教科書引用，更深入文化中。當受試者被研究團隊要求施加痛苦的電擊給一位（假的）參與者，作為一項（假的）學習和記憶研究的一部分時，每個人都照做了，電量會一直加強到（假的）電擊器標有「三百伏特：劇烈電擊」的標示。隨著電壓逐漸增加達到三百六十（極度強烈的電擊）和四百二十（危險：嚴重電擊），有幾個受試者退出，但大多數受試者（四十名中有二十六名）一直堅持到最大電壓四百五十伏特（只簡單標示為「XXX」）。
現在，大多數心理學教科書在談到米爾格蘭的研究時，其實都有些誇大。雖然許多教科書上說，受試者當時相信這些電擊是致命的，但實際上，實驗前有明確告訴他們：「雖然這些電擊可能極其痛苦，但不會造成永久性的組織損傷」，如果有人提出疑問，也會再次提醒他們這一點。此外，根據對當年問卷調查和訪談的兩份新分析（一份發表於二〇一七年，另一份於二〇一九年），發現許多撐到最高電擊電壓的受試者，並不是真的相信那套虛構的說辭（或至少在事後聲稱他們其實不相信）15。因此，就像許多教科書想讓你以為的那樣，受試者在心理實驗中會冷血處決對方，這件事絕對不是真的（至少我們應該懷疑可信度能有多高呢？）。不過真正的事實是，受試者的確毫不猶豫的對他人施加極為痛苦的電擊。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件事，是因為二〇一六年有一項米爾格拉姆實驗的再驗證研究，這次使用了真實的電擊16。而且，為了確保大家都知道是真的電擊，正式實驗開始前，所有受試者都在「校準階段」中親自體驗了電擊。
然而，大多數心理學教科書，和其他廣為流傳的版本，其實真正誤解了米爾格蘭的研究重點。普遍的說法是，大多數受試者之所以願意對他人施加痛苦（甚至是致命）的電擊，只是因為有權威人士（有時是「穿著白袍的人」）告訴他們要這樣做。這解釋其實暗示著「只是遵命行事」的辯護站得住腳，也就是，即便是友善、正常的人，也可能因為盲目服從命令而做出壞事。
但重要的是，這並不是米爾格蘭本人的解釋，他對研究結果的詮釋，其實更為細緻入微：

從表面上看，這項實驗旨在達到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即推動學習與記憶的知識發展。服從並不是他們的目的，而是個體在這種情境下，將服從視為一種有意義的、有其功能性的手段。受試者可能無法看清完整的意義，但他們都能「合理假設」實驗者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實驗者向受試者保證，施加的電擊是「痛苦但不危險的」。因此，他們也假設這只會對受害者造成暫時的不適，而認為實驗帶來的科學成果則是長遠的。
此外，實驗是由聲譽卓著的耶魯大學贊助，並在其校園內進行。這讓他們可以合理推斷，參與人員都是專業且值得信賴。現在正透過在紐哈芬以外、且未透漏與該大學有任何關連的一系列實驗，來研究這個背景權威的重要性。17

後續實驗改在康乃狄克州橋港市市中心進行，結果正如預料的一樣，受試者的服從率明顯降低。身為在康乃狄克州的夏令營工作期間，曾分別造訪過橋港市和耶魯大學的人，我可以證明，這兩處簡直天差地遠。
其中隱含的意思非常明確，在原本耶魯大學研究中，參與者之所以表現出高程度的順從，是因為他們相信那套虛構的說法，真心認為這場「學習和記憶實驗」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儘管他們對實驗目的可能只有模糊的理解，但這裡有一位耶魯大學的教授向他們保證，這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那麼他們當然相信是真的有。從這個角度來看，「順從」可能不是最恰當的詞彙，受試者絕不是因為「有人要我這樣做」，就隨波逐流的違背自己的理智判斷、被動的順從，而是在他們承受了極大不適的情況下，仍然選擇參與這個他們堅信目標相當有意義的科學計畫。
在米爾格蘭的實驗中，之所以參與者的行為如「怪物」一般，並非他們變成了「邪惡的化身」，而是因為在他們內心深處，想要成為「善」的參與者。按照實驗要求執行，以推動科學發展的理想，這也是他們申請參與實驗（並因此得到報酬）的原因。18
回到艾希曼的審判，這其中意謂的，其實是他和其他中階納粹軍官都不只是服從命令，真正可怕的是，他們是真正贊成、並支持納粹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當然，我們難以從實驗室研究直接推論到現實世界，但在這個案例上，我們無須「推論」。二〇〇四年發表了一項針對艾希曼的詳細研究，發現在他平靜和官僚的外表下，藏著對納粹主義的狂熱。19接受審判前，他對於自己殺害數百萬猶太人並不感到懊悔，反而是悔恨自己沒有殺掉更多猶太人。甚至是當他覺得那些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萊在內的上級對這個計劃不夠投入時，還會挑戰或違抗他們。最可悲的是，艾希曼將自己投射進一個扭曲的「怪物情節」中，在那套故事裡，他是英雄，而猶太人是怪物。
誰會相信這樣的事情呢？答案在於「主旨情節」的力量，正如我們在本書所見，這些主旨情節既可以被用於善，或者如上述情況，被用於惡。我們都很熟悉的是，早在實行駭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之前，納粹早已散布大量的種族主義洗腦宣傳。艾希曼的案例提醒我們，種族主義洗腦宣傳，不只是恐怖行動的序幕，也不只是相較於死亡集中營之下的一些侮辱或罵人的言詞，而是整個恐怖計畫的根基。這台死亡機器之所以能夠啟動，是因為希特勒向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所有人，推銷了一個扭曲、是非顛倒的情節框架，在這個情節中，納粹是英雄，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族群等他們大屠殺的對象則是怪物。正如茱莉亞．蕭在《邪惡》一書中所指出，他們鼓勵納粹獄警其將自己視為「英雄」，因為他們能夠承受親眼目睹所有的恐怖場景。20就「怪物」這方面，納粹的反猶太洗腦宣傳幾乎照本宣科按照「怪物」模板操作，猶太人被描繪成純粹的邪惡、自私自利的化身，是對整個民族及生活方式本質上的威脅，是人類的扭曲變異，即「次等民族（Untermenschen）」，或者完全不是人類，而是害蟲或昆蟲。他們把猶太人描繪成狡詐不值得信賴，擁有陰影般、近乎神祕的力量。有一份洗腦宣傳報紙《衝鋒報》，甚至聲稱猶太人為了宗教儀式所需的鮮血，綁架並殺害基督教小孩。一本名為《毒蘑菇》（Der Giftpilz）的童書，將猶太人描繪成毒蘑菇，是為「人類型態的魔鬼」。
「掌控情節」是現代常用術語，甚至有時因為太流行成為一種嘲諷用詞，但納粹深知，掌控情節，便是掌控一切。基層軍官和許多普通德國人之所以追隨納粹，不是因為他們毫不思考、或只是「按照命令行事」，而是因為他們某程度上，被納粹推銷的情節說服了。「怪物情節」是極為強大的情節，如果我們要在現代防止這種暴行，就必須對任何試圖將某群人視為「英雄」，將另一群人視為「怪物」、並支持英雄去克服怪物的情節保持警覺。

美滿結局

在怪物故事中，一位出乎意料的英雄（代表讀者，也象徵人性中一切高貴品格的人物），徹底擊敗了一個怪物般的怪物，一個不僅奸詐、狡猾、背信棄義，而且實際上不是人類的惡人。這個怪物不只威脅到我們的英雄，還有整座城市、王國或是物種。英雄不只是在拯救自己的性命，還代表所有人發動戰爭。幸好，英雄最終（其實是必然的）擊敗了怪物，大多是使用了某位神祕的武器工匠提供的魔法武器。於是，英雄可以自在享受他的獎勵，通常是跟鎮上條件最好的未婚女子牽手成婚。這是虛構故事的版本，但倘若應用在現實生活上時，「怪物主旨情節」卻能夠以三種截然不同的方式，成為推動人類進步的催 化劑。
首先，從正面的角度來看，採用「怪物情節」框架，在與成癮對抗時會特別有幫助。如同我們在克勞蒂雅．克利斯丁的故事中看到的，這樣的情節避免了責怪受害者，並將成癮正確定位成怪物，將受害者定位成英雄，英雄必須徹底擊敗怪物。這也讓我們看到，就像虛構的怪物故事，英雄不能只憑勇氣或力量就取得勝利，而是需要一把魔法武器。在克利斯丁的案例中，就是納曲酮注射劑，能夠如魔法般立刻擊敗怪物。
大多數情況下，「怪物主旨情節」會用來當做人類進步的催化劑，從示範什麼不該做，來引導我們（在這個方面，怪物跟伊卡洛斯一樣，是主旨情節配方中的例外狀況）。無論你是個審問恐怖分子嫌疑犯的偵探，或者，更多時候就跟大部分人一樣，是一位正與叛逆青少年爭吵的家長，都很容易陷入「怪物主旨情節」的誘惑。然而在這一章我們學到的教訓是，這麼做只會適得其反。無論你的目標是，從嫌疑犯那裡獲取有用的資訊，還是改善你家裡那位青少年的行為，一旦進入你是英雄、對方是反派或怪物的情節，你也必會走入失敗。這絕不容易，對審訊人員來說，可能需要幾個月的訓練，但只有在能夠拋開怪物主旨情節，試著從對方的視角去理解，成功才會到來。你不必了解他們的動機，更別說同意他們了，但你必須保持好奇，為什麼在他們的心中，他們是英雄，而你才是怪物呢？
怪物主旨情節作為推動人類進步催化劑，第三種，也是最後一種方式，是當作一個警示故事，猶如立起一面警告的紅旗。我們必須時時警惕將無辜者塑造成怪物的手法，例如納粹將猶太人刻畫為「次等民族」，甚至編造他們殺害基督教兒童、以利用他們的血進行駭人儀式的謠言。令人震驚的是，這種右翼的煽動話術，在全球各地蔓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那數十年，根本無法想像英國首相稱移民為「蜂群」（正如卡麥隆在二〇一五年所說的）21，或是支持率領先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二〇二三年的川普。）（譯注：川普已於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再度當選美國總統）談論移民「正在毒害我們國家的血脈」22，或者將對手稱為「害蟲」23，然而，我們已見證了這一切。當然，我們也可以將這種事情視為只是一次的措辭失當，但「怪物主旨情節配方」清楚呈現了，為什麼這樣看待極其危險。因為，這不只是在貶低對方，而是在「建構情節」。一旦你接受了這個情節，說穿了，就變成「白人美國人是英雄」，而「移民是怪物」的情節，對這些「英雄」來說，這種判斷既快速、邏輯又很順，還讓他們可以合理化自己的武裝、對「怪物」發動戰爭。這不是揣測，而是已經發生的事，武裝的憤青組織如驕傲男孩、誓言守護者和長期巡邏美國—墨西哥邊境的亞利桑那邊境偵察隊（Arizona Border Recon）都是。24人道主義團體看見供水站遭到破壞，這對在邊境沙漠中迷失方向的移民而言，就等於被宣判死刑；但在怪物情節的框架下，這種扭曲的邏輯卻很合理，畢竟，英雄的目標是殺死怪物，而不是給他水喝。由此，納粹的教訓告訴我們，為什麼我們應該警惕這類「怪物主旨配方」的情節框架，並且無論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只要它露出那張醜陋的嘴臉時，都要堅定地挑戰它。

影響之下

正如我們看到的，「怪物主旨情節」如此受歡迎且強大，原因就在於，雖然不一定準確，卻鼓勵我們相信我們和故事中的英雄一樣，比起他正在對抗的這個（實質上）不人道、自私的怪物，擁有更高的道德品格。
但如果我們試圖將這個情節配方應用在現實世界，會發生什麼事呢？從偵探、律師、法院工作人員到基層員警，那些在刑事司法體系中工作的人，會頻繁的與犯下可怕罪行的人接觸。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直覺反應往往是將這些罪犯視為非人類的怪物。但這樣的框架到底是有幫助，還是會造成反效果呢？
勞倫斯．艾利森教授，他以禿頭和留一...

目錄
０１
故事背後：主旨情節配方
The Inside Story: Masterplot Recipes
正因為把人類經驗的本質濃縮到極致，主旨情節幾乎無所不能。我們被情節操縱，也利用情節來操縱他人。原因為何？答案是，虛構與現實世界的情節會不斷相互強化。

０２
探尋
QUEST
為什麼必須離開並重返，才能找到「聖杯」？移動到不同的地方，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我們，讓我們打破慣性，去找到在家中無法獲得的「聖杯」，即使，聖杯其實一直就在家裡。

０３
解謎
Untangled
當我們記取教訓，優先思考光明而非黑暗、輕鬆傻氣而非嚴肅認真，心靈感性而非大腦理性，並追隨我們那（夠好的）夢想時，解謎這個主旨情節，就可以成為人類進步的催化劑。

０４
伊卡洛斯
Icarus
伊卡洛斯藐視自然法則，妄圖像鳥兒般飛翔。即使從表面上來看，這是個最令人沮喪的情節配方，卻也能讓我們在喚起的同情中找到意義，甚至幫助我們直面生命中最沉重的經歷。


０５
怪物
Monster
只有在能夠拋開怪物主旨情節，試著從對方的視角去理解。你不必了解他們的動機，更別說同意他們了，但你必須保持好奇，為什麼在他們的心中，他們是英雄，而你才是怪物呢？

０６
世仇
Feud
我們都曾有過那種，不知為何被迫與他人競爭的感覺。如果你有兄弟姐妹，而且假設你沒有像該隱那樣殺害他們，你一定對那種為了爭取愛與關注而彼此競爭的感受不陌生。

０７
弱勢者
Underdog
弱勢者的故事之所以會成為人類進步的催化劑，是因為這觸動了我們最根本的信念，我們相信這個世界，應該是有道理可循的。我們無法承受，一個沒有一步一步戰勝大人物的世界。

０８
犧牲
Sacrifice
自殺炸彈客算是在「犧牲」嗎？答案可能是的，如果將「犧牲」理解為，一種不完全出於無私的利他行為，而是要讓孩子吃飽穿暖，一種透過幫助血親，來讓自己感覺良好的行為。

０９
深淵
Hole
比起正面資訊，人們更傾向尋找並關注負面資訊。即使證據明顯，但人類總是很容易相信自己正身處深淵。政客都很清楚，激勵支持者的方法，就是承諾將所有人從深淵中拯救出來。

１０
你的人生故事
The stories of your life
我希望啟發讀者，讓你不只能運用主旨情節達成你的人生目標，也能在最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中，發現生活的意義。無論你選擇什麼框架，這都是你可以按照意願運用的人生故事。

致謝Acknowledgements
注釋Notes

目錄
０１
故事背後：主旨情節配方
The Inside Story: Masterplot Recipes
正因為把人類經驗的本質濃縮到極致，主旨情節幾乎無所不能。我們被情節操縱，也利用情節來操縱他人。原因為何？答案是，虛構與現實世界的情節會不斷相互強化。

０２
探尋
QUEST
為什麼必須離開並重返，才能找到「聖杯」？移動到不同的地方，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我們，讓我們打破慣性，去找到在家中無法獲得的「聖杯」，即使，聖杯其實一直就在家裡。

０３
解謎
Untangled
當我們記取教訓，優先思考光明而非黑暗、輕鬆傻氣而非嚴肅認真，心靈感性而非大腦理性，並...